去年底，我在哥倫比亞波哥大的街頭撞見了燈光黯淡、裝修老舊的蘭芳餐館。眼見波哥大入夜後雨勢越來越大，老闆又殷勤攬客，最後我還是決定進門，點了一份綜合雜碎（Chop Suey mixto）。
南美的中國餐館系譜很耐人尋味，背後大概都是不同的離散路徑。
從厄瓜多、秘魯一路往南，一直到玻利維亞和智利，中國餐館一般都被直接叫做「Chifa」，不知道到底字源為何。到了哥倫比亞，「Chifa」這種說法卻很少見，而且菜式名稱還經常帶有美國中式餐館的影子，比如這裡菜單上的 Chop Suey，在美國唐人街的餐館裡也很常見。
老闆問我哪裡來的。「早說你是台灣人嘛，這樣說國語就行了。我以為你是泰國人。」
以一個中國餐館老闆的角色設定來說，他的語氣有點太過高亢熱情，但他濃濃的廣東口音還是讓我稍稍安心了些——廣東人開的店，至少應該不會太差。
沒想到我錯了。炒飯的米粒，嚐起來像放了八年半的儲備軍糧。雜碎本體倒是堪食，該勾的芡也沒有少，但和紐約華埠的餐廳相比，還是天與地的差別。
綜合雜碎（Chop Suey mixto）。離開哥倫比亞幾個月之後就是農曆新年了，但我卻沒有過年心情，天天只是刷著手機螢幕，看著對岸的肺炎疫情瞠目結舌。
肺炎疫情爆發之後，《華爾街日報》因為使用「東亞病夫」這個歷史辭彙指涉中國，在國際間引起了軒然大波。不過「東亞病夫」當然是個意象到位的雙關語（畢竟得了肺炎當然是個「病夫」──姑且先不計較「夫」這個字的性別涵義），但終究不太政治正確，也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然而弔詭的是，「東亞病夫」其實本就一直都是一個和中國的「復興敘事」綁在一起的符號：正是那種帝國殞落、從天朝核心變成「半殖民半封建國家」的家道中衰的恥辱感，在推動著中國人的復興想望。
之所以使用「半殖民半封建國家」這個名詞，是因為這個詞彙帶有道道地地的馬克思主義色彩──殖民和封建，本就都是共產主義要打倒的敵人。但身為一個台灣人，我其實是在上了大學、讀了中國出版的簡體書之後才知道這個說法，於是也才發現，原來「復興」這個詞，在海峽兩岸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概念。
對於身在「自由中國復興基地」的台灣人來說，我們被灌輸的「復興敘事」裡所要打倒的對立面，其實是共產黨的中國，要恢復的則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體制、「被馬列主義摧殘殆盡的中國文化」，以及國民黨對中國領土的治權。
然而對於新中國的大陸人而言，那個復興敘事的對立面，卻是「被外國勢力割據控制的孱弱的中國」，要恢復的則是更抽象、更宏大的國族概念，以及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位置。
台北的南京復興捷運站。（圖片來源：維基百科）不過別誤會，這個車站的命名沒有政治意涵，純粹只是剛好因為車站地點位於南京東路和復興北路的交叉口而已。不過這些街道之所以會以中國城市命名，當然還是有特定的時空背景和政治意涵的，但那是另一個主題了。
有趣的是，這種復興敘事不只牽動了中國人的想望，也牽涉了兩岸政權的競合均勢，以及海外華人認同的錨固對象。
去年許多海外中國人／留學生因為反送中事件而在外國街頭抗議、民族意識高漲的時候，我正好在讀 Philip A. Kuhn 的 Chinese Among Others（商務印書館出了中譯本，書名叫《華人在他鄉》）。和時事兩相對照，這本書越讀越有意思。
Kuhn 在書中特別強調海外華人和原鄉的連結，指出過去的華人其實不太有「移民」的概念，始終認為自己有朝一日要落葉歸根，因而只是短暫居留的「僑民」。
我去年也剛譯完一本關於美國華人鐵路工的專書，作者就在書中提到，許多華工當年就算客死異鄉，也要把遺骨運回故鄉，導致美國很多華人會館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太平洋上運送華人遺骨，其業務量之大，大概可以乾脆成立一間「太平洋殯儀公司」。
這種和原鄉的強大連結、沒有覺得自己「要永久移民」的現象，和今天很多因為各種原因，想要取得美國護照的華人很不一樣，也和當年美國境內的其他歐裔移民不同。（不過與原鄉連結這點，似乎也可以拿來解釋，為何今天東南亞和韓國的華人這麼討厭台獨ＸＤ）
真要說起來，在美國的移民之中，還有在和「原鄉」保持強烈連結意念的，或許就只剩下猶太裔的移民了（雖然他們連結的可能更多是以色列這個想像中的「原鄉」）。
此外，Kuhn 似乎也同意，過去的海外華人並不是帝國擴張的工具，和因為殖民事業而散佈各地的西方移民不一樣，只是一群「沒有帝國的商人」，因此不論到哪裡，都是當地政權喜歡合作利用的對象。
這種「移民無害」、「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論點，也經常被現在的中國政府挪用，拿來安撫西方人對於「中國人隨處可見」的焦慮。
然而矛盾的是，華人移民在今日的國際角力之中，的確也經常在為中國政府扮演中介角色，比如去年中國和索羅門群島建交之前，當地的華商便是穿針引線、資源挹注的窗口，而中國官方也曾明確宣示，海外華人就是推行一帶一路的重要資源，可以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
斐濟街頭，一個歇業中的中國餐館窗上貼滿了當地的中文報紙。不過綜合 Kuhn 的這兩點觀察，以及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我聯想到的卻是另一個問題。
不論是在韓國做田野，或是在其他地方旅遊時，我遇過不少在海外定居的中國人，雖然他們的居留身份不一，有些合法、有些非法，但大多都有個共通點：非常支持中國政府和習近平。
記得有次我在埃及同時認識兩個中國背包客，一個來自湖南長沙，一個長住杜拜。聊天時我問起他們對中國政府的看法，結果長沙人不斷搖頭嘆氣，認為國內的政經狀況很糟，也不看好中國的未來；在杜拜定居的那位恰好相反，不但支持中國政府，也看好中國未來國勢。
這種「海外樂觀、國內悲觀」的現象，似乎呼應很多人觀察到的現象：居住在海外的中國人，好像往往更加「愛國」、更支持中國政府。
我也不只一次聽到華人餐館的老闆和我說，「現在中國有錢了」、「現在中國人受尊重了」，彷彿是毛澤東當年在天安門上大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巧合的是，義勇軍進行曲也在高唱「起來」，大概也是中國人習於想像自己「被壓迫、被迫蹲低」的來源之一。（西方有充滿東方主義色彩的「Asian Squat」這個說法，但中國或許也有自己的東方主義和復興敘事——「Chinese Squat」。）
於是我總想，海外華人的愛國情緒，或許也和華人移民內蘊的屈辱意識有關（不論來源是從小被教育的史觀、或是在海外生活被歧視虧待的遭遇），而過去往往在客居社會從事底層職業的華人，似乎也更容易將個人處境和自己的國族身份扣連在一起，將自己在社會階層中攀爬的想望，投射在國族地位的「晉升」之上，似乎也算從另外一個角度呼應了孔恩的觀點。
再說，海外華人遠離原鄉，幾乎不用承擔中國政府的高壓統治與負面影響，卻恰好也是最能直接因為中國崛起而感到「地位提升」、分享崛起紅利的一群人——如果他們不愛國，還有誰更適合愛國呢？
照這個邏輯來看，如果想要解決海外華人的國族主義衍生的問題，貶低中國體制、嘲笑中共專制都是沒用的，因為那種被「看低」的感覺，或許正是這種國族主義的源頭之一。
蘭芳餐館的老闆與他的父親。於是我想起蘭芳餐館的老闆。
當天晚上，我是餐館打烊前的最後一個客人，於是他自己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來和我交代身世。
原來老闆的老家是廣東中山，一九八一年離開中國時，只帶了五十美元，一句西班牙語都不會。他一開始因為簽證問題，只能在加勒比海岸的巴蘭基亞落腳，先是在雜貨店打了三年工，然後又被中山的老鄉介紹到委內瑞拉的馬拉卡波打工。
當年委內瑞拉人有錢，瞧不起中國人，經常用「Chinito」（小中國人）這種蔑稱叫他。
「後來委內瑞拉不行了，總統想搞共產主義，搞得經濟亂七八糟，現在還得靠中國援助。現在你說自己是中國來的，都很受尊重。」說著，他比了比廚房裡的白人員工，說他現在雇用的都是從委內瑞拉逃來的「經濟難民」。
到了九〇年代，他積攢了一些資本，決定離開委內瑞拉、回到哥倫比亞，最後在波哥大頂下了這間歷史悠久的蘭芳餐館。到現在，他都還在使用前任店主留下的收銀機，據說至少已有七十年的歷史。
老闆在店門口還掛著毛主席的頭像；每當有人問起，他都會說毛主席就是「他的父親」。「哥倫比亞人都認識他，對中國人也都很敬重。再說，中國菜好吃嘛，本地人都愛來，不像日本菜，價格貴、份量小，又難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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