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唤醒的热情与"八九六四"带来的失望
法广：从个人经历来讲，您其实是在中国大陆出生，您父亲在解放之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企业被没收，您母亲因为信教，被送进了劳改营。您在1957年和部分家人流亡香港，然后在香港就学、创业。很多香港人的都是有相似的经历。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走出文革，改革开放的时候，您决定回大陆，去内地创业。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袁弓夷：那个时候呢，我们听说"四人帮"被抓了。（我们）觉得最极端、最左的、最凶的人被抓了。叶剑英出来，把邓小平捧上来。邓小平骗了全世界，说改革开放。就是说，认错了：以前做得不对，将来要跟全世界开放……大家都相信了邓小平。不单是我，香港人、台湾人、美国人、日本人，全世界都相信了。包括中国的老百姓，（虽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大饥荒等，但还是基本上相信了。
他（邓小平）的政策也很厉害：大家一起发财。 那么，一发财，就什么都忘了。所以，基本上我是第一个，真的是第一个：1977年我就把我的一个工厂送到广州，在那边帮我加工手表。那个时候，我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表（企业）。
法广：中国在走出文革差不多十年之后，1989年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争民主学生运动，就是"八九六四"。这场运动其实对香港的震动也非常大。您当时人是否在香港？面对北京所发生的事件，您当时是怎么想的？有没有想过：也许到大陆发展可能是个错误？
袁弓夷：可以说，我们的觉悟不高，真的觉悟性不高。当然我们觉得很惨痛，在天安门广场这么大的伤害。从来没有听过（政府可以）这样对自己百姓。我那个时候跟北京有很多生意上的来往，在北京认识的人很多，很多是高官，有政治局的，有中央委员会的，没有一个不反对邓小平这样（六四镇压）做的。（他们）很同情（学生）。（当时）整个北京市都同情学生。那时，我也帮了不少人。我叫他们把他们的中国护照拿到香港来，我到美国领事馆，我跟美国领事馆关系很好，帮他们办好了签证，然后带回北京，让他们从北京直接去美国。 所以也算是帮了一点忙吧。
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美国做得很不好。说我怪邓小平，倒不如说我更怪美国人。邓小平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不放权。这是他的本性。 但是美国人不应该这样做。
不管怎么样，那次之后，我就不在中国投资了。以前，他们曾叫我做芯片（我是他们第一个找来做芯片的，在八零年代）。我跟他们在香港合资做芯片。后来我在北京的几名工程师在硅谷被抓，说他们要偷美国的技术……所以，八九六四之后，我就不在中国投资了。
法广：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的时候，您在香港吗？
袁弓夷：不在了。我1997年搬到美国去， 在曼哈顿住了十年。
法广：在中国没有再投资了……
袁弓夷：应该说，还是有关系。那个时候，中国的官员都会到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去拿一张文凭。他们都经过纽约。我们上海人很好客，我就请他们吃饭。 我都认识他们。但是，大家来来往往，不再做生意了，就是大家谈谈啊，聊聊。所以我对北京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们说：回来中国看看，我们现在起飞了……所以，在2006年，我就决定回中国看看。那个时候也觉得形势还是不错，正准备迎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法广：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达到了一个最高点。此后就年年走低……
袁弓夷：对对对。八九六四让香港人对中共的政权很失望。那个时候，他们也分出来了什么是中共，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所以，香港人从那时起，每年都在维多利亚公园组织烛光晚会，因为香港人觉得（镇压学生）不对。这证明香港人对是非看得很清楚。但是也没有办法。
其实，八九六四之前，香港人那时候知道英国人要把主权还给中国，香港人已经希望可以争取到普选——立法会和特首双普选。这其实也是基本法承诺的，中英联合声明里边也答应的。直到今天，我们香港人还在希望有双普选。
双普选：一再拒绝兑现的承诺
2024年也是香港青年一代为要求北京中央政府兑现特首及立法会双普选诺言，而发起的雨伞运动10周年。但青年学生在市区和平静坐79天并没有令北京中央政府做出任何让步。5年之后的2019年，时任特首林郑月娥推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点燃港人雨伞运动无果而终而压抑的怒火，也更激发港人争取双普选的决心。但港府对百万港人和平集会队伍表达诉求置若罔闻，港警越来越暴力的手段更让香港社会的矛盾白热化，令这场反送中运动陷入暴力循环。
法广：关于普选，香港从刚开始通过议会陈情、要求，到2014年发生以学生为主的雨伞运动。五年之后，2019年，又发生反送中抗争运动，社会紧张关系出级。但是从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的形势急转直下。 您个人在雨伞运动的时候，好像相对比较低调，但在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变得非常积极，主要走国际路线游说，寻求美国的支持。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袁弓夷：我很支持雨伞运动。 那个时候，他们的要求其实不高。本来在«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的保证里，2007年-2008年，香港应该就有双普选了。怎么知道他们会忽悠这批民主党：给（他们）几个特别的立法会议席，就把（双普选）推迟了七年。学生们很直接： 答应我们推迟到今年有双普选。 所以就要（当局）交货出来。共产党那个时候推三推四，说"一国"比"两制"重要！那么就又不来了。孩子们就发起雨伞运动，其实就是要求兑现双普选（承诺）。但没有得到结果。
到2019年的时候，年轻人很直接，他们不会受共产党忽悠。而且那个时候，香港比较高薪的职位都给了红二代、红三代，他们在香港都是（进入）最高薪的投行或律师行等。那些工资一个月二十万港币的职位，都给国内来的皇亲国戚们占了。所以香港的年轻人感觉：我们的钱都给你们拿了。所以他们就要站出来，其实也是为自己的将来，要争取当家做主，要有普选，不可以听任共产党不断地渗透。那个时候，香港的媒体，除了«苹果日报»之外，基本上全部给它（中共）收购、控制了。大家都看到前景非常不好。
当时，特首林郑月娥又提出一个送中条例。这是怎么回事呢？（2015年）中共绑架了铜锣湾书店两个老板（一个从泰国，一个从香港被绑架了回去），因为他们准备出一本书："习近平跟他的女人们"。到底这本书存不存在都没有人知道。但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的公安部长孙立军被派来管香港。绑架铜锣湾书店老板就是他下令的。另外还有在（香港）四季酒店绑架肖建华在四季酒店。
（这些）绑架当然不合香港法（律）：没有经过法庭，怎么可以这样绑架呢？！我们那个时候的特首林郑月娥为了迎合它（北京）、拍马屁，就想立法，这样就不用绑架了，我帮你送回去……这样的话，整个香港的司法独立就被破坏了：可以今天送肖建华回去，明天就可能送我回去……于是香港人就站出来。要知道，我们（香港）是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但是在大陆，尤其是公安，根本没有平等的：我要你自由你就自由，我要你没有自由就没有自由，是它说了算。反送中运动就这样开始了。我也参加游行，我都有参加。
后来，共产党没有办法了，放弃那个送中条例。他们意识到：原来香港人这么厉害，过一百万人上街！
再来就是区议员的普选。香港人拼命去投票，就好像是很自然的普选一样去投票。怎么会想到，这一下（泛民主派得票）80%、90%！共产党知道这次不得了了，如果真开放普选的话，它输定了，政权保不住了。所以他一定要关掉（阻止）。国安法就是这样来的。国安法之后，最近又有"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其实，讲来讲去，意思就是：香港的名誉我不要了，面子我也不要了，自由、法治、民主、普选都别谈了， 就是按我们共产党的方法来做！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即使在共产党之后，香港也需要至少三代人才能重建
法广：香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外界看作是一座专心做生意专心赚钱的城市，对政治好像并不关心。这些年，无论是雨伞运动，还是反送中运动，都反映港人其实政治热情非常高。但是，从2020年的6月30号开始实施的国安法，还有2024年3月通过的基本法第23条，香港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社会的自由空间明显缩小，普选就更没有希望。但是香港人有没有可能，在创伤稍微平复之后，再回到一种只低头做生意不问政治的状态呢？香港有没有可能在重创平复之后，重新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经济中心呢？
袁弓夷：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因为，金融中心也好，贸易中心也好，没有好的法律保证根本就不会发生。香港为什么能成为一个世界金融中心？比如那次蚂蚁金服要（在香港）上市，计划集资三百多亿美金。但实际上投资人送到香港去投这个IPO的钱有几十倍多，是计划数字的几十倍：需要抽签的。这么多钱涌进香港，相信你什么？相信你的法制。如果你一下子把它卡死，钱无法回头的话，就没有了。现在你知道了（从）中国拿钱出来有多难？存钱在银行，想拿几万块钱出来都要派出所批准！共产党什么都做得出。 但几千亿美金到了香港准备投蚂蚁金服这个IPO。相信你什么？相信香港的法律！仅此而已！现在还敢不敢？不敢了！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了！以后全世界投资的机会很多，比如买AI的股票等，很多赚钱的机会。为什么要冒险到香港？冒政治风险、法律风险 ？而且，中国这么多变：（如果）今天突然之间决定打台湾，那么整个股票市场就挂掉了，就完蛋了。所以没有这个日子了。
香港人的钱也就丢到（损失）七七八八。香港本来最有钱的地产商人，他们的后果和恒大、碧桂园一点区别都没有。他们手里面抓住的是最高品质的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商场、住宅，都是最好的。他们（原来只）出租，不卖。（但）现在全部抓在手里，起码不见了（损失）价值的一半。而且，他们也借了银行的钱，（现在）已经没法还。 因为房子租不出也卖不出，等于是恒大、碧桂园！其实碧桂园还是不错的，但实在（楼）卖不出去就没钱还利息，没钱还（债），它就是这样倒闭的。所以我觉得，香港没有希望了。即使真的没有了共产党之后，起码也还要三代人才可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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