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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5日星期四

吕频:和黄雪琴一起,勇至女性未至之境

撰文:吕频
歪脑 07/24/2024


2024年6月14日,路人们站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外,#MeToo活动人士黄雪琴和劳工活动人士王建兵预计将在此接受宣判。(REUTERS/David Kirton)


编者按:黄雪琴是中国独立记者、女权活动者,也是始于2018年初的中国#MeToo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她曾经发表《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并在中国#MeToo运动中多次帮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与发声。2019年6月9日,黄雪琴参与香港“反送中”游行,并发表记录文章,后以寻衅滋事罪为由被广州公安拘留,在2020年1月17日取保获释,之后长期受到监控压力。2021年9月19日,因在家中组织社群聚会,黄雪琴同好友王建兵一同被广州警方控制,后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逮捕。2024年6月14日,黄雪琴被判5年有期徒刑,她当庭表示要上诉。其友人和社群伙伴在其关押期间持续为其发声,判决下达后,身处海外各地的女权主义者为声援黄雪琴发起了快闪行动。在本文中,女权活动家吕频回忆了她记忆中的黄雪琴与她的抗争之路,以及她留给中国女权运动的启示。


黄雪琴被判五年,将我从浑浑噩噩中惊醒。这么长时间,对她的被捕和坐监,我的心态始终是某种回避,因为没有勇气去想象她正在经历的苦难,处理因她的遭遇而断裂的认知,也拖延承担什么进一步的政治性决定。我的内心戏本来完全不重要。但这篇文章就是想扪心自问,如何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去连接她的遭遇,接受她的教育,并且和她一起将抗争继续下去。


我开始问,为何事情会走到这一步,黄雪琴被两次关押,并且被判这么长的刑期,这在致力于公民社会(主要寻求改进特定群体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人当中是罕见和令人震撼的,在女权者中更是仅有。我相信她配得政治受难者的光荣,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肯定不是偶然,但我不满足于一个英雄冲撞黑暗的叙事,不认她是以政治对抗和牺牲为目的。超越镇压者的逻辑,当黄雪琴说“我的目的从来都不是推翻国家政权”,那不是在一个被指定的罪名下自辩;她的追求不是比推翻政权更大或更小,而是在另一个维度——是为了帮助她人,减少痛苦,以及让社会有变化。在这个维度上,她一定有她个性的成长,选择,转变,决心和意外。所以我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而是“怎样”,在为“怎样”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想同时理解她和运动。


在开始女权行动的时候,黄雪琴和已经身在其中的人并无太多联系,也不是受过很多理论熏陶的人。从我的角度回想,那时的她是一个“圈外人”,而且只是她自己;但是眼界很高,在起点上就是最卓越的策略性行动者。在2017年,她独力开展中国女记者性骚扰状况调研,要把一个行业用#MeToo(当时尚未诞生“米兔”这一简中术语)去审查。因为这个调研而结识罗茜茜,她在2018年年初为罗所作的传播策划,前所未有地用实名曝光,拼上一个女性的真实身份的方式,突破了性骚扰被系统性暧昧的两个痛点:怀疑和回避责任,让人们不得不承认性骚扰发生过,以及被拷问如何回应。


许多中国女性的觉醒时刻在于和一个可感的同类的共情,社群因愤怒而动员起来,而社会也前所未有地被震荡。当然不是罗茜茜和黄雪琴制造了中国米兔,当时的运动是蓄势待发,她们踏在了关键上。然后运动如风暴形成,能量剧增,但在自发的激情的核心,仍是有策略性的推手,不断投放爆点,即使她们的活动不全为人所知。黄雪琴投放的就是她的作品,关于一个个性骚扰事件的深度报道,基于调查和信息收集,以受害者经验为中心,为真相佐证,进而鼓动强烈的道德情感。我认为她最优秀的作品就是能最强有力地拉起运动的,在2018年6月发表的关于中山大学教授张鹏性骚扰的报道《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不但导致了一个胶着个案本身的解决,更在运动已被打压之时,几乎是独力召唤出了一次高峰。


这个最优秀的作品也可能是她对米兔贡献的最后华彩。2018年年中她曾对我说,她选择避嫌外媒,为了能将“这个事情”继续做下去,当然是因为国内仍有空间可权衡。几个月后她就遭遇合法性的不断关闭,没有大众媒体可再发表,她所协作的某资源平台也被迫停止公开活动。然而其结果只是促使她在运动中寻找新的定位,可能不再那么公开引领前沿,但绝对不是淡出。每个活动家都有自己的特质,取向和优势,黄雪琴的背景是记者,定位是独立活动家,而不是社群组织者。她追求“文字的力量”,通过创作和传播去鼓动大众,这样的人,在运动中可以做自己,甚至还需要突出自己。

【图略】记者黄雪琴举着#METOO标语(网络图片)


2018年11月1日我们线下相遇,是在纽约的一个活动上。她意外出现,当即被热情的主办方邀请上台,而她也毫无怯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环境,面对一百多个听众,即兴发挥从个人行动而透视运动全局的阐述。其实那时她正在寻求转向对个案的幕后推动和对行动者的培育。活动结束后,在她和我,两个活动家之间,唯一的和直接切入的话题是对一个当时正在发生的米兔案件的介入。


黄雪琴是南方人,个子不高,一看就充满活力的样子,身板笔直,不追求女人味,没有小动作和小表情。2019年5月下旬我们第二次见面,还是在美国,她自信满满,为大家阐发孵化新人的理想:


“她们想要什么就给她们什么……要技术给技术,要策略给策略,要资源给资源。”


这真的能做到吗?和她相比我更深刻感到的却是运动的贫困和掣肘。我觉得她提出的并非是一个计划而是一个宣言,而这个宣言的重点在于确认她自己的位置。后来黄雪琴也提过,在这一时期有意识到自己能力不足。


北方夏天晚饭时分,阳光仍然明亮,我们几个散漫地走在路上,偶遇街边墙上画着一对巨大的蝴蝶翅膀。黄雪琴当即站过去要人给她拍照,在众人注视下,她变换身姿,绽放笑容,完全自在地展现。那一幕仿佛隐喻,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个充满渴望的女性,一个自由的灵魂,她已经决定在为此追求的路上,没有什么能阻拦她。那几天,她在脸书上写道:“过你想过的生活(live the life you imagine)”。


【图略】黄雪琴在纽约街头的留影(作者提供)

迟至几年之后,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加入和执着于女权运动,其实也有类似的理由。我是为了帮助女性和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但同时,在个人层面,我也是为了反抗社会无时无刻不施压于我的女性宿命,我不想服从规范和黯然无闻,我想要极大的,哪怕无人理解的自由,并确认我内心的真实,而就注定了女权运动对我的不可替代。世代不同,黄雪琴所认为理所当然的,我可能从未拥有,她想成就的,我可能不敢梦想。在同龄的女权者当中,我认为她也是突出的——自信和忠于自我是父权、威权制下女性永恒的功课,更少有人敢于外显,而黄雪琴在这方面起始就不凡,又因投身女权运动而迅速走得更远。


那时她离开美国,赶着去香港参加“六四”纪念,甚至改了机票;在香港又参与“反占中”抗议,曝光于一种新的体验。她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游行观察,就此遭到一连串麻烦,直到回广州后,被以“寻衅滋事”抓捕和监视居住三个月。这当然是因言获罪,也一定和她因米兔而拥有的被忌惮的影响力有关。她是自2015年3月“女权五姐妹”事件以后,第一个被刑事拘留的女权行动者。朋友们震惊,愤怒,无不为她呼吁,但不得不意识到,面对一个日益强硬的政权,我们的运动的广泛和受人瞩目只够让她名声传扬,却不够力量去解救她。支撑我的信心之一是,以她的坚强,这个遭遇绝不至让她没顶。在“Free Chinese Feminists”(一个“女权五姐妹”事件催生的墙外账号)发起的活动中,我看到了一个女权者为她手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个女性不自由,我就不自由”。


这真是一个悖论,为了让女性自由,我们自己却比其他人更多失去自由,更残酷的是,没什么人能同感这个悖论的沉重。获释时黄雪琴即时向社群传递出不屈和鼓舞的信息。回家一段时间后,她突然发了一个简短的朋友圈:“姐回来了!”表明她已经修复完毕,要重装上阵。


【图略】2024年6月1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黄雪琴将在此接受宣判。(REUTERS/David Kirton)

在中国,曾经被监禁意味着贴上异类标签,在相当长时间里无法拥有正常生活。被持续监控,被定期不定期骚扰,被和朋友切断联系,生活和工作被破坏,没有安全感。她多次说过,她从不后悔为香港抗议发声,但代价是巨大和漫长的。很难再介入个案和帮助幸存者了,因为警察总是不允许,幸存者也未必敢接受;也没有办法再在墙内发表作品,即使是匿名。她有不止一次找到很好的“正常”工作,都被警察搅黄了。警察的思路——如果他们有的话——也是不可思议:不给一个人任何出口,这可能吗?而且黄雪琴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仅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精彩。


她开始又一次工作转型,在缺乏同伴,资源和安全性的状态下,靠她主动付出的热情和能力。她寻求继续为助人贡献,这让我意识到,做助人者对她的自我认知是有构成的。她曾提出要给100个人打电话,聊她们说的任何事。这个未成的计划的起因当然是因为她需要,而不是有100个人已经需要她。她更多将支持对象转向行动者,这些人接纳她也需要她。一个曾被她关心过的共友回忆说,她是特别温柔的,非常有耐心和为对方考虑。“温柔”一词和我对她的印象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后来我才想明白,我不是她给与情感劳动的对象而已。有机会和她通话长谈的行动者,可能是身在各种地方,有内在和外在的各种困境,但未曾达到她所经历的程度。


她努力和社群保持联系。在疫情期间火爆一时的Clubhouse,她化名出没。我那时主持了一些女权话题的房间,她几乎总是在,经常发言。我已经记不得她都说了什么,但一点都不夸饰地说,她的发言是让主持人欣慰的那种,显示出她不脱节而且仍有可靠的判断,尽管她不能再公开参与运动。


2020年7到8月我参与组织一次线上女权营,黄雪琴也报名参加,在报名表上自称“一个好奇的行动派、思辩者、写作者”。今日重温,我意识到,在所有那些在线讨论里,她从来没有用她的经历来吸收关注——她把处理创伤的功课留给了自己,沉郁和情绪波动的时刻不可能没有,但面对社群她真的是永远正能量。我感觉她参与这次女权营,部分是为观摩准备组织她自己的培训,这可能也是她积极参与甚至协作构成她罪状的那一系列“非暴力沟通”培训的动机之一?后来大家都看到她发出“十堂课”培训的招募海报,直到读了一审判决书我才知道,那一个漫长的系列活动,全是她独力主导。


她基本上不再为女权运动写作,当然并不是因为她不再了解;她以往总是为行动鼓呼;然而当运动被削弱锋芒,我认为已经不够激起她报道的使命感。她写各种抗争者,尤其是那些被捕的人,迫切地想赋予他们声音,留下他们的光荣,也教育公众。


她住在广州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共友回忆说,去看她的时候,要为受难中的李翘楚做些什么,几乎是她讲的第一句话。2020年12月,她关于李翘楚的长篇报道在墙外发表,可以说是她又一个最优秀的作品,尤其还原了一个青年女权者在追寻“革命与爱”的成长中对男性中心的抗争叙事的持续挑战。这些报道的主题反映了她在这一时期的自我激进化:她拥抱和采访对象共享的政治异类的身份,尽管也记录各种彷徨恐惧,但最终一定要传递超凡的抗争价值。她替李翘楚所作的自陈,其实也适用于她自己:“我有英雄情结,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


关于触发黄雪琴第二次被捕以及作为她的核心“罪行”而被指控的,她在广州合作组织的公民聚会,我知道的是,它被当作一起“要案”而侦查,定罪目标自始就锁定她和王建兵。然而聚会其实并非旨在直接促成任何行动,这是一审判决书也在某处间接承认的。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荒谬:黄雪琴并未意图和实施她被指控的罪行,却被绞进一场过于任性的残酷镇压。尤其是逮捕发生在她赴英留学的前日,自由曾离她那么近,那么近,只有几个小时。如此戏剧性的暴力只有更恶心。但又有哪个受难者曾真正犯罪?荒谬所在并非案中有冤屈,而在于根本就不应该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及其深文罗织。


我想象这个聚会对她而言是:一个可信的社群,在其中她不仅寄托她的价值,还能引领它;给她快乐的生活,有朋友一起唱K,爬山,聚餐,和一连几天庆祝她的生日。在持续被剥夺和被孤立之中,她最大地理解了这一切的意义,她写道:“一个人展现的是良知,一群人则可以提供愿景”,“看到身边每一位伙伴……丰盈热烈地生活着,就是抗争呀,就是胜利呀。”然而这就成了她的罪。


我确实偷偷做着事后诸葛,假想自己处在她第一次获释和第二次被捕之间的那种境况,恐怕不会如她的一些做法。比如,我不会在社交媒体,即使是仅好友可见的脸书上,说我参加了线上的记者会议和线下的分享会, 说我在写稿,即使没有提及具体内容。我也不会去参加那个“非暴力沟通”培训。“非暴力沟通”本身没有任何不对,但那个主办方是“敏感”的。当警察发出警告信号,我会收听和相应调整。我会将低调和自闭视为守住自己核心议程的必要代价。而黄雪琴却不断去连接,去扩展,并且不甘沉默。但这不就是她吗?她有权在任何境况下去做她自己,而且最终也只有她付出了代价。


想象一个姐妹正在受世上最大最不应该的苦,她那骄傲的个性被践踏,她的才华和美德都被困在最逼仄恶劣的环境里,我会有绞心般的难受。我甚至曾帮助过陌生的人,对她却无能为力。而且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时刻刻里,在另一个空间,她还正在承受着。而且五年,真的太久太久,没办法对这个判决说“它很快就会过去”。


我痛恨这政权对女性的毁灭。女性必须有权去追求她们的自由,而且有意义的自由应该是诉诸公共的。然而那些最先将自由的边界推开,和推得太远的人,却命受惩罚,在我看来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她们很少很少能被人所理解,这又是怎样的悲哀。如果曾有对这个事业是否值得的怀疑,那是因为我深知它搭上的是真实的人的流去不回的生命。唯一令我振奋的,是黄雪琴还是那么格外刚强,受了这么漫长的折磨,还不认罪,要上诉。上诉几乎肯定不会减少刑期,但那是她的刚强本身,到这种程度,绝不可能是表演和自我感动,是最真的,几乎让人无法直视。


女权运动仍在继续,尽管它的形态已经和当年米兔初兴时大不相同,不再以行动主义为共识的核心。女权之声被关闭,黄雪琴被捕,弦子案终结……但运动广大,总能超出局部的损失,找到适应性的方向。然而另一方面,运动也被划出了禁界,并且限制了策略,尽管其中许多人对此是不承认甚至不知情的。比如,运动下沉到平凡女性生活方式的抵抗性选择,绝对是运动大众化的极大进步,但另一面却是已经对倡导改变不抱希望和无法触碰。有些人窃窃私语着黄雪琴的遭遇,交换着恐惧,有些人仍然高调,自信比她要高明得多,带着镣铐也能好好跳舞,也一定有人要抹去黄雪琴的错误存在,好全心与体制共谋。对这些人所形成的光谱,黄雪琴其实早就知道,她在2019年6月,第一次被捕之前就写过:


“你们可以不赞成我,可以继续去相信你们想相信的,或继续沉默,没有关系。”


但她的信念是:“我是为你我是为她,我是为更多⼥性站出来。”


还有始终非常重要的,运动是她对自我的寻求:


你们无法阻止我成为我喜欢的我。


虽千万人,吾往矣,自古以来,女性不被允许有这样的信念。这样的极少数人,留下质询,看有多少人能跟上。在中国国内是无法做什么,但黄雪琴的案件,包括她的受迫害和她的坚决反抗,自始都在促进海外青年女权社群的政治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欧陆……许多活动中,都会出现呼吁释放她的环节。那一定是出于内心想说的话,也是尽一种责任。尽管和黄雪琴一样,不是以政治反对为目的而加入运动,然而被她的遭遇所警告和被她所呼唤的人,不得不,越来越意识到女权运动,至少其中最前的一端,已经站在对抗的第一线。而这种对抗,已经无可避免是既关于性别平等,也关于公民政治权利的。在这样的位置上的一种终将完成的自我忠实,就是将政治身份对父权、威权国家的脱壳和自我再造。这对女性来说是尤其难的,因为女性从未被允许过完整的自我意识,只有困居在父权制度内部才能生存,其实这也在相当长时间里导致了女权运动默契般的去政治化状态。


所以黄雪琴留给我们的功课就是,第一,在这极权逼迫的时代,如何更勇敢地拥抱我们的运动的政治,第二,如何同时创造我们个人的公民式的自由。政治化是一条不归路,我指的是,我们的运动可能在抗争中承受太多,却仍然无法改变一个国家,毕竟女性的运动从来都是贫困和边缘的;而对个人来说,未曾有人踏足过的自由很荒凉,很可怕,令人难以忍受。


当黄雪琴被宣判和当庭表示上诉,有些人被带到了(而不是选择了)一个被显著政治激活的时刻。在全球很多地方,6月14日晚上,一些人夜不能寐,因此在第二天就决定必须做些什么。当最早看到她们想说的“只要黄雪琴不自由,我们就不自由”这句话的时候,心中一度不安,我不知道这些年轻的女权者是否意识到,这是承诺了多大的承担。这些人没有公开她们是谁,除了她们是住在纽约,波士顿,多伦多,西雅图,伦敦,东京,旧金山,温哥华,华盛顿DC,在地女权小组的成员。


在那个周末,她们走到最繁华的城市中心,在时代广场,涩谷,太空针塔下……鼓动她们为亲手制作的巨幅,为黄雪琴呼喊。那些照片和视频震撼了我,让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事实上就在此刻,当再次回想这些年轻人是多么无畏,明知长臂镇压的恐怖,却敢于身体性地站到前沿,我真是泪流满面。而且女性的呼喊是多么珍贵,因为她们从来都不被允许。这些人用这次行动宣示了一个政治性的决定,被她们感召,我也不得不和她们一起走下去。我意识到,她们正在为运动开创又一个阵线,在“润”成为显学,将离开中国当成一种替代性的政治逃避的时候,她们所昭示的,却是要用跨国性生成新的抗争空间。


在监狱内外,国境内外,极权都尽量让我们的生命匮乏和没有意义。正因如此,我们是必须要去反抗的。这些日子以来,黄雪琴在最困顿的条件下,仍每天都在努力活出她的生命,那我们也要。和黄雪琴一起,勇至女性未至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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