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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6日星期五

管见:新桂冠 · 新“基本点” · 旧体制现代化

华夏文摘发表于   舟巷


中共中央开它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引起很大关注,因为"三中全会"本就有些特殊意义,而按惯例,它推迟了太长的时间,很不寻常。

中共闭门开中央全会,而会议期间的几天,是宣传喉舌的表演时间。回过头看,全会里的风波虽然传得沸沸扬扬,外人难辨真假,喉舌表演倒是还算有迹可循,也许比全会的官样文章更有些意思。

其中有两点,可以推敲。一是习近平头上出现一个新桂冠,其根据之一是新报导的一个故事,却很是模糊,颇为可疑,而且新桂冠的特稿莫名奇妙消失,但纪录片尚存;一是《求是》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并非新作,乃语录式"节录",堆砌起来看似漂亮,内里实在是一团糟。

他开他的会,宣他的传,旁观之人,还是不妨说三道四。

习近平的新桂冠,名曰"改革家",而且据说他"有改革家传",证据是他1978年就曾"受父亲委托到安徽滁州实地调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新华社这篇近万字特稿《改革家习近平》,出笼后不久就又消失,看上去这个"改革家"似乎言不顺而显得名不正了。不过,新华社另有一个所谓重磅纪录片《领航新征程》,一开始就说,习近平1978年"陪着母亲","来到小岗村所在的安徽滁州调研包产到户"。显然,塑造新"改革家"是系统工程,删除特稿,是其中一桩莫名其妙的事件。

改革开放历经四十多年,如今已名存实亡,这个时候,中共官方居然不满足于描述邓姓老人在南方"画圈"的神话,煞有其事地开讲另一个故事,给人的印象是,"画圈"之前另有人有"调研"实绩,或许更伟大。新添一笔历史,意味深长。

小岗村十几户农民冒险签约"大包干"是1978年10月的事,实施起来,因农作条件而应该是1979年及之后了,而且处于迫于政治因素而保密的状态。新华社纪录片特意点出习近平"来到小岗村所在的安徽滁州调研包产到户",似乎暗示他与小岗村农民之间有某种联系。但是,倘若习某人当时真的已知晓小岗村农民的作为,甚至有所肯定,那中共宣传机器应该早就大作文章了,等不到今天。

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突破,其过程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数年之中,各式各样的承包竞相争鸣,过程颇为艰难。包产到户,是合作化之后数十年间农民持续追求之事,被中共列为"三自一包"之一,属于"妖风",必欲除之。1978年之际,它卷土重来,被称为"大包干",土地承包最为彻底但也风险和分歧最大。笔者的一位朋友1982年大学毕业实习下乡调研,当时题目就是农村土地承包。当时的形势,土地承包已成大趋势,但承包方式各有不同。行前,学校的指导说法是,"大包干"适合于最贫穷的地区,不一定是土地承包之主流。然而学生们到农村所见所闻,几乎都是"大包干"在实践之中,他们看到的是,农民实践推着中共跨过意识形态分歧向前走。

习近平1978年到安徽滁州调研,倘若属实,也未必意味着他是改革家。"调研包产到户"是一篇大文章,而习近平,在他调研之中与之后,当时他对农村土地承包,对承包到村、到队、到组,乃至到户,具体了解多少,具体怎样看法,新华社的特稿和纪录片,都语焉不详。

这就很奇怪了。在改革开放之初,即使习近平去调研包产到户,但人们不知道他的实际感受、分析、判断或结论,只知道他后来是与中共官方保持一致地肯定和赞扬农民承包土地。他后来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以及最终的博士论文,与农民家庭承包土地无关,避开了农村土地问题。这位习博士,他的博士论文被人视为"语言风格极其政府公文化",至于内容,据论者介绍,他的论文表明他"关心农村和农业的问题",面对"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有三大现实难题: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提出"农村市场化"的对策。

那么,习博士,习总书记,"全面主席"习某人,对农民土地问题,其实没有显示出热情,他自己的研究与观念,避开了农村土地问题,注重其它。

农民承包土地,得到土地经营权,而"耕者有其田"在土地改革后六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尚未实现,是中国农村基本现实。农民对土地连经营权都不确定的状态,致使人民公社体制苦熬支撑数十年,终于不能不失败,而农民不能拥有土地,其实一直威胁着他们的经营权。农民们承包了土地,却无法依靠对上级负责的官僚化的村组织,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异化为压迫农民剥夺农民的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中共口口声声心系人民、关心人民疾苦,尽管中共常年坚持其每年"一号文件"涉及或针对"三农"问题,却坚持回避真正关乎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私有。这与习近平的回避,是一致的。这样,习近平的"改革家"头衔,以及所谓"家传",就完全落空。

但是,若以为习近平的中共完全避开农村土地问题,那又小看他们了。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当局通过并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这是一个举世关注的举动。

农业合作本身,有其合理性,如日本的"农协",为拥有土地的农民提供服务,体现着"耕者有其田"、"耕者营其田",以及农业合作组织服务耕者,三位一体,比中国的农村体制更具合理性。

反观中国,从农业合作化之初,中共就怀着颠覆土地改革成果之心,"耕者有其田"没几年就以所谓"小农经济"之弊为由,沦为泡影。在初级社尚未普遍化尚未稳定之际,中共贸然推动高级社普遍化,仓促间根本改变了土地所有制。相比之下,高级社化跃进到人民公社化,其实只是集体所有制自身调整。经由小说《艳阳天》及其电影的宣传,"高级社岂能土地分红",为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合理性做足了意识形态工夫。"三面红旗"遭受挫折,公社体制退而未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队"是生产队,其规模相当于初级社,等于"里子"上悄悄承认从初级社向高级社普遍化跃进失败,但"面子上",则公社体制的框架仍在。这样内含着矛盾的体制,常年抵制"资本主义的苗",反对"三自一包",因为它是依恃着所谓"集体所有"实质国有的权力,持续压抑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顽强抵制农民私有土地。即使改革开放,中共在"文革"失败背景下终于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土地,但是,就像合作化后"三自一包"倾向持续存在一样,改革开放以来,蚕食农民经营权的努力也从未消失,奉上级命令毁苗毁林、租地售地,屡屡发生。现在,又再搬出一部法律,为"集体经济及其组织"鸣锣开道,这只能是对改革开放反攻倒算。

这样来看,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怀疑,习近平当年调研包产到户,很可能他实际持着与农民立场相反的心思与看法,或者这心思与看法渐渐占了上风。毕竟,他去农村调研,并不意味着他支持农民承包土地。

可以比较一下:当中国面临新冠病毒疫情的严峻时刻,2020年1月7日,国家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的第二天,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据他后来说,他当时在会上"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但是,人们不知道他究竟提出了什么要求,而人们看到的是,中共严厉压制对疫情的披露,阻碍防疫工作展开,致使造成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惨祸。人们完全可以合理推断,习近平之所谓"要求",不是适应形势要求提高"应急响应"级别,而是相反,要求在那年春节前务必掩盖疫情真相,维持表面"稳定"之假象。

于是,中共试图另讲一个故事,却讲得语焉不详,讲砸了。

如今习近平已是全世界闻名的高产作家,但是,这次《求是》上他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是由26条语录拼凑而成,应属炒冷饭之作。"高产作家"的团队如此不择手段,将"语录"当作"重要文章"发表,喉舌宣传到了滥竽充数的份儿上了。

其中,第19条语录,出处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的报告。在报告第二部分,讲到"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了六个段落,即"推进"时的六个"必须坚持"。这条语录是第二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与《求是》这篇语录文章的标题相同。这条语录,可以算是此文的精髓了。

这个段落是这样的: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

这段话不长,尽是毛病。

"坚持自信自立",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它们的发展变化,大概都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吧。这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独立自主探索","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且住!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党,它的探索之中,"独立自主"逐渐增加,依附、附庸、听命行事的成分逐渐减少,但若完全概括为"独立自主探索","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就有很大程度的夸大。中共加入国民党,在民族灾难深重之际却全力"保卫苏联",西安事变中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都是依照共产国际指示;斯大林逝世,中共在国外得以自主结束朝鲜战争,在国内得以放手推进社会改造、建设所谓"社会主义"。这些,都是重大事件,"独立自主"成分几乎都很小。

然后,就是此段落的核心:端出一个新的"基本点"。中共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现在习近平再造一个新"基本点",霸气十足地号称贯穿中共全部党史。

无知者无畏,是习近平的风格。他把"独立自主"与"附庸听命"相混杂的中共历史,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中共历史上听命于人、屡次为苏共作为"老子党"背那些或左或右"错误路线"之"锅"的尴尬行径,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习总不愧真男儿,他的气魄、格局与胸怀不见得大,脸皮是厚得不得了了。

接着就是一个不知所云的奇妙说法。"既不能……也不能……"的句式,"不能"的两种什么,总要不大一样吧,习总却偏不,他要把类似的东西拆开,拼为"既不能……也不能……",堪为妙用。

妙用有其用,那就是压制所有的异议。但是,仔细瞧瞧,刻舟求剑、封闭僵化,照抄照搬、食洋不化,这些个东东,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呵。

食洋不化,最为经典的一句就是毛泽东的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此话,在"文革"中响彻全中国,出自他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大会是在天安门广场开的,天安门城楼上高挂着大会横幅,清楚表明中共数十年来一直匍匐在斯大林和苏共脚下。

马克思学说的道理很复杂,关于造反,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讲得很简明扼要的一句话其实是,"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习某人不知道,这要是换个说法,那差不多就是"造反无理"了。

另一句话是,"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被剥削受压迫的劳动者,他们造反,有其道理,而马克思学说讲的道理,深藏在社会经济之中,即"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后来,马克思用了更有意思的字眼,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身上"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产生,脱胎,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事情的关键。

恩格斯在检讨他和马克思等人的错误时,也是如此。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经济是否"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是工人造反的最为深刻的道理。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对马克思学说食洋不化。

社会经济中"孕育着""新社会因素",起而革命的人们就有其道理了,然而,要到社会经济"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他们才真正完全有道理。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比人世间女子怀胎十月一朝分娩,要长何止百倍千倍。

这个过程之中,即使在其两端"刻舟",就要有耐心"让子弹飞",很有可能等到头发都白了它还在没完没了地飞。更不用说,那"船"原本不在那个"过程"之中,却偏偏要依那个"过程"之中的文件,自己生造个"过程"出来,弄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就宣布造出了新的什么主义的社会,然后说它"就是好"啊"就是好"。那就是标准的现代版"刻舟求剑"。

这世上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苏联到中国,到北韩古巴以及非洲等各个地方,都是如此。

1982年,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称,"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有了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成功。"这个论述,是为中共的社会改造找些根据,可是与前面所引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中共党魁,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贯穿着一个实际"基本点",那就是"刻舟求剑",中间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很有些例外,他们和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一样,比较愿意实事求是。

"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应该说这是一个良好愿望,然而在当今中国,严峻的现实是,每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愿意像习近平之流那样痴迷于中共版"刻舟求剑",就要闭嘴,就要遭难。

中共喉舌为党魁烹制语录文章,从二十大报告里摘取片段,很是方便,毕竟那些报告算是在党魁名下,而中共的决议,无论是还不错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是此次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是在中共中央名下。

这两份决议,前者可视为习近平的违心妥协。他在做说明时回顾,中共十四大接受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当时提法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称这是一个"重大理论突破"。他历数中共十五大到十八大,每次对所谓"基础性作用"都稍有修改,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才表述新的"重大理论观点",承认市场"决定性作用",其间,经过了二十多年。

承认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一步,经过了二十多年,而这份决议,实际上被束之高阁,表明它其实不合习近平的心意。

而后者,在习近平实际转换了改革开放之目标之后,应该是比较合乎他心意了。

事后来看,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承认,只是市场化改革的回光返照,其实虚幻得很。习氏所谓"全面深化改革",据说是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或者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或曰中国式现代化)取代了改革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以后的"改革开放",其实质不再是改革国家体制,不再是市场化,而是所谓道路、制度、理论及文化"自信"旗帜下,重新包装旧体制。这是旧体制的现代化。重新翻修所谓集体经济组织,就是其代表作之一。

弄清楚这个道理,有助于理解此次三中全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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