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代秦政——中國歷代王朝如何形塑環境
秦朝滅亡於西元前二○七年，但其中央集權官僚制的治理模式卻代代相傳至今，有助於東亞各地社會各自馴化地景。隨後二十二個世紀之間，許多王朝和各個不同族群都統治過中國，但他們全都和秦一樣，決心犧牲自然生態系，拓展可供徵稅的農業。東亞各地的國家都借資於秦漢帝國的政治傳統，將其控制地域的生態同質化，他們也致力於將人口同質化，情願自己的臣民都是農民和牧民，能產出可靠的稅收，並認同國家所倡導的價值。統治菁英往往自詡為忠於孔孟儒家的高尚思想，但正如開頭引述的毛澤東詩句所示，他們運用的行政管理方法其實源自惡名昭彰的秦朝。我將在這一章簡短回顧國家和帝國最初在中國建立的過程，接著探討秦的後繼者們轉化環境的不同方式。
政治組織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石器時代。人們藉由馴化動植物，而得以建立自己的生態系，這些生態系所能產出的食物和資源遠遠多過採集，讓人類得以更密集地定居。隨著農業體系進步，每一戶農家所能產出的盈餘也增加，愈益複雜的社會政治組織也就有可能成長。隨著國家成長，行政管理方法改良，政治菁英對土地和勞力的用途也就得以掌控更多。由於農業國家幾乎完全仰賴農產和勞力的盈餘，他們根本上就有興趣把自然生態系替換為農業生態系。
農業隨著小米、稻米、狗和豬的逐漸馴化，而在至少八千年前興起於東亞。數千年後，馴化的羊、牛、馬從中亞傳入，讓人們得以利用草地和乾燥之地，而在更北方，這些馴化動物則使得以游牧為基礎的流動生活方式得以實現，游牧將內亞牧民轉變為歐亞大陸最強大的軍力，他們從此強盛兩千年之久。同時，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定居農民，則將種類繁多的果樹、蔬菜和紡織用植物馴化，並持續努力改進作物和動物的生產力與韌性。如同農民用了數千年飼育出易於管理的動植物，國家架構也是逐漸演進，行政管理和意識型態體系逐步發展到大多數人民認可由少數人支配、並將盈餘生產和勞力提供給少數人的地步。在這兩種情況下，受到馴化的相關物種得以大幅擴張。
這並非是一條簡單的軌跡。新石器時代人民有許多維生選項，可以依照野生食物容易取得與否和收成狀態而更換，但數千年來，愈益依賴馴化動植物的趨勢卻顯而易見。另一趨勢則是社會更形複雜，最著名者當屬西元前三千紀至二千紀，城市和國家在黃河流域中游的發展。這些青銅時代國家可能有部分是由於馬匹、雙輪戰車和青銅武器傳入而得以建立，菁英因為它們而對平民取得了新的優勢。興盛於西元前一五○○年左右的二里崗國家，比起東亞歷史先前出現過的任何政體都強大得多，其勢力向四面八方都延伸了數百公里。隨後的商朝是第一個留下文字證據的國家，它從遍及黃河流域大片地區的盟邦或被其征服的邦國取得資源。西元前一○四六年，周人的聯盟征服商朝，並採用商朝的許多技術，例如書寫文字，周朝將宗親和盟友分封於黃河流域中下游，構成一片駐軍城邑網絡，他們維持和平將近三百年，大大促進了農業社會的擴展。
西元前七七一年，周王室被外敵擊敗，逃往東方的洛陽，弱化的周王室在該地又撐持了五個世紀。周王的衰落產生了權力真空，數十個邦國爭奪臣民和領土，大國逐漸吞併小國，一套穩定的國際體系最終連同既定外交禮儀而發展出來，隨著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愈來愈多，國家不得不發展出行政機制加以掌控。來自敵國的威脅逼使他們找出向臣民榨取歲入和勞力的新方法，藉以支持愈來愈龐大的戰爭機器，他們不僅向普通農民榨取更多，也接管了先前一直都是共有資源的森林和濕地。到了西元前三世紀，中央政府發展出的官僚部門，複雜得足以管理千百萬人民定居的廣大領土，這些國家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讓他們管理各自疆域內生態系的能力，比起早先的國家所能做到的還要集約得多。
秦國是所有這些國家之中獲得最後勝利的一國。秦國從早期就被說成是軍力見長、公室強盛的國家，該國在最初數百年間難得在周代國家的事務中發揮核心作用，轉而專心鞏固自身對關中盆地及其鄰近區域的控制。但在西元前四世紀，接連幾位積極進取的國君統治下，秦國將都城東遷，迎接戰國時期其他國家的挑戰，並實行變法強化國力。這些激進變法以商鞅所實行者最為著名，其目的在於以農業和戰爭取代貴族門第，成為社會經濟出人頭地的兩條主要途徑。秦國政府達成這項目標的方式是，建立一套軍功爵制，依照爵位高低將大小相稱的土地賜給男性。這就需要重組農業地景，以利重新分配土地，商鞅也運用法律和規範將治理標準化。西元前三世紀中葉，秦國國力臻於鼎盛之時，其控制土地和人民的程度，就古代國家而言已是不同凡響，該國徵收大量穀物稅，用以供養大批無償勞工和刑徒，令其為國家建造及維護基礎設施。秦將許多盈餘揮霍在重大工程和征服戰爭，但其他許多盈餘則用來擴展運輸和農業基礎設施，該國建立了道路和橋梁網，促使殖民者移入征服地，資源則從征服地流出；也改造水系，藉以拓展和增進農業，引水灌溉乾燥地區的作物，並將水排出容易氾濫的地區。但秦朝擴張過度，終於被人民武裝起義推翻。
秦雖然滅亡，但西元前二○二年建立的漢朝，卻迅速重建了秦的體制，往後四個世紀之中，漢朝重新征服了秦朝曾經掌控過的領土，鞏固對領土的控制，進而征服更多領土。相對於秦的統制經濟是盡其所能從戰略要地構成的網絡中榨取，漢朝則將稅率固定在低水準，這並不意味著農民實際上繳稅更少，而是中央政府把更多盈餘留給地方菁英取用，給了他們強烈誘因支持帝國體制。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的這種結盟，放棄了秦體制的某些中央控制，卻也讓體制在政治上更能持久。秦朝式的統制經濟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捲土重來，最近一次是毛澤東統治時期，但漢朝的中央政府減少徵稅模式是對秦朝模式的改進，帝國體制因此得以維持兩千年。秦的中央集權官僚制模式不僅由中國內部的後繼國家沿用，也影響了東亞和內亞的多數鄰國，這套中央集權官僚體制對於我們稱做中國的文化與政治實體得以建立至關重要，因此「China」（中國）一詞源自於「秦」，可謂恰如其分。
重點在於，不可過分強調中國歷代帝國的權力，如同多數農業國家，他們在地方層級往往十分弱小，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極微，地方官員大多時候都幾乎不去改造其治理範圍的環境。但長遠來看，中國歷代帝國對於維繫和擴展農業生態系以支持自身卻發揮了重大作用，每個帝國在廣大範圍內都維持和平數百年之久，讓人口得以倍增。他們征服鄰近地域，並鼓勵人民移入，也協助興建與維護治水基礎設施，更支持國家能夠徵稅的任何一種經濟活動。中國歷代帝國與世界史上其他帝國的不同之處，與其說是國力，不如說在於延續性，他們的治理技法代代相承兩千多年，讓君主得以在前朝滅亡後反覆重建類似的行政體制。中國歷代帝國能夠發揮關鍵作用，重組次大陸的生態，原因正在於其再生能力和順應環境變遷能力。
和平是中國歷代帝國對環境破壞最劇烈的成就。我們往往以為戰爭的破壞非同小可，但人們一旦停止廝殺，他們就經常集中心力進攻非人類的世界。正如本書所示，軍事爭鬥發揮了重要作用，逼使國家各自改進行政管理機制。但戰爭結束、帝國建立之時，帝國在廣大範圍內維持和平數百年之久，人口因此得以倍增，開闢出更多農地。較小的政治單位對領土的利用往往比大帝國更為集約，例如戰國時代諸國的規模，但帝國開闢出廣大範圍供農民經營，且往往為了徵稅的誘因而鼓勵農民開墾。隨著核心農業區的良田日漸稀少，人們轉而開墾邊陲山區或積水之地，其他人則為了尋找土地，而遷入遠離家鄉的征服地。和平更助長人民非法拓殖土地，即使正是國家強力維持的和平，讓人民得以擅自開墾而安全無虞；和平也促進貿易，讓看不見的市場之手得以伸入次大陸各地，攫取任何可在他處出售獲利之物。
農業生態系往往比野生生態系簡單得多，它們通常仰賴易受乾旱、蟲害及其他災害侵襲的少數物種，國家則有助於管理這些簡化的生態系，在歉收時提供緩衝，並努力確保人口的生產力足以納稅。糧倉是秦朝新陳代謝的重要器官，帝國用以供養軍隊和救助饑餓的農民，這一傳統在帝國時期始終延續不斷，對於中國人口稠密程度冠於全世界起到重大作用。
國家不僅維持著農業體系的穩定，也維持著經濟其他多數方面的穩定，他們因此發揮了刺激經濟成長的重大作用，意思是增強了人類對環境的影響。按照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說法：「中國的帝制國家藉由提供國內和平、國際安全和投資公共財（教育、福利、運輸系統、治水和標準化的市場機制），以及建立制度性的基礎設施，實現農業和商業的斯密型成長（Smithian growth），而促成經濟成長。國家創造需求的作用（包括備戰）對於刺激經濟成長同樣意義重大。」這種制度性的基礎設施包括鑄錢、管控市場，並將穀種借給農民協助他們繳稅，同時出手裁抑試圖利用農民急迫處境的商人。即使在最近數百年間，當明清帝國的低稅收承諾，使得他們促進經濟成長的能力，比起更為主動積極的同時期歐洲國家更弱得多，國家仍是經濟的一項關鍵因素。
帝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另一個關鍵結果，則是在次大陸各地創造出單一文化語言群體，少了這些綿延不絕的帝國，這種結果絕不可能產生。帝國體系創建之時，長江流域和更南方的區域是多種不同語言和文化的發源地，帝國出兵征服新領土並掌控數百年，敉平不時發生的反抗，並推行政策逐步促成同化，使用漢語族語言（Sinitic languages）的人民則在帝國軍力支持下擴散。中國移民往往偏好肥沃的低地，將山地留給原住民，原住民通常僅受到少許治理，甚至不受治理；秦朝征服珠江三角洲整整兩千年後，周遭的山區仍是非華人族群的家園。一如他處的殖民，中國的擴張也是文化雜糅過程，殖民者與當地人通婚，並採納許多當地習俗，但歷代帝國往往提倡中國經典文化遺澤，並倡導使用華人姓名，由此創造出一股與母國文化產生關聯即足以提高聲望的古典殖民動力，使得人們往往淡化自己的原住民族出身。結果是東亞大陸的多數人民都成了說華語的農民，華語日後在東南亞的多樣化演變仍不足以減弱這個事實。華語民族的擴散往往涉及農業的集約化，其原因尤其在於一個要求農民產出盈餘以納稅的國家隨之到來。
動用軍力將東亞文化群體同質化的過程，至少早在西元前一五○○年二里崗文化從中原向外擴散時即已開始，並在商朝統治下持續。西元前十一世紀，西周征服了多族群的黃河流域，建立起一個維持八百年的聯盟，對於人口同質化發揮了重大作用。到了孔子的時代，周代列國已經消滅了非周民族的多數邦國（周人稱之為戎、狄、夷），而在漢朝時期這些民族多半已被同化，使得黃河流域成為古代世界文化同質性最高的區域之一。南方的楚國則征服並拓殖長江流域中游的低地，秦國也同樣征服並拓殖四川盆地。秦朝建立之後，秦軍沿著長江以南的河谷下行，在遙遠的閩江和珠江三角洲駐防，其駐地即是今天的福州、廣州兩市，秦將數萬人民移入某些征服地加以開發。
漢朝對秦朝先前占領的多數地區都能牢牢掌控，該國也南下征服雲南和肥沃的紅河三角洲（越南北部），向東進入朝鮮半島，向西則深入中亞，即使幅員如此遼闊，其人口仍集中於華北和四川的肥沃平原。漢朝及其後的國家和帝國，將道路和行政控制伸入偏遠地區，並鼓勵臣民從帝國核心區域遷移到該處，他們有時仿效秦的先例，將大量人民遷移到國家需要可靠納稅人的地區，讓軍人開墾新征服地或戰亂減損人口之地。即使外族征服中國，也往往更進一步拓展中國的農業秩序，例如一二五三年忽必烈汗（一二一五—一二九四）征服雲南，起先只是征伐宋朝的側翼包抄作戰，但此舉卻將東南亞高地永久開放給中國人拓殖。十八世紀的清朝則鼓勵原住民菁英的子女學習漢文而非滿文，從而加速了雲南地區的同化工程。帝國治理體系之力的最佳範例，或許可見於朝鮮和越南，這兩地都是中國早期帝國的郡縣，隨後設法獨立自主，如同許多原殖民地，這兩地都採用了昔日宗主的治理方法，並運用這些方法得以免於被中國的後繼帝國收入版圖；日本的早期國家也明確效法中國。採用中國的治理模式，通常也就涉及國家對環境增強控制。
儘管秦始皇這樣的君王大肆征伐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大喜功，多數帝國的征伐所要達成的經濟和戰略目標，從中央政府官員的視角看來卻是完全理性的。他們往往專注於征服良田，因為有人定居的可耕地是最佳稅收來源，久而久之，國家逐漸將控制力伸入山區，特別是經由管控造林並課稅，使得近一千年來人造林慢慢取代了南亞的多數天然森林；金屬則是另一股吸引力。君王想要征服地可以儘快抵償他們予以治理的開銷，經常會將語言相同、習於納稅和服兵役的農民輸入征服地，這些忠實臣民往往得到肥沃河谷裡的上好土地，被征服者只能得到剩餘的土地，或逃往國家控制所不及的叢山之間。國家此時征服了這些地區，並往往逼使昔日流動的民族安頓於固定地點，以利控制。
可耕地是征服南方的首要戰利品，但中國歷代帝國的北部和西部卻經常要防禦游牧民族入侵。儘管歷代帝國行有餘力時，確實也榨取過毛皮和家畜等資源，但征服北部和西部的主要理由，卻是為了控制當地危險的游牧人群，漢、唐、清朝征服新疆，以及清朝征服西藏，都是為了這個理由。即使在農業帝國設法征服這些廣袤區域之時，這些區域對帝國而言多半太過乾燥、不宜農耕，也就不可能引進足夠的納稅臣民定居其間，無從抵償治理這些地方的開銷。正因如此，帝國還能負擔軍費時就會掌控這些地域，而後在無力負擔軍費時失守。中國前近代帝國未能將內亞永久同化，說明了農業正是華語政治秩序長期擴張的關鍵所在。當今中國政府著重於將漢人移入這些地區，並在文化上將其同化，正是依據他們對這股動力的理解，目的是想要確保即使北京喪失控制能力，這些地區在文化上仍屬於中國。附帶一提，大草原的地緣政治重要性，同樣說明了出身不同族群的君王一再選擇北京（地處草原和播種區的交界）為帝都的理由所在。
國家在原有的人口中心和新征服地，都持續倡導農業拓展和集約化。新開墾土地減稅之類拓展農地的消極誘因，不時與國家其他工程的重大開銷結合起來，旨在創造穩定的農業，並促進更為集約的農業，治水經常是一項關鍵因素。在季節性濕地或沖積平原等水路自然往復變動的地區，國家築堤將水路固定下來，好讓其他土地得以開墾；在水源稀少或不可靠的地區，國家則修築灌溉系統為作物供水。由於水運的效率更勝於陸運，國家也開鑿運河和修改天然水路以利運輸，如今中國稍具規模的水路都已築壩蓄水，核心農業區域的水力系統也已全面重組。
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治水工程，始終是試圖將黃河固定於單一河道的大堤。華北平原是由黃河和淮河沖積產生的巨大沖積平原，這兩條大河在天然條件下會在平原上到處任意移動，洪水氾濫時經常改變流向。國家花費鉅額金錢，將黃河維持在可預期的河道上，因為華北平原在中國歷史大多數時候都是人口最多、最具生產力的地區，少了歷代國家所能調動、藉以抑制黃河的龐大勞力和資源匯集，人們就不可能將整片華北平原轉變為農地。國家也在長江修築大堤並維護，大堤對於長江流域肥沃低地的拓殖乃是不可或缺，國家因此發揮了關鍵作用，將長江流域多樣的濕地替換為稻田。這樣的努力通常認為是值得的，因為每面積稻米產出的盈餘多過其他作物，長江下游的稻米盈餘讓後世帝國得以興建大運河將它們運往北方，此舉需要再造華北大片地區的水文。國家維護這些體系的重要性，從水利系統在戰亂時毀壞，隨後又由新建的帝國加以重建的循環即已顯而易見。
多數歷史記載都是關於大型水利工程，但小規模的水利工程至少也同等重要，因為後者更普及得多。正如上一章的討論，秦朝運用臣民的無償勞動和穀物稅，在帝國全境興建並維護各種各樣的水路；漢朝及其後繼者們也繼續維護地方層級的治水基礎設施。偶然保存於長江中游兩處不同地點的出土文獻，揭示出國家官員為了修復損壞的堤壩和蓄水池而前往勘查。到了後世，這些小規模水利工程往往在國家支持下，更常由富戶或宗教組織承接，政府則集中心力於大規模基礎設施。
除了治水，國家不時也提供農民新作物或刊布農業知識，以鼓勵農民增產。撰寫農書教導人們改良食物和織品生產方法的傳統，在中國由來已久，某些農書按照政府要求而寫成，其他的則由官員為了相同目的而私家撰寫，因此也間接得到國家支持；卷帙浩繁的治水文獻也是如此。印刷術發明之後，國家不時印行農書並廣為傳布，蒙古人印行並發放了幾部這樣的農書，促成先前被低估的作物普及，並從伊朗引進某些新作物。
一八四○年，大英帝國進攻清朝，逼迫朝廷國開放歐洲各國通商，往後一百年間，外國列強想方設法從飽受戰亂折磨的中國榨取財富。這種局面隨著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而終結，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的推行歷程，是人類史上最成功的強化國力改革之一，而這樣的努力對該國的自然生態系也是一場浩劫，絕非巧合，不僅人口增長了將近十億，每人消耗的資源和能源總量也增加數倍。前文提及的一切環境變遷過程在這段期間全都加速，但到了一九五○年代，尚未被拓殖的環境只剩下邊緣地區，開墾將導致嚴重生態後果，經濟利益卻微乎其微的環境。政府宏大的環境政策帶來了一些希望，但政府保護環境和提振消費的目標之間卻有著根本矛盾。
歐洲帝國對其殖民地的環境影響早已受到承認，但本書強調的是，所有國家都有著轉化環境的根本誘因，中國則是其中最成功的國家之一。中國歷代帝國以近代標準衡量往往弱小，但他們對於東亞自然生態系長期轉變為農地和提供人類其他用途之地，卻都發揮了重大作用。這些帝國的建立需要轉化環境，每次權力增長則提升了他們為自身目的而重建環境的能力。正因如此，我們應當認為國家建立是地球環境史的一個重要過程，而中國帝制體系的肇建，則是東亞環境史的一次重大事件。
作者為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布朗大學環境與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at Brown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成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古代中國環境史，透過歷史學、考古學和古生態學的結合，探討黃河和長江流域的自然生態系統，如何漸漸被農田所取代。
書名：《王的莊稼：從農業發展到中國第一個王朝的政治生態學》
作者：布萊恩．蘭德（Brian Lander）
出版社：臺灣商務
出版時間：2024年7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