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民主值得两声欢呼，爱就值三声。他还说“如果我需要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背叛我的朋友之间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国家”。这句话被2003年BBC四集电视剧《剑桥间谍》中的伯吉斯引用，他对布兰特说完此话后二人深深拥抱。
1934年，英国伦敦大学一个名叫阿诺德·多伊奇的学生前来攻读心理学，看外表他像个典型的英国知识分子。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苏联间谍。多伊奇发现一些学生对共产主义充满激情，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招募间谍的机会。多伊奇想精选几个能干的学生，而且他们的公开背景身份应该属于英国上流社会，以便打入英国政府和情报机构。当年5月，多伊奇设法同生活在伦敦的奥地利共产党员丽兹取得联系，丽茲向他推荐自己的丈夫金·菲尔比。
菲尔比成为苏联间谍后，向多伊奇推荐了剑桥大学朋友唐纳德·麦克莱恩和盖伊·伯吉斯。伯吉斯又劝说剑桥大学学者安东尼·布伦特和约翰·凯恩克罗斯，只有为苏联工作才能最有效地打击法西斯主义，就这样，“剑桥五杰”间谍圈形成。
说起来克格勃培养间谍的计划真是高明。他们选择在脑力激荡的1930年代将目光投向青年才俊荟萃的剑桥，但又不要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子弟，因为这些人容易引起政府怀疑，还没有希望进入一向被中上阶层子弟把持的外交部和情报部门等核心体制。他们还很有耐心，培养新人如同酿酒，肯花十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等待新酒变成陈酿佳酿。后来的剧情现已广为人知：剑桥毕业后，四人或进入BBC，或进入外交部和军情五处（相当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六处（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源源不断地向斯大林及其后的苏联领袖提供情报，直接影响了二战进程、冷战战略和原子弹计划，直至1951年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至苏联，1963年菲尔比叛逃至苏联，和1964年布兰特在政府答应给予赦免的情况下承认间谍行为，并于1979年被撒切尔褫夺封号，彻底退出公共生活。
“剑桥五杰”的重要谍报活动集中在二战及冷战初期，他们并非在同一个部门工作，而是分散于英国军情五处、军情六处、外交部和驻美国大使馆等处，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给苏联提供了众多政治军事机密情报。“剑桥五杰”中，菲尔比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人。1941年9月，菲尔比进入军情六处工作。1943年7月，苏联和纳粹德国在库尔斯克展开大决战，这场决战直接关系到苏德两国的前途命运。德军当时在使用恩尼格玛密码机，英国军方得到这台密码机，但对破译的密码秘而不宣，菲尔比将此源源不断地送给苏联，如此一来，在战场上苏军总是能提前知道德军动向。1944年，英国政府意识到战后最大的敌人将是苏联，于是命令军情六处组建一个针对苏联的专门部门第九科，这个长期为苏联提供情报的苏联间谍竟然当上英国专门负责对付苏联的情报部门负责人，这在世界间谍史上是个奇迹。
麦克莱恩在1935年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1944年，他被派往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任职，丘吉尔首相与美国总统之间的沟通文件都被他转送给苏联。他对苏联的最大贡献是报告了美国原子弹研究进展，这些情报使苏联科学家得以推算出美国可以造出多少原子弹。麦克莱恩的情报多次得到斯大林赞扬，斯大林称他是“最具前瞻性的国际侦察员”。
伯吉斯在英国广播公司和军情六处工作几年后也进入外交部，他担任外交部副大臣赫克托·麦克尼尔的机要秘书，这一身份使他能够接触到英国外交政策各方面的绝密信息，据估计他传递给苏联数千份重要文件。
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英美两国情报机构开始联合实施维诺纳计划，截获和破译苏联情报机构的机密电报，这个计划导致“剑桥五杰”陆续暴露直至全军覆没。
1949年秋季，菲尔比发现英美情报机构正在搜寻英国大使馆内奸，麦克莱恩受到了怀疑。1951年初夏，麦克莱恩和伯吉斯突然消失，1956年，两人出现在莫斯科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麦克莱恩后来进入苏联外交部任职，1983年在莫斯科去世。菲尔比因同伯吉斯关系密切成了首要怀疑对象。
菲尔比被召回英国，并被免去在军情六处的要职，接下来4年，他受到调查和审讯。后来他逃到苏联，苏联政府宣布给予他政治避难和公民权。菲尔比逃到苏联后平静度日，娶了一个苏联女子为妻，1988年，他在莫斯科去世，死后苏联政府还专门为他发行了纪念邮票。 然而，凯恩克罗斯就没这么好运了。军情五处在搜查伯吉斯的住所时发现凯恩克罗斯写的东西，他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1964年，布伦特被举报，军情五处立即逮捕了他，但碍于他女王艺术顾问的身份，政府不便将他推上审判席。英国政府同意为他的间谍身份保密15年。1979年，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宣布，布伦特在15年前承认是苏联间谍。1983年，布伦特在伦敦去世。
都是占尽先机的含银匙者，甚至流着蓝血，却又为何当这逆子贰臣，毁灭自己所属的特权阶级，直至走上为苏联当间谍的不归路？公开承认的原因都说是出于青年时代反法西斯的理想主义，菲尔比更是在1968年自传《我的无声战争》（My Silent War，1968年初版，2002年由Modern Library再版；格林汉姆·格林认为此书“比我能想起来的任何间谍小说都更加扣人心弦”）中表示其犹未悔，坚信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再有一两代人就会实现。他说：“此刻凭窗远眺莫斯科，我看到当年曾在剑桥惊鸿一瞥的未来已经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布兰特也在未完的回忆录中说因为1930年代欧美经济危机和希特勒上台，西方国家无计可施，一味绥靖，才使英国进步阶层普遍转左，年轻的知识分子间弥漫一种情绪，认为英国已是穷途末路，苏联才是世界的希望。当时剑桥的进步学生大都是共产主义者，菲尔比，布兰特，伯吉斯等人参加的剑桥精英社团“使徒社”更是被共产主义信仰主宰。 但这五间谍为何如此成功，以至于各自纵横十几载几十载不被发现？被发现了也能逃脱？叛逃后，伯吉斯继续当他的英国人，不学俄语，仍然惦记在英国定制西装。麦克莱恩学了俄语，成了俄国公民和英国外交问题专家，有著作出版。他二人虽死于苏联，但骨灰都得以回到祖国亲人身旁。菲尔比叛逃后任克格勃顾问，曾获列宁勋章，死后哀荣备至，和众多苏联将领同埋于革命公墓，头像也印上邮票。对其纪念甚至延伸至2010年12月9日，当日在菲尔比服务过的现名俄对外情报局的新闻处门外，几近八十高龄的菲尔比遗孀参加了由该局局长和俄国家第一副总理出席的菲尔比纪念牌匾揭幕仪式。这块牌子上的菲尔比被刻画成罗马双面神Janus的模样，意指他双料间谍的复杂人生。虽有传说此三人在流亡岁月中对莫斯科痛感失望，以至于狂饮烂醉借酒浇愁，但自己和家人性命得以保全，这样的结果也算善终。对于段首的两个问题，大量来自英美苏以及1991年后的俄的传记资料和分析文献都已做出各种解答，其中一点值得陈述如下，即英国谍报系统的“绅士俱乐部”性质使得国家利益经常不得不让位于朋友情谊。也就是说，占据核心位置的英国情报人员多为来自公学和牛津剑桥一路的“老男孩”、“自己人”，他们视彼此为朋友，朋友就要互相照顾，一生一世，因此，到了关键时刻，这些人宁肯叛国，不能卖友。剑桥使徒社的悠久传统和精英意识更使之对这友谊的膜拜登峰造极。
但所有真相暴露后，间谍朋友间似乎也并非那么忠诚。菲尔比痛恨伯吉斯的计划外叛逃陷他于险境，使他无法当上军情六处的处长，从此管伯吉斯叫“那个血淋淋的男人伯吉斯”（“血淋淋”对英国人就算很严重的骂人话了）。1963年菲尔比叛逃苏联后，伯吉斯正值弥留，传话说想见菲尔比，菲尔比却拒绝这最后一面。在苏期间菲尔比还一度与麦克莱恩的妻子有染，甚至同居两年，直至后者重返麦克莱恩身旁。此人最是城府深沉，他的苏联密线说他的真我无人能解，说他嘲弄了每一个人，尤其是苏联人。 不过随着克格勃获得的情报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苏联人的疑心也在逐渐加重：“如此聪明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有没有可能故意把这些人安排到苏联的培训队伍中？他们会不会是秘密情报局渗透到克格勃，搜集苏联情报的间谍？”被解密的克格勃档案记录了当时的这些疑惑，他们觉得剑桥的情报圈建立得太容易了，英国人会傻到允许五个有左翼背景的人在重要的情报部门不断得到提升吗？比如位高权重的菲尔比，他曾经帮助很多左翼人士摆脱敌人的纠缠。这样明显的“危险人物”，会逃过层层“政审”吗？于是克格勃认为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英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他们为苏联工作的所有情况。克格勃的多疑使四名剑桥精英的间谍生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霎时失去了苏联人的信任，而他们费尽心思搜寻的英国重要情报，也不再被莫斯科认为“极有价值”，除非克格勃从其他渠道确认这些情报。 不过克格勃发现它自身却也面临了一个难题。如果这个让西方胆寒的苏联间谍机构马上切断与剑桥间谍圈的所有联系，但是最后发现这四人还是忠于苏联的话，克格勃的相关机构毫无疑问会受到领导层非常严厉的批评，一些参与“策反”四人的官员们会以破坏苏联情报网为名受到指控，这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噩梦，甚至将面临被枪决的下场。一个好办法，就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发生。更好的办法则是尽其所能加强菲力波等人情报的可信性，让他们觉得是自己人，获得了苏联的完全信任。
于是，剑桥的这四名精英还是一如既往地收集情报。但有讽刺意味的是，克格勃的某个部门却监视着他们。这是一场悲哀的三角游戏：英国情报机构与苏联情报机构对垒、英国情报机构的间谍为苏联克格勃服务，克格勃却还一直怀疑他们。
是英雄还是叛徒，对这帮剑桥间谍的评说就像今日对斯诺登一样难。最宽容最自由的一种看法是国家间的秘密越少，世界就越安全。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