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尽管乱，但是否重点中学，一进校门就能感觉得到。我后来养成一个令人讨厌的心理习惯，与老三届接触时，第一次交往总要情不自禁地揣度他的“中学门第”,而且分辨率还很高，能感觉得出三十年前是“区重点”还是“市重点”毕业的细微差别。这种痕迹潜藏在人的语言举止里，使人想起列宁的一句名言：四十岁以前的表情，归上帝负责，四十岁以后的表情，归自己负责。只是在这里，需把四十岁改成二十岁。只要有两个人站在你面前，让他们争论五分钟，多半就能听出，当初谁是市重点毕业，即使他目前下岗；另一个是从非重点毕业，即使他递着名片说：“北大毕业，专搞现外”.现外，现代外国哲学之简称，说快了会被误听成“现卖”,一种很深奥的时髦学问。
我的命运一贯中庸，那时被分配进一所区重点。文革中武斗比较激烈的学校通常是两类：一是没有高中的初级中学，因为文革前学习气氛就不好，又没有高中生引导，很快就由着那些孩子王胡闹。分配进这一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就是那些穿着蓝色大翻领运动衫的“头头”,骑着抢来的自行车在操场上练车技。第二类是重点中学，有高中部，临近附近的机关大院，如果临近部队大院，则更为不幸。一九六四年强调阶级路线，那些学校降格录取了很多干部子弟，尤其是军干子弟。分配进这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是：现代八旗子弟穿的不是蓝色运动衫，而是洗得发白的黄军装，骑的不是自行车，而是摩托车，就在操场上狂奔。他们不说“摩托车”,而是说“电驴子”,当然也是抢来的。这些人在学校里挥着父辈的武装带耀武扬威，但内心还是有自卑。运动前多半成绩不佳，运动中也写不出有水平的大字报，知道学生中的大多数瞧不起他们，故而有很强的报复情绪。我就听说过这样一则真实故事：有一个军干子弟，女的，追求班上的小白脸团支书，但成绩太差，连入团都被拒绝。
学校藏书“四万”,这在当时的中学图书馆不是一个小数字。关键是四万藏书中，还有许多一九四九年前出版的老版本，就是这些被抛入垃圾堆的“禁书”,打开了我精神阅读史上的第一扇天窗。有一天，我寻找一个打飞掉的篮球，在图书馆墙边的垃圾堆中翻动，无意中发现有一大堆“四旧”,如解放前的地图之类。再翻检下去，竟是整摞整摞的竖排本旧书，有些还是烫金精装漆皮封面，不禁大喜过望，随即抱了一大摞回家。这些书中，我今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封面封底都已脱落的世界史教材，四十年代的翻译本。我好奇地发现，早先知道的一些历史事件，原来都有另一种说法，甚至是相反的说法。
文革中的书店，是否象现在的回忆录作者描写的那样，是清一色“红宝书”?也未必。即使是“红宝书”,也会翻出花样。我记得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季，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还在开张，就在今天的外文书店原址，但门面大得多，甚至有二楼。我那时已经有跑福州路“淘旧书”的习惯，那一天偶然在这家书店发现一张告示：订购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每本定价六毛。我当时的零用钱父亲规定是五毛，包括剃头洗澡。花六毛钱定一本外文版毛主席语录，就有点象现在的人月收入一千，以一千二百元买一张流行光盘，而且还不是现货，是期货，又看不懂，干不干？我当时在中学里学的英语无非是“LONG LIVE,LONG LONG LIVE”那一套，根本不可能培养起对外语的兴趣，按道理不会下这个单子。
顺便说一句，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那时有大量旧版本的马、恩、列、斯着作，也有鲁迅全集及各种单行本，价格极便宜，品相也好。我记得那时九点开门，八点半左右，门口开始有书生模样的人聚集，门一开，就冲进去抢购自己早就等待的书籍.我那时都是步行去，来回约一个半小时，坐电车钱不过一毛四分，却舍不得，因为这一毛四分可能就是一本好书的价钱。我现在书橱里的一些左派经典，大部份就采自那一廉价时期。
文革中读禁书，也读出一场大祸。当时从高中生那里流出一套《金陵春梦》，我好不容易排队等到，读完后，就记住一句作者编排蒋介石的那句口头禅：“娘希匹！”那天下午，我从福州路回来，径直回校，教室里有几个同学在讲台上用毛笔乱涂乱抹。他们走后，我走上前去，拿起那枝毛笔，随手就写了个“娘希匹”,而且还加了个“!”,写完即扔，扬长而去。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前面那些同学写的是什么，而且正好也被我写字的那个胳膊肘压着。第二天早上进校，即发现气氛异常,早操也不出了，却有公安人员的神秘身影。走到自己的教室，就听有同学在嚷：“不得了啦，我们教室里有反动标语，有人在讲台上写了‘娘希匹，毛主席万岁！',那张讲台已经被抬到保卫处去了。”这一听，如雷轰顶，后面还有什么就听不见了。原来昨天下午我胳膊肘压着的，竟是那要命的“毛主席万岁！”,朱学勤啊，朱学勤，这一回你算彻底玩儿完了！
我去找那个比我年长两岁的六七届朋友商量。他那时虔信马列，听我说完实情，很自信地说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鼓励我去找工宣队、公安人员说明情况，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也就忐忑不安地去了。不料这些人听后十分意外，因为我当时是工宣队培养的对象，新初一红卫兵连的“连长”,管十二个班，六百多人。他们正按照学生的家庭出身排队摸线索，绝没有怀疑到我头上。现在已经宣布这是反革命案件，不可能因为是我所写而撤消这一案子。
我成天抬不起头，但也得到过一些温暖。一个是前面提到的辅导员李敏，当时是她在新初一进校不久发现了我这个苗子，推荐我做了那个劳什子“连长”,不料却是个闯祸坯子，惹事的孽种。出事后，她曾在体兰馆前的那块草地上找我谈话，鼓励我不要一蹶不振，自己却边说边流泪。她的恋爱对象是高二（1）班的同班同学邱洪琪，校内大联合以后的红卫兵团长，人也正派。每有集体性集会或游行，他总是扛着校旗走在第一个，让路人看得眼睛发亮，可见其英俊漂亮。李敏大概找过邱洪琪交过底，要他抵制那个男教师对我的逼迫，否则以我当时之幼稚，怎能顶过这个男教师索书逼书的压力？我离开上海后，时常想念这位善良的辅导员，十三年后返沪，费了很多周折，终于找到他们夫妇。（注二）
一九七二年十月，我结束插队生活，进入豫西山区的一个化工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自学计划，先历史，后哲学。此时上海出版了四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四份杂志，父亲总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者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很好。到了一九七四年前后，毛泽东批示重印一些文革前的“灰皮书”,并组织翻译苏联及西方最新的小说、政治理论书籍。毛泽东为何要印发这批书？真是一个谜，谜底至今还未打破。
毛泽东批准的那两批禁书，就在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出售，书店二楼有一个“内部书籍供销柜台”,凭“县团级”与“地师级”介绍信分级别配售。令人向往的是，“内部”还有“内部”,里面还有一个柜台，凭“省军级”介绍信才能进去，专供最“反动”的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我当时为了搞到最里面的那批书，尤其是那本耳闻已久的《美国与中国》，真是动足了脑筋。一张县团级介绍信能购买的范围，已经不过瘾，到哪里去搞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呢？真是天不绝读书路，我后来曲曲折折，关系托关系，竟然就搞到了这么一张。
我那个车间的政治指导员叫崔清汶，解放初期毕业于河南银行中专，有书卷气。老崔与我私下交谈，认为我还有点思想，于是又刮目相看。他后来曾推荐我上工农兵大学，未果。但他无意中帮我一个小忙，却使我受惠至今。他的一个好友姓李，时任厂革会办公室主任，管大印。老李又有一个朋友，当时在省委宣传部给部长当秘书。我知道这一线索后，先说动老崔，让他说服老李，我要一张厂革会介绍信致河南省委宣传部，再换开一封介绍信，不为别的，只是想探亲回沪时多买点书回来。老李果然爽快，答应了我的要求。我所在的厂是“地师级”,也刚够给“省军级”单位开信。但介绍信是格式化的，只填一个对方单位和被介绍人姓名，“兹介绍我厂朱学勤同志前往贵部联系工作”,至于联系什么工作，就全凭我自己去说。
我坐火车去郑州，在拥挤的车厢里想好了一套说辞。一到省委宣传部，老崔朋友的朋友，即老李的朋友，是个中年女秘书，面相不恶。我说：“我们厂里成立了批林批孔写作组，我是写作组成员，现在急需一批内部参考书籍，我可以回上海采购，请部里支持。”那个女秘书原籍是我那个厂所在的巩县，见家乡来人，就有几分亲，又听我说是老李介绍过来的，更无疑意。只是说：“换部里的介绍信，要经过部长的批准，让我进去说说看。”这一关却是我不曾想到的，女秘书一进去，我心里就开始打鼓。这一次可真是有点害怕了。为了读“禁书”,我冒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一次可能闯出更大的纰漏。那个部长只消向厂里打个电话，就会拆穿我有关写作组的谎言，五分钟后，我就得低头认罪，那就比我少年时代的“敌情内处”严重多了。女秘书在里面大概也只有五分钟，我却觉得有一个小时，如坐针毡般难受。谢天谢地！我这边已经开始后悔，那一边女秘书已经说服部长，一脸轻松地出来换开介绍信了。
我揣着那张“省军级”介绍信回上海，真是如获至宝。先找到那个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朋友，分享喜悦；然后分头去打听福州路那家书店最近供应的书目，汇成一张总书目，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那张介绍信的作用。在介绍信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穿上呢制中山装，左上口袋插起一枝钢笔，尽量学出一副省军级写作组成员的派头，去福州路上海书店，直奔二楼最里面那一间。出来接待的是个男营业员，双臂套着那个年代常见的书店职员的蓝色袖套，动作麻利。
那位可敬可爱的营业员配完书后，又热情推荐还有一些我们书目上没有列入的书，“这本很吃香，那本在外面更难搞到”,语气如此热忱，就不象在公事公办，按级别配置“反动书籍”了，而是一种标准的职业行为，在推销紧俏商品。此前我没有听说，此后证明对我帮助很大的两套书：《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学术资料选》十六本，《苏联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二十三本，就是经那位营业员的推荐买下的。尤其是前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前版本，翻译之精良，超过后来八十年代西学热中许多粗制滥造产品。其中有萨特《辨证理性批判》、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马克思在林苑》等。前年我为批评文化决定论，给《南方周末》写评论，题目定为“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有朋友问：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促狭的一句话？哪是我自己想的，它就来自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胡克当年是以这句话总结他对历史决定论的厌恶，当时看到这句话，如醍醐灌顶，数十年不敢忘。以后看到决定论历史观改头换面反复出现，总会想起这句直截了当的大白话。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前看的一本旧书，到本世纪末用来反对知识界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不大不小，刚好凑手，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
一九七四年冬天福州路上那次“省军级”购书行动，是我购书史上收获最大的一次。总共花了三百多元人民币，几乎整整一年的工资。捆起来是四大摞，两人四臂，必须高高提起，才能离地。口袋里剩下的几个硬币，只够我们乘十七路电车回家。在那次购得的书中，除了悉尼·胡克的两本，最称心的当然还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九八二年这本书随我去读研究生，因为传阅过多，已经破损不堪。我与校内一个老装订工很谈得来，老师傅帮我重新切边，夹硬版封面，书名还烫成金字，一本破书顿时焕然一新。又过了很多年，我到哈佛做访问，一抬头，隔窗就是费正清研究中心，近得令我吃惊。闲暇时，我也偷偷进去溜达过几次，都是一些不能攀谈的外国陌生人。我想找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只有一幅照片迎客。这个叫做“费正清”的老头，怕是永远不会知道在他关心的中国，多年前发生过一则与他有关的渺小故事了。
1999.2.2,沪上。
注一：这里应顺便交代，我之所以迟迟不能接受王朔小说，也难以同意将其评论为平民文学、后现代试验、意识形态的有效瓦解或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与我文革中的这段记忆过于深刻有关。后来，我也有幸落入过那种大院，穿过几年那种颜色的衣服，感同身受，则更难纠正这种偏见。
（注二） 令人不解的是，我后来回母校参观校史展览，翻阅名人名录，独独没有这一代人的身影。据说其它学校也有类似情况。空白处，反有一段各方都觉寒心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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