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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8日星期日

王丹:悼念阮銘──作為1980年代體制內自由化知識分子的代表

王丹 / 上報 20240728



最後一次見到阮銘先生,是2019年6月23日。那時候阮先生剛剛結束在台灣二十多年的定居生活返回美國,與妻子阮若瑛團聚,生活在紐澤西州的普林斯頓。我帶蘇曉康先生驅車3個多小時,從華盛頓去看望他。到了以後,一時找不到他的居所。打電話給他,他讓我們稍安勿躁,說自己會出來接我們。不多久,驚人的一幕發生了,我看見不遠處阮銘先生一路小跑朝我們奔來。那一幕我後來到處跟人說。因為要知道,當時的阮先生,已經88歲!

 

阮銘先生生性開朗,直言直語,酷愛旅行,除了有點耳背之外,健康狀況一直很好。88歲的老人能夠一路小跑,就是一例。所以我一直認為,他能活到100歲我也不意外。所以7月16日朋友打電話來告知阮銘先生驟逝的消息,我完全不敢相信,輾轉又詢問了兩位朋友,才確認了噩耗。據我所知,他在病逝前兩天接聽電話的時候,還聲若洪鐘,精神矍鑠,我至今還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他突然離開我們。

 

但逝者已去,感嘆惋惜已經意義不大,重要的是他留給了我們什麼值得記住的精神遺產。

 

阮銘先生長期在中共體制內工作,沈沈浮浮,曾經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文膽,參與和見證過中共黨內一些重大事件,對體制的運作,對體制內決策人士的思維,都有第一手的觀察和掌握,因此,在流亡到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中,我一直認為,說到對中共的了解,阮銘先生不敢說第一,至少也是名列前茅。最值得重視的,就是他對鄧小平的評價。他曾經以《鄧小平帝國》一書,針對這個議題作出過全面的論述。2019年那次見面,他還是念念不忘這個主題。中午吃飯的時候,他跟我說,鄧小平這個人其實比毛澤東還心狠手辣,比毛澤東還「左」。他說,像1989年那樣的局面,毛澤東也不敢下令對學生開槍,鄧小平就敢。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完全是對他的誤判。我後來在臉書上發文,轉述了他的觀點,結果引起壓倒性的不同意見,大部分人都無法接受阮銘先生的判斷,激烈者甚至認為這是在為毛澤東開脫。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我們拋開輿論長期以來形成的既有觀念,從事實出發,認真仔細地梳理鄧小平投身中共到六四屠殺的歷史,雖然他也被毛澤東整過,但一直沒有真正被毛放棄過。毛對鄧小平的賞識,是不爭的事實。顯然,毛澤東不喜歡鄧小平對他的頂撞,但他心裡是知道,唯有鄧小平,才能繼承他的「左」的精神衣缽。至於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鄧小平被外界認為是推動者,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反思,來重新看待鄧小平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之間的關係了。阮銘先生的觀點雖然聽起來有些激進,但我現在越來越認為,他的判斷是極為犀利深刻的,對於我們認識鄧小平,認識中共的本質,甚至對於我們理解中共從毛澤東一直到習近平的發展歷程,都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

 

重新認識和評價鄧小平,是我們了解今天中國政治的一把鑰匙,而 阮銘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經提出了這個命題。說他是最了解中共問題的人之一,完全不是溢美之詞。而他提出的「重評鄧小平」這個議題,因為他的去世,更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阮銘先生受到台灣兩任總統-李登輝先生和陳水扁先生-的賞識,後來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雖然後來他還是離開了台灣,但我一直認為李,陳兩位前總統能夠重視阮銘先生的意見,展現了政治領導人的敏銳和遠見。台灣現在直接面對中共的威脅,要有所因應,不僅要得到美國的支持,更應該了解中國和中共的情勢。所謂知己知彼是也。要了解中國大陸的情況,台灣還是應當虛懷若谷,多聽聽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支持台灣的人的聲音,阮銘先生是一個,林保華先生也是一個。台灣雖然也有不少中國研究機構,但理論上的分析,畢竟不如阮銘這樣曾經長期浸淫在中共黨內的人,後者的經驗積累出的直覺,是台灣再優秀的中國研究者也無法具備的。

 

阮銘先生是中國一九八零年代被稱為「啟蒙派」的體制內自由化知識分子的代表。他走了之後,那一代人,現在在海外,大概只剩也是已經90多歲的郭羅基先生了。那一代人曾經對中國的思想解放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們八九一代的大學生,就是在他們的思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沒有阮銘這一代人,就不會有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現在,這一代人已經凋零,但是我們不能遺忘他們,這不僅是出於對他們的歷史貢獻的尊敬,更是因為不了解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就會欠缺了一塊。我想,這,才是我們悼念阮銘先生的時候應當銘記的。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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