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政治觀念 JUN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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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既不是一個開放社會，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封閉社會，而是一個半開放社會。但公衆很少意識到，半開放社會究竟意味著什麽？本文指出中國公共領域顯著不同於開放社會常態化的公共領域，因爲中國公共領域是碎片化的，而且通常是圍繞重大公共事件臨時集結起來的，平常則長期處在審查機器的壓迫之下。這種特點更加强化了中國的半開放社會特徵。
中國到底有沒有言論自由？不論對中國政府支持者來説，還是對其批評者來説，都不是問題，因爲兩邊都可能毫不猶豫地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
對於國際學術界來説，這個問題也沒有多少討論價值，因爲其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與其追問這個問題，學者們更想追問的是：中國到底存不存在公共領域？
當言論自由問題上升到公共領域時，問題就變得複雜多了。
爲什麽說要追問中國是否存在一個公共領域情況就複雜多了？這是因爲中國社會跟其他專制社會一樣：是一個半開放社會。不論是學術界，還是公共知識分子，對半開放社會缺乏應有的認知，乃至於沒有意識到半開放社會的風險。
我們將在後續討論中追查半開放社會的風險，但本文旨在從公衆和學界常常忽視的角度解釋：爲什麽説中國是一個半開放社會？如果不澄清這個問題，我們或將始終無法準確認識中國的社會風險究竟意味著什麽。
「半開放社會」這種提法並不是空穴來風。最遲2009年，北京大學著名社會學家鄭也夫就提出過「半開放」概念。其語境是鄭也夫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並不是沒有保留地完全改革和全面開放。比如表面上看起來外資准入、外國人准入、中國人准出、准許私企，這並不是開放的全部。受到戶籍限制的農民工群體在擇業、薪酬、勞保、醫療、低保、信貸、子女入學等方面，無法享受跟城鎮人口同等權利。所以農民工進城，最多只能叫「半合法」，並不是社會内部真開放，頂多是是比毛澤東時代開放了一部分，但並不是完全開放。又如新聞出版審核機制也限制文化出版，文章和書籍但凡涉及到敏感議題、甚至批判黨和政府，在中國大陸很難有公開出版機會。這種情況無論如何也不能説成是開放。再比如改革推進的力度也受到限制，因爲符合上層社會多數人利益的改革是極其稀少的，這意味著上層社會很缺乏推進改革的動力，也意味著改革實際上是有禁區的，其禁區就是不能觸犯並且要符合上層社會多數人利益。¹
也就是説，改革和開放都有無法觸及的封閉領域。這個封閉起來的領域，既包括特權和禁忌，也受到政治、經濟、乃至戶籍制度等各方面限制。只要這些限制沒有解除，社會依然存在著沒有開放的地方，即使看起來像是開放了許多領域。
但鄭也夫只是簡單觸及半開放社會問題，並未深究半開放社會所呈現出來的支離破碎的半自由特徵。從公共領域入手，我們更容易看見半開放社會的典型特徵。
在此之前，我們先來看一看，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爲代表的典型的「封閉社會」是什麽樣子。
對於朝鮮來説，封閉社會意味著什麽？首先是各種涉及政治議題的討論和資訊流通均由國家壟斷，個人實際上沒有公開或私下談論的自由。朝鮮所有報刊、雜志、電臺、電影和電視臺均由黨和國家把控，所有言論均受到嚴厲審查，服務於意識形態的宣傳機器則無孔不入。不論在任何場合都不允許公開談論政治話題。所有朝鮮人都習以爲常地生活在秘密社會裡。据脫北者透露，朝鮮人甚至連談論中國開放市場和經濟發展這類話題，也只能在私人空間裡、在信得過的朋友和親屬之間悄悄說。一旦可能涉及到敏感話題的危險邊緣，其他人會迅速岔開話題。另一些脫北者甚至說，連朋友也不要相信，你只能相信自己的家人。但即使在家人之間，也不存在談論政治話題的自由。比如成年人可能把兒童支開，以防兒童聽到不小心傳出去，導致全家遭受滅頂之災。於是也隨之出現了連家人之間都不敢坦誠相見的情況。每當涉及到抱怨政府、甚至批評政府的時候，朝鮮民衆通常都有一種默契：話不拿到桌面上說，各人心知肚明。不少脫北者反應能感知到對方想説什麽，儘管話題點到即止，沒有明説。甚至這種不敢説話、僅憑直覺的默契，也延伸到其他日常生活瑣碎事宜，比如討論南韓時興髮型也這樣。儘管如此，朝鮮民衆一樣拿不準誰是真的支持政府以及誰騎墻、誰反對，因爲嚴厲禁止政治討論（儘管遇到大饑荒時社會控制要大大地削弱很多）。正如一個脫北婦女所説，朝鮮人一直有不滿，但只限於留在腦子裡。²
從朝鮮的情況來看，封閉社會不僅嚴厲限制表達，還造成人人自危的信任危機，而自我審查和互相審查也極大程度阻止人們進行相對坦率的交流。在這種社會裡，每個人都像戴著一副假面具，他們好像知道對方心思所想，但其實又拿不準。每個人都像活在蒙昧之中。但是甚至連兒童也過於早熟地學會識別政治禁忌和自我審查。
在這種情況下，要説朝鮮有公共領域是很牽强的事情，因爲連最基本的政治討論和政治資訊流通都被阻斷，甚至連私人談論相關話題也被阻斷。儘管也有學者認爲朝鮮有自己獨特的公共領域，只是全部把持在黨和國家手裡，完全缺乏獨立性。³ 但是因爲不存在政治討論和政治資訊流通，只有國家宣傳機器一味輸出，朝鮮實際上連公共領域最狹義標準都沒有達到。
相比之下，像平壤當局不允許資本和人員自由跨境流動，也不允許私企，這種情況只是比較表層的封閉特徵。更加深層次的封閉特徵是公共討論受到嚴厲禁止，或者說，公共領域遭到獨裁政府完全劫持。
經歷過改革開放的中國，許多情況跟朝鮮並不一樣。其中最顯著的不同就是公共領域的半開放特性。中國不僅存在公共討論，還是始終存在批評政府的潛流，即使在鎮壓明顯更加嚴酷的習近平時代，這種批判性暗流也仍以隱喻、寓言、暗語、非正式表達等多種形式在網路流傳，儘管也因爲輿論審查和網路鎮壓，呈現出支離破碎的特點。
通常情況下，依照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對公共領域的最初定性，形式上不受限制的公開討論、批判性的公共輿論以及對公共利益的共同關切是公共領域必不可少的構成要素。⁴
這些要素在中國語境中並不是完全不存在，而是以一種支離破碎的形式存在。或者説，其存在不夠典型。比如公開討論，即使在自由度最受限的習近平時代，表面上看是受到輿論審查嚴厲限制，這種討論通常以隱蔽的方式規避審查。其中被中國政府查禁的海外社群媒體，也是這種公共領域的延伸（甚至更加完整、更加開放、也更加典型一些）。也就是説，雖然存在限制，但是也存在通過規避限制的做法繼續推進公共討論。
就此而言，中國的公共領域具有一種半開放特性。其開放並不是主動的，而是被動的。在下文我們還會看見，這種半開放性與中國互聯網的半開放特性息息相關，因爲中國的公共領域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托互聯網存在的。
儘管一種半官方的偏見，將互聯網公共領域抹黑爲「鍵盤政治」，但這個公共領域是中國民衆在審查制度重重圍追堵截之下，唯一可以參與公共討論、關心公共事件以及追問公共道德的地方。
如果存在一個開放的、允許自由討論的公共領域，網路政治討論也就不至於這樣熱烈。對中國社會來説，互聯網公共領域是一種不得已的輿論權利，是在重重壓迫之下的堅持言論自由權利。否定這個公共領域，不僅是對最後堅持言論自由權利的否決，也是協助專制政府鎮壓輿論的幫凶。所以「鍵盤政治」並不是什麼可恥的事情，而是迫不得已的權利。
對於開放社會來説，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公共領域會是一種輿論權利。對於半開放社會來説，公共領域，即使是受到重重壓迫變得扭曲的公共領域，不僅事關言論自由權利，還關係到用輿論平衡和反壓制專制政府的監督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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