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20240603
高華生於一九五四年，以當年流行的詞彙來說，他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這句話意味每個人、每件事都重新開始，就連中國，現在也成了「新中國」。舊社會有階級：地主與農民，資本家與工人。現在在共產主義紅旗下，人人平等。
在現實生活中，高華與其他數以千萬計的人一樣，屬於一種新階級：一種有政治問題的賤民階級。高華的父親曾是替共產黨工作的敵後地下電台作業員。20照理說，高華應該因此像習近平一樣是「紅二代」，或是擁有「紅色血統」的人。但事實上，共產黨對於曾經投入地下工作的理想主義人士有種近乎病態的懷疑。這類人士幾乎都因與國民黨同謀而遭迫害，理由是根據共產黨詭詐、多疑的心態，這些地下工作者若是不通敵，又怎能生存？共產黨喜歡用的，是那些遠離前線、躲在延安向毛澤東卑躬屈膝的人。就這樣，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傾運動中，高華的父親淪為鬥爭目標。他被貼上右派標籤，下獄關了幾年。時年兩三歲的高華就曾伴著母親，乘巴士長途跋涉赴監探父。時逢大饑荒，人人都餓著肚子，高華一家人的日子更不好過。
一九六三年，高華考進南京外語學院，但因共產黨人所謂「階級背景」而遭學校拒收。後來他雖進了一所普通學校，但他父親的問題仍然不時被人提出來，老師們也因此不讓他與其他學生往來。三年後文革爆發，高華無意間聽到父親告訴母親，說他若留下來很可能被活活打死。他父親後來逃離南京，躲到幾百公里外的山東省親戚處避難。沒隔多久，高華看到住家附近牆壁上貼了許多緝捕他父親的告示。
高華逐漸長大，開始將他的家族悲劇與二十年前那場「延安整風運動」連在一起。他曾在毛澤東選集裡走馬看花式地讀過這場運動。不久文革爆發，學校與市政府高官紛紛落馬，指控人寫了許多材料，說這些高官曾在延安鬥爭會上招供犯罪。當年只有十幾歲的高華搞不懂這許多事，但他可以感覺到延安整風的血腥暴力。他幼稚的心靈隱約察覺，吞噬他人生的暴力關鍵就在於這場整風。他本能地發現，延安這場暴力已經成為共產黨的原罪，它使共產黨扭曲變形，使共產黨非得透過暴力與高壓手段才能運行。
他目睹的殘酷血腥令人髮指。其中一件事的恐怖回憶尤其讓他揮之不去。他有兩個同學是對兄妹，與他們的父母住在間殘破的小屋裡。兩兄妹的父親被打成反革命，不能工作，他們的母親是普通女工，一家人窮困潦倒，而且經常遭人辱罵。一天，這位母親終於忍無可忍，撕毀了一幅毛像，還大罵毛澤東。她被捕處死。學校裡每個人，包括高華、她的兩個孩子與她的丈夫，都被迫站在路邊，看著那位母親戴著手銬腳鐐押赴刑場。高華日後反諷地寫道：「這就是所謂『接受教育』」。
家成為高華的避難所。他沒有資格當紅衛兵，只能整天看書。他的母親早已是驚弓之鳥，把家裡大多數書籍燒了，但他從火堆中搶救了幾本書，包括楊絳翻譯的十八世紀法國小說《吉爾．布拉斯》(Gil Blas)，范文瀾的《簡明中國歷史讀本》，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詩選》(Selected Poems)，還有一本《唐詩三百首》。日後在回憶幼年生活時，高華寫道：「這些書給了我許多溫暖，讓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遠處一簇光。」
在一位老先生暗助下，高華對中國命運的認識飛速成長。當時他家附近有座倉庫，裡面鎖了幾千本遭查禁的書。看守倉庫的老先生很和善，讓高華與高華的一位友人借出閱讀。兩人仔細選幾本書，藏在背包裡走回家。到下星期，兩人回到倉庫還書，再借幾本帶走。高華就這樣讀了幾百本禁書，包括丁玲的小說與王實味的文章。丁玲與王實味都於二十五年前在延安遭毛澤東清算。當文化大革命隨毛的死亡而告終時，大學入學考試重新實施，階級成分不再成為入學考慮要件。一九七八年，二十四歲的高華考進全國頂尖學府南京大學。但他隨即知道自己要研究歷史，特別是延安整風那段舊事。他開始蒐集回憶錄、文件與其他有關材料。
高華也聽演講，建立自己對如何成為一位史家的觀點。在聽完一場有關司馬遷「報任安書」的演講後，套用高華的話說，他「心緒激動，久久無法平復」。在「報任安書」中，這位二千年前的中國大史家向友人解釋自己何以必須完成《史記》。寫《史記》是他的神聖使命，無論是否遭到宮刑，他必須完成它。高華清楚記得范文瀾在《簡明中國歷史讀本》(就是高華從母親的柴火堆中救出來的那本書)中提出的警告：真正的歷史學者必須願意「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
最後，高華「甘坐」了不只兩倍時間。經過二十二年苦功，他於二○○○年出版了近九百頁的經典巨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九三○至一九四五年》。這個紅太陽是毛澤東，高華在書中以嚴謹的手法描述了毛如何利用一連串血腥整肅崛起的過程，而這種過程隨後成為共產黨掌權後的標準運作模式。
高華在這本書的附錄中談到《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寫作過程、動機與研究方法。他得在不能接觸官方檔案的情況下進行資料蒐集；由於這個題材過於敏感，打從一開始他就看不到政府文件。他提出的研究補助申請屢遭拒絕，他既無緣晉升，也不能轉入另一大學擔任較高教職。他得用身為臨時講師的薄薪支付買來的每本書，每份影本。與海外歷史學者不同的是，他沒有研究生替他跑腿，沒有研究津貼讓他放下教職、專心投入寫作，沒有世界級研究圖書館供他使用，也沒有「同行評審」(peer-reviewed)a報告幫他精進思考。
高華對相關外國作者很熟悉，幾次香港之行也讓他獲益匪淺。每在走訪香港期間，以收藏大量來自中國的書籍與文件而著名的「大學服務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s Center)都成為他的主要駐足之處。21但他發現，大多數外國作者，特別是極力吹捧毛澤東的那批老一代作者，沒能把握一個重點：共產黨所以迷戀暴力與高壓，毛澤東是主要關鍵。許多外國作者在溯源的努力上不夠深入。有些人認為中共的問題源自「反右傾運動」或「大躍進」。或許因為他們不知道，也或許因為他們不願表現得過於反共，沒有人膽敢指出問題源頭來自延安時代。高華是自學成功的學者，有自己蒐集的一套文件與回憶錄檔案。這些文檔有時並不完整，而且脈絡指向也很錯亂，但它們無需切合任何傳統，既不需要以中國境內容許的那種政治化歷史為師，也不需要遵照海外流行的常規知識。就憑藉這些資料，他做出如今為人廣泛接受的結論。
他就坐在他家那間小公寓的廚房餐桌邊，一根根抽著菸，一杯杯喝著茶，一筆筆寫下這本巨作。整個九○年代，高華寫史的消息逐漸傳出，他的名聲也愈來愈響。慕名者蜂擁前來南京，訪問這位現代司馬遷，這位甘於貧窮卻要寫一本反傳統史書、顛覆共產黨政治文化的作家。說《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共產黨治下中國最重要的歷史著作，絕不誇張。
十年後，高華因肝癌去世，享年五十八歲。英年早逝使得他完成第二本書的夢想化歸泡影。據友人說，這第二本書的主題是延安整風中淪為毛澤東控制工具的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掌權後的倒行逆施。
但就若干方式而言，他的一生志願已經完成。他的書破解了中國共產黨的創黨神話：中國共產黨是理想主義者為拯救中國而建的一個純淨的兄弟之盟。他的書告訴世人，共產黨是一群臣服於毛澤東淫威下，充滿野心、相互爭鬥不休的人。《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雖說在中國是禁書，但經香港中文大學於二○○○年出版，印了二十二刷。它已經譯成英文，而且有線上版本。今天，無論在中國國內或海外，任何撰寫中國共產黨黨史的人都會參考這本書。
這本書敘事很緊密、很冗長，而且很艱澀，讀起來並不輕鬆。高華假定讀者認識出現在書中那些多得數不清的人物；他沒有做背景說明，只是像一道雷射光束一樣射向毛澤東。但他的成就令人嘆服，他不僅改寫了延安神話，還對整個共產黨運動提出質疑。他是一位中國史學者，在中國工作，在共產黨引為聖土的延安挑戰共產黨。
不過，這樣的著作也正是當代打擊地下歷史學家之戰的核心所在。習仲勛認為，共產黨黨史無論美醜都應該如實傳世，但他的兒子從習家這場與過去的鬥爭中，學得另一個教訓。習近平的父親曾是歷史犧牲者，而他現在想控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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