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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9日星期六

李新宇:慈禧和她的“义民”

  李新宇 历史学人 2022-08-02 20:27 


作者:李新宇




1900年夏日的北京发生了许多事,看上去似乎是偶然的奇观,但所暴露的,却往往是某些常态。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义和团引发的一连串事件。

拳民烧教堂,杀教士、教民,引来了列强的抗议,他们要求大清国给予保护,朝廷没有拒绝,却就是不见成效,而且事情愈演愈烈。于是,列强建议:既然大清帝国无力保护外国侨民,那就允许我们自己派兵前来保护。外国兵来了,而且要求进京,尽管是少量的,但这事非同小可。

谁能为大清抵御外侮?一些王公大臣看中了义和团。于是,义和团进京了,运动搞得史无前例,轰轰烈烈。

1

繁华的商业区,大火烧起来了,无数人倒在血泊之中。

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他所撰的《崇陵传信录》中写道,拳民在右安门外焚烧教民的住宅,“无论男女老幼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前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义和团纵火焚四千余家……火延城阀,三日不灭。”

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写道:“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酥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烧顺治门天主堂,并烧医院两处,连四周群落约有三百余间俱皆烧尽,烧死教民不计其数。又焚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

这是大栅栏被烧的情景:“火光又复大作,烟焰弊日,作黄色。盖大栅栏有老德记药店房,为西人所开者,拳匪往焚之矣。已而西南风大作,以致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正阳门城楼亦被焚延及。是日,共计被焚店铺不下四千余家。至翌日,火尚未息。”(《西巡回銮始末记》)

一般群众习惯于响应领袖号召,更难抵抗利益的诱惑。于是,车夫小工,都不再干那既辛苦又挣不到多少钱的本行,纷纷参加了义和团。游手好闲的流氓无赖,则成为积极分子。“平素有私仇的,就在这时指为教民,于是杀掉全家;死者数十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满月,亦毙之。”

时人的记录留下的大量材料不必引了,作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情景却不是想象。书中写道:

他们各处游荡,寻找“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全都予以杀害。“大毛子”指洋人,“二毛子”、“三毛子”指信教的、在洋行做事的,以及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他们各处去烧教堂,烧洋房子,毁坏洋镜子、洋伞、洋钟、洋画,杀的中国人倒比杀的洋人多。他们证明中国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很简单:让有嫌疑的人在大街上跪在义和团的神坛面前,向他们的神烧一张黄表,人有罪无罪就看纸灰是向上飞还是向下落而定。神坛是对着大街,对着落日的方向。要表示信义和团的人就要烧香,拜齐天大圣孙悟空……

民众进京杀人放火,是历代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但这次却大不相同,官兵不去禁止,更不去镇压。

不但不禁止,而且支持。仔细看,就不难发现,正是官府在背后撑腰,他们才敢这么干的。在那些烧、杀、抢的队伍里,其实有不少官兵,据当时的记载,“由棋盘街东廓起,东郊民巷、东城根、御河桥,皇城根、东单牌楼,王府井一带,官民住宅铺户货产,俱被武卫各军枪击火焚……”(仲芳氏《庚子记事》)焚烧这些地方的,竟然是大清帝国的武卫军。而在董福祥的甘军中,满人将士大多数加入了义和团。军队支持群众组织,一起在自己的国家里烧杀抢掠,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首次。

为烧杀抢做靠山的,不仅有军队和官员,而且有帝国王公贵族,载漪、载澜、载濂、载勋……一群“载”字辈,都是皇家的人,真正的国家主人。

其实,如果目光沿着熊熊燃烧的大火和血腥的杀人现场追踪作案者的踪迹,就不难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从端王府、庄王府出来的。他们进京之后,就去端王府和庄王府报到,领取奖赏,然后上街行动。

慈禧太后也表态了,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奖给两万担米面、十万两银子。
这是怪事吗?由最高层亲自发动和领导,在自己的京城打、砸、烧、杀、抢,真可谓“奉旨造反”。

“奉旨造反”,攻击的对象自然有所选择。成片的店铺被烧,是因为那里有“洋布”、“洋药”或“洋货”;成群的中国民众被杀,是因为他们信了基督教、天主教,或者家中有时钟、铅笔、火柴等洋人制造的东西。

不过,领导群众运动,朝廷经验不足,所以失控是难免的。义和团不仅抢烧教徒的住宅,不仅抢烧店铺,而且烧了翰林院和吏部、礼部、户部几个衙署,还烧了几个王府。就连支持他们的大学士徐桐的住宅,也被抢劫一空,然后放了一把火。

而且,错杀也是难免的。大清帝国的安徽提督姚大人身著清廷官服上街游走,见遍地拳民声言杀洋人。这位提督大人不知深浅,喝道:“升平世界,尔辈休要妄言!”并且警告他们:“汝辈今欲杀鬼子,行看将为鬼子杀也。” 拳民大怒,认定他是二毛子,把他拽下马来。提督大人说自己不是“二毛子”,但已然晚了。这位帝国的提督死在大刀长矛之下。亲友和部下闻讯前来抚尸痛哭,又证明他们也是“二毛子”,因而丧命于乱刀之下。

最严重的时候,甚至皇宫内也到处是义和团。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记述了慈禧对当时情形的一些描述:“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著红布,进的进,出的出……”

2

面对义和团的兴起,面对洋人的抗议和派兵进京之举,朝廷形成了两派意见:

一派以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等人为代表,主张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以便使洋人不再派兵入京。他们的意见,也代表了一些重要的封疆大吏的意见,比如,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都赞同这种主张。同时,光绪皇帝也支持这种主张。

另一派以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为代表,主张招抚义和团,利用义和团把洋人赶走。他们中的一些人很相信群众的力量,而且相信义和团有“神助”,可以“刀枪不入”。

6月16日起,连续四天,朝廷举行御前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二:一是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二是对列强是战还是和。两个主题合为一体:对义和团只要主剿,对列强自然主和;对义和团主抚,对列强自然主战。

慈禧


会议开始时,慈禧太后也许真的还没拿定主意。对传统的专制统治者而言,无须装出民主的样子开会走过场,一旦开会,一般是真的有事需要商量。最后的决策权当然是在最高统治者那里,但最高统治者也常常需要咨询,需要听听臣子们的意见。

在第一次会议上,皇帝似乎很活跃。戊戌政变之后,他失掉了权力,应该是不敢轻易说话了。然而,在这次会议上,他却说了许多,或者是这件事他想管一管,所以不放弃说话的机会。他问许景澄:“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应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许景澄回答说:“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

史料记载,许氏的回答深得光绪赞同,在稍后的讨论中,皇帝大谈的也正是“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之理”。他请人们不要忘了甲午之痛:“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皇帝的态度赢得了许多朝臣的拥护,军机大臣王文韶甚至为皇上的英明而当场伏地叩头:“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然而,慈禧的主张也已经表露。袁昶的日记中记载道:在这天的会议上,他“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就是说,当务之急是剿灭义和团,然后才能使外国人不要再调兵入京。对此,慈禧太后说:“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汝所奏不合。”  

第二次会议开始,似乎皇帝与主和的大臣们仍然要做主角。面对义和团“民心可用”的说法,皇帝指出:用民心抵御外侮,本来就是空话,更何况乱民乃乌合之众,并不代表民心,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与敌人血肉相搏?他说:“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

康有为在海外,一直在歌颂光绪皇帝乃仁爱英明之主,我们却很少看到实证,因为戊戌变法的结果,恰恰证明光绪皇帝与康有为一样并不英明。但在拳乱时期连续四天的御前会议,却证明光绪的确是明白人。也许,时隔几年,而立之年的皇帝已经成熟。

皇帝的主张使主和派大臣喜形于色。可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此时的慈禧太后看到了一份列强的照会,其中内容之一,就是要“太后归政”。这份照会是载漪等人于16日伪造的,由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午夜呈交给荣禄,17日早晨,荣禄把它呈交给慈禧。慈禧一看,大发雷霆:“彼族竟敢干预我家事,此能忍,孰不可忍?外人无礼至此,予誓必报之。”

这份假照会扭转了御前会议的局面,也激化了太后和皇帝的矛盾。载漪等人取得了成功。

也是这一天,朝廷接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的电报。电报表明了他们的主张:对义和团,要剿;对列强,要和。张之洞告诫说:对义和团,“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如果对外宣战,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由于地方督抚反对,决议没有形成,所以18日继续开会。被太后批驳,又遭载漪等人之辱,皇帝不再说话。主战派异常活跃,宣战的呼声高涨。王文韶、联元等人继续反对招抚义和团,太后拍着桌子说:这话早听厌了!并且说,有本事你们让夷兵不进城。太后召集此会的目的,是通过宣战的决定。但会议的结果并不理想,主战的呼声虽高,主和派却依然坚持。于是她命王文韶等人前往外国使馆交涉,阻止外国军队进京。这一招很高明,如果交涉成功,事情自然结了。如果交涉不成,王文韶等人就没有理由继续反对宣战。不过,此时的光绪仍然没有袖手旁观。他告诉荣禄:“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审慎。好在兵权全在你手。”他希望荣禄能够坚定立场,在关键时刻控制住军队,不要轻开战端。

6月19日召集第四次会议。慈禧不再给官员们讨论的机会,作出了对外宣战的决定。她把自己的愤怒表现得淋漓尽致:“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

太后命许景澄去给各国使馆送照会,限使馆人员24小时内离开北京,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

这一决定吓坏了光绪皇帝和主和的官员。史料记载:皇帝顿时脸色白如死灰。他不顾君臣尊严,离席抓住许景澄的手,对他说:“天下数万万生灵,立见涂炭,汝不可不切言之。”太后厉声呵斥道:“皇帝放手,毋误事!”许景澄作过多年驻外大使,了解这一决定会有什么后果,此情此景,这位大臣的表现竟然是“牵帝衣而泣”。这导致太后厉声呵斥:“许景澄无礼!”  

主和派失败了,慈禧作出了宣战的决定。

太后不是不知道后果的严重,但她仍然要宣战。因为在她看来,洋人欺她太甚。所以,即使葬送大清天下,也顾不上了。她说:“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故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3

6月21日,朝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诏书是由军机章京连文冲写的,时人多说文采甚好,连文冲因此而成名。其实,这份诏书真值得一读,因为它充满中国式的政治谋略。诏书全文如下: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的确是有情有理,气势雄壮,既表现了大国气度,又足以调动臣民的爱国热情。然而,作为宣战书,史家大多认为它有点怪:首先,宣战应有明确的对象,这里却没有。找遍诏书全文,能够发现的只是“彼”、“彼等”,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他们”。他们是谁?似乎除了大清帝国之外,全世界都是敌人。向全世界宣战,慈禧气魄太大了。

事实上,宣战是有具体对象的,包括11个国家: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俄罗斯。可是,诏书中并没有提及任何国家,而且这道诏书也从未以任何形式送达外国政府。

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地方官员不知道敌人是谁的事。盛京将军增祺就曾向朝廷请示:“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传闻未得其详。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  

这种情况下,就存在一个各国可以应战也可以不应战的问题。历史留下的事实是,直到联军进北京,没有哪个国家宣布应战。其实,诏书不过是一份动员令。它通篇都在向自己的臣民讲话,解释朝廷为何而宣战,呼吁共同御敌,等等。

发布诏书后,义和团被称为“义民”,义民编为民团,由端王、庄王和刚毅统率。
宣战诏书发布后,大清帝国与列强各国应该是进入战争状态,朝廷也要求全国进入战争状态。然而,南方的李鸿章却抗旨不遵,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相互通气决定共同抗旨,实行“东南互保”策略。此事非同小可,封疆大吏抗旨不遵,意味着帝国的统治已经解体。

4

在世界战争史上,大概这是唯一的战例:宣战,却以使馆为攻打目标。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战争很容易获胜,因为在自己的国土上,瓮中捉鳖,应该是马到成功。当然,这样的战争不可能就此而止,由此引发的真正战争必将随之而来。但令人困惑的是:从6月20日开始攻打,到8月14日联军前来解围,50多天,攻打使馆的战役竟然未能获胜。

本来,各国公使接到清廷的通牒,是准备立即撤走的。但是,6月20日这一天德国公使被杀,各国使馆惊恐万分,觉得一场有预谋的屠杀已经开始,离开使馆会更不安全。于是,他们取消了撤出使馆的计划,决定躲在使馆内等待援兵前来解救。

被义和团围攻的使馆区起火


比利时、荷兰、奥地利三国使馆距离英法等主要使馆较远,所以他们的外交人员离开自己的使馆,来到了英国使馆。之所以如此,因为英国使馆面积最大、房子最多,院子里有个很大的花园,还有五口淡水井。

随着局势的恶化,在京的外国人纷纷来了,一些传教士带着他们的中国教民来了,一时间,英国使馆聚集了900多人。使馆中原本只有60多人,这么多人的到来,让使馆完全变了样,就连马厩里都挤满了人。好在无论外交人员,还是商人、传教士,来避难大都带了一些物品。于是,英国使馆内有了150匹骡马,一群羊,还有一头奶牛。粮食不成问题,本来就囤有足够的大米和白面,地窖里有成箱的葡萄酒。外国人逃到这里,感觉比较安全。

更重要的是,外国人相信,英帝国对他们的外交官在清帝国的处境,是不会袖手不管的。

对于使馆的攻打,是从6月20日下午开始的。据时人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述,6月20日下午,“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东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击动天地”。

长期以来,教科书的叙述常常含糊其辞,造成的印象似乎是义和团在攻打使馆区。原因不难明白,在清末,朝廷这么讲,是要把责任全都推到“拳匪”身上,以便逃脱罪责,乞得友邦的谅解。后来这么讲,是因为攻打使馆和教堂都成了“反帝爱国”的革命行动,自然不能落到慈禧太后和王公大臣们指挥的清军身上,所以,一定要说是义和团在反帝爱国,而朝廷却早已投降。可是,只要尊重历史,就不难看到当时的事实:攻打使馆的主要是官兵。董福祥直接指挥,荣禄亲自督战。义和团参加了,但不在第一线,更不是主力,而是充当了另一角色:“巫步披发,升屋而号。”     英国公使窦纳乐的报告,普特南·威尔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鹿完天所写的《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作者都是被围困的亲历者。他们反复讲述清军的进攻,却很少提到义和团。

清军的战果是有的:进攻开始后,首先打下了比利时使馆和奥地利使馆。但原因是这两个使馆的人员已经撤离,留守的士兵几乎没有抵抗就撤了。这两个使馆被打下来之后,立即被放火烧毁。接着打下来的是荷兰使馆和意大利使馆。荷兰使馆在使馆区外,而意大利使馆兵力薄弱,所以清军一进攻,他们就放弃了。

然而,有一点让人不解的是:从6月20日,到8月14日,近两个月的时间,军民联合围攻使馆,竟然没有打下来,清军真的草包到这步天地吗?

当然不是。清军有大炮,只要连续猛轰,用不了多长时间,使馆区就可以夷为平地。

但事实证明,外国人集中的英国使馆没有被毁灭,各国使馆的主要人员也大都安然无恙。只有荷兰公使诺贝尔是个例外,他一直躲在英国使馆的地窖里,但在使馆解围的那一天,听说联军已经到达,他从地窖中出来看看,却被流弹击中了大腿。

表面上看,参加围攻使馆的是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指挥的武卫中军,另外还有庆亲王奕劻指挥的军队。董福祥的甘军应该是卖力的,因为他们的精神状态与义和团一致,但其他两股军队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却很难说清楚。比如荣禄的队伍,曾经是朝廷派却保护使馆的,但也曾是朝廷派去攻打使馆的。

再看攻打的过程:7月13日,清军攻占肃王府和法使馆的意图接近实现。据英国公使窦纳乐估计,如果清军继续进攻,至迟在7月20日,即可将这两处完全占领。但在7月14日之后,攻势却突然减弱,16日中止了进攻。直到8月1日,才又恢复了炮击,但只是隆隆炮声让人恐惧,炮弹却大都呼啸而过,很少击中目标。直到8月11日,清军的攻势才又变得猛烈起来,但已经晚了,8月14日联军就进了城。

一些记载透露,荣禄的手下曾经奉命把炮口略微抬高。

跟随慈禧西逃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述了慈禧这样一段话:“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看来,一切都在慈禧的掌控之中。

问题在于,既然不想真打,为什么要宣战?摆出战争的样子,又不想真打,这一招显然有用意。但实际的结果,却是联军入京,皇家仓皇出逃。

古人云,伶俐不过流氓,聪明不过帝王。大清国最聪明的人当属慈禧。但回望历史,却不难发现,慈禧自作聪明,太不老实,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5

清末历史上有几个标志性的大事件,甲午战争是一个,百日维新是一个,义和团运动又是一个。这些标志的意义各不相同,甲午战争标志着大清帝国这只纸老虎被彻底捅破;百日维新标志着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次尝试;义和团运动则标志着朝廷利用民间力量抵抗现代化的一次尝试。

义和团运动的矛头所向,不仅是洋人和教民,而且包括朝廷的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在戊戌政变后所存无几,但光绪皇帝仍然在。拳民来自下层,并不了解上层的斗争,对光绪和维新派并无大恨,但在上层的引导和教育之下,也懂得了把维新派和洋人联系在一起。他们掀起的“杀毛子”运动,对不同的“毛子”进行了划分:“洋人为大毛,教民为二毛,康党为三毛。”在上层的引导之下,他们仇视维新,恨“西法”和“新政”,恨洋人,也恨维新变法者。他们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就是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杀光绪皇帝,是因为他学习洋人,主张变法。所谓“二虎”,一个是庆亲王奕劻,一个是李鸿章,都是洋务派领袖。他们的罪行,就是推进帝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三百羊”指的是300官员。按照义和团的说法,只有坚决反对维新的少数大臣可以保留,其余300人都该杀掉。(《西巡回銮始末记》)

义和团运动时期,是朝廷保守派与下层民众结合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载漪、载勋等人完全与拳民打成一片,而且有了共同语言。宋玉卿编的《戊壬录》中说:“义和团既借仇教为名,遂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政,效法外洋,乃为帝之大罪也。”

从历史的进程看,义和团运动的主要特征就是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全面反动,它既反对维新运动,也反对洋务运动。拳民把仇恨集中到铁路、轮船和电线上。当时流传甚广的一张揭帖写道:“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他们极力破坏的,正是洋务运动取得的成果。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一直清算到魏源等人。当时一位士大夫在给徐桐的上书中旌扬义和团法术之神、对洋人百战百胜之后,就曾声讨洋务派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引入:“魏源以刺夷情、识夷事、师夷长技著书,天下承其谬者数十年,误事甚大。究之刺夷事、识夷情,则多增一买办之材;成就一买办,则增多一汉奸。……既廓清腥秽,则电杆、铁路、商务、矿物,一切可以引致洋人之端,皆当禁而止之,此所以整齐天下事也!”

由此可见,义和团的出现与戊戌变法有关,也与洋务运动有关,上层与下层相结合,形成的是反新政、反西法、反洋人的联盟。关于这一点,那些亲历者看得很清楚,说得也很明白。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过:“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中说:“庚子事变,虽是西太后和载漪因为废立的事仇视各国公使,然还是少数,当时政府中人,因为新旧之争,主张纵匪仇洋者,实居十之八九,……他们眼里,以为各国夷人不懂中国圣贤的纲常礼教,都是禽兽;至于附和而且主张效法那禽兽的中国人,不更可杀吗?所以他们戊戌年将一班附和禽兽的新党杀尽赶尽,还不痛快;到了庚子年,有了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的义和拳出来,要杀尽禽兽,他们自然十分痛快,以为根本解决了。”

陈独秀还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对义和团的评价,一百多年来发生过几次变化。在当时,从朝廷的王公大臣到一般民众,都有许多人赞美它;辛亥革命前后,直到五四时期,它一般是被否定的。正如鲁迅和陈独秀的见解,把它看作历史倒退的标志。但在进入1920年代中期之后,时代精神发生逆转,人们告别辛亥革命的理想,告别五四的精神,义和团的革命性被发掘出来;再后来,就不仅成了“反帝爱国运动”,而且与太平天国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场革命运动。

6

义和团运动是帝国黄昏的一件大事。关于它的内容,有大量当时的记述在,有后人的各种评说在,也许无须多说。不过,它的兴衰命运,及其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实在耐人寻味。在这其中,慈禧太后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慈禧,义和团大概就像历史上的同类组织一样,闹出点小乱子,而很难影响历史。义和团很幸运,却又非常不幸,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于是有了峥嵘岁月;又因此有了更加悲惨的下场。不过,从历史的进程看,恰恰是它淋漓尽致的表现,使得物极必反,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一般教科书都把义和团解释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而大清帝国的朝廷,尤其是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势力,却是“卖国投降”的。面对这种解释,人们无法避免这样的困惑:大清帝国是在慈禧等人手里,还是在下层拳民手里?如果国家并不在拳民手里,为什么皇室、大臣、富商、士子没有率先反帝爱国,而来自底层的拳民却承担起了反帝爱国的任务?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因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性质及其更替情形,使得下层民众的爱国热情大打折扣。这一点,朝廷很明白,因为从鸦片战争到早午战争,朝廷都为子民不爱国而苦恼,愤愤地诅咒和声讨过“汉奸”。从一些地方官的奏折看,他们甚至觉得民众的大多数都是“汉奸”。

那么,义和团拳民的爱国热情缘何而来?非我族类,以及对异族的种种看不惯,固然可以成为排斥洋人的理由,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中国百姓并无仇外的传统,从唐代的长安,到宋代的卞京,都有大量异族,汉人不难与其和平相处。按照鲁迅的说法,甚至汉人是不难接受异族统治的,原因是经历过元朝和清朝。然而,义和团却那样强烈地排斥洋人。

考察主要原因,其实还是官府的教育和引导。

这是一个并不简单的运作过程。从一些教案的材料看,官府和士绅常常起着主要作用。借教民不守传统礼仪、不参加迎神赛会等,鼓动非教民仇恨教民,然后把矛头对准传教士——洋人,这是常见的现象。所谓民教冲突,大多是官府和士绅引导的结果。




考察义和团的来路,其前身“义和拳”反抗的对象并非洋人,要杀的也不是教民。变化的关键环节是接受招安。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以招安的方式使“义和拳”变成了“义和团”,于是,这个组织本来或许具有的反抗色彩没有了,一些人“反清复明”的旧志变成了“扶清灭洋”的现实任务。招安的过程,正是拳民接受教育和引导的过程。“义和团”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官府的引导和鼓励之下,从仇恨本国统治者转向了仇恨洋人。

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中,许多王公大臣都是直接的指挥者。先后做过山东巡抚和山西巡抚的毓贤说过,义和团有两个统帅:一个是鉴帅(李秉衡),一个就是他自己。义和团进京之后,参与指挥的就不仅是大臣,而且有了王爷们。端王、庄王都直接参与了义和团的培养、教育和领导。大学士徐桐也曾对义和团进行鼓舞和激励。

而这一切,背后是慈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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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才使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那么,慈禧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当然,从大处看,“扶清灭洋”四个字已经够了,足以证明义和团是帝国的忠诚卫士。身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支持他们支持谁?不过,史家所注意的,还是那些更为具体的原因。

义和团兴起之际,正是心比天高的慈禧痛苦无奈之时,也正是她对洋人的愤恨需要爆发之时。

首先是戊戌政变之后的积怨。

戊戌变法,外国人就支持皇帝和维新派。慈禧好不容易力挽狂澜,重新垂帘听政,禁锢了皇帝,杀掉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变法的要犯康有为、梁启超等,却一个个在洋人的帮助下溜走。他们既然逃到了国外,外国人就该送回来,以便正法。可是,外国人的表现却恰恰相反,不但不配合大清帝国通缉要犯,反而支持他们在海外继续活动。据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记载,清廷悬赏十万两白银捉拿康有为,但港英政府却对康有为严加保护,就连刺客也不得近身。慈禧太后闻知大怒,发誓“此仇必报”,并将身边的玉壶摔得粉碎。 洋人庇护康有为等乱党,早让恨得慈禧咬牙切齿。

其次是建储事件。

政变之后,光绪皇帝被禁,但慈禧仍觉得这是个威胁。所以,她先是散布光绪病重的消息,想借此做文章,使光绪退出历史舞台。西方公使们却多管闲事,派西洋医生入宫诊视,宣布光绪的身体无碍,导致皇帝“病退”的计划搁浅。慈禧当然并未甘休,继续准备废立。1899年底,荣禄献计请立大阿哥。慈禧召王公大臣、满汉尚书集议,逼迫光绪帝下诏宣布病退,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预定庚子年元旦(1900年1月31日)行让位礼,改元“保庆”。如此大事,各国公使理应入宫祝贺,但让慈禧没有想到的是,列强公使竟公然拒绝,不愿承认新皇帝。

洋人对光绪皇帝的关心和支持,让慈禧非常不安。因为这说明洋人仍然支持变法,而对她的政变不予认同。事实上,这是慈禧在戊戌政变之后的一块心病。

慈禧正在生气,又来了更让她生气的消息: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鼓动上海绅商名流一千余人,联合发表保皇通电,恳请光绪帝亲政。洋人反对也就罢了,本国臣民竟敢如此,当然要严加惩办。于是,朝廷下令捉拿经元善。结果,又是英国人,帮他逃到了香港。

如果站在慈禧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叫她怎能不仇恨洋人?她要彻底消灭康党,洋人却帮助康有为等逍遥法外;她不过杀了几个臣子,西方各国却说三道四纷纷指责;她要废掉光绪皇帝,洋人又指手画脚,公然干涉她的内政。此时的慈禧如果有力量,肯定要狠狠教训洋人。可惜,她没有力量。甲午战争已经证明,她的军队连一个小小的日本都打不过,自然无法制服列强。

就在这时,是毓贤把她的目光引向了义和团。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的抗议之下,朝廷无奈,免了毓贤的职。离职后的毓贤到北京,慈禧召见了他,从毓贤那里,她知道了义和团忠勇可用。毓贤这样的臣子,义和团这样的民众,使这位绝望的老太太看到了希望。

正因为这样,慈禧不顾列强的抗议和大臣的反对,对义和团改剿为抚,使“拳匪”成为“义民”,并且一下子就赏了粮食二万担、白银十万两。

正是因为太后的支持,王公大臣们才敢于那样支持义和团,义和团才那样横行无阻。

6月上旬,慈禧已经决定用义和团对付洋人,“因该团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6月10日,义和团开始大举进入北京。同一天,外国使馆的对外通讯被切断。第二天,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清兵杀掉,而且开腹剖心。6月12日,义和团开始大批涌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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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过程中,慈禧也曾犹豫。对洋人的愤恨是始终一致的,对义和团的态度却常常摇摆不定。

义和团杀教民、杀市民、烧店铺、烧民房,慈禧也许并不介意,但群众运动常常失控。衙门被烧、大臣被杀之际,她不是没有动摇。作为她动摇的证据,就是16日的御前会议曾经要解散拳民。

然而,偏偏就在这时,慈禧得到情报:外国人要她把权力还给光绪。载漪等人的假情报进一步点燃了她的怒火,使她与洋人势不两立。宣战,慈禧实在是下了孤注一掷的大决心,是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和愤怒才决定的。《崇陵传信录》中对五月二十一日(公元6月17日)的御前会议有这样的记述: 

申刻召对仪鸾殿……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日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二,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

接下来的御前会议上,慈禧不再犹豫,也不再倾听不同的意见,而是大发淫威,专横地决定向列强宣战。后来,甚至把反战的五大臣杀掉了。

决定宣战之后,立即发生的是几件大事: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公使前去总理衙门,途中被埋伏的清兵杀掉。

同一天,大清帝国的军队与拳民联手,开始攻打使馆区。

6月24日,朝廷为捕杀洋人而悬赏:“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这命令不是慈禧下达的,但她没有反对,也没有制止。

但就在这时,一件事使她又犹豫起来。

6月25日早晨,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还有贝勒载廉、载滢,率领60多名拳民闯入大内,以搜拿教民为名,要见皇上,而且出言不逊,骂皇上为“二毛子”。慈禧闻讯赶来,制止了一场弑君的政变,并且杀掉了为首的拳民。 

这事给慈禧的刺激很大,她开始担心失控,也对载漪急不可耐地要除去光绪的做法大为不满。正因为这样,她马上传令荣禄,让他停止对使馆的进攻。

6月29日,慈禧给清政府在八国的驻外使节们发去了电报,要求他们就“宣战”一事向各国解释。从电文中看出,慈禧并未决心与列强死战。

据学者们研究,慈禧对拳民的招抚,事实上只是权宜之计。在义和团大量进京之际,剿除困难,她就扮出一副“爱国爱民”的形象,对外宣战,只是寻找一个宣泄口,让聚集的力量发到洋人身上。

有几份上谕的确值得注意:6月30日,朝廷有一道给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各省督抚的上谕,其中说:“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 对于各省督抚,朝廷有时是说真话的。到7月22日,给东北地区大吏的上谕中说得更清楚:“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与此同时,慈禧已经连续致电李鸿章,让他马上进京,并且重新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事实上是在为日后的和谈做准备。

这说明,慈禧尽管对洋人恨之入骨,极想坚决反帝,行动上却给自己留了后路。
但是,正因为她对洋人的入骨憎恨,一旦发现对付洋人的机会,她是不会放过的。在她7月16日下令停止攻打使馆之后,京城局势出现了缓和。紫禁城和东交民巷之间的谈判书信日趋频繁,联军也没有再向北京进军的迹象。但就在这时,“鉴帅”李秉衡来了。他的出现使慈禧的态度又强硬起来。因为他是为数不多的进京勤王的重臣之一,又是积极的抵抗派。在慈禧面前,他大吹大擂,拍着胸脯要为太后击退洋兵。慈禧是在7月27日召见李秉衡的,召见完当天就下旨,令其帮办武卫军军务,并将外省赶来的几支勤王部队划归他指挥,然后就在8月1日恢复了对东交民巷的炮击。

慈禧很聪明。她爱她的大清国,对威胁着帝国统治秩序的洋人恨之入骨,但是,她知道打不过洋人。当她发现义和团之后,就想利用他们去与洋人试一试。这应该是一手高棋。首先,把拳民的反抗冲动引向“灭洋”,把对朝廷的威胁力量转化为保卫力量;其次,借此教训洋人,让他们吃点苦头,不要再对大清帝国的内政说三道四;再次,即使失败惹出麻烦,朝廷可以推脱,因为义和团只是人民群众,而不是政府军队。也就是说,如果义和团真能打败洋人,慈禧坐享其成,不再受列强威胁;如果不能,也对她无害,无非让“义民”回归“拳匪”,向洋人道歉,不过是朝廷剿匪不力而已。

义和团跟随太后这样的最高统帅去“反帝爱国”,结局可想而知。可是,当时的他们,却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顿时威风起来,为所欲为。从6月到8月,北京城火光冲天,尸横满街,没人敢说半个不字。历代造反者都未曾有义和团这样幸运,奉旨烧杀抢,自然所向无敌。

可惜好景不长,紧接着就是义和团运动的终结。

8月14日联军进入北京,16日宣布对北京的占领。这时慈禧已经仓皇出逃。在逃往西安的路上,朝廷已发布“罪已诏”,向列强赔礼致歉。祸闯大了,责任当然不在统治者。上谕说:“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
1900年10月,李鸿章奉命抵达北京,开始与八个占领国谈判。李鸿章很聪明,也很有经验,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他不能不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既给朝廷留面子,又让洋人能够接受。把义和团与朝廷分开来,对立起来,就是最好的办法。如此一来,与洋人为敌并非皇家的事,而只是拳匪所为。对于联军,也给一个体面的台阶:派兵进北京,是帮助大清剿匪平乱。

“义民”终于还是“拳匪”,这回真是在劫难逃了。“拳匪”被剿灭之后,老佛爷回来了,仍然坐享她的大清国。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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