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舒 山河小岁月2019-11-08
今日记者节。
作为一个读了七年新闻学的新闻专业毕业生，每到这个节日，我颇有些不好意思。因为记者这个词，对我来说，已经越来越久远了。福桃编辑部的小朋友们自称“公号狗”，承蒙公关客气唤声“媒体老师”，公号里熟悉的读者叫我“阿舒”，绝大多数的陌生人则喜欢把我们这一类叫做——小编。（摊手！）
所以，本小编连我院九十周年院庆都不好意思去，偷偷叫同门师姐给我留了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可乐，而后便在朋友圈见证了同学们的刷屏：有白发苍苍的老师，有美貌和才华并存的师妹，在看到求学时仰慕的学长们迅速吹胀的照片之后，我有点悲欣交集。
到了今时今日，新闻记者的光辉时刻早已谢幕。很多人一说我们这个专业，开口便是“新闻无学”。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如我，面对这一类质疑，往往只能带着倔强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内心是无言以对的。
因为确实也在心里犹豫过，彷徨过，迷茫过。
读新闻专业，会给你带来什么？
年岁渐长，近年有一些新的想法。新闻专业带给我的，也许并不仅仅是具体如何采访、如何写作、如何拍视频，更多的是教给我们对于事件思考的角度：
面对突如其来的一面倒舆论，保持冷静
绝不相信单一信源
不盲从任何权威
……
我的导师李良荣先生每周为我们请来社会、历史、经济等其他各系的老师上专题讲座，是他告诉我，要多看书，看杂书，才能学会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问题。
我从毕业之后，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坚持每天读一份解放前报纸，从《申报》《大公报》到各式小报，这是之前上黄旦老师课时留下的痕迹。
甚至，当我开始写公号，新闻系给我的写作训练依旧获益无穷。我时刻提醒自己的，是刘海贵老师讲过的一位新闻系教授的名言：“写文章，前面三句话抓不住人（读者）的话，后面的话都是废话。”
赵敏恒这个名字，在民国新闻史上是大名鼎鼎的。
有关他的传奇，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听过不少：
他是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布“西安事变”的记者。1936年12月12日上午9时，赵敏恒接到张道藩的电话，张没头没脑地发问：“西安有没有电报？路透社有没有驻西安的记者？”赵敏恒凭着新闻敏感性，从铁路局方向确认，发现西安不通车，再经多方查找线索，他终于向路透总社发电，报道了西安兵变的消息。
他甚至比国民政府更早知道“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九一八”事变当晚，他从驻沈阳的路透社记者处得到消息，随即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求证。而当时，张学良的汇报还没到达国民政府，蒋介石对事变也毫不知情。而在国际联盟调查团来中国调查事件时，赵敏恒设法在餐厅隔壁房间偷听蒋介石和国际调查团的对话。在调查报告书公布之前，赵敏恒弄到了外交部用过的复写纸，向光亮处照着辨认出字迹，从而比别人早4小时发出了报告书的摘要。
1952年7月，摄于复旦大学新闻馆前。自左至右：前排，舒宗侨、王昌孝、陈望道、朱振华；第二排，张允若、俞康成、曹孚；第三排，张四维、蒋孔阳、余家宏、曹亨闻、黄纯初；最后一排，陈望道校长的通讯员、杜月邨、赵敏恒。
我最喜欢听的是赵敏恒在“藏本事件”中的故事。1934年6月，日方忽然宣称，“中国排日分子”杀害了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一时间，日本媒体报道轰轰烈烈，日本大使交涉时声色俱厉，日舰云集下关江面……
赵敏恒此时得到南京警察厅侦缉队的线报，说藏本已在明孝陵山上寻获。警方担心，如果把藏本交还日方，日本仍会狡赖，于是约赵立刻去采访藏本。不料，藏本拒绝接见任何新闻记者，表示自己只想见日本总领事。赵敏恒灵机一动，上前握手：“我是青年会的代表，特来慰问你。”这下，藏本大吐了苦水，说自己想要自杀，是因为“总领事不准他参加外交部宴会，派他去火车站看管大使的行李”。他跑到紫金山，先打算跳崖，结果不舍得；而后把衣服脱了躺在地上，打算拿自己喂狼，结果狼被他吓跑。最终饥饿难忍时，不得不下山至孝陵街买面吃，最终被发现。
赵敏恒据此写了报道，真相大白。《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短评，说中国人要感谢紫金山上那些“爱国”的狼，假如它们吃了藏本，中国人岂不是百口莫辩？
日机轰炸重庆期间，为了发布日军暴行，他不顾轰炸去发电报。到了大棵子电报局，见哪里已经是一片火海，后门处抓住一个逃难的电报局职员，赵敏恒开口便问：“你们还有哪里可以发电报？”职员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发电报？”
因为过于出名，赵敏恒的八卦故事也不少。他桥牌打得好，喜欢抽雪茄，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推荐这本八卦掌故，超级好看！）里还写过他的一段“绯闻”：
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赵敏恒，民国二十五六年间，曾任路透社东方主任，常驻南京，其人颇聪明能干，甚得英人信任。
得暇，辄至夫子庙听书，时群乐茶社有唱须生之露韵秋（原名赵春之），为该社第二台柱，风流俊爽，唱工亦佳，赵昵之，情爱甚笃，竟掷资为之脱籍，匿居于洪武街板桥新村，自此韵秋褪去歌衫，专与赵共缠绵焉。
顾赵有季常癖，其妻为金大女生，甚悍，侦知赵有新宠，大怒！逼赵供出金屋所在，乃亲至板桥新村，痛数韵秋罪恶，并捣毁其家具。韵秋原极爱赵，遭此凌辱，大恸，竟跳楼自杀，跌伤足踝，由赵急送中央医院诊治，幸所伤不剧，月余即愈。
但赵妻终日勃豁，必去此豸而后已，乃由新闻界知名之士，居中调解。结果，由赵出资三干元，与韵秋脱离关系，韵秋虽不愿，然迫于势，忍痛而去。后赵赴渝，每与友语及此事，犹惆怅不已。
谢兰郁和史良（右）在抗战时期商量工作
赵敏恒的太太叫谢兰郁，是著名的妇幼工作者，抗战期间担任战时儿童保育委员会总干事，很受宋美龄的赞赏，同时与邓颖超、史良等人都是好友。是不是“河东狮吼”我们无法查证，但谢兰郁显然是丈夫的知己，因为她曾经这样评价丈夫——
“他采访新闻，不要命。”
赵敏恒和夫人谢兰郁在日军轰炸重庆沙坪坝后现场采访，摄于上世纪40年代
赵敏恒从小有做新闻记者的理想。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1923年毕业后，他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文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一年后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5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同时在纽约环球通讯社当编辑。
梁实秋是赵敏恒的清华同学，登陆西雅图之后，他和赵敏恒住同一间宿舍。寝室里只有一张大床，连被褥都没有。忽然一个同学冲进来大声说：“我方才到街上走了一趟，我发现满街上全是黄发碧眼的人，没有一个黄脸的中国人了！”梁实秋回忆，“赵敏恒听了之后，哀从衷来，哇的一声大哭，趴在床上抽噎。孙清波回头就走。我看了赵敏恒哭的样子，也觉得有一股凄凉之感。”
做新闻时，赵敏恒是拼命三郎；但他的内心，是敏感而细腻的赤子之心。这颗赤子之心，直接影响了赵敏恒在1949年的选择。
国民党军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给他订好了机票；宋美龄派人带话给谢兰郁，劝他们去台湾；联合国总部发来邀请函，邀请赵敏恒去美国；《香港日报》和《 星岛日报》总编辑也都请他加盟。田汉将赵敏恒的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在重庆时，赵敏恒曾经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为此周恩来多次宴请赵敏恒，表示感谢他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业绩的报道。周恩来说，欢迎赵敏恒留下，并可以在北京工作。
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副理事长宋美龄、李德全同常务理事、负责人合影。中排左起：张蔼真、安娥、庄静、宋美龄、李德全、谢兰郁、赵清阁、吴贻芳；摄于一九三八年年五月，汉口。
赵敏恒的老朋友陈望道则邀请本来就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课程的赵敏恒来复旦教书。
他最终选择了复旦，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和朋友们说，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他是彻底彻底失望了。
赵敏恒对于复旦新闻系是很有感情的。上海沦陷之前，复旦与大夏组成联合大学，往西南迁移。以复旦为主体的一部分迁往江西庐山，以大夏为主 体的一 部分迁往贵阳。复旦部分因为校舍问题于1937年底迁到重庆，不久两校分立。赵敏恒受程沧波的委托到复旦教书，他当时是路透社重庆分社社长，月薪五百英镑，战争期间，许多学生与家庭联系中断，经济困难。赵敏恒向学校提出，上课不支薪，将应得薪金作为奖学金，资助新闻系优秀学生完成学业。新闻系学生须去报馆实习，往返车费难以承担，赵敏恒主动提出设法补贴学生的车费。
所以，当天从华东革命大学交代完历史问题，接受了思想改造之后，来到了复旦，担任新闻采访和写作教研室主任。解放初期的新闻系教材需要重新编写，赵敏恒常常工作到深夜编写教材，他在复旦很受学生欢迎。
然而，1955年7月，复旦第五宿舍38号。
有人告诉正在院子里玩的赵维承，“你家好像出事了”。赵维承跑回家时，父亲赵敏恒已经被几个公安带走，据说上了手铐，并用衣服遮盖，带上了汽车。家里还有五六人，正在翻箱倒柜。当时正值“肃反”，赵敏恒曾供职于外国通讯社，又曾经短暂就职于国民政府国防部宣传处长（两个月即主动离职），被视作“特嫌分子”。
妻子谢兰郁四处为夫鸣冤叫屈，据说这个案子一度获得了转机，但到了1960年，判决下来，所有人都震惊了——
赵敏恒被判8年徒刑，去江西劳改；谢兰郁被她所在的上海第六十中学打成右派，去青浦劳改，一年后才摘帽。复旦大学新闻系部分同学，因为“不同意赵敏恒是反革命”，在毕业分配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赵维承跟着母亲看过一次父亲，赵维承后来告诉采访他的李北宏老师：“我们去提篮桥探监时，从边门进入，进入房间，有一个约三米长的走廊，有栅栏将家属和犯人隔开。等到父亲和一些犯人走出来了，我发现父亲完全变形了，很瘦。我母亲问父亲，要不要上诉？父亲说，不需要了，没有用的。他指着我说，维承已经这么大了。母亲说，他想长大了学外交、新闻。父亲说，还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吧。”
临别，赵敏恒对妻子说：“以前，我以为什么都懂，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
赵敏恒、谢兰郁分别和儿时的赵维承摄于重庆枣子岚垭家院落
1961年冬日，正在胜利电影院看电影的谢兰郁和赵维承忽然看到工作人员举着一块灯光提示牌，上面写有：“谢兰郁家有急事，速回。”原来是江西新余劳改营打来的电报，电报上只有几个字，赵敏恒在当地病亡。
第二天，谢兰郁带着儿子去上海北站买火车票到江西新余站，再换车，一路颠簸，总算到达劳改犯管理处。管理处人员给的答案是因跌跤出血，感染了破伤风菌，中毒身亡。他们想要见一见医生，又提出想要见一见同监牢的犯人，对方统统不答应。最后，他们总算开恩，让两人看一眼棺材。
后山一间房子前，停着一口薄皮棺材，大家都不说话。谢兰郁要求开棺，再次遭到拒绝。已经懂事了的儿子赶快对母亲说：“算了罢，不要再提要求了，弄不好，我们自己也回不去了！”
她只好到棺材前，拼了命从隙缝望去，望了许久。
她当时没有说话，很久很久之后，她告诉儿子，你父亲的脸是浮肿的。
这是赵敏恒，民国第一记者、“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的见证者留给大家的印象，一口薄皮棺材，脸浮肿着，他最后的遗物，是母子二人带回的一条羊毛被。
他连尸骨也没有保留下来。
死了的人死去，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着，他们的生活陷入窘境，只好靠变卖东西度日，这其中便包括路透社的奖品金烟盒——这是他作为第一个报道开罗会议的记者，而获得的路透社内部奖项。
连他之前编写的12本教案也失踪了，赵敏恒留存在这世界上的痕迹似乎消失了。
“文革”后期，路透社社长访问中国，向周总理提出要见赵敏恒。周恩来派人了解后，才得知赵敏恒已经过世。国务院派了两名干部到上海，由里弄干部陪着访问了赵敏恒家属，他们家的生活总算好起来了。后来，路透社驻中国首席代表白尔杰受受远东司人事部长的委托，送给赵敏恒家属两千英镑，作为抚恤金。
“文革”时期，谢兰郁摄于居住的工农里棚户区家门口
当时，谢兰郁也已经去世。
1982年，赵敏恒获得平反，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的结论是：“对所谓‘特嫌’问题，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
《解放日报》记者沈轶伦在采访1956年入复旦新闻系的郑重学长时，曾经提起，校长陈望道对新闻系情有独钟，逢年过节，陈校长位于第九宿舍的家里坐满了新闻系的学生。除了糖果，校长总会特意用赵敏恒在路透社时率先发布开罗会议消息为例，鼓励新闻系的学生们要有意识地培养新闻敏感。当时，赵敏恒根据蒋介石侍卫长和苏联要员同时在开罗出现的消息，结合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在各自国内的线索，判断有重要会议在开罗召开。最终，他用加急电报向路透社总社发送了开罗会议的消息，比同行们早了14 个小时。
我相信，所有复旦新闻系的学生内心深处，都希望能有机会做一个赵敏恒这样的传奇记者。这是我们永远的梦想，可正如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讲的那样，我们奋力向前，宛如逆水行舟，最终却还是随波逐流。（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但梦想还是要有的。
谨以此文献给记者节和我院九十周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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