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彦 VOA 【华北雁塘】 20240617
在刚结束的瑞士-乌克兰和平峰会上，缺席的中国成为那只“不在房间里的大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和鼓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而且在过去三年的俄乌战争中一直扮演“调停促和”角色的中国来说，这种引人注目的缺席其象征意义不亚于瑞士和平峰会的举行。
和平峰会是一次审判
在俄乌战争进入到第三个年头、战场形势随着北约大批军援的到来即将发生逆转之际，瑞士著名风景名胜的卢采恩湖畔召开了有100个国家参加的和平峰会，并且通过了联合声明，要求捍卫联合国宪章，敦促世界共同保证战争波及的核安全、粮食安全和战俘交换及归还掠夺儿童三项人道主义责任。
大概除了俄、中、白俄等国之外，国际社会完全有理由对此次峰会结束后和平的到来抱持乐观，和平峰会的召开，不仅对联合国秩序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形同某种意义的战后安排，如同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
历史上，那是由美英苏三国首脑确认了战后基本秩序，即联合国体制和其他关于维系和平的共识性安排。而今，围绕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的占领，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从第二次《大西洋宪章》到无数次G7峰会和北约峰会，芬兰、瑞典先后摆脱中立加入北约，再到此次瑞士和平峰会，欧洲逐渐觉醒、动员、武装、并且转入全面援助乌克兰和全面制裁俄罗斯的阶段，俄乌战场上漫长的战略相持即将结束，掌握主动的国际社会开始为战后安排作准备。这就是瑞士和平峰会的初衷。
然而，瑞士峰会的意义远远不仅于此。在召集了100个国家代表和超过60国元首参加的峰会上，虽然最后的联合声明只限于三项人道主义主张，但是峰会本身的举行以及峰会上各国代表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谴责，将本次和平峰会变成了一次国际审判大会。那是一直暗地分化和杯葛此次峰会的俄中政客、外交官和宣传机器无论怎么努力贬低都难以抵消的。
这场峰会的成果，重要的不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宣布继续军援15亿美元，也不是最终近90个国家代表签署了联合声明表达声援，更不仅是对峰会前G7峰会的背书，而是要从本次峰会所确立的一个以跨大西洋关系为轴心的广泛联盟来看其政治后果：为了维护全球的自由主义秩序，与会各国对俄罗斯侵略、中国援助的行径所做的强烈谴责，等同将俄中两国双双置于国际的正义法庭上进行审判。
因此，瑞士和平峰会的意义可能是极其深远的。作为一战后的的国联总部和二战后联合国人权机构等所在地，瑞士和平峰会将带来的自然不会是一部新的已经证明失败的“非战公约”(Kellogg–Briand Pact)，而是有关战后秩序的联合国改革共识。
换句话说，随着与会各国特别是美国、欧盟和北约以及广泛的民主世界坚决支持乌克兰抵抗到底的共同意志的形成，拒绝俄罗斯和中国的所谓和平实质要求投降的建议，完全可以推测，在战事结束之后，对俄、中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谴责意愿势必将转化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强大改革动力，不仅消弱俄、中两国席位的实质影响力，而且也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巴西、南非等南方大国未支持峰会联合声明后跻身安理会扩大改革的候选竞争力。
这或许是缺席峰会的中国在战后将要面临的严重外交危机。
中国首脑外交的失败
中俄也在全球南方和北方之间制造了分裂，挑战着全球自由主义秩序。如同那只不在房间里的大象，对中国来说，对乌克兰和平进程的有限分化和对俄罗斯侵略的策应，因为此次缺席而遭遇审判，将在长远的未来被迫痛苦地咽下自我造就的恶果。
相比中国过去十余年以来四处出击的战狼外交、以及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优势，拒绝出席如此重要的峰会然彻底表明了中国在俄乌战争的调停促和立场的虚伪和放弃，无疑地将加速中国与民主世界的政治脱钩，进一步坐实世界量大阵营的分裂，但是更重要的，这一“缺席外交”造成的国家（被）审判，暴露了中国首脑外交的失败：它以拒绝承担真正国际责任、拒绝对话的逃避主义方式，反映了中国外交的致命缺陷——领袖个人的政治性格悲剧。
一方面，中国重大外交全系首脑个人，然而中国领导人并不是一个热衷外交的政治家，在乎的是天下主义的巡幸和加封，如不久前出访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享受当地民众的山呼万岁。但对外交事务最重要的也是本质性的工作，也就是如何运用个人魅力和技巧弥补国际普遍性和外交事务特殊性的鸿沟，可谓笨拙之极，全无现实感可言，并且被自身意识形态的偏见束缚，拒绝做出关键性的妥协，最终只能导致分歧和差异扩大、升级，演成外交危机和国家间的敌对。
这在中国内部事务上已经演出无数次，从香港出版的一本地摊读物开始，引爆对香港的全面镇压和对“一国两制”的全面否定，最终背离了两岸统一的基本方针，也亲手毁灭了“东方之珠”；从最初对待武汉新冠疫情的迟缓应对，无限升级为一场针对全体国民、历时三年的“动态清零”运动，让几乎所有新兴阶级为之失望、愤怒。
在周边关系上的沙文主义任意同样造成外交灾难：中国在台海周围的持续军演、在南中国海的礁改岛和武装化、在钓鱼岛海域的军事存在，逐渐促使菲律宾、日本、美国、澳洲和印度形成了多个保护台湾的抗华同盟，并且通过低成本的情报战瓦解了中国的军方领导结构，迫使中国领导人就“武统”问题亲自缓颊，向欧盟领袖坦承“己所不欲，系美撺掇”。
而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上，中美领导人双方迄今进行了超过90小时的对话，但是没有建立起任何私人信任；在中俄领导人之间，外界看到的与俄罗斯对中国的深度依赖相反，普京扮演着一个PUA的主动角色，不仅通过私人间的高频见面绑定中国、引诱中国输血式的支援，甚至在瑞士和平峰会举行前夕，处于空前弱势的普京还成功地与中方结成联盟共进退。这是中国代表缺席瑞士和平峰会的直接原因，后者则正式标志着在和平与秩序的根本问题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背离。
当然，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中国的首脑外交不能说完全失败，还是颇有斩获，然成本巨大、难以持久。例如，在本次峰会前后，中国外交积极游说，分化、离间瑞士主办方发出邀请的160余个潜在参加国，成功地让非洲的大部分国家缺席此次峰会，并且让南非、巴西以及沙特等在最后关头拒绝签署联合声明。不能不说，在过去十数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巨大投资和对“金砖组织”的苦心经营终于赢得了可见成果。这是中国首脑外交开始之初的经营重点，也是今日成就。
然而，若与中国为此投入的巨大外交成本相比，这些战术性收获难抵中国的战略性失败，即中国与20世纪初在海牙和日内瓦以围绕国际法建构逐渐形成的国际社会主体的脱钩。从2013年以来，中国启动“一带一路”战略并且强化和扩大“金砖组织”以及相关的上合组织等等，中国外交可谓倾举国之力，在亚非拉和东南欧的基础设施、教育文化交流、媒体经营等等方面不遗余力地进行渗透和收买、建设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输出中国模式的威权主义统治模式，严重干预和影响了民主世界的民主运行和公众意见，糜费甚巨。
这种不计成本的方式本身，就是巨大的腐败，而且是向全世界扩散的腐败性扩张，不仅引发国际社会对债务陷阱和新殖民主义的担忧，而且引发深刻怀疑和对立，诱使中国的外交政策为了保持连续性不得不渐次增加投入资源，“一带一路”变成了无数个更大规模的冷战时期无限制外援的阿尔巴尼亚的总和。只有与如此巨大规模的外交成本相比，中国每次首脑出访动辄包下整座宾馆、安保无数的腐败才显得微不足道，也才令中国的首脑外交愈加刻板，难以妥协也难以频繁进行，从内部自我限制了中国外交的展开和收割。
五月中法首脑外交的失败其因即此，中国缺席瑞士和平峰会的深远意义或许也在此。如同战后斯大林的强硬和苏联外交的不知妥协，最终推动美苏双方走向冷战，中国的首脑外交在战狼和逃避、狂暴和自闭的双向驱动下，也正在步入“己所不欲”的漫长新冷战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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