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誰顛覆香港，初選案47人還是法庭裁決？

 杜耀明 RFA 20240613

立法會初選47人案，香港高等法院近日宣判，除兩人外，其餘被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事件引起國際輿論嘩然，但更值得關注的不僅是和平手段謀求政治改變竟然獲罪，還有法庭論述的有乖法理與常識。

被控的47人，控方指他們串謀通過初選，定出立法會參選者名單，目的是取得立法會多數議席，然後以否定財政預算案為手段，迫使特首對反修例運動的「五大訴求」作出讓步，否則只有下台一途。當局據此控告他們觸犯《國安法》第22條第3項，即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顛覆國家政權行為，在本案而言，就是以「非法手段」，「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

《基本法》列明危機處理程序　不會癱瘓政府

不過，法庭在判案的三個關鍵點都惹人疑竇。首先，即使成功否決財政預算案，也不等於「嚴重干擾、阻撓、破壞」特區政府的職能。不錯，行政與立法出現正面的衝突，政府財政預算的工作受到一定的干擾、阻撓，但特區政府依然可以依照《基本法》（第51條）執行職務，申請臨時撥款，就算立法會被解散不能批出撥款，行政長官亦可按上一年度財政的開支規模，批出臨時撥款。再者，假若立法會重選之後仍然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行政長官需要辭職，也是根據《基本法》（第52條）必須執行的最後職務，再由其他人署任，直至選出新特首為止，特區當局只要依照本子辦事就不會癱瘓了。

正面看，《基本法》早已列明危機處理的正常程序，讓行政立法在一年之內討價還價達成共識，解決兩者之間的問題，因此這種互相制衡的機制，可視為香港憲制規定的解題方法。既然《基本法》早已想過這個問題，若果否決財政預算案是罪大惡極的政治禁忌，又怎會不在《基本法》內明文禁止呢？換言之，三位法官如果充分信任《基本法》，相信不會得出今次的有罪裁決。

其次，有關控罪必須用「非法手段」，「嚴重干擾、阻撓、破壞」特區政權機關，因此「顛覆罪」定罪原素除了犯罪意圖，犯案手段也必須違法。根據《基本法》，否定財政預算案是立法會可為之事，完全合法，而以合法行為推行某些目的，即使官方認定是大逆不道之事，法庭依法也不該判被告有罪。

否決財案屬合法手段　顛覆罪「非法手段」必須是違法

法庭沒有直接回應否決財政預算案本身是否違法，但一再強調不加區別地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屬於違反《基本法》，若果「有嚴重破壞政府或行政長官權力和權威的意圖，更不在話下」。首先，法庭請勿上綱上線，否決財政預算案不等於甚麼破壞政府或特首的權力和權威，上面已作討論。其次，即使無差別否定財政預算案是違反《基本法》，可通過司法覆核或人大釋法加以制止。再者，否定財政預算案本身是個合法手段，不會因為連在一個非法目的上，而變成非法，就如電話不會因為電話騙案，而本身變成非法。

再從《國安法》第22條第3項的控罪看，「顛覆罪」是指犯案者計劃或推行「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目標是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可見，「非法手段」不一定使用武力，但必須是違法的，如詐騙、偷竊、泄露國家機密等等，但不包括可被用作非法用途，但本身屬於合法的途徑，如否決財政預算案。《國安法》的措辭擺明要區分合法及非法手段，以後者為定罪元素，否則寫上「任何手段」即可。

最後，法官強調，《國安法》第22條的控罪必須同時證明被告有意作出有關行為，並且目的是「顛覆國家政權」，但卻不見法官直接詳加論證。從案件裁決的理由摘要看，法官看來努力論述被告人有意利用否決財政預算案作為「非法手段」，造成「嚴重干擾、阻撓」政府運作，也就有意「顛覆國家政權」了。但實際上，司法論述只是一再觀念轉移，將否決財政預算案的計劃等同「干擾、阻撓」政府運作的串謀，然後再等同「顛覆國家」的意圖。

47人案裁決　香港法治巨變的最佳寫照

其實被定罪者參加立法會初選的真正目的，人盡皆知，根本與顛覆國家風馬牛不相及，而是通過他們相信是基本法可提供的合法手段，製造最大政治壓力，要求特區當局對「五大訴求」作出讓步。換言之，只要行動不帶顛覆的意圖，即使退一萬步，就當「非法手段」的論證成立，甚至再多退一萬步，「嚴重干擾、阻撓、破壞」政府履行職能也成立，成功否決財政預算案又何來顛覆呢？

如今，立法會民意代表與特首之間在憲制內可能出現的政治攻守博弈，法庭卻判斷是顛覆國家政權的政治陰謀，將四十多名反對派代表人物送進牢獄，正是香港政治和法治遭逢巨變的最佳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