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的今天，北京發生了20世紀影響最為深遠的政治暴行，也就是中國人稱之為「六四」的慘案。從歷史比較看，「六四」慘案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直接影響，我認為超過了百年前的「五四」。我這樣說有兩大理由，第一，沒有「六四」，蘇聯很可能沒那麼快就崩潰，甚至今天還可能存在，第二，沒有「六四」，中國很可能沒這麼快崛起。這個判斷與前一個直接關聯：正因為蘇聯解體了，美國和西方對中國全面開放市場，完全失去了戒備之心。
這意味著甚麼呢？這意味著如果當年鄧小平沒有做出那個罪惡決定，世界會大不一樣。不過，我們仍難以想像，趙紫陽當總書記的中共國，究竟會怎樣？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他有本事、有機會讓中國從政治大一統治亂循環的文化宿命中走出來嗎？
無論如何，這個問題正是定於一尊的習近平今天不得不直接面對的挑戰，也是中國的改革無法迴避的難題。我相信很多人都認同這個判斷，那就是當下中共的所謂「改革話語」，不可能應對這個挑戰。但是，我發現要解釋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話語為甚麼那麼有效，如今的改革話語卻陷入困境，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經歷過上世紀改革「激情歲月」的人都知道，當年與當下「語境」最大的差別，就是大家都敢講真話，也就是說，上世紀80年代，恐怕是當權者最鼓勵人講真話的時期。沒有這樣的語境，不可能產生有效的改革話語。有人提過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為甚麼當年中國文化和知識精英的信息和知識非常有限，完全不能和現在相比，但當年的改革話語能非常有效地推動改革、現在卻不能？如何來解釋？首要的因素當然是毛澤東不在了，但如果沒有華國鋒粉碎四人幫，沒有陳雲、鄧小平聯手帶領中共高層逼退華國鋒，也不會有那樣寬鬆的語境。這兩次「政變」順應了民心，因而推動了語境的巨變，而語境的巨變，令中國精英階層迅速地克服了認知和知識不足的障礙，推動了改革。
按照這個邏輯，今天如果上層有某種力量推翻習近平，或習近平主動退位，中國改革的語境就可能發生當年粉粹四人幫那樣的巨變，改革話語也就可能讓中國走出今天的困境。但我的觀察是，無論是支持習近平的人還是反對習近平的人，多數都不這樣想。如果有機會讓看似對立的雙方講大實話，你會發現雙方對局勢的看法高度一致，第一是不存在能推翻習近平的上層力量，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的局面已經無法收拾，唯有經歷一場類似改朝換代的大動亂。因此，支持習近平的人認為自己有理由更堅定地支持習，至少可以推遲災難到來，而反對習近平的人則認為，一切變革都只能等到大難發生之後。大洪水不僅不可避免，甚至是一種歷史的必要。
我認為這個政治現實，才是今日中國的「改革話語」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其本質就是，中國的內部權力構造和政治文化，在沒有外力介入的情況下，無法超越改朝換代的思維和策略選擇。我們現在可以理解，這是幾千年中國文明生存策略的延申。但畢竟世界變了，中國文明與世界的關係也變了，繼續這種傳統的生存策略不僅意味著文明自殺，也意味著對整個人類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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