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後中國經濟的「奇蹟增長」，提出了兩個高度挑戰性的問題，一個就是為甚麼中國反民主、反法治、反自由、反人權的體制，竟能實現這個超出所有人預料的經濟增長？另一個就是，這個所謂的「經濟奇蹟」的前景如何？在中國專制的政治環境和語境下，不難理解的是，那些維護人權和社會長遠利益的聲音遭到系統性打壓，中國經濟系統性地透支人民和國家的未來福利，推動了終將難以為繼的經濟增長，這是人所共見的基本事實。但為甚麼能走這麼遠？中間有沒有機會糾錯？中國的語境不允許展開這樣的深入探討，而美國和西方也未能對中國經濟的危險趨勢，做出有效且及時的反應。
目前，中國危機全面爆發的可能性已經越來越明顯，連拜登總統都公開表達了對中國經濟極為悲觀的判斷。但是，對於中國未來危機將如何展開的各種可能性，不僅在中國內部難見認真的對話，而且，在海外的華語世界，除了大洪水理論之外，似乎也看不到系統性的分析。不過，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思考，一場大革命，既包括上層的政治革命，也包括底層引爆的社會大革命，是不是離我們越來越近？如果21世紀的中國大革命不可避免，中國是否還會生靈塗炭？我發現，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21世紀的中國大革命必將終結大一統，但其中的主流人群也堅信，終結大一統的過程不免是一場大災難，也就是說，中國不存在一種生命和社會代價較小的分權和分治路徑。
作為多年主張分權和分治的學者，我完全理解為甚麼有如此多理念相同的人，同時也相信這個過程必定發生大災大難。這種信念來自中國人抹不掉的集體記憶。但是，我認為中國64後三十年深度捲入現代世界，是不曾有過的集體經驗，這種經驗以及這個過程形塑的世界格局，為中國人走上自我救贖的變革路徑，提供了以前沒有的可能性。黑暗的集體記憶還有可能把中國帶入悲慘世界，但並不是唯一的可能。
新的可能性必須由新的變革話語來發現和推動，當今世界已經為中國創造新的變革話語提供了過去沒有的條件。首先當然是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依存達到了以前無法想像的程度，中國陷入內亂，是當今世界難以接受的，因此，世界必將以各種方式促成和加入中國構建新的變革話語，也就是說，中國若發生大規模失序，意味著世界大規模失序。其次，就華語世界而言，海外華人參與重建新的文明秩序（包括大陸秩序，也包括華人有重大影響的各種政治實體的秩序），有了前所沒有的實力，也有了更為理性和開明的價值資源。海外華人不可避免成為重建中國內部秩序和世界秩序的積極有為的參與者。
最後，最新的技術革命，也就是「人工智能」對華人和國人走出當下「改革話語」的困境，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契機。這是因為，美國和西方限制中國開發軍事化的AI應用，卻不會限制中國大規模開發AI在公共服務方面的應用。AI技術的發展對於提高社會服務的效率和公平，有巨大潛力，這不僅是中國所急需，也是全球所急需。革新話語遊戲，將讓更多中國人看到新的社會治理模式的可能，從而看到中國有不同於改朝換代思維的另一種變革路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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