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已經30年了，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倖存者們，應該都已是半百年紀了。身為「六年級前段班」的我，還清楚記得1989年的那個春天，是由一場喪禮而啟動，掀起波濤汹湧的運動後，最後是以一個驚嘆號來結束。除了驚訝與悲憤之外，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不知道要怎樣消化這件事對我們的影響，直到大學時，有天讀到這句話，才有恍然大悟的感覺：
我一直以為人是慢慢變老的，其實不是，人是一瞬間變老的。
——村上春樹，《舞、舞、舞》
之後每年到了六四這一天，我都會想起小說家的這句話，它把我帶回1989年6月3日看晚間新聞的那個當下。我一直在想，其實也就是一晚，有一代人集體地變得失落而世故了。對那種介於震驚與魔幻的集體失落，我以為廖亦武寫過的這一段，尤其令人感到目睹與聽聞慘劇後的揪心：
最悲壯的集體遊街發生在湖北某市。當京城屠殺的噩耗傳來，全市唯一的大專院校湧出了幾百名學生，他們四人一排，白布條纏頭拖地，「披麻帶孝」地在正午陽光下行進。沒有口號，沒有標語、橫幅和輓聯，沙沙的腳步踏在亮晃晃的夢境裡，永無止境又隨時可能寂滅，太陽是一座巨窯嗶嗶剝剝地燃燒著，縷縷流雲像與地上人群對應的天國的靈隊。圍觀百姓無一人吭氣，連奉命「平暴」的警察也中了邪，目光迷茫得深遠，直到公安局長氣急敗壞地趕來，大夥才如夢方醒。老局長敲著大狼狗的腦袋罵道：真是大白天見鬼了，連你也不吭一聲！
——廖亦武，《我的證詞：從先鋒派詩人到底層政治犯》
1989那年我國三，理當要好好準備7月即將到來的高中聯考。但不知是青春期的反骨作祟，還是因為鄉下孩子對外面世界充滿了過多的好奇心所致，從4月開始，我就持續密切地關注這場學生運動。在沒有太多資料的狀況下，除了媒體上天天慷慨激昂的學運英雄外，也開始想知道到底胡耀邦是誰？趙紫陽又是怎樣？為何李鵬會這樣？鄧小平在此間的角色又是如何？
因為那場運動，一下把兩岸隔絕已久的政治發展接上線。當時好奇的我花了很多時間想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做了很多剪報，把六四之後每天的報紙都留了下來，還錄下一些美國之音的報導。
當時為何會這樣有興趣？應該有兩個原因：首先是那時只知有黃河長江卻不知大甲溪的學校教育，讓我們對中國產生自以為是「龍的傳人」的遙遠孺慕情懷。另一方面，也許更重要的是：那年我買了崔健的《一無所有》。說過「藝術是有政治的責任，但沒有政治的目的」的崔爺，伴著嗩吶的搖滾嘶喊音樂帶給我的悸動，直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這也讓我想起在美國教書時的一件往事。我教授中國現代史，每年一定會講到六四。開講前，我喜歡先用音樂或影片來吸引學生對課程內容的興趣。記得〈一無所有〉這首歌的英譯是Nothing to my name。除了播放歌曲，我會放上英文歌詞的翻譯給學生讀，跟學生說，崔爺可是中國的第一個rocker（搖滾歌手）。然後再以這首歌的創作背景為例，去講80年代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困境。
每次使用這個設計，學生的反應都很好，或者說，他們也都跟我一樣，很快就能在那首歌中找到不同時期的自己。期末考的名詞解釋，我考這首歌的時代意義，也總是很開心看到有些學生會在答案的末端寫上：A great song!
苦於沉重升學壓力的青少年，雖說不見得多了解當時的中國，但竟然也在崔健的嘶吼聲中找到了自己。天天哼著崔健的歌，竟然成為我跟同學在聯考之外的共通語言。不過當同學們都在為一個多月後的聯考而努力時，我仍天天沉迷在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中。後來光看還不過癮，我甚至花時間寫了應該是人生第一篇正式發表的文章。
那篇文章的題目是「天安門事件與中國的民主發展」，後來被登在校刊上。負責編校刊的年輕國文老師收到稿子後，跑到我們班來問這篇稿子是誰寫的？還記得年輕老師知道我成績只是中上，而且數學極差時，嘆了口氣，看著我說：「你真是可惜了！」大家一陣哄笑，留下那時不知該如何反應的我。
高中聯考在六四結束的一個多月後到來了，最後的結果是，做不成拒絕聯考的小子，我加入了國四英雄傳。對一個鄉下地區的小孩來說，國中畢業念五專或職校，是相對比較安全的選擇。畢竟若是念高中，以當時的大學窄門而論，就算進得了高中，也不見得三年後就能進大學。
然而當年那場以大學生為主的學生運動，讓我見識到大學存在於這個社會的真正意義。進大學不是為了找一份好工作而已，念大學是因為想要成為有思想的人，那才是厲害的人！
記得那年5月準備聯考報名時，班上以舉手的方式調查升學志願。同學們大多選擇報考高中跟五專，當問到職校時，大約只剩下一半的人舉手。因為目睹學生運動而被挑起了追求知識與思考真理的飢渴，我不想去念職校學修車，一心想讀大學，若能研究政治或歷史就更好了。難以忘記那時站在遙遠講桌的導師只是冷冷地說：「你不讀職校，我倒是很想知道，你以後要幹嘛？」
六四後的那個夏天，終究事與願違。但那時無論如何我都想試試看，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成為一個參與社會改變的大學生。不知是幸或不幸，六四結束不到一年，1990年春天台灣發生了中正廟野百合三月學運。看著新聞，我又忍不住沸騰了起來。除了有為者亦若是的情懷外，補習班的高壓氣氛跟嚴重的日常體罰，反而讓我費力去讀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以「布拉格之春」為敘事背景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那幾年，遙遠東歐的民主化浪潮，乃至於1991年蘇聯的瓦解與冷戰的結束，好多好多事情接續發生。不論如何，1990年秋天我終於連滾帶爬進了一所後段私立高中。曾經盼望透過希望就能產生改變的夢想，如同六四一樣熄滅掉了，我開始了解這世道是很複雜的，產生的困惑也越來越多。
能夠親歷80年代末台灣政治社會的變化，對我來說實在是非常幸運的事情。那時的台灣，強人早已淡出，原本深具威脅的冷戰也出現緩和的跡象，長期被戒嚴體制壓制的「社會力」正蓬勃發展。不光是台灣，連當時的中國也處於複數思想交鋒的狀況，至少定於一尊不是當時受歡迎的看法。許多人懷抱著對未來的美好想像，更關鍵的是：所謂的民主，開始從威權與從屬者用來自我催眠的口號，逐漸朝向一種生活方式的實踐及考驗。
從口號到日常，民主必須經過持續的實踐與反思，才可能落實在生活中，並形成重視彼此尊嚴與自由的生活價值。30年來，每年固定看到紀念六四的新聞，多年來也大概能歸納出幾個被重複且已經變成精鍊的口號。
口號這東西，有它古老文化的根源……這條原理至今仍存在於商界和政治界。注重「場面話」，而非「真心話」，並不認為這叫說謊。因為場面話或許沒有反映客觀事實，但陳述了事務本該如此的狀況，這一點才重要。
——Alex Kerr, 《犬與鬼：現代日本的墮落》
當對於國家暴力所造成的慘劇的反省，變成口號般的儀式，不管是替極權者極盡能事的辯護，甚或根本否認慘劇曾經發生，仔細想想，這一切往往是根源自劉曉波所指出的「全面性道德崩壞」。
劉曉波在六四之後曾經講過這個故事：
1976以後，共產主義信仰強加於中國人的道德秩序的崩塌所導致的全面道德崩潰，也表現在八九抗議運動時期的沸騰的天安門廣場，令人難以忍受的髒亂就是最好的示範……特別是五月十八日下雨，絕食的學生們轉移到一輛輛公共汽車上後，廣場上的髒亂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下過雨後，太陽一出來，每輛公共汽車的附近都散發著嗆人的尿騷味，有的公共汽車的下面積著一灘灘發黃的人尿，有的車下面還不斷地滴下人尿。更有甚者，我在一輛公共汽車的正前面的兩扇玻璃上，看到用糞便寫的兩個大字「李鵬」。我曾因此對北師大中文系的學生們發過火，而他們的火氣比我還大，理由充分地質問我：你又沒絕食，當然可以去廁所。我們呢，身體都快垮了，還跟我們窮講什麼乾不乾淨。要乾淨就別來廣場，回家呀，去北京飯店呀。
——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
30年後，當年在廣場以「民主烈士」自居的倖存者，因為幸運躲過浩劫而在不同地方一起變老了。他們也許都還記得當年的夢想，但是否也記得自己應該負起的或大或小的責任？他們能告訴下一代怎樣做才能比當年更好嗎？
我也想起幾年前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那時跟學生一起坐在立法院旁的鎮江街，很難不注意到周遭的井然有序：工作人員固定收拾垃圾，進行分類回收；固定的人員維持急難醫療通道的暢通。雖說參與人數規模不同，但同樣可以深刻感受到運動所帶動的情緒澎湃，而在太陽花學運現場，身邊的環境卻是乾淨的。那時我想，這應該才是過去30年，台灣最令人驕傲的民主成就的日常展現吧。
俗話總說：時勢造英雄。六四之後的30年間，發生在台灣與中國的每一場學生運動，幾乎都催生了一批新的學運英雄。加上媒體技術更新，過去的鎂光燈進化到網路聲量，技術或有不同，相同的是透過思索與行動，都希望因此出現改變未來的可行辦法。理雖如此，但當年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對中國民運提出的觀察，時至今日仍然如暮鼓晨鐘一般：
中國的菁英們都想當殉難的耶穌，成為舉世矚目的大英雄。但是他們不願被永遠釘在十字架上，而是釘了一會兒就被扶下來，在人們的歡呼聲中走下十字架。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或叫有中國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難者。
——劉曉波，《末日殉難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
六四之後，每年仍會聽到抱怨越來越少人關注六四的聲音，有些人喊口號般地把自己放在安全的位置，反覆控訴當權者的傲慢，藉以維持自身的菁英地位。但如同幾張代表六四意象的坦克人實圖或示意圖所呈現的，過了30年，坦克人的形象深植人心，不光是海外，其實在中國也有很多人仍記得那年的六四。
也許我們更想問的問題是：六四沒有真相嗎？真相沒有存在人心嗎？還是即使面對已知的真相而依舊「炫耀不幸」，其實根本是一道菁英與平民之間無法跨越的牆？
某位「民運菁英」在監獄中曾與「六四暴徒」們狹路相逢。隔了好幾米遠，他大聲問：你們怎麼進來的？暴徒們回答：我們是為了六四進來的。那位民運菁英於是很激動地說：我是某某某，大家都是一路人，為爭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四年，我可是十五年！怎麼挺得住啊，哥兒們？
語音一落，全場啞然。菁英與平民擦肩而過，他們之間的牆是無法逾越的。
——廖亦武，《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死故事》
弔詭的是，30年過去了，當年國家暴力帶來的重大不幸雖然會被年度性提醒，但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經典小說《1984》裡的情節，竟然已變成今日中國的日常，人民甚至產生對效率的歌頌，而不是對侵犯隱私與自由人權的質疑。
在這樣的狀況下，除了繼續透過「炫耀不幸」或者集體祈禱變化快點發生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感動更多下一世代去共同促成改變嗎？每年紀念六四，但這樣真的就能感動更多人嗎？六四30年之際，想起劉曉波的自傳《我無罪》，感知到他對自己曾身為「啟蒙者」的贖罪心理。
對劉曉波來說，政治始終不是他的強項，比政治更加重要的，乃是人性：
劉曉波問道：為什麼以大學生和知識菁英為主的「八九」運動，當慘案發生時，死的都是普通人，被判重刑的也大多是普通人？為什麼付出最大生命代價的沒沒無聞的人們，無權講述歷史，而那些作為倖存者的菁英們卻有權喋喋不休？為什麼在六四之後，這些普通人的血還要被用來滋養大大小小的投機者，供一些無恥之徒角逐於所謂民運的名利場？
——劉曉波，《我無罪》
我們總是說：在中國的「民主」定義中，有一種叫「你是民，我是主」。有個朋友告訴我：在中國，所謂人民，其實應叫作「非敵人」。人民民主的定義就是：遇到有爭議時，非敵人來一起「民主」（註）敵人一下。
但民主不應該是一個口號，而是必須在日常生活場域持續實踐的價值與生活習慣。政治並不只是啟蒙與被啟蒙的高下宰制關係，而更是責任與承擔的展現。在此之際，重讀社會學家韋伯的話，更可見他當年的寓意深遠：
在今天這個亢奮的時刻裡——按照諸君的看法，這種亢奮，是一次不會「沒有結果」的亢奮——當整體的心志政治家突然如雨後春筍般地蹦出來，異口同聲地複誦著：「愚蠢而庸俗的是這個世界，而不是我；對後果應負什麼責任，與我無關；這個責任，是那些受我辛勞服務、並有待我來掃除其愚蠢和庸俗的其他人的事」。
在這時刻，我公開說，我們首先要問，在這樣心志倫理的背後，有多大的內在力量。我的印象是，我碰到的十中有九，都是大言炎炎之輩；他們並沒有真正地認識到，他們想承擔的事是什麼樣的一回事，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動之中。就人性方面而言，我對這樣的東西缺乏興趣，更毫無使我感動之處。
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這才是人性的極致表現，使人為之動容。只要我們的心尚未死，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會在某時某刻，處身在這樣的情況中。在這樣的意義上，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不是兩極相對立，而是互補相成：這兩種倫理合起來，構成了道地的人、一個能夠有「從事政治之使命」的人。
——韋伯，《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一）》
30年過去了，不管是台灣或是中國，都不應該只有對局勢無奈而帶來的恐懼。繼續紀念六四，並不是為了希望哪一天能得到來自上位的所謂平反。紀念六四，對台灣人或對全體人類來說，是為了讓我們持續對國家暴力保持高度警醒，並用人性去解構偶像，讓更多人得到自由。
崔健原先為紀念中越戰爭而作的一首歌〈最後一槍〉，雖然被當成愛國歌曲，但意外地非常適合六四。歌裡他唱道：
一顆流彈打中我胸膛
剎那間往事湧在我心上
哦，只有淚水
哦，沒有悲傷
如果這是最後的一槍
我願接受這莫大的榮光
哦，最後一槍
哦，最後一槍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話還沒講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歡樂沒享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樣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個最後一槍——崔健，〈最後一槍〉
每聽一次，我腦海裡浮現的並不是那群大家都認識、夸夸而談的天安門廣場上的菁英們，而是那群根本未曾謀面，但已經葬身廣場上的「無名」殉難者們。●
（原文於2019-06-03在Openbook官網首度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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