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過去了，政府或許真如他們所說，「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同樣地，我們也把恥辱紋在了自己的身上。
（二之一 / 本文發於2014年6月8日）
我只見過王丹一次，印象就和文字上看來的一樣，溫和而善良，所以我大概能夠理解他對柴玲的態度。當初大家傳聞柴玲貪生怕死，早早逃離廣場；王丹以親身經歷為證，憤怒地替她辯護。後來柴玲說自己原諒了殺人的軍隊，以及李鵬和鄧小平；王丹也只不過說她這番話「不能代表廣大的八九同學」而已。然後今年，柴玲寫了一封公開信給丁子霖女士，惹人非議；王丹則說他尊重柴玲的立場，「我想，她選擇公開信的方式，也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她的內心吧」。或許就因為王丹是個溫和善良的人，於是他願意以老朋友的角度去看待柴玲，用最大限度的同情和善意來理解她那些古怪而紊亂的言語，而不只是把她當成一個與己無關的公眾人物。對他而言，問題可能是當一個曾經與你共患難的故人，漸漸變得你不認識甚至不認同的時候，你該如何處理此中的矛盾，又該怎樣面對你倆的關係。這個問題，大概也是六四拋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我把六四看成一個是非分明的事情，同時我又驚訝地發現有那麼多認識的人竟然在這最基礎的是非判斷上頭和自己相差得那麼遠；我該怎麼辦？又能夠怎麼辦呢？
比這個問題還要根本的，是六四之後，每一個中國人如何去面對自己的問題。查建英在〈國家的敵人〉那篇著名的文章裏頭寫道：「在那個春天，《人民日報》記者們曾在長安街上舉起過一幅著名標語：『我們不想再撒謊！』那個時刻彌足珍貴，它表達了群體的勇氣。兩個月後，他們被迫再次撒謊。一位《人民日報》記者向我描述六四後的清查運動是如何進行的：每個部門都要開會，每個人都必須參加，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說明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麼，然後對官方的結論表態。他回憶起十七年前那個場景：『每個人都照做了──沒有人敢說不。那種恥辱你能想像嗎？我們所有人馬上被徹底擊垮了。』」恥辱，這就是我的意思；六四之後，我們就生活在恥辱之中。你所反對的，不只沒有消散，反而大獲全勝，它強大到了一個你連躲都躲不掉的地步。它安排一切，塑造了你生活其中的現實，甚至成為你呼吸的空氣；而你卻不能說出你所知道的真相。
除了〈國家的敵人〉，查建英的《弄潮兒》還有一篇〈北大！北大！〉，裏頭說了陳丹青的故事：在北大一場關於京城的文化研討會裏，他談到六四那天一個逃命的男人，談到這名男子在當天黎明所聽見的北京的聲音，然後「會場死一般寂靜，講完後片刻，一切彷彿停止了呼吸。忽然間掌聲四起，經久不息。會議主辦者數度試圖說話，但聽眾們，主要是學生們以及為數不多的教員們，一直不停地鼓掌。」有意思的是後來一個雜誌編輯對這件事情的評論：「所以他做了他的秀，人們看了他的表演，笑一笑，然後就結束了。如此而已。」
「做秀」，或者更簡單的「裝」，每當見人用這樣的字眼去形容陳丹青，我都覺得十分突兀。因為陳丹青是我會非常驕傲地去告訴人家「他是我的好朋友」的那種人，因為他有罕見的真誠。但他們如此評價陳丹青，我又一點也不奇怪，他在太多公開場合說過這類真誠的實話（例如在文化部部長面前談論政府如何毀滅了文化），每一次都有人批評他「做秀」，彷彿只有行禮如儀地鼓掌欠身才算不「裝」。不要說他，即使膽怯如我，竟也曾因在校園演講談到了六四，就被人指責「做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陳丹青告訴查建英：「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我說的話，我想他們是不喜歡他們自己，不喜歡使他們『不能』說出我所說的話的那個環境。」「其實我們都很可憐，大家都得吃這碗飯。」然而，一個人很難長期地不喜歡自己，二十五年並不算短。想要好好地活下去，安安穩穩地活下去，一個人必須學懂與自己「和解」。前幾年，戴晴倡議「和解」，呼籲政府與民間一起放下；是一時熱話。我一直關心的卻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大家都是怎樣與自己「和解」？很少人能夠一直忍受屈辱；與我們平常駡人駡得那麼容易的情況相反，很少人能夠真正明知故犯地「埋沒良心」；大部份人都會試圖調和自己的矛盾，一方面讓良知遷就現實，另一方面則換一種看待現實的方式，使矛盾縮窄，使良心妥當。經過一番內在的「和解」，屈辱就不存在了，做人也就有了一個新的立足點。在一群「和解」了的人面前，陳丹青自然要被看成是「裝」。
每個人都「和解」了，但每個人與自己「和解」的方式都不一樣。有些曾經站在廣場上的人，今天真的選擇相信自己當年是「被人誤導」。有些曾經在運動中慷慨激昂的人，今天發現慷慨激昂原來才是悲劇的原因。有些曾經誓言永不忘記的人，今天明白了歷史長河波伏不定，做人要懂得宏觀放下。有些曾經在聲明上頭聯署的人，今天瞭解到社會穩定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更多人曾經渴盼變革的速來，今天踏實地知曉了一切都得慢慢來的真理。
在這樣的一大群人看來，陳丹青那番話雖然贏得了學生掌聲，但究竟不過是年輕人初嚐禁果的快感，就和鬧劇演員當眾大談黃色笑話一樣，是廉價的逾越，廉價的表演。他們可能自忖，六四不是不能談，但「現實」遠比你們這群孩子所知的複雜，所以他們才不願意輕易開口。他們更可能會想，六四自有是非可言，只不過小不忍則亂大謀，比起你陳丹青的輕率，我們現在默默幹的才是腳踏實地的工夫。
對了，絕大部份學懂與恥辱「和解」的人其實都不會輕易否定六四，也不會認為屠殺是對的（即便他們之中有人又相信這是政府的無奈舉措）。只是比起公開悼念或者聲討，他們認為還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得做，一些細水長流的工夫；還有些更要緊的東西必須顧慮，一些非常現實的情況。於是我們都學懂了接受恥辱。例如我，就在另一個場合裏頭遇過學生站起來問我關於六四的事情，一時全場譁然。我對他說，我怕你們學校會被追究，我怕這個論壇以後會辦不下去，我怕你會被人記住名字惹上麻煩。所以我建議活動之後再私下和他交流。意外就這麼過去了，邀我來的朋友們抹了一把冷汗，事後誇我應對得體，救了他們一把，的確這些朋友都是認真的學者，而且開明，不只教出一群好學生，還常常在最大限度內秉筆直言，議論國是，乃至於被人看作是「漢奸」自由派。但我自己明白，我已經羞辱了自己，整個晚上無法入睡。二十五年過去了，政府或許真如他們所說，「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同樣地，我們也把恥辱紋在了自己的身上。
活在這個我們被迫閉嘴與失憶的恥辱現實之中，不去與現實和解，也不去委屈自己，反而很不現實地保存自我，難道不是一樁意義非凡的事件嗎？
（二之二 / 本文發佈於2014年6月15日）
那些倖存下來，並且要學會和恥辱共存的人，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中大學長林亦子經歷過六四屠殺現場，在他的〈北京紀行〉（收錄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裏頭，有這麼一段見證：
「在X大學附近一個飯店門口兜乘一輛三輪板車，每人四十元去火車站，如果能報銷的話還得四十五。師傅說所有汽車都不走了，而且長安街被封鎖了。去北京站必須經過長安街，師傅說他熟悉小胡同繞過去。師傅一路問他的同行去北京站的路怎走，又跟我們談話，講的都是近似昨晚街上市民的那些話，不過他還講了昨晚的親身經歷。……最激烈的戰鬥在建國門橋，……有幾十個老百姓向軍車衝去，軍人向他們掃射，他們倒下了。接着又有一批向前衝去，又被射倒了。……他說死去的有幾百人」。
重點在林亦子對師傅那段描述的感想：「師傅跟我們說這些語氣並不憤怒，就像小時候大人講戰爭故事那樣。這時才知道我以前只不過是將那些戰爭故事當成神話來讀，當神話變成現實的時候，我是多麼驚慌，我要逃離現實，使之重新成為神話。然而，師傅講的是現實生活中的東西，他無法逃避，或許沒有想到逃避，他講的是生活中熟悉的事情，大屠殺以後他依然要工作，要生活，他不會像我那樣驚慌，他不會像我一樣回到自己的地方尋回自己的生活。」
就是這樣的人，一個三輪車伕，一個小公務員，一個白領，一個主婦，一個清潔工人，以及所有見證過那年六月的北京市民和普通中國老百姓。他們不能驚慌，日子還是得照樣的過。他們無處可逃，因為那是他們的地方。甚至就在六月四日的上午，他們還要出來工作，甚至還要記得和客人講價。歷史，對他們而言，只能變成神話般的傳說，猶如嘉定三屠，猶如揚州十日；昨夜已是前朝。因為這是生存下去的辦法。否則，你該如何面對這個每逢六四，「今天」二字都要在網絡上消失的奇詭現實呢？
我從不敢輕易判斷這些沉默的倖存者，正如我從來不敢接受內地朋友對我們的誇讚──「你們香港人真了不起，真是勇敢，每年這時候都還記得站出來」。因為我永遠不能徹底體會他們的處境，因為沒有經過考驗的勇氣算不上是真正的勇氣；而他們的每一天都在接受考驗，並且已經持續了二十五年。
所以當大家都在斥責柴玲那些夢囈般的公開信時，我還能儘量試着去同情地理解她的心理，因為她也有她的現實。自從八九開始，幾乎每一年都有人預測這個政權快要倒了，推測它快將面臨那命中註定的危機，另外又有一些朋友，則總是先知似地宣告，這一屆政府「會有大動作」，六四就快要平反了，政改就快要啟動了，你們等着瞧吧。然而，這一切就像是那似乎永遠都不會到來的最後審判，一直都只是個預言而已。這一生都不可能離得開「六四」二字的柴玲，她會如何面對這個現實？又該如何面對自己呢？就和其他還想活下去的人一樣，我們也看到了她「和解」的方法。那就是皈信基督，然後把她所理解的教義當成一種困境的解脫：我真拿你沒辦法，但我原諒你；我不能逼你認錯，但我還是會像耶穌一樣嘆一聲：「父呀，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多麼可笑，又多麼悲涼。
不忍苛求，不表示不知是非；同情理解，也不表示被同情的人就自然正確。這世上始終有許多人無法勉強自己與現實和解，例如我非常尊敬的劉蘇里。
在「進一步」出版社的《六四小渡海》裏頭，我很高興地發現有人還記得「中國魂」那幅白幡，為它專門撰寫詞條解釋。這面為了悼念胡耀邦而樹起的輓帳，就掛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頭，是當時整個廣場的視覺核心。而劉蘇里，則是出資製作這塊旗幟的推手之一，也是當局後來急欲搜捕的「要犯」。不過，在我剛認識他的頭兩年，我還不知道他的這些過去，只曉得他是我去北京就一定得報到的「萬聖書園」的老闆，曉得他是很多年輕活躍份子心中的前輩秒「老大」；儘管我們那時候就已經常常坐在書店的咖啡廳裏抽菸聊天，月旦時事，但我絕少聽他主動提起那幾年的經歷。那是因為他也接受了沉默的羞辱嗎？不，在我看來，那是由於他太過嚴肅，二十五年以來從未停止思考那件事的一切涵義，不到清楚無誤的時候絕不輕率開口。他在這件事上的寡言，和一般人的沉默不同；相交一深，就知他的剛直，以及認真。
此外，還有可能，他只是不想別人太過簡單地把他當做英雄好漢；雖然我認為他是。那天之後，他和陳小平、吳仁華等幾個朋友出亡北京，南下溫州，本有機會搭上「黃雀」快船出境。可是六月十日，他和陳小平居然卻在溫州坐上了回頭的汽車，主動跑到公安局「投案」，好和共產黨在法庭再鬥，來個光明正大的對決。二十二年之後，他的老友吳仁華還記得六四那天凌晨：「第27集團軍數百名身穿迷彩服、全副武裝的官兵衝上紀念碑基座。當時，蘇里握住我的手平靜地說：『幾十年了，我們終於轟轟烈烈地與共產黨幹了一場，今天哥倆就是死在這裏也值了』。」好在他沒有死；可共產黨也不會和他在法庭上拿良心和道理來轟轟烈烈地幹上一場；相反地，他們迅速直接地把他丟進秦城了事。
後來的劉蘇里，我的另一個朋友許知遠曾在文章裏將他形容為堅持理想，但又因為現實而無法「進入公共話語空間」，「無法參與實際的政治行為」的「法國式文人」。處身於這種「夾雜在政治權力與公眾之間」的「一個自我慰藉的小群體」，許知遠認為劉蘇里「唯一的補償就變成了不停的談論與猜測，你持有的理念難免變得越來越抽象，同時它也越來越缺乏內在的獨立性，不可避免地成為時事變化的附庸」。
我不太同意許知遠的觀察，他可能還不夠熟悉劉蘇里，看不見他正在做的事情，也看不見他這家書店以及「不停的談論」所起到的效果。但我並不打算和他爭辯劉蘇里這類文人在今天的中國究竟可以起到什麼實際作用；我關心的恰恰是在那表面上看既無法「進入公共話語空間」，又「無法參與實際的政治行為」的情形底下，一個不能忍受現實之屈辱的人，他怎樣勇邁而又珍重地保存住了自己。在最極端的意義上講，即使是浦志強這種因為參加六四研討會而被捕的勇者，也算是個實際上失去了影響力的人。因為他的名字終將敏感，或者還會被公眾殘酷地淡忘；而他們幾個人辦的那場六四研討會，全中國則根本沒有多少人聽過。然而，活在這個我們被迫閉嘴與失憶的恥辱現實之中，不去與現實和解，也不去委屈自己，反而很不現實地保存自我，難道不是一樁意義非凡的事件嗎？我認同許知遠所說的文人「困境」，可在人人要設法與現實和解的年代，這種困境可能就是唯一的選擇了，因為你不願和解，至少不能和解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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