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九九九：狂飆年代下，新興民主國家波蘭和台灣的互動
有一個朋友曾經問我先生，一九八九年後的九○年代，你們經歷了什麼？他說，感覺很累，太多事發生，突然鐵幕消失了，可以輕易出國了（護照不用去警察局申請，回國後也不用把護照還回去），商店架子上有很多商品，但同時他爸媽要從租屋中被趕出去，這是因為民主化了，共產政府要把以前從人民手上拿來「託管」、廉價出租的房子還給屋主，原屋主或買下整棟大樓的新屋主為了賺取更高額的房租，當然會想要把又老又窮的房客趕出去，所以狂漲房租，甚至把拒絕搬遷的房客告上法院……一切改變得太快，都沒有時間好好去想一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確實，那時候發生了很多事。光看政壇，就覺得好像在看八點檔，高潮迭起，狗血四濺。一九九○年十二月，華勒沙當選波蘭首任民選總統，雖然他是個出色的工運領袖，但似乎不是個很好的政府高層領導人。一些評論說他太專斷獨裁，比起部長，他更相信自己的親信，這讓他失去工運夥伴的支持。雖然國會大部分成員是團結工聯出身，但其中有許多不同派系，在民主化後分裂，華勒沙的幾任政府都是聯合政府，在國會也沒有獲得多數支持，當政府提出的政經改革太過激烈（比如為了改善經濟，快速讓國營企業民營化，但這也造成許多國營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就可能遭到國會倒閣而下台，或因為失去人民的支持而在國會選舉中落敗。在華勒沙五年總統任內，波蘭就換了七任總理、七任內閣（但內閣也可能因為其他原因如政爭、醜聞而更換）。
除了經濟問題，波蘭也要面對共產時代的威權遺緒，以及轉型正義的問題。一九九二年，國會要求內政部提供在共產時代曾和情治單位合作、現在擔任國會議員和政府高官的協力者名單。當時的內政部長安東尼．馬切列維奇（Antoni Macierewicz）在六月四日提供了兩份名單，上面有總統華勒沙和一些其他政府高官的名字。然而，這名單不乏爭議，因為名單上的人名未經查證（議會要求提供協力者名單，但內政部提供的是國安局登記為協力者的名單），這些人有可能真的是情治單位的協力者，但也有可能不是。這份名單在一九九二年引起軒然大波，華勒沙要求內閣和總理揚．歐謝夫斯基（Jan Olszewski）下台，在議會的倒閣之下，內閣也於名單揭露的隔天下台。不管名單的真實性如何，是否有政爭因素介入（當時華勒沙和總理相處得不是很好），這樣粗暴、草率的處理方式其實很糟糕，因為給社會種下了互不信任的種子，接下來幾十年，波蘭從政壇到人民，都會一直吵到底誰是共產政府的協力者，誰不是（即使證明不是了，很多人也不相信）。沒有好好面對共產時代的歷史，這也間接讓左派在波蘭很難生存（只要有點左，就會被質疑「你是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你是不是想要讓共產時代回來」）。波蘭後來的兩大黨法律及正義黨（Prawo i Sprawiedliwosc）和公民綱領黨（Platform Obywatelski）都是中間偏右，前者很親天主教（天主教在團結工聯期間很支持工運，因此也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雖然教會沒有直接參政），民族主義色彩強烈，後者雖然也親天主教但沒那麼激烈，另外公民綱領也比較親歐盟價值。這種種複雜因素，讓波蘭在日後很難去討論一些比較左派的議題（如勞權、環保、女性權益、LGBTQ）。
雖然顛簸，波蘭的民主和自由化依然持續前行。當時的財政部長萊謝克．巴塞洛維奇（Leszek Barcelowicz）所推行的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造成一陣子的經濟衰退，但後來經濟起飛了，龐大外債（超過四百億美金）也逐漸償還（但西方國家有給予減免，免了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不等），波蘭以東方集團中經濟表現最亮眼的國家重返歐洲（但還是有貧富差距的問題）。國防外交方面，俄國軍隊在一九九二年撤出波蘭，波蘭和德國的邊境確立，和立陶宛、烏克蘭、白羅斯接壤的東部邊境也確立，波蘭一九九九年加入北約。總歸來說，波蘭在這個狂飆年代的歷史是個三級貧戶力爭上游、成為白領階級、加入西方資本主義俱樂部的勵志故事。
這時候的波蘭和台灣有一點像，但也很不一樣，就像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電影《雙面薇若妮卡》（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中兩個長得相像但又命運迥異的女孩。兩者都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成為民主國家，雖然台灣的國家身分一言難盡，但是此時台灣的經濟比波蘭好得多，這一點波蘭也注意到了，也想和台灣學習，或和台灣合作。
早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克拉科夫報》就提到台灣作為波蘭電子零件外銷市場的價值（不只是外銷潛力，是真的有外銷事實），同年十一月，波蘭經濟學者里察．舍夫契克（Ryszard Szewczyk）說波蘭要和台灣看齊，吸引外商投資，一九九○年八月，另一位波蘭經濟學者米羅斯瓦夫．白斯基（Mirosław Bieszki）則說在進行民營化時，要清楚民營化的目標，而不是只是想要私人財產，還說台灣、南韓、新加坡、美國這些國家（kraj）的政府都是這樣做的。
一九九○年七月，《西利西亞論壇》（Trybuna Slaska）刊登一篇不算短的文章〈台灣—另一個中國〉（Tajwan-Inne Chiny）介紹台灣的經濟奇蹟、精密的電子業、進行創新研發的科學園區，還說台灣有興趣在中東歐（包括波蘭）投資。波蘭人不只聽說過台灣的電子產品，也真的有進口。一九九○年一月，札布熱（Zabrze）的電腦公司Mera-Elzab買了台灣的彩色電腦螢幕，《西利西亞論壇報》刊出一張照片，照片上有好幾個來自台灣的電腦螢幕，編輯下的標題是「札布熱的台灣們」（„Tajwany” z Zabrza），這邊的「台灣們」指的是台灣製造的電腦螢幕。下面的說明文字則說，感謝台灣的電腦螢幕，現在Mera-Elzab可以吸引西方的顧客。
台灣也注意到了波蘭市場的潛力（此時，波蘭是台灣在東歐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一名是東德），也想要與波蘭更深入地發展關係。早在波蘭還是共產國家時，台灣就有和波蘭合作，現在自由開放了，合作可以拿到檯面上了，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了。但這也是有侷限的，畢竟第一，台灣不是正常國家，第二，波蘭也要和中國發展經貿關係（而且雙方有正式外交關係）。所以，台灣政府開始邀請波蘭重要人士來台，試圖與波蘭建立關係，也藉此瞭解波蘭政局的現況。
在外交部檔案《波蘭人士訪華》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份「歐洲司陳科長連軍會見波蘭團結工聯週報國際部主編謝金基談話紀錄報告」。這位謝金基就是我在上一章提到的沃伊采赫．格金斯基（Wojciech Giełzynski），檔案中還有他的名片，只是紀錄報告中把他的名字誤植為Wojciech Ciekzynski，於是在報告中稱他為C主編。格金斯基是受行政院新聞局之邀來台的，來台時也有拜會外交部歐洲司。歐洲司得知格金斯基和多位波蘭政界人士熟識，於是於一九九○年九月十日邀他共進晚餐，詢問波蘭目前政情，也希望格金斯基能引介波方重要人士和我方外交部人士認識，格金斯基表示同意。
格金斯基在這場會面中提到的幾位重要人士為：團結工聯週報主編／華勒沙親信雅洛斯瓦夫．卡辛斯基（Jarosław Kaczynski）、《選舉報》（Gazeta Wyborcza）主編亞當．米赫尼克（Adam Michnik，也譯為米奇尼克）、團結工聯國會黨團主席布羅尼斯瓦夫．葛萊米克（Bronisław Geremek）。格金斯基說他知道卡辛斯基亟願來台訪問，其他人則要詢問他們的意願。後來，台灣政府真的邀請卡辛斯基、格金斯基還有另一位媒體人馬切伊．查勒夫斯基（Maciej Zalewski）在一九九○年十二月來台，簽證、機票、行程都準備好了，只是後來格金斯基說，十二月總統大選後會有人事異動，希望可以將他們來台的時間延後到一九九一年三月，外交部同意了。但我查了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外交部的外賓訪台紀錄，並沒有看到他們來參訪的紀錄。為什麼原本都準備好要來了，後來卻沒來呢？我猜想可能和波蘭政局勢變化有關。雅洛斯瓦夫．卡辛斯基在大選後當上華勒沙總統辦公室的主任，但是他只當了一年，後來和華勒沙反目成仇。他在二○○一年和雙胞胎弟弟列赫．卡辛斯基（Lech Kaczynski）成立法律正義黨（Prawo i Sprawiedliwosc），這會成為波蘭最大、最重要的右派政黨，在波蘭政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除了透過媒體人接觸政界人士，台灣政府也有透過宗教人士接觸波蘭政界。一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波蘭電視台（Telewizja Polska）天主教節目的主任柯波斯基神父（Father Andrzej Koprowski）應外交部之邀來台訪問六天，參觀光啟社、外貿協會、世貿中心、新竹工業科學園區、故宮等地，並且和外交部次長章孝嚴會面。神父在和章孝嚴會面時表示，這次來台看到台灣經濟進步，印象深刻，希望台灣和波蘭雙方能加強合作。章孝嚴則說：「過去一年間東歐之變化甚大，吾人相信在未來之世局發展中，東歐必然扮演一相當重要之角色。我政府對東歐發展相當關切與重視，並願積極與該地區國家開展雙邊互利關係。」他接著說，中華民國已經和匈牙利達成協議，並在匈牙利設立代表處（確實，匈牙利代表處是一九九○年四月成立的，這是中華民國在中東歐第一個代表機構）。
神父說，雙方關係可先避開敏感之政治層面，從民間文化和經濟交流著手。章孝嚴表示理解，說「我願在互利互益基礎上與波蘭發展關係，在此同時我無意影響或破壞波蘭與中共之關係，故甚盼波方之決策亦能免於中共之干擾，則中波關係應有廣大之發展空間。」他請神父向波方政府傳達我方政府的誠意，如果波方有所回應，中華民國政府將會以「本於職責及審慎方式進行，不致引起波方困擾」。這段話說得人情練達、不卑不亢，有顧及到波方想要與中共發展關係，但也有告訴對方我方的期待和底線是什麼。神父「表示理解，並願為雙方關係之開展獻力」。
神父或者其他波方友台人士似乎真的發揮了影響力，一九九二年，台灣在波蘭首都華沙設立了具備大使館功能的駐波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Biuro Gospodarcze i Kulturalne Tajpej），該處在二○一八年更名為駐波蘭臺北代表處（Biuro Przedstawicielskie Tajpej w Polsce）。一九九五年，波蘭則在台北設立了對應的機構華沙貿易辦事處（Warszawskie Biuro Handlowe w Tajpej），該處亦在二○一八年更名為波蘭臺北辦事處（Biuro Polskie w Tajpej）。
一九九○年代，許多波蘭政界、學界和媒體重要人士來台拜訪政府高層，如一九九六年前總統華勒沙來台和副總統連戰會面、一九九七年行政院長蕭萬長接受波蘭《選舉報》總編輯亞當．米赫尼克採訪（格金斯基在一九九○年提過他）、一九九七年連戰接見波蘭華沙大學校長沃吉米爾．西文斯基（Włodzimierz Siwinski）、一九九八年新聞局副局長張平男接見波蘭國會議員團和記者團。
台灣官員也有去波蘭，一九九八年六月，外交部長胡志強受波蘭智庫史德芬．巴托利基金會（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Stefan Batory Foundation）之邀，到華沙參加該基金會、美國華府「國際民主研究論壇」（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及台灣國策研究院於共同舉辦的「民主與國際關係研討會」（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mocracy），研討會由波蘭外長葛萊米克開幕（格金斯基也在一九九○年提過他）。
除了互訪，也有很多其他交流和合作，如一九九四年「台波經濟合作會議」在華沙首次舉辦，之後每年於台北、華沙輪流舉辦。一九九五年台北和華沙簽訂姐妹市。一九九七年，波蘭通訊社（Polska Agencja Prasowa）和中央通訊社簽署新聞合作協定。台灣觀光客也去了波蘭，消費力驚人，華沙一家琥珀店甚至在一九九九年掛出中華民國國旗，表示歡迎台灣觀光客。
看起來，台灣和波蘭的關係似乎充滿希望、前程似錦。但事實上，並不是一切都波平如鏡、一帆風順。如前所述，一九九○年代波蘭的內政其實暗潮洶湧，而在外交方面，波蘭雖然想和台灣維持經貿合作，但也想和中國合作交流（畢竟中國經濟也崛起了，而且中波有正式外交關係），這一切，都對台灣和波蘭的關係蒙上一層陰影。這些陰影光看官方的交流紀錄，其實看不太到，所幸，一九九五年有一位波蘭記者格里高什．雅舒斯基（Grzegorz Jaszunski，一九一○—二○○一）受政府之邀來台，寫下了一本報導文學《來自台灣的龍》（Smok z Tajwanu），可以讓我們一窺當時波蘭和台灣交流的細節。
作者是詩人，作家，譯者。英國布紐爾大學戲劇系學士，波蘭雅捷隆大學波蘭文學研究所肄業，目前就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文所史學組。
多年來致力在華語界推廣波蘭文學，於二〇一三年獲得波蘭文化部頒發波蘭文化功勳獎章，是首位獲得此項殊榮的台灣人。著有《我媽媽的寄生蟲》、《易鄉人》，譯有《鱷魚街》、《如何愛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的教育札記》、《黑色的歌》等作。
書名：《世界之鑰──帝國夾縫下的台灣與波蘭》
作者：林蔚昀
出版社：前衛出版
出版時間：202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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