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日前接受梁珍小姐訪問，談到二十三條之下的香港文學，我說文學在這個時代屬於比較邊緣的範疇，政府未必有那麼多的精力去干擾，可能還有一點發展空間。話音剛落，便看到香港政府恢復主辦市政局文學獎的消息——我還是太樂觀了。
除了增加國安條款之外（報道無詳情)，比賽條款中還規定作品不得有影射或誹謗他人成份，暴力﹑色情﹑粗言穢語﹑不雅及任何令人厭惡的語言及行為，違者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黃碧雲久未露面，這一番話清醒而到位。她的小說和散文曾多次榮獲香港﹑台灣與新加坡文學獎，其中《烈佬傳》獲香港浸會大學「紅樓夢獎」首獎。《烈佬傳》寫黑社會﹑吸毒與販毒，以第一人稱主述，有不少低俗的底層社會口語，照今日市政局的條款，很大可能因「令人厭惡的言論及行為」而被取消資格。她另一部長篇小說《微喜重行》涉及兄妹亂倫，更難登「大雅之堂」了。
這些政治條款之荒謬，最大問題是抽象與主觀。影射﹑誹謗如何定義？文學作品描繪的是社會現象，任何情節與細節都可能與某些具體的人類同，如何確認作者影射了誰？至於誹謗，如沒有指名道姓，又如何構成誹謗？暴力﹑色情﹑粗言穢語﹑不雅描寫如何設限，寫到什麼程度會危及參賽資格？至於「令人厭惡的語言及行為」，那是指令「誰」厭惡？是不是任何一個人一旦「厭惡」，就不能參選？
更大的問題是，這些標準由誰來審定？審定的人有什麼資格？審定有什麼公平公開的程序？他們的決定如果不當，參賽者有沒有上訴的渠道？政府隨便找一個官員，手上握有生殺大權，他可能熟悉二十三條，但對文學就是一個門外漢。他說過就過，他說不過就不能過，那還有什麼專業與公平可言？
根據這些條款，日後香港的文學青年，頭上就要戴著一個緊咒箍，一邊絞盡腦汁，一邊唸咒不已。正如黃碧雲所說，這樣的創作者，都不能算是「合格」的創作者了。
筆者居港四十年，做過多屆市政局文學獎與文學雙年獎的評判，從未聽說過香港的文學藝術獎項是有合規條款的，即使九七後，政治敏感的題材，也從未被排除在參賽資格之外。實際上，大陸改革開放後，很多作家也都嘗試突破政治與情色邊界。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小說中不乏暴力與色情，最近他被小粉紅告上法庭，說他「侮辱革命先烈」，官方還替莫言站台。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描寫中國人在泛政治大環境下的悲慘人生，批判意味極強，也一直沒有被禁。賈平凹小說中的情色描寫相當大膽，閻年科的政治諷刺也很出位，這些作家在政治壓迫森嚴的大陸，也還沒有被剝奪創作資格。
最近香港記者協會的演唱會籌款活動，因為「不可抗力」的原因而被迫取消，改為在網上進行。前不久，戲劇界的頒獎典禮，因為邀請了尊子為頒獎嘉賓，而被藝術發展局取消了贊助——香港的淪落，豈只是文學界獨然？
香港自二十三條後，政治肅殺的空氣瀰天漫地而來，今日連一個普通市民都不太關心的文學獎，也要搞到風聲鶴唳。李家超的權力來源是習近平，只為習老大負責，習近平滿意，他就能保住官位，因此今日香港的一動一靜，都只為取悅習近平的中共。政治上不能出紕漏，寧殺錯勿放過，至於香港文學會不會窒息，李家超當然是不會上心的。
文學作為文化之一環，比起新聞﹑教育﹑時事評論等不同範疇，文學對社會的影響，相對來說是比較間接﹑含蓄和滯後的，但論對世道人心的影響，文學卻更深遠和廣泛，有時候，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足以移風易俗，推動時代前進的步伐。
香港文學曾經有過令我們自豪的黃金歲月。劉以鬯先生那個年代，大陸與台灣都在政治封鎖之下，香港是最早接觸西方現代文學的地方，當年台灣文學界要通過香港來了解世界文學。後來，香港作家西西﹑董啟章﹑黃碧雲﹑鍾曉陽也在台灣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近年香港作家陳慧和沐羽先後在台灣榮獲文學獎，陳慧的長篇小說《弟弟》獲去年台灣文學獎的「金典獎」，故事以香港的佔中運動為背景，幸好台灣沒有什麼狗屁參獎條款，沒有二十三條，否則陳慧不但會被取消資格，還會有牢獄之災。
我想提醒愛好文學的香港年輕人，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不要希罕什麼文學獎，也不要管什麼勞什子的「條款」。得獎固然是好事，但先要看那是一個什麼獎，有沒有專業評審，有沒有政治條款，有沒有公信力。如果有人在中共的文化鐵屋墻角開一個小洞，跟你說「爬進來吧，給你一個獎」，你還是不要去自取其辱更好。
曾經有一個獲得大陸全國性文化獎項的人親口跟我說，他們省的文化部門，花了一百萬上下打點，才替他謀來了那個獎，那個獎不是他的，是省裡那些文化高官的——你拿了這樣的獎，你的人格就貶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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