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脑 04/23/2024
在香港，翻开一份报纸，除了阅读当日时事报道，刊登于副刊的不同专栏以及报刊社论，意见纷陈各适其适，或月旦时事，或风花雪月，成为香港报业重要的文化风景，同时也能侧面展现一张报纸的报格和读者的品味风貌。
然而《港区国安法》出台后，多间香港媒体陆续被检控及停辦。2021年《苹果日报》停运，创办人黎智英被捕，2023年12月正式开庭审讯。同年底《立场新闻》6名高层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网媒《众新闻》随后自行宣布停运，指转载文章、报道及访问都可能被控煽动罪，无法掌握红线。
仍在运作的媒体则在不确定下，尝试应对当前香港难以琢磨的“红线”。2022年初《明报》观点版新增编按，指“本网发表的时事文章若提出批评，旨在指出相关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错误或缺点，目的是促使矫正或消除这些错误或缺点，循合法途径予以改善，绝无意图煽动他人对政府或其他社群产生憎恨、不满或敌意。”。
然而《明报》自2021年起，陆续有专栏作者主动或被迫结束专栏，其中主要是时事作家。2022年1月31日，香港著名传媒人区家麟在宣布结束明报专栏《2047夜》时，表示“2047已来到眼前，而‘2047夜’的故事已不能再说”。而另一名传媒人曾志豪在明报一篇《以科学让 Google 安心出行》的评论，甚至引起港府发稿批评，随后被中止专栏；而香港著名漫画家、在《明报》创作政治漫画逾40年的尊子，2023年间被港府高官点名批评6次，其专栏《尊子漫画》其后也终告结束。
香港中文报章百年史：源于晚清、左右政争后迈向本地化
1853年，香港首份中文报章《遐迩贯珍》面世，由传教士创办，具有时事新闻与宗教宣传的版面。随后面世的《循环日报》 ，创办人王韬因为与太平天国关系密切，逃亡到香港办报。随晚清局势动荡，香港的中文报章成为臧否时事，甚至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媒体。陈少白、孙中山在港创办《中国日报》，康有为等保皇派创办《商报》抗衡革命党，打击政敌。同时与上述“大报”相对的“小报”也应运而生，郑贯公任职《中国日报》期间提出粤语入文，为后来香港报章盛行的“三及第”（混杂文言文、白话文、粤语书写）文体雏型，黄鲁逸创作“粤讴”内容生动深入民心。小报刊载消闲逸事、黄色小说、武侠小说、诗文对联等内容的版面，当年不叫副刊，而是称为“谐部”。
二次大战后，香港中文报章陷入左、右派意识型态对峙局面。作为1949年后来港的南来文人，查良镛（金庸）与沈宝新于1959年创立的《明报》，早期便以小报形式营运，尤其以金庸本人创作的新派武侠小说作为吸引读者买报的手段。直到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金庸信奉儒家信念、追求自由的精神令《明报》卷入与左派报章笔战，在“六七暴动”中金庸一度成为左派意图暗杀的目标，但因此《明报》转型为积极参与国是，承担文人办报精神的严肃主流大报。金庸同时相当重视社论与副刊文章质素，会亲自修改专栏作家稿件，又称“报纸是报纸老板的私器”，对社评题目选择及笔法管控相当严格。80年代香港前途问题期间，更参与基本法草案起草工作，提出“双查方案”。
“六七暴动”后香港左派发展停滞，同时香港经济起飞，股票市场兴旺，新兴中产阶层渴求专业、准确的财经新闻。曾任职《明报晚报》的林行止于1973年创办《信报》，建立精英中产阶层财经系报章品味，并亲自主持社评及副刊多年，以经济学切入分析时事，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1995年黎智英创立《苹果日报》，以高度商品化手法营运品牌，主张完全由市场读者口味主导，面世即发起割喉式减价促销，打破报纸业界不成文的价格规定，导致多份香港老牌报章无力应对而结业。
传媒人杨健兴：新闻和评论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话，新闻自由就只是一种形式。新闻自由除了我们日常看到的报导，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有观点，有分析，对一些发生了或者将会发生的事情表达意见。一个社会我想像不到新闻没有评论。如果评论空间收窄的话，必然会对整体社会发展有负面影响。从事新闻多年，我一直觉得新闻和评论是分不开的。”
《众新闻》前主笔杨健兴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入行逾40年，曾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历任职于《南华早报》和《信报》，由采访新闻到为报章撰写社评。离开《信报》后，在2017年创立网媒《众新闻》，同样担任主笔，主力点评时事。短短5年后，《众新闻》网站上的如此铭下告别词：“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初心，但可惜，过去两年社会的遽变，传媒生存环境恶化，令我们无法再毫无担忧地，达成我们的理念。身在风眼，我们这只小艇，在风高浪急的当下，情况严峻。在危机中，我们必须先确保船上的所有人，可以平平安安。”
杨健兴回忆：“回望香港的传媒历史，一直相当独特。香港最早出现中文报章的19、20世纪，其实与中国大陆的发展息息相关。当时一些中文报章创立开来，社评就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点评时事背后出自于对家国局势的关心，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直到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在香港前途问题等议题上，一些主要报章的创办人会透过社评表达看法。刊于副刊的专栏，则是报章提供平台予作者发表意见，不同的意见起码有一个渠道抒发，透过后续公共舆论发酵，政府可以了解民意，对政策制订有参考作用。
杨健兴任职英文报章《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5年间，起初采访新闻，后来10年则负责社评，在《信报》他同样在社评与采访之间游走。他形容，当一名记者久了，自然研究不少社会议题，从而有笔力撰写报章社论和时事评论。而社评特别之处是它代表一份报章对一个议题的意见。过去纸媒时代，需要由老板集合集合编采室的主管一起开会，决定题目。他说，如果老板有自己看法，参与程度高，可能他会提出意见，尽管每间媒体运作方式不同，但其实鲜有出现老板明令下属不准写什么题目。
“确实现在写评论的空间，或者评论的多元，在《国安法》的环境下是明显受影响。入行几十年，过去绝大部份时间，写评论没有甚么需要担心所谓的政治风险，除了诽谤、诋毁、损害他人名誉等情况外，一些政治敏感的观点是不必担心所谓红线。今日就要面对煽动罪的风险，甚至更严重的是《国安法》。”
杨健兴举例说，1月香港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表示政府施政“亲小红书、远港人”，执法部门高调高压执法，令市民难以全情投入“盛事经济”。特首李家超即回应称谢伟俊言论“部分用词危险，令他联想到“软对抗”和“反动力量”所用的形容词”、“立即要打击它、制止它，不要助长它”。
杨健兴认为即使是来自建制阵营的不同声音，政府的反应也相当强硬，多少反映出现在政府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比过去低了许多。而那些被认为是尖锐的意见会不会被上升到成为煽动性的言论，这必然会为社会带来寒蝉效应。
“相信不论是议员，还是评论人，甚至一般市民都不希望因为发表评论而卷入官司，司法诉讼过程漫长，也耗费大量金钱和心力。但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既然过去自觉时评一直很重要，那么无论环境变得多坏，都改变不了。暂时我觉得自己仍有能力，在自己能够接受到的风险程度之下，希望可以继续评论。”杨健兴说。
在《众新闻》结束营运后，他转战网上平台拍摄影片点评香港时事，也将近年的评论结集成书《点评？点评！》出版。他的频道封面照仅仅写有一句话：我是记者／I am a Journalist。
曾志豪：夹在商业压力与政治压力之间的专栏
对70后的香港传媒人曾志豪来说，以前能够在报章拥有一个专栏，就是体面的事，也因此行家之间爱用“地盘”指代专栏。方格子圈起一个地盘，让他下笔任意纵横时事世情，嘻笑怒骂不拘一格。
“能够写专栏真的是一份肯定，一种象征。当年Facebook也还没面世，纸媒仍有不错的市场，名家专栏大家都会争相传阅，像陶杰（在《苹果日报》上）的“黄金冒险号”专栏、林行止在《信报》的专栏，都对社会有一定影响力。虽然我不会达到他们的影响力，但心里面都会觉得，我终于进入到他们的世界。”
现在已经没有纸媒专栏在手的曾志豪，同样开始转攻网上平台拍片继续回应香港时事。他回忆十几年前仍在香港电台当DJ，同时跨界写报纸专栏时，从一开始写写生活见闻，分析男女情事，到月旦时事，高峰期要应付《苹果日报》、《爽报》、《信报》、《AM730》、《明报》共6个专栏。问到要怎样“入行”，他笑说专栏本身确实颇为“小圈子”，基本上只能等报章编辑相中，邀请合作。到后来纸媒萎缩，网媒兴起，报章专栏不时改版，甚至有报章结业，他看着自己的“地盘”逐个逐个消失。
“其实写专栏是有点保守的，那时之所以有6个专栏写，只不过因为编辑见我在别的报章产量稳定，质素不错，求稳下便邀请我写。而在那个年代，不愁没有社会时事借题发挥，自己身心也在全盛期，就干脆都接下来写。那时一星期有一半日子都要赶稿，另一半日子是留意有何时事热话，观察和沉淀想法。除非要放假，或者农历新年临近报章会‘休版’，编辑会叫我提早交稿，但时事热话要即时写，所以我们一般都有些预先写好的存货。心水清的读者如果见到一个专栏作家的文章突然风格大变，讲时事变成讲养金鱼法则，就会知道那是没有时效性的存货文。”
“社交媒体不发达的时候，报章专栏就是YouTube、Facebook，只不过决定你看到什么的不是演算法，是编辑。专栏名家是那个年代的意见领袖，他们的文章有读者追看，其看法有一定影响力。以前会有政党的传讯公关主动请专栏作家吃饭，希望他们会就一些议题、政策发表意见，也不会明着说，只是着作家帮帮忙。”
曾志豪认为，专栏曾经作为推动公共舆论的阵地，但如今影响力消退的原因并不纯粹是政治因素，而是先有商业因素，后来再加上政治因素。过去报纸可以一日数十万份销量时，多人看报章盛载的意见才更容易触及社会大众，连结到电视或电台的“烽烟节目”（Phone In节目），报章社论或专栏的意见可以与其他传播媒介建立良性互动。然而当销量一再下跌，传统报章的市场力量萎缩，专栏建构公共舆论的影响力便一再削弱。
政治因素不过是报章作为公共舆论阵地的最后一根稻草。曾志豪回想从《港区国安法》生效到《苹果日报》封馆前后，不少专栏作家已经早一步退出，毕竟你就算不怕国安法，也怕会连累到编辑和报馆。想写的，又怎敢明明白白写在专栏刊出？
现今香港仍有传统纸媒，报章专栏仍在，曾志豪却认为这已经是一个新形势。“当时最意外是《明报》继续找我写专栏，其实我很感激他们的编辑，即使已经被官方点名批评几次，他们还是着我如不介意，就会继续刊登我的文章。最后承受不住压力，当然是非战之罪。”
“打个譬喻，过去专栏黄金年代就好像无码色情片，自由奔放不掩饰，明刀明枪直球对决。到国安法之后，红线、点名批评、专栏加上编按等现象就好比一种表态：你可以继续写，但不能太直接，你的意见要打码。因为你说现在香港完全没有舆论空间，是不合理的，对仍然留在香港发表和写评论的人来说不公平。只是现在想继续写下去，你只能遮遮掩掩，可能借讨论一个社会现象切入，或者用学术理论包装。”
回望一路走过专栏的兴盛与消逝年代，曾志豪形容翻阅一份报章的副刊专栏，就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某个界别、某种面貌。除了月旦时事，过去也有林蒸妮、张天爱、蔡澜等名流雅士在专栏分享生活品味。他们用其才情优雅地指认他们的生活给读者，读者看着看着就代入了那种有盼望的生活。这样百花齐放，以文字各显神通的年代，可以说专栏代表了一个社会有那么多姿多采，间接见证社会的活力。
何秀萍：一个女人的专栏之道
现在于湾仔一间帽子店里当店长的何秀萍，其实曾有多个身份：剧团“进念二十面体”创团成员、电台唱片DJ、填词人、散文作家。第一首歌词是“达明一派”乐队的《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90年代在电台化名“母夜叉”主持节目，“叉姐”一名不胫而走；其中一本于2013年出版的散文集《一个女人》便是当时她在《壹周刊》同名专栏结集，10年后她出版新作《一阵尘烟》，分享旅行、煮食等生活写意之道。
自言个性懒散、随遇而安的何秀萍记得，第一个接到的专栏邀请是93年到94年间，《信报》的“音扬人”专栏，与另一作者轮流供稿，每两星期交一篇文章。再往回忆里探索，她说小时候对专栏的印象就是“格子”。“我爸爸上班每天都会看报纸，下班回家就轮到我来看。当时不怎么读时事新闻，副刊专栏像一个格子连接另一格，很短很快看完，文字不严肃但提供很多新资讯。又可以说是一种生活的分享，例如有作者住在巴黎，会让我知道法国的文化，吸收不少养份。”
“我那时是亦舒的读者，偶尔会读黄霑、林燕妮、林振强的专栏。亦舒的专栏多数写一个女子要怎样独立自主，夹杂她对世情的观察，像她在邵氏工作过，会写她眼中的电影明星，她又跟影星岳华谈过恋爱等等。她好像不是每天都见报，有时见不到她的文就干脆不看了。后来专栏结集成书出版，名为《七好文集》，包括亦舒在内共7位女作家合著。”
何秀萍记得，到七、八十年代香港陆续出现更多艺文刊物。如《电影双周刊》、《号外》，还有一本名叫《越界》的杂志。当年很多文青嗜读《号外》，因为它代表了一种阶级的视点，编辑到作者群不是留洋学成回来，便是毕业于香港高尚学府，产生很多与电影、剧场、音乐、舞蹈各界别的连结。不志在完全本土，而是企图将香港的文化提升到国际层面。
九十年代何秀萍在电台任职同时成为专栏作家，她笑说每日赶稿的压力太大，无法像金庸、倪匡等前辈勤快又保持质素，有人找她写文固然好，有人轮班更好，但是她对自己的文章也有要求。专栏始终面向群众，道理就跟主持电台节目一样，不能随便发表一些自以为有趣但不符事实的事情。电台前辈就曾跟她说，你不会知道有谁听了你的话语、看了你写的文字，而受到某种影响。
“写过时间最长、最密集的时间应该是壹周刊《一个女人》专栏。一星期交一篇文，附上一张相片，专栏名字缘于当时有部电影叫《一个男人》（A Single Man），Colin Firth主演，而当时我从三藩市（旧金山）回流，重返电台工作，独身生活，想藉此书写一个女人如何自处，如何在社会安身安命。”
然而随着社交媒体发达，传统纸媒也纷纷转攻网媒市场，何秀萍目前最后一个在《明周》的专栏已经是纸媒与网媒同步刊登。现在她已没有任何“地盘”，相反社交媒体下出现很多“KOL”（意见领袖），社交平台的帐号俨然便自成一个“地盘”。
她说个性不汲汲于名利，有人找她她便会写，有话想说便会写，但无人邀请或来到无话可说的时候，她同样随遇而安。她疑问今时今日在纸媒写专栏对读者来说还算不算一件事，小时候她从专栏作家前辈吸收养份，而以前读她专栏的读者今日都已长大成人。世界不是这样走了，无论是文字创作生态还是媒体环境都在改变，她能够做的便是在晚年里承认自己也要与时并进，慢慢改变、适应。
阿明：想写下去却不知怎样写下去
前年离开香港，在外国开展新生活的作者阿明（化名），现时仍有在香港的媒体撰写专栏，评论时事。过去习惯投稿到各纸媒、网媒评论时事和文化现象的他，就在刚刚抵埗外国时收到报章编辑邀请，定期在报章写专栏。
“我觉得自己以前在公民社会有位置，很多时候是有些议题想推进，如青年、教育、劳工，值得引起公众关注的事情才会写，风花雪月的事情留在Facebook分享就够。另一方面我承认自己也想红，想多一点公众影响力，便格外留意时事热话，在网上参与笔战、论争是常事。编辑找我时却没有要求我写什么，老实说我当然也不想敷衍了事，今时今日仍有位置写，一定要言之有物。”
阿明却时常感觉自己现在能够写专栏的原因，有如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下笔时如同单打独斗，荷戟四顾心茫然。
“因为有时我也会想到，身边有不少朋友写得比我好，见解独到，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再写下去。幸或不幸，当他们不写后就轮到我有机会接力写下去，一来感恩现在香港仍有位置让我评论时事现象，另一方面也感慨曾经的高质素公共舆论场域没有了，才轮得到我，不是社会之福。毕竟我离开了香港，时间愈长愈自觉拿不出什么有质量的东西给读者，每一次交稿我都很愧疚。然而转念一想，今日我仍有一个版面在主流报章，可不可以当作我是帮忙挡住，不让公共舆论完全由建制阵营占领？”
离开香港，却要写香港每天发生的时事焦点。阿明提到过去香港有不少公民团体会发表研究和立场书，现在买少见少，令他做搜集资料时发现资料愈来愈不更新。同时人不在港，自然对香港发生的事情触觉未如以往敏锐。他最近想写港府推行垃圾征费，除了上网看网民反应外，他无法亲身考察，实在发生了什么事，他身在外国一无所知。
他其实也有想写的题目，但今时今日红线遍布，他只能往心内想，不敢轻言下笔。退一步说，就算写了，刊登了，他不认为社会到决策当局会有所回应，遑论改变。曾经他写过一篇文，一年后该议题仍未改善，他不自觉重复写了一篇文交稿。很多时写了文，刊登了，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公民社会其他持份者响应、协同行动，唯一做到的只有“立此存照”。
“我不是第一次跟编辑表示，我没有货了，没办法写下去。老实说，我在香港，在外国也好，都没什么可以做，也不打算做任何违法的事。虽然这个专栏都不失为一个让我贡献的地方，但有时会想，不写好像对我来说更舒服。如果我不再关心香港时事，不用每一天看香港的报章，好像对我的精神健康更好一点。”
阿明形容自己就在每天被无力感淹没之中，有时记起善尽当下写评论、交稿给编辑的责任，复又下笔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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