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夏念梓
歪脑 04/01/2024
歪脑 04/01/2024
三月初，河北邯郸发生一起涉未成年人的恶性罪案。邯郸市肥乡区一名13岁的初中生被三名年龄相若的同学以铁锹打死，随后被埋尸在附近的废弃蔬菜大棚。当地警方在扣留三名未成年嫌犯后，初步认定为有预谋犯罪。根据受害者代表律师及其他知情者在微博公布的消息，三名嫌犯疑似在杀人前已开始挖坑，并在案发后多次误导调查人员，且犯案手段凶残；尸检显示死者遗体面部被打烂，严重毁容，头、颈、背部有多处伤痕。网路更一度传出有成人参与作案、死者遭活埋等说法，但随后遭警方否认。
案件公开后，由于三名未成年嫌犯年龄虽小，但作案手段残忍，事后为掩盖罪行反应冷静，令公众极为震惊。有人怪责嫌犯及受害者的父母“只生不管”，也有人怪责学校没有重视和处理校园欺凌问题。更有舆论援引类似的未成年人罪案，包括2019年辽宁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童案、2021年陕西勉县13岁少年杀害6岁男童案等，认为这些毫无人性、心狠手辣的“小恶魔”是“天生犯罪人”，若不严惩，未来恶性案件将层出不穷。因此，网络上对刑责年龄、量刑的讨论和改革呼声亦十分高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已满14岁未满16岁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2岁不满14岁，负刑责需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如不满12岁，不会受到刑事追究。对事件深感愤怒的公众认为，年龄不应该是“挡箭牌”，呼吁当局对河北邯郸这三名未成年嫌犯处以死刑，而不是无期徒刑，以儆效尤；更有甚者，认为应该实施“连坐”，对三名嫌犯的父母也处以刑罚。
群情激愤下，不少旁观者对这三名未成年嫌犯的态度，不是矫正和教育，而是严惩。“血债血偿”、“子债父偿”的朴素正义感正淹没对法律程序和保护未成年人的理性考量，后者甚至被当做践行正义的阻碍。而不知是被有意或无意忽略的，是这起案件背后的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据媒体披露，本案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四名未成年人，都是“留守儿童”。死者的父亲是在得知儿子遇害，才赶回老家的。三名嫌犯也长期与亲生父母分离，与家族中其他亲人同住。
如果只将对本案的讨论停留在法律层面上，呼吁顶格刑罚、连坐责任等“严刑峻法”的降临，或者只是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校园欺凌、“反社会人格”问题，难免会将体制或社会结构造成的问题简化为个体之“恶”，却更容易加重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挤压和歧视。这起三名留守儿童杀死另一名留守儿童的血色悲剧，是中国几代留守儿童晦暗人生的剪影，是已溃烂的留守儿童问题在持续漠视下渗出的脓血。
体制所制造的留守儿童 被遗忘在农村的“精神孤儿”
随着中国经济在八十年代迎来改革开放，政府对公民居住地的限制逐步松绑。 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城市化进程加剧和对外出口增加，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和市场机会，使得大量农民进城务工。 2000年前后，超过1.3亿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至2016年末，中国约有1.69亿农村劳动力离开乡村，迁往城市打工。由于受限于户籍制度和被区隔的各种社会福利，父母离开农村却带不走孩子。留守儿童问题随之衍生。而“留守儿童”的提法，就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
根据2005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五年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6,102.55万，占全国儿童的五分之一，平均每三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全国17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指跟随父母频繁流动于城乡间的儿童）为3,581万，两个群体总数约一亿人。这些留守儿童大多居住在中国较贫困的内陆省市，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和贵州。
2016年后，当局更改了留守儿童的定义。2016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怀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留守儿童的定义改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岁的未成年人”。在这之前，官方统计中对留守儿童的定义是“父母一方外出工作、不满十八岁”。 据2018年全国妇联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8月底，新定义下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大幅缩减至697万人，但实际数据只可能更多。
留守儿童作为社会问题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10年前后，通过一次又一次令人震惊的惨案。2010年，陕西五个孩子相约到古庙喝农药自杀，其中四名是留守儿童。2013年，中国江西省发生多名留守儿童遭性侵害案，震惊全国。2012年，贵州毕节，五位流浪的留守儿童因避寒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中毒身亡。2014年，同样是贵州毕节，12名女童被男教师常年威胁并多次性侵，其中有11个是留守儿童。2015年， 还是贵州毕节，四名留守儿童喝农药中毒自杀。 他们全都小于14岁，父母皆离开农村进城务工。 这些惨案令公众开始关注这六千万留守儿童的遭遇。而六千万是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英国人口的总和。 这些孩子自小被剥夺了父母的亲情和关爱，多半由祖父母或亲戚抚养，有些则无人监护，独自成长，他们面临教育资源匮乏、缺乏双亲关爱和保护，及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易受威胁等诸多问题。
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比，留守儿童在教育上的劣势很大。 城市学生中有70%会读高中，而农村学生中的比例还不到10%。 一些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需要跋山涉水才能抵达学校。而部分接受寄宿的农村学校，基础条件差、连一日三餐也无法保障。
更让人难过的是，大多数留守儿童都沦为了“精神孤儿”。根据2015年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指出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约15.1%、近1000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即使在春节也无法团聚。 有4.3%的留守儿童甚至连父母的电话一年也接不到一次。而根据2017年《白皮书》的研究数据，超过10%的留守儿童认为父母“已死亡”，不少孩子一提到“爸爸妈妈”就哭。2014年，安徽望江县一位留守少年因接到妈妈电话说今年不能回家过年，在屋外厕所自缢身亡。数据显示，34%的农村留守儿童有自杀倾向，其中有超过9%经尝试自杀行为——这些孩子自杀不是因为穷困，而是因为感到无人关爱而极度绝望。
长期缺乏双亲的爱护也让他们更容易遭受身心暴力。2019年的《白皮书》将江西、安徽和云南三省2763 份实证资料进行分析，显示调查地区儿童所受暴力主要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忽视四类，发生率分别达65.1%、91.3%、30.6%和40.6%——几乎所有的孩子都遭受到精神暴力，超过一半的孩子承受着身体暴力。四成的留守儿童被外界忽视；留守女童则大多遭受过来自亲人、熟人和邻居的性暴力。值得关注的是，这其中有13.7%的儿童遭受了这四重暴力。
挥不去的暴力阴影：留守儿童沦为犯罪易感人群
这些在心灵上缺少关爱又饱受暴力对待的孩子，不可避免会出现情感和行为上的偏差。留守儿童在学校更易陷入校园暴力，而他们不但是受害者，也更易成为施暴者。
根据2017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留守儿童群体中校园霸凌问题严重。 在七种常见的校园霸凌行为中，留守儿童偶尔遭受至少一种霸凌的比例为49.2%，经常遭受至少一种霸凌的比例为8.4%，比例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 此外，留守儿童在学校打架的比例和平均次数也比非留守儿童更高，初中一年级学生中，打过架的留守儿童比例达到27.8%，比非留守儿童高出6.5%。在校园内，部分留守儿童间逞凶斗恶、互相欺凌，出了校园以后，更是拉帮结派，成为当地的“小混混”。
2007年数据指，自2000年以来，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约13％，而其中七成是来自留守儿童群体的犯罪。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计划2010年抽样调查显示，该省留守儿童犯罪率高达近13%，高出一般儿童11个百分点。
来自留守儿童群体的犯罪，作案手段也显出凶残和无人性。2015年，湖南邵东县三名留守少年，入室抢劫当地小学宿舍，将看守宿舍的女教师殴打致死，抢走手机和2千元现金后，赴网吧通宵打游戏至被捕。
可悲的是，这些留守儿童在长大成年后，仍然逃不过犯罪的“诅咒”。北京学者张丹丹曾在南方沿海某城的一所男子监狱，做“留守儿童与犯罪”的课题研究。 在男子监狱服刑的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其中有17%的服刑人员有留守儿童的背景。
张丹丹对后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留守儿童的成长经验有着重要影响。 这些人在“缺爱”的环境下长大，更由于缺乏父母的言传身教，人际交往能力、人格塑造和社会价值观的培养有所缺乏，道德底线可能偏低，成年后易偏离社会轨道滑向犯罪。在张丹丹研究小组发放的问卷调查中，51%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
值得注意的是，张丹丹研究的犯人群体大多出生于75后到90年代前期，属于第一代留守儿童。在这个时间段，一般农民工群体的留守儿童比例只有9%。在201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43%。随着留守儿童的数量不断增长，留守儿童的命运正在代际传递。在张丹丹访问的正服刑的第一代“留守儿童”中，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父辈童年的经历。根据目前统计，留守儿童群体已进入第三代。
当农民工进城潮在千禧年代如火如荼地涌现时，整个社会却把半个亿的农村孩子抛在了脑后。作为弱势中的弱势群体，几代留守儿童在忽视和暴力中“野蛮成长”，而当“野蛮”已再不受制约时，曾作为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代价而被牺牲的他们，如今可能反过来让整个社会承受代价。
城乡二元制：三十年未决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中共建政后实行城市和农村二元户籍制度，令公民被分成了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两者在福利、医疗、养老等各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农村户籍的人，即使在城市工作，也还是农村户籍。农民工的子女无法获得城市户籍，不能与城镇户籍的同龄人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无法或被限制在父母工作城市的公立学校上学；即便在所在城市上了学，也要面对“异地高考”等问题。这也是留守儿童问题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多年来，虽然当政者和社会各界为留守儿童制定了许多弥补性政策，尝试在不动摇户籍政策的基础上，减轻和缓解留守儿童的问题。但不论是设立留守儿童关爱点还是寄宿学校，甚至派出各种社会团体、志愿者、企业，下乡开展留守儿童公益项目，若不打破城乡二元政策的壁垒，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
根据中国政府1991年签署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拥有家庭”、“与家人团聚”、“受到父母良好照料”是儿童的基本权利。留守儿童之所以沦为弱势群体，衍生心理和犯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他们被剥夺了权利、被迫与父母长期分开，成为“事实孤儿”。只要留守儿童无法跟随进城务工的父母一同生活读书，那么这些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
2010年前后，是中国社会各界为解决留守儿童群体奔走最积极，也是公众对这一问题关注度最高的时期。不少活跃在那时的“公知”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建议，包括在《未成年保护法》中增加“保障亲子团聚”的条文，设立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增加留守儿童问题的能见度和爆光率，甚至有不少意见触及到了户籍改革制度。
2014年7月，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公布。 《意见》要求全面开放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脚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有效解决户口迁移中的重点问题。2015年的居住证制度推出后，深圳、上海以及北京等城市开始试办积分落户，这意味着部分进城多年的农民工以及其子女有了获得城市户口并能享受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城市公共服务的机会。2016年，中国民政部宣布计划推行首次针对留守儿童的全国普查，搜集基本数据。
然而，这些试图从户籍制度改革层面上解决留守儿童困境的手段，在实际操作中却形同虚设。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一线城市虽然开始有限地接纳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入学，但条件极为严苛。申请人需要提交几年内在当地的纳税证明、居住证、户口本、老家无监护条件证明等，各种证明文件多达二十多项，并且还不一定能入学。
2016年5月，一名刘姓在京务工男子在来回奔走了半个月、依然无法让孩子入学后，绝望的他在北京昌平区政府外自焚。但消息迅速被官方封锁，当事人和家人的最终命运也不得而知。
随后的2017年，北京率先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政改行动”，在严冬驱赶“低端人口”，将非本地的底层务工人员扫荡出城。对于并未从事“高端”行业的农民工和其子女来说，城市建设需要他们的血汗，但却连门缝大的间隙都不愿为他们敞开。
2006年后，从北京开始，许多农民工子弟学校陆续被当局关闭。2011年6月中旬，北京大兴、朝阳和海淀区逾三十所民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停办通知，受影响学生达三万人。2006年北京共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在校学生约十万人，到2018年3月，仅存111所，学生五万多人。疫情之后，只剩70、80所了。其它城市，如上海、广州等，也以各种借口关闭了此类学校。
作为“农二代”，孩子们脱离“留守”，成为“流动儿童”的这一点渺茫期望，也被现实无情剥夺了。他们就这样卡在城乡之间，漂浮在社会边缘，无论在城在乡，都逃脱不了弱势处境。
沉入黑暗：留守儿童被折叠的人生
更让人心寒的是，在留守儿童问题进入公众视野三十年后，当政者对此类问题的态度和应对方式始终离不开“捂嘴”和“发通告”。在邯郸初中生杀人案发生后的半个月，有网上消息指，被害者代理律师臧梵清取证被阻，微博也遭清空。而自称是被害者舅舅的网友发布消息，指家人的两个手机号码被封，住家网络信号被屏蔽，更有至少八个人在家门口值班，不让任何人靠近。与千万留守儿童的境况一样，邯郸初中生被害事件很快成为讨论的禁区。
留守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太多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被折叠了。2022年，一部反映中国西北农民生活的影片《隐入尘烟》在突破上亿元票房后，被全网下架。有网友说：“老爷子心善，见不得穷人。”
在只能唱好的舆论环境下，底层民众和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唯有被流放至黑暗中，隐藏起来。在新闻、网络平台和影视作品里，公众都无法看到他们的挣扎，听到他们的声音。中国成千上亿的底层农民前仆后继，背井离乡，只为生存；被遗留在老家“天生天养”的留守儿童过早被放逐至生活的荆棘中，留下人性的创伤。对未来感到迷茫和绝望的他们，无法在苦难中幸存。久而久之，黑暗滋生绝望，绝望滋生恶意。
当严苛的防疫政策对民生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后，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以溃烂流脓的方式展示在公众眼前，公众才发现几代留守儿童已成为社会的隐忧，留守儿童所处的环境已沦为滋生暴力和罪恶的培养皿。而健忘的舆论，在行使正义的激情下，忘记了这是一个三十多年从未被解决的老问题，忽略了这朵恶之花是怎样被困在绝望之地中畸长。
那些怪责父母和监护人不负责，期望判处嫌疑人死刑、家属连坐的人，不知是否能以同等的力度去问责政府为留守儿童做过什么，而非任由弱者堕入黑暗，任由惨案不断发生；抑或是特权阶层，当他们享受经济发展与廉价劳动力的红利时，是否想过去了解、支持这些被户籍政策拒之门外的农民工阶层，帮他们争取平等，而不是让这个系统里从未获得权利、无钱无势的弱者受苦后再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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