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遇罗克一家的故事

文/ 刘心武

1959年，遇罗克一家的合影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再一次用於非體育的政治集會，那是一次“宣判大會”，會上押出了一個戴著腳鐐手銬的青年，因為多日遭受非人的囚禁，連大小便都不許使用馬桶，他身上發出令人窒息的氣味。他被當場宣判死刑，立即執行。當警察把他拉走去行刑時，他奮力掙紮，不肯把戴著腳鐐的雙腿移動一步。這時被召集來參與批鬥的“紅衛兵”與“革命群眾”在台上主持者的引領下，發出陣陣怒吼。終於，那青年被拖了下去，送往刑場，慘遭殺害，時年27歲。他的名字，叫遇羅克。

　　遇羅克為什麽被槍斃，他犯了什麽罪？

　　判詞，說他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他有什麽“現行反革命罪行”呢？因為他寫了一篇題目叫《出身論》的文章。一篇文章送掉一條命，他不是頭一個，但他的遭遇，似乎凝聚著更多值得探究的課題。

　　遇羅克早慧，不滿18歲時，便高中畢業。他畢業於北京六十五中。他學習成績優良，畢業後考大學時也考得不錯。可是他落榜了。頭回落榜，他雖覺得蹊蹺，但還盡量往自己方麵想，是否有的考題自己以為答對了，卻還是要被扣分？自己的誌願是否填得不夠恰當、缺乏技巧，從而造成了“高分死檔”？……但他翌年、第三年仍報考，仍考得不錯，並且十分注意填好誌願，也表示絕對服從分配，卻還是落榜、落榜。這究竟是為什麽？為什麽自己屢次被拒之大學門外？後來他才明白，這並不是因為別的原因，而是他有“原罪”——出身不好。遇羅克的父親遇崇基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20世紀50年代是華北電業管理局的工程師，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並被開除公職，勞動教養，60年代初回到家中賦閑。母親王秋琳，50年代初是私營“理研鐵工廠”廠長，公私合營後此廠改名機床附件廠，她任副廠長，1957年也被劃為了“右派分子”，撤銷職務，但仍保留一份工資。遇羅克考大學時，他家還有姥姥，有一個妹妹和兩個弟弟，全家七口人靠母親七八十塊錢的工資維持生活。遇羅克對家庭物質生活的困窘並不在意，他隻向往著自己的才能有一個充分發揮的機會，而且天真地認為，父母是父母，縱使他們“犯了錯誤”，由他們自己承擔就是了，自己屬於“祖國的花朵”，理應和別的所有花朵一樣，在陽光雨露下結出豐碩的果實。

　　遇羅克連續三年考大學落榜後，先是到農場當農工，後又進工廠當工人，他希圖從文藝上展示自己的才能，雖然許多投稿都因為“政審”時發現其“出身不好”而被退稿或不予理睬，但那時也還有些社會縫隙得以讓他的某些嚐試“穿隙而出”：1962年他在《北京晚報）發表了短篇小說《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1963年《大眾電影》雜誌刊登了他的《評影片〈劉三姐〉》；1964年他寫了梅花大鼓《焦裕祿演戲》，由北京曲藝團演出。他固執地認為，自己出身雖不算好，但黨是重在表現的，因此，自己沒必要看低自己，更沒必要把自己的社會性參與限定在一個“應有自知之明”的框框內，他覺得自己完全有資格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進入社會政治的主流話語， 參與什麽是真馬克思主義什麽是假馬克思主義的辯論。

　　文革初期，身為“資本家”“右派”的王秋琳，自然免不了飽受衝擊，被剪了“陰陽頭”，但每天還要掙紮著到單位裏去接受批鬥。她是一個性格堅毅的女性，似乎很快就適應了劫難中的生存，給自己草草縫製了一頂“尼姑帽”，每天扣在頭上，帽邊長出些長長短短的“刺蝟毛”，進出雜院，居然坦然自若，毫無自慚形穢的神色。有一天她從外麵回來，沒進屋就招呼子女們：“快，快，快點把大立櫃騰出來！”子女們麵麵相覷，實在不理解：這是怎麽回事兒呀？隻聽她大聲地對子女們說：“晦，這還不明白嗎？——我把它賣啦！不賣它，咱們吃什麽呀？”那口氣，不像是悲憤怨懟，倒像是在敘說一樁平常至極的事情……那時她已沒了工資，隻發一點生活費，雖說是大兒子遇羅克和女兒遇羅錦當時進了工廠有點工資，家中另外四口無收入的人，還需她想辦法籌集食物填飽肚皮啊！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推向社會，主要靠一場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一批出身革幹家庭，後來被稱為“老兵”的“紅衛兵”，當時主要從事了以下幾樁“革命行動”：

　　一是衝出校門，衝向社會，大破“四舊”。一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擊“地富反壞右、資本家”等剝削階級分子。但很快地，運動的衝擊重點轉移到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上麵。盡管“老兵”們對他們所在學校的當權派毫不吝惜，有的校長、黨支部書記已作為忠實跟從以彭真“為首”的“舊北京市委”的“走狗”，被揪出狠鬥，以致光是西城區的中學裏，就鬥死了好幾個這樣的“黑幫走狗”，但“老兵”們驚訝地發現，他們自己的老子竟也被猛烈衝擊，而且，在衝擊他們老子的人群裏，竟有很不老少是出身不怎麽樣，甚至是“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的子女。這還了得！於是，他們有了“維護正常革命秩序”的心理需求，在這種越來越緊迫的需求推動下，他們組織了“糾察隊”，開頭是分城區的組織，如“東城區糾察隊”“西城區糾察隊”“海澱區糾察隊”，後實行了聯合，稱“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聯動”成立後所做的頭一樁大事，就是到處貼出了這樣一副對聯：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橫批：基本如此

　　這副對聯立即風靡全城，傳往外地，並且立即引發出了激烈的辯論。

　　遇羅克大概是在“聯動”的“對聯”出籠時，便開始埋頭撰寫批判“血統論”（即“唯出身論”）的《出身論》。他寫得很認真，思考得很深，引經據典，層層掘進地闡釋他所認知的真理。到1966年深秋時，他和弟弟遇羅文（當時是六十五中的高中生）一起，以“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名義，將《出身論》油印了出來，拿到大街上散發。他的朋友任眾當時也參與了散發，方式是在騎自行車上班的過程中，看哪兒人行道上人多，便往他們腳底下一拋——總有人爭著撿拾閱讀。1967年年初，他們又假借“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主辦”的名義，創辦了一份鉛印小報《中學文革報》，將《出身論》“正式”發表了出來（文末注明：1966年7月初稿，9月再稿，11月定稿）。這張小報當時張貼在城區很多地方，吸引了很多人駐足。筆者當年就是在地安門一處報欄上頭一回讀到它的。遇羅文和弟弟遇羅勉（當時是北京二十五中的初中生）及他們的一些同學到街頭賣報，銷路極好，1月18日首印的“創刊號”兩萬份被一搶而空，以至於不得不在2月又以“專刊”形式再印了六萬多份，依然是供不應求；這份報紙也很快傳到了外地，《出身論》被以各種形式翻印、傳布。

　　《出身論》刊發時，前麵有個“編者按”，其中說道：“目前，北京市的中學運動普遍呈現出一派奄奄欲斃的氣象，造反派雖然十分努力，群眾總是發動不起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依然猖獗如故。這種現象，不由使許多同誌疑惑起來：究竟是什麽東西至今還這樣有力地阻礙著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我們認為，不是別的，正是在社會上廣有市場的反動的唯出身論……反動的唯出身論者，從資產階級形而上學的哲學垃圾堆裏尋得理論上的根據，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妄圖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偽裝的特權階層，以致反動的種姓製度，人與人之間的新壓迫……”這個“編者按”，其實也是遇羅克寫的。《出身論》的文本值得仔細地進行研究，它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社會影響和家庭影響”，強調“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第二部分“重在表現問題”，其中又有幾個小標題，（1）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2）出身和表現關係甚小，（3）出身好壞和保險與否毫無關係，這個話題是從“黑五類子女（對於革命）不保險”的說法引出的；第三部分“受害問題”，從大學招生、工廠提幹、農村給地富子女劃成分、街道辦事處改選居民委員會等幾個方麵得出如下結論：“‘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類似的例子，隻要是個克服了‘階級偏見’的人，都能比我們舉得更多、更典型。那麽，誰是受害者呢？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製度還有什麽區別呢？”文章後麵還有六條注解，其中第五條提出：“我們建議……做一下社會調查。可以在本單位調查一下出身好的青年多少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多少人？擔任行政職務的比例是多少？黨團員的比例是多少？有沒有因出身不好而限製他們參加政治活動的？……”

　　1967年3月15日是個星期日。遇羅克一早到鄰居任眾家對他說：“任老師，我們要去香山玩，您也去吧！”任眾很高興，背上借來的手風琴，跟他們騎上自行車，到香山去了。一行人中除了遇家三兄弟，還有三四個中學生。爬山的途中，遇羅克斷斷續續地對任眾說，《中學文革報》恐怕出不下去了，聽說“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已經在小範圍表態，說《出身論》不對；遇羅克還說，感到這些天在上班的路上，似乎有人跟蹤他。不過那天總的來說遇羅克的情緒還是不錯的，跟大家有說有笑，任眾拉手風琴，他也很喜歡聽。後來，他們爬到山頂一處廢棄的破碉堡那兒，遇羅克沒有招呼任眾，卻也並不避諱他，把小兄弟們叫到身邊，小聲地吩咐著什麽。再後來，任眾看見他們把事先包紮好的一些本冊往那廢碉堡與山崖銜接處的縫隙裏藏匿，藏完還揀了些石塊封牢隙口。當時任眾以為他們藏匿的是日記，很多年後，提起這事問遇羅文，遇羅文證實，他們藏的並不是日記，而是遇羅克與另外兩個人合寫的一部詩集《凝秀集》。為什麽要藏匿這部詩集？集子裏“凝”了些什麽“秀”？遇羅文說連他也沒讀過這部詩集，哥哥平反後，他曾重登香山，找到那個地方，卻怎麽也找不到那幾個本冊了。不知後來是何人取走了？在滄桑世道、攘攘人寰中，這《凝秀集》還默然存在麽？那黃脆的紙片上以褪色的墨跡書寫出的詩句，誰還記得？

　　1980年，在為遇羅克平反的通訊中，引用了由同監難友背誦出的遇羅克詩作《贈友人》：

　　攻讀健泳手足情，遺業艱難賴眾英。
　　未必清明牲壯鬼，乾坤特重我頭輕。

　　這首體現出遇羅克視死如歸、豪情萬丈的詩作，會是《凝秀集》中的一首嗎？任眾雖然和遇羅克一起在龍潭湖遊過泳，卻並沒有跟他一起攻讀過“馬列”或別的什麽書，香山之遊後不久，任眾就搬離了東四北大街的那個小院。後來遇羅克曾主動到任眾住處探訪過一回，沒想到，那便是他們的永訣！我問任眾，《贈友人》的受贈者會否是你？任眾說自己不配。斯人係誰？如今尚在否？遇家幸存者們無人知曉，除非那人自己站出來，否則，恐怕是一個永遠的秘密了。

　　遇羅克被處決後，有關部門通知家屬去領取遺物。遇崇基和王秋琳夫婦去了。所謂遺物，是幾本馬列著作，和一件遇羅克始終舍不得穿的新襯衫。人亡物在，寧不心碎！遇崇基難以自持，欲哭無淚，幾乎倒地，王秋琳卻緊緊地攙扶著他，大聲對他說：“咱們孩子沒做什麽見不得人的事，要哭，不在這兒哭，走，咱們回家！”兩人掙紮著走到街上，遇崇基淚流滿麵，神魂恍惚，終於挪不動腳步，在一個牆根蹲了下來，王秋琳俯身安慰他：“咱們回家，回家……”他們終於回到家裏，親人們都在淒然地等待著，王秋琳把門一關，全家轟然放悲，遇崇基哭得倒地打滾……

　　在那個時代，家裏有人成了“現行反革命”並且被公審槍決，政治上是備受歧視的。遇家不僅遭受冷眼，還常有人朝他家門窗投磚石瓦塊，姥姥隻好轉移到親戚家，不久在驚恐中病亡。遇崇基到東北一個尚願收容他的朋友家暫住，後來連一貫倔強的王秋琳也不得不輾轉躲避。大妹妹遇羅錦早在哥哥被槍斃前，就因日記被查抄，並從中發現了她“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的“反動言論”，被送往茶澱農場“勞動教養”，一度家中隻留下小弟弟遇羅勉（王秋琳本想與他相依為命，卻被單位揪去給她辦“學習班”，不許回家）。那時遇家窗戶上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屋子裏一派破敗景象，桌子上的灰土足有一厘米厚，用手指一劃，能留下深深的凹痕。遇羅勉靠一些同學給些食物充饑；那時遇羅錦給家裏來信，說實在不夠吃，想吃點香的，遇羅勉就把家裏麵缸倒扣過來，把所餘存的白麵歸攏到一起，在熱鍋裏攪和熟，兌上些糖精，裝了一小口袋，扒火車，給送了過去。

　　1979年，遇崇基和王秋琳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這時一些人回憶起遇崇基的才能與貢獻，他曾在50年代國家鋼材匱乏時，開動腦筋，反複實驗，發明出一種用竹材替代鋼筋建築樓房的方法，並在房山縣的良鄉鎮推行，取得成功，所蓋出的一批“竹筋樓”，至少在70年代初仍被安全使用。可是恰恰在他發明了以竹筋代鋼筋的建房辦法不久，就被劃為了“右派”，給他改正時已然67歲，身體虛弱，縱使再想為國為民奉獻聰明才智，已力不從心，他於1988年去世。王秋琳平反後在區工商聯、區政協發揮了一些作用，雖性格剛強，為人豪爽，但多年的苦難煎熬，使她多種疾病並發，比老伴還早逝四年。

　　遇羅文、遇羅勉兄弟曆盡劫波，前者還曾被判刑入獄，1980年官方為遇羅克公開平反，在報紙上作了宣傳，才連帶著把他解脫出來。他們哥倆繼承了父親那種喜歡理工、樂於發明創造的稟性，近年來專心研究“水刀”，已取得可喜成果。

原载《老照片》第1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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