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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6日星期二

在香港這憂鬱之島,你是想像的主人,還是暴動的棄兒?(附:導演陳梓桓访谈)

「你想像中的香港是怎樣的?」這是《憂鬱之島》的起點,也問進了很多人的心。


《憂鬱之島》劇照(取自TIDF官網)


 By 賈選凝 ( 北京出生,香港成長,現居台灣。媒體人、評論人,但其實正職是做學術,關注港台區域研究、比較政治及文化研究。)

世界走走 May 12, 2022, 09:40


1970年代在文革中遊水逃港的老伯答說:「感覺香港是……很自由的地方。」

與香港有過生命交集的人,大概都對此心有戚戚。自由曾是香港最一目了然的風景,當年讓人豁出性命偷渡奔赴,如今則顯得格外諷刺。

但半個世紀以來,「想像香港」並為之付出代價的過程,也正是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建立身份認同的來處。《憂鬱之島》有別與其他香港抗爭紀錄片的,是它的問題意識和歷史格局。它試圖回答:對香港人來說,香港是什麼?「香港人」又是什麼?

反修例也好,傘運也好,近年的每一場大型社會運動,都徹底改變了一些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肉眼可見的事實是:香港年輕世代與中國的距離越來越遠,一路走向無可轉圜的對立面。

而《憂鬱之島》解釋現實的方式是,回到歷史,讓當下參與運動的年輕人分別去「重演」文革逃港、八九六四、六七暴動三個不同時代的「香港人」。

時空脈絡是一面鏡子,讓兩端的人彼此映照。今天的人,扮演當年的人,去體會同樣的青春年華裏全然不同的理想與熱望。而以更悠長的歷史視角去看,不同世代的人,在付出代價當下的劇痛又如出一轍。正因為有逃港潮、反殖運動與六四情結,香港才會成為今天的香港。前世今生的記憶,也都是構成「香港人」的一部分。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稱讚《憂鬱之島》是「與歷史對話,與現實對話,也與未來對話」的傑出之作。我們剛好也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切入,看看透過對話,這部紀錄片回答了哪些問題。




與歷史對話


首先,與歷史對話,可以釐清「香港人」身份認同裏的曲折。

當年的六七、八九和近年的傘運及反送中,為不同世代參與抗爭的港人留下生命烙印,但這些運動中的創傷又很難彼此相認,因為隔著時代語境的人,對中國的情感是完全不一樣的。而《憂鬱之島》很認真地去呈現了幾代人的情感殊途。

世代之間,在身份議題上有巨大分歧,卻也有幽微互文。

分歧的層面,許多文章和影像也都描述過:經歷反送中後,香港年輕世代的認同,再也回不去了。

片中有一幕是當年北上支援八九民運的香港抗爭者,在2020年維園悼念現場,看到年輕人高舉「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橫額,而他依然堅持喊出六四集會的傳統口號。「建設民主中國」在那個場景裏的不合時宜,讓人清晰感受到八九一代港人對中國民主的熱切投入,新世代再難共鳴。

更難能可貴的,是透過扣連「六七記憶」,《憂鬱之島》捕捉到了政治立場完全相悖的世代之間的情感紐帶:同樣因為信念,付出慘重代價。

對於曾因六七暴動入獄的抗爭者來說,那種信念是「愛國」。但六七一代難以啟齒的身份創傷在於:他們的「愛國」,在主流輿論的暴動敘事裏,是「左仔亂港」。日後中英雙方諱莫如深的態度,更讓這種民族情感,變成大家絕口不提的傷疤。

「六七」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與後來的「政治冷感」、「維持現狀」更有千絲萬縷關係,但其中是非曲直,鮮少被誠懇檢視。《憂鬱之島》受到陳浩基小說《13·67》的影響,去探看被歷史遺忘的人。

當年印文宣的少年,出獄後成了商人。在各種媒體訪問裏,他都說過,自己明明因政治原因入獄,但九七回歸後卻依然留有刑事案底——這和如今因反送中被控暴動而罪成後將要面對十年刑期的年輕人,自然有相似之處。但更深一層的的互文,是在不同時空位置和不同身份光譜上的「香港人」,都同樣在受傷。

當年的「亂港」是愛國,如今的「亂港」是不愛國。但當年堅信「愛國無罪」的香港人,又愛得何其難堪——他們的愛,被香港社會否定,又被祖國消極迴避,就像葉蔭聰寫六七創傷時說「連北京領導也沒有說清毛時代的種種,便坐上了資本主義的快車」。六七一代港人的錯愛,注定不會被肯認。

那麼堅持「民主愛國」理念的八九一代港人呢?連支聯會都已經成為歷史。所以你看到《憂鬱之島》裏出現2021年六四維園再無燭光的空曠球場時,會覺得啞然。身份認同就是在一代代人身上這樣一步步走遠的,「愛國」的記憶裏累積了太多錯與傷,最終才會分道揚鑣。

而這也是《憂鬱之島》與歷史對話所呈現出的真切力量: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在各自的時代裏,用他們認為「對的方式」去想像香港命運,但代價卻越來越沈痛;一直到佔中九子案宣判,一直到因反送中運動而被控罪的每一張臉孔……

《憂鬱之島》不是像《時代革命》那樣聚焦於一場具體的運動,而是告訴你「香港人」是怎樣成為今天的樣子。


與現實對話


其次,這部紀錄片「與現實對話」的方式,就如同導演在訪問中所說,是「用劇情片的方式去拍紀錄片」,也就是讓經歷了反送中的年輕人,去「重演」文革、八九、六七三段歷史裏的年輕人。

在劇情片裏用「戲中戲」勾連不同時空,華語電影早有《好男好女》珠玉在前,但在紀錄片裏仍屬獨到巧思。進入別人的生命經驗進行「角色扮演」,本身就具有療傷意義;就像《好男好女》裏,伊能靜因為在「戲中戲」裏扮演白色恐怖年代的蔣碧玉,才能面對失去所愛之痛。

反送中之後的失語與抑鬱,同樣需要被治療。而讓現實中的人,去「扮演」過去時代的人,更重要的意義,是達成反思性理解的可能——看到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場背後,能夠連結彼此的抗爭創痛;相異的生命軌跡重疊走來,就組成了「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的完整內容。


與未來對話


而透過與不同光譜上的「香港人」相認,《憂鬱之島》也展開了與未來的對話。

片中讓人倍感唏噓的,是2018年的學聯60週年晚宴。昔日的同路人早已不再共享一葉舟,而當天現場拍到的一些人,如今已在獄中。

反送中會成為歷史,抗爭會成為記憶。最難的,永遠是運動結束之後的更長歲月——六七也好、八九也好,每一場重大的社會抗爭之後,都有幻滅和犬儒。有人是困在舊日信念裏的遺民,也有人為求風光去鞠躬。社運的創傷除了付出代價,還有被新的世代所拋棄,和失去對未來的想像。

所以,片中曾因六七暴動在赤柱監獄服刑的商人,和因反送中而可能面對十年刑期的年輕人那場對話,讓人很難不被觸動。暗無天日的囚室裏,預演出了恐懼;信念能讓人在無日無之的黑暗裏,熬過漫長十年嗎?那十年之後呢?商人說他們兩人都是「暴動的棄兒」,如果出獄後的世界已經面目全非,你當初的信念又算什麼?

對話沒有答案。片尾望向鏡頭的一張張被控罪臉孔,更讓人啞口無言。但導演顯然希望鏡頭外的觀眾認真地看著這些「香港人」,記得他們所付出的代價,就像記得那所有曾為了香港而付出代價的人。

導演在《明報》的訪問裏說,他希望對香港的想像不會停止。放棄想像,香港就真的失去了意義,這大概也是《憂鬱之島》試圖傳達的精神。半個世紀之前逃港的老伯,仍日復一日跳下海去游泳,即使打風(颱風)也從不間斷——在這個貫穿全片的意象裏,奮力遊向自由的執念,是「香港人」不變的身份交集。(完)


“《憂鬱之島》於第13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進行放映,更多場次細節,請參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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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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