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選凝 （ 北京出生，香港成長，現居台灣。媒體人、評論人，但其實正職是做學術，關注港台區域研究、比較政治及文化研究。）
世界走走 May 12, 2022, 09:40
1970年代在文革中遊水逃港的老伯答說：「感覺香港是……很自由的地方。」
與香港有過生命交集的人，大概都對此心有戚戚。自由曾是香港最一目了然的風景，當年讓人豁出性命偷渡奔赴，如今則顯得格外諷刺。
但半個世紀以來，「想像香港」並為之付出代價的過程，也正是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建立身份認同的來處。《憂鬱之島》有別與其他香港抗爭紀錄片的，是它的問題意識和歷史格局。它試圖回答：對香港人來說，香港是什麼？「香港人」又是什麼？
反修例也好，傘運也好，近年的每一場大型社會運動，都徹底改變了一些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肉眼可見的事實是：香港年輕世代與中國的距離越來越遠，一路走向無可轉圜的對立面。
而《憂鬱之島》解釋現實的方式是，回到歷史，讓當下參與運動的年輕人分別去「重演」文革逃港、八九六四、六七暴動三個不同時代的「香港人」。
時空脈絡是一面鏡子，讓兩端的人彼此映照。今天的人，扮演當年的人，去體會同樣的青春年華裏全然不同的理想與熱望。而以更悠長的歷史視角去看，不同世代的人，在付出代價當下的劇痛又如出一轍。正因為有逃港潮、反殖運動與六四情結，香港才會成為今天的香港。前世今生的記憶，也都是構成「香港人」的一部分。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稱讚《憂鬱之島》是「與歷史對話，與現實對話，也與未來對話」的傑出之作。我們剛好也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切入，看看透過對話，這部紀錄片回答了哪些問題。
與歷史對話
首先，與歷史對話，可以釐清「香港人」身份認同裏的曲折。
當年的六七、八九和近年的傘運及反送中，為不同世代參與抗爭的港人留下生命烙印，但這些運動中的創傷又很難彼此相認，因為隔著時代語境的人，對中國的情感是完全不一樣的。而《憂鬱之島》很認真地去呈現了幾代人的情感殊途。
世代之間，在身份議題上有巨大分歧，卻也有幽微互文。
分歧的層面，許多文章和影像也都描述過：經歷反送中後，香港年輕世代的認同，再也回不去了。
片中有一幕是當年北上支援八九民運的香港抗爭者，在2020年維園悼念現場，看到年輕人高舉「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橫額，而他依然堅持喊出六四集會的傳統口號。「建設民主中國」在那個場景裏的不合時宜，讓人清晰感受到八九一代港人對中國民主的熱切投入，新世代再難共鳴。
更難能可貴的，是透過扣連「六七記憶」，《憂鬱之島》捕捉到了政治立場完全相悖的世代之間的情感紐帶：同樣因為信念，付出慘重代價。
對於曾因六七暴動入獄的抗爭者來說，那種信念是「愛國」。但六七一代難以啟齒的身份創傷在於：他們的「愛國」，在主流輿論的暴動敘事裏，是「左仔亂港」。日後中英雙方諱莫如深的態度，更讓這種民族情感，變成大家絕口不提的傷疤。
「六七」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與後來的「政治冷感」、「維持現狀」更有千絲萬縷關係，但其中是非曲直，鮮少被誠懇檢視。《憂鬱之島》受到陳浩基小說《13·67》的影響，去探看被歷史遺忘的人。
當年印文宣的少年，出獄後成了商人。在各種媒體訪問裏，他都說過，自己明明因政治原因入獄，但九七回歸後卻依然留有刑事案底——這和如今因反送中被控暴動而罪成後將要面對十年刑期的年輕人，自然有相似之處。但更深一層的的互文，是在不同時空位置和不同身份光譜上的「香港人」，都同樣在受傷。
當年的「亂港」是愛國，如今的「亂港」是不愛國。但當年堅信「愛國無罪」的香港人，又愛得何其難堪——他們的愛，被香港社會否定，又被祖國消極迴避，就像葉蔭聰寫六七創傷時說「連北京領導也沒有說清毛時代的種種，便坐上了資本主義的快車」。六七一代港人的錯愛，注定不會被肯認。
那麼堅持「民主愛國」理念的八九一代港人呢？連支聯會都已經成為歷史。所以你看到《憂鬱之島》裏出現2021年六四維園再無燭光的空曠球場時，會覺得啞然。身份認同就是在一代代人身上這樣一步步走遠的，「愛國」的記憶裏累積了太多錯與傷，最終才會分道揚鑣。
而這也是《憂鬱之島》與歷史對話所呈現出的真切力量：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在各自的時代裏，用他們認為「對的方式」去想像香港命運，但代價卻越來越沈痛；一直到佔中九子案宣判，一直到因反送中運動而被控罪的每一張臉孔……
《憂鬱之島》不是像《時代革命》那樣聚焦於一場具體的運動，而是告訴你「香港人」是怎樣成為今天的樣子。
與現實對話
其次，這部紀錄片「與現實對話」的方式，就如同導演在訪問中所說，是「用劇情片的方式去拍紀錄片」，也就是讓經歷了反送中的年輕人，去「重演」文革、八九、六七三段歷史裏的年輕人。
在劇情片裏用「戲中戲」勾連不同時空，華語電影早有《好男好女》珠玉在前，但在紀錄片裏仍屬獨到巧思。進入別人的生命經驗進行「角色扮演」，本身就具有療傷意義；就像《好男好女》裏，伊能靜因為在「戲中戲」裏扮演白色恐怖年代的蔣碧玉，才能面對失去所愛之痛。
反送中之後的失語與抑鬱，同樣需要被治療。而讓現實中的人，去「扮演」過去時代的人，更重要的意義，是達成反思性理解的可能——看到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場背後，能夠連結彼此的抗爭創痛；相異的生命軌跡重疊走來，就組成了「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的完整內容。
與未來對話
而透過與不同光譜上的「香港人」相認，《憂鬱之島》也展開了與未來的對話。
片中讓人倍感唏噓的，是2018年的學聯60週年晚宴。昔日的同路人早已不再共享一葉舟，而當天現場拍到的一些人，如今已在獄中。
反送中會成為歷史，抗爭會成為記憶。最難的，永遠是運動結束之後的更長歲月——六七也好、八九也好，每一場重大的社會抗爭之後，都有幻滅和犬儒。有人是困在舊日信念裏的遺民，也有人為求風光去鞠躬。社運的創傷除了付出代價，還有被新的世代所拋棄，和失去對未來的想像。
所以，片中曾因六七暴動在赤柱監獄服刑的商人，和因反送中而可能面對十年刑期的年輕人那場對話，讓人很難不被觸動。暗無天日的囚室裏，預演出了恐懼；信念能讓人在無日無之的黑暗裏，熬過漫長十年嗎？那十年之後呢？商人說他們兩人都是「暴動的棄兒」，如果出獄後的世界已經面目全非，你當初的信念又算什麼？
對話沒有答案。片尾望向鏡頭的一張張被控罪臉孔，更讓人啞口無言。但導演顯然希望鏡頭外的觀眾認真地看著這些「香港人」，記得他們所付出的代價，就像記得那所有曾為了香港而付出代價的人。
導演在《明報》的訪問裏說，他希望對香港的想像不會停止。放棄想像，香港就真的失去了意義，這大概也是《憂鬱之島》試圖傳達的精神。半個世紀之前逃港的老伯，仍日復一日跳下海去游泳，即使打風（颱風）也從不間斷——在這個貫穿全片的意象裏，奮力遊向自由的執念，是「香港人」不變的身份交集。（完）
“《憂鬱之島》於第13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進行放映，更多場次細節，請參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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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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