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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1日星期五

“通报”和“权威发布”取代了媒体,但会永远有效吗?

撰文 :小威尔逊
歪脑 03/01/2024


今年一月,河南南阳方城县的英才学校发生火灾,造成13名小学生遇难。这一事件让人感到悲痛,但是人们很快就会忘记,因为很快就有了新的灾难:云南山体滑坡、江西新余火灾 的遇难人数都超过了30人。春节期间,山东莒县又曝出了特大杀人案。

2024年1月20日,河南南阳方城县的学校发生火灾后,警方在站岗 ( AFP / GREG BAKER )

没有例外的,这几起重大事件发生后,都极少看到媒体的报道,基本上都是“官方通报”或者是当地宣传部门发出消息,其它媒体随之依照“通报”的内容,寥寥数语简要报道,鲜有对事故原因和受难者状况的主动调查和追问。

官方通报取代媒体报道,这一现象并不是从今天开始,但如果回溯这一现象的发生脉络,还是引人深思。它可能体现出当下中国舆论控制的新特点,那就是“官方通报”的模式已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并彻底丧失人性关怀。而这一模式本身,也面临被吞噬的可能。

河南火灾:官方通报的新样本

1月19日晚上11时左右,河南方城县独树镇英才学校发生火灾,第二天上午9点,人们才从网上得到消息。最初中国新闻周刊、澎湃新闻等转发的消息,都来自央视的官方通报。

1月20日、21日全天,河南的主要媒体大河报、河南日报、河南卫视等,在官方微博上都没有发布任何关于火灾的消息,甚至连消防部门的通稿都没有转发。这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失声”。这一天三家机构的社交媒体动态,关注的内容包括天气、河南文旅的宣传等。

 “河南媒体失语”成为广大自媒体关注的现象,并遭到网民的不满和讥讽。到1月23日早上9点,新京报、广州日报等才转发了“方城县英才学校火灾事故处置指挥部”发布的“通报”。火灾发生后,河南省相关部门一直没有召开发布会,这份“通报”,也只是一份官方文字通稿。

这份通报的用词,应该写入中国传播史。

整篇通报中,除了第一句“事故造成13人遇难”外,没有任何一处提到遇难孩子的情况;没有使用人称代词,也没有提及任何官员的名字。

过去的官方通报,在淡化悲剧和事实的同时,还往往会提到“领导高度重视”之类的措辞,尽管会被批评为“丧事喜办”,人们仍然能从通报中看到是哪些人在负责善后处理和调查。这次火灾通报,唯一出现在文中的机构是“事故处理转班”这个临时机构,所有人都成功“逃脱”了。

在语言学上,选择“第一人称”通常意味着责任和承诺。如何使用“主语”是一项学问,这次通报不但没有任何第一人称,也尽量不使用主语,一律用“该”来表述,比如“该学校系寄宿制民办学校;该学校自行决定每两周休息一次……”“该宿舍共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供学生正常出入,此门夜间从不落锁。”

河南发生火灾的学校,火灾现场的窗户被打破 ( AFP / GREG BAKER )


这个通报的文风,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使用的“新话”这一概念。官方通报是一种特别的语言,通过“冷静”的措辞,重新书写事实。过去的通报,往往还有表面的痛心、看上去真诚的道歉以及对追责的许诺,这一切在河南的通报中都消失了。

通报为何如此冷漠无情又如此大胆?这是因为“官方通报”本就是权力的产物,它有一套自运行的逻辑。它自诞生以来,就缺乏必要的质疑和监督,终究有一天,权力会发现没必要再扮演一个“亲民”或者负责的形象。

官方通报是如何逐渐取代媒体的?

就在河南火灾发生的前两天,山东电视台台长吕芃有一段“赤裸裸”的发言,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在和各地电视台负责人的交流中,吕芃阐述了山东台的经验:绝不搞异地监督,不去报道兄弟省份的负面新闻。

这话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广大网友的嘲笑。但是吕的潜台词,很多人却并没有注意:所谓“异地监督”,其实是中国市场化媒体在过去很多年的一个常态,那就是作为本地媒体,很难报道“本地负面新闻”,但去“异地”报道“负面新闻”,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

19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化媒体崛起,一个标志就是媒体的“本地化”。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两三家都市媒体,报道本地发生的新闻,对这一“新事物”,中共地方当局尚缺乏认识,有些地方媒体在组织管理上,又“挂靠”中央部位或者关联单位,这些都造成一种“管理滞后”,在一段时期内,让都市媒体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


报纸时代也缺乏及时的监控手段(通常要到报纸印刷出来才能发现),媒体对本省、本市“负面新闻”的监督性报道,赢得大量读者,而这些监督报道,也向市民传递出一种基于权利的现代观念。最典型的,就是南方都市报报道的一名大学生死于收容所的“孙志刚事件”。南方都市报以及全国媒体的持续报道,在国家层面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让社会进了一小步,但是却也让广东当局十分难堪。最终,南方都市报遭到了严厉的整肃。

2010年前后,各省对“本地媒体”的掌控日趋成熟,各地报业集团、传媒集团的组建,看上去是经济上的成功,却又是政治控制的深化。通过对报业集团领导的任命,本地宣传部获得对媒体的绝对管理权,首先取缔的就是“本地负面新闻”。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很难再继续做本地的调查性报道。为了继续获得读者关注,只能强化以往能做的“异地监督”。加之这一段时间,媒体所处的外部环境比较宽松,互联网的成熟也打破了“地方新闻”与“全国新闻”之间的边界,深度的重大报道,很容易风行一时,引起全国关注,并扩大媒体的影响力。也正因此,在此前后,中国地方媒体的“深度报道”兴起,不少地方的强势媒体设立了“深度报道部”,派出记者到外地调查。调查报道的资金和时间投入很大,但记者最终写出的报道也更加深入。

时移世易,如今山东电视台台长吕芃的这番表态,其实意味着如今的“异地监督”已奄奄一息。这一次河南的火灾,从一开始的报道来看,有几家媒体都试图调查,但信息大多都依赖于官方的披露。云南山体滑坡,最初网友指证可能和煤矿开采有关,但是也没有媒体能够深入采访和证实。

回过头来看,近几年,地方当局对媒体的控制,除了直接禁止地方媒体报道“本地负面”,同时也主动出击,积极作为。其中一个表征就是地方当局建立官办的信息发布系统,来逐渐取代过去有采访权限的机构媒体。肉眼可见的是,这几年,在微博上以及微信公众号上,“上海发布”“成都发布”这样的地方政务号开始迅速兴起。

这一类的政务新媒体,最初经费都来自各地党委宣传部,甚至最初的人员都来自宣传部的“新闻处”或政府的“新闻办“。比如,上海发布,其公众号认证单位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它是一个新成立的有独立编制的机构,而“成都发布”则属于“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

和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地方媒体不同,“xx发布”从一开始就是宣传部直接或参与注册的,也是宣传部或地方政府直接出钱“豢养”的。它是“宣传”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不具备新闻报道的属性。在实际运作中,宣传部门甚至会尝试对其进行外包,比如“成都发布”实际上是由红星新闻的一个部门来负责运营,但是它仍然属于“政务”的一部分。

“Xx发布”最初推出的时候,有一个功能是帮助政府组织新闻发布会。在舆论比较宽松的过去,各地政府曾经一度效仿中央政府,定期举办新闻发布会。很快,除了新闻发布会外,“xx宣布”开始承担起突发新闻发生后的“通报功能”。在铲除“本地负面报道”、联手消灭“异地监督”的同时,“xx发布”开始取代媒体,成为城市权威信息的主要发布者。

这样的变化,对媒体从业者来说,其实意味着工作更加困难。在中国,突发事件发生后,向政府采访求证总是非常困难,这也常常被舆论诟病。如今,政府表现出“高姿态”,通过这样的渠道主动“公开”,看起来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可以直接采用,但可悲的是,这些“公开”,往往只是官话和套话,而且,政府或相关工作人员,以“已有官方发布”为由,更不会接受采访。媒体发布的消息,无奈也只能“以xx发布为准”。

三年“防疫”也是信息大扫荡

【图略】北京的一个报摊在展示《环球时报》关于解放军在台湾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的报道 (  REUTERS / Tingshu Wang )

2020年1月31日,李文亮发布了一条微博,称自己被警方训诫,也向公众交代了自己的病情。他成为新冠疫情中的一个符号人物。纽约中央公园的纪念长椅上,刻有他留给世界最重要的的一句话,“一个健康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这句话充满力量,因为中国的现实正是相反的。政府只允许一个声音,很多人因为要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正在受到惩罚。疫情三年,同时也是全面加紧信息控制的三年。防疫是在和Covid-19作斗争,但是当局成功地把公共卫生学演变成一种社会控制。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以“xx发布”为手段的“信息扫荡”。一方面,三年中,每个城市都开了几百场“疫情防控通报会”,通过“xx发布”来公布消息,而另一方面,疫情中人们对信息的渴求异常强烈,不得不翘首以盼防疫政策的更新,有关城市封锁的最新消息甚至食品供应等,“xx发布”同时还链接一些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这为“xx发布”带来了大量的用户,事实上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媒体形态。上海人更多地是看“上海发布”,而不是面向全国订阅的“澎湃新闻”。在成都,更受本地用户青睐的是“成都发布”,而不是“红星新闻”。对比春节期间各家的微信公众号头条阅读量,上海发布和澎湃新闻相当,而成都发布的头条阅读量则普遍高于红星新闻。

由于用户粘性很高,广大市民开始赋予“xx发布”以情感,这些平台的“读者评论”中,用户会亲切地称之为“小布”,这种“拟人化”,某种意义上也说明它已相当深入人心。 

地方政府最初开办“xx发布”的时候,并不见得有清晰的战略。它最初可能只是一种自己用着顺手、完全可控的信息发布手段,但是经过三年疫情的“社会互动”,政府的“权威发布系统”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思想和社会控制的手段。在信息流通流域,党国同样完成了一种“防护”,过去以报道新闻为己任的都市媒体,近乎被清除出舆论市场。

 从疫情中恢复过来的人们,痛恨“健康码”“核酸”,但很少有人注意到,“xx发布”已经成为思想和信息的一道“防护线”,在大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体的身影更加稀少,政府的权威发布往往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唯一通道。

 “权威”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2022年3月低,上海封城之前的一次发布会,女主持人呼吁在场的记者,要把市民关心的问题反映出来——她可能注意到,发布会上记者已经懒得提问了。

这只是“权威发布”时代的一个缩影。因为局面彻底可控,地方政府不再担心有记者会提刁钻问题,在进行通报的时候,只需要把通稿发给记者。事实上,各地的“xx发布”也会发布造就准备好的通稿,记者去不去发布会现场,也无关紧要。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 新华网记者 / 史依灵 )


2012年,温家宝在总理生涯告别会上“悲情”呼吁: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事实证明,这也是“总理记者会”的绝唱。胡温时期,曾经在全国两会上营造出媒体和官员互动的场景,向世界展示某种开放的形象,这一进程如今已终结了。

胡温时期的言论控制,是“删帖”和发布报道禁令,人们用胡锦涛“和谐社会”理念的前两个字谐音,也即“河蟹”,来代指网上的“删帖”。这时的言论控制,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防范型”;而在“新时代”,伴随着“xx发布”这一系统的确立和渗透,中国的言论控制,进入“建构时代”:主动塑造,并且获得垄断地位。

典型的故事,是发生在江苏徐州的“铁链女事件”。2022年初,有网友曝光丰县一位妇女被铁链锁住,怀疑有买卖妇女、虐待和强奸等犯罪行为,引发全国网友关注。这一事件,鲜见媒体报道,而 先后由“平安丰县”(丰县公安局政务号)、“徐州发布”、“江苏发布”三个层级的“权威发布”帐号,多次向社会通报案情调查进展,但是每一次都引发网友更多质疑。

这既意味着“xx发布”的垄断地位已经建立,机构媒体失去了“监督”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xx发布”本身,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它在整体上面临着失信的可能。就如铁链女事件,“江苏发布”在发出最后一个版本的“通报”时,邀请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伪装成一个“权威访谈”的形式,假装回答社会疑问。

这个形式其实是意味深长的:权威发布,通常都是“单向度的传播”,只负责给出信息和答案,在网络上不和网友进行互动。“徐州发布”每次通报会,马上放出“水军”的评论,但是因为过于整齐划一,反而成为失信的证明。最终,地方当局认识到,哪怕是事先安排好的记者来假装采访,这一“互动”形式,可能也比“权威发布”更有效。

这其实也表明传播学自身的规律。当权力完全垄断信息发布渠道的时候,也就是它在整体上失去信用的时刻。春节前,中国数万股民到美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上留言“控诉”股灾,也是这种失信的明证。

“权威通报”作为思想控制的手段,当然是有效的,但是它不会永远有效——除非人们可以相信,这片土地会永远处于黑暗之中。

(歪脑专栏/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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