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
转自《当代人物》
原载《往事》第六十期 2007年7月31日
小 引
“北京法院烂掉了，”——反右时，彭真向毛泽东如是汇报。
毛泽东笑答：“烂掉好哇，可以再搞一个嘛。”
当初乍听，为之一震：真是伟大统帅才有的气魄！
我当然不可能知道彭氏汇报的详情细节，但作为所指事件的亲历者，明白他所谓“烂掉”的根据大致是：正副院长被认定各组了一个“反党集团”，平素猜疑，互不团结，运动一来，互相攻讦，结果是两个集团的骨干分子统统成为右派。两位“团长”，一个是“大革命”时代出身知识分子的地下党员，一个是红军时代在陕北坚持游击战争身留敌弹的“放羊娃”，也统统出洞入网。市法院系统包括司法局、律师协会（当时合属一个“联合党组”，下有分党组）在内，俘获右派六十多名。
常识告诉人们：任何事物果真烂掉，其过程或有短长，方式可能不一，总会有起因，也必有发展。我作为北京法院初建时期的一名工作人员，有幸目睹并不幸卷入了这个“烂掉”的过程。
事隔半个多世纪，当事者、亲历者多已作古，幸存者无不“日薄西山”。我这个当时未及“而立”的小青年，已近八旬，残留一息，来日无多，实该对当年“反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的种种，以我这个当年“团”中活跃分子的经历为“重点”，钩画出一个轮廓，略作解析，作为忘却的纪念。
涉及的事实各有主体，这里都再无贬意。为此我把不可能避开评说的王斐然院长简称“斐公”，副院长贺生高，我则一如既往，亲切地呼为“老贺”。还有一些人，虽隐了真名，但我清楚，瞒不过往日同事的慧眼，可实在又想不出好的办法。至于那些仍用原名的情况自然决无不敬之意，诸友谅察。
一场司法改革， 法院两份“总结”
法院的变化，初起于1952年司法改革。
先是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后期，北京市委为了加强法院的领导工作，从市公安局调来老贺担任副院长。首批同来的另有四人，都是这位副职在公安局的强将，分任办公室正副主任，人事处长，而司法建设处长一职因工作范围较宽，业务性又强，由“延安知识分子”常真担任。他在老贺身边自始至终起着“谋士”作用。正副院长，前者精于业务，日常事务不免细中有粗，注重请示报告，四平八稳；后者强调政策，在大事上常能粗中有细，富有开拓精神。二人正好互补，各项工作一度顺畅发展。
1952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司法改革，重点是批判“旧法观点”和“衙门作风”，在此基础上，彻底清理旧司法工作人员，另从“残疾复员军人”和“失业工人”中招募合适人员充实法官队伍。在粉碎旧法统、旧法律制度上，中共自始没有手软，此为大陆政权易手之后第一次司法改革的主旨，是为“破”；至于创建新的法律制度，在运动中则从未涉及，未见“立”。前此除“立”了《中央政府组织法》、《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其他“相关”组织通则外，也只是公布施行了《土地改革法》、《工会法》和《婚姻法》，再有就是《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及《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加上一些零散的法规和规章。打击目标，保护对象，初见端倪。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诸如律师辩护甚至被视为别一阶级所专有，付诸阙如。
斐公作为干了多年司法工作的法院院长，被市里确定为旧法观点的代表，运动的重点，全市检讨，接受批判。在全市大会上公开检讨的还有民庭庭长李葆真。大会由老贺主持。他在总结发言时，着重说了旧法观点和衙门作风在市法院的表现和危害，依照中央精神重申了运动的意义和必要性，号召大家把司法改革进行到最后胜利。何谓“最后”，他当时怕也未必会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或者明确的目标。而对斐李二人的检讨则未置一辞。斐公大为恼火，公开指摘没有保护他“过关”，在私下甚至说起了“下石”于井的作用，攻之为想“取而代之”。斐公的这种心态，是他对贺心存芥蒂产生矛盾的主要根源。不久，又吹出来一股风：老贺带着队伍来，实际上是对法院的“二次接管”，现在院长的权已经被夺得差不多了。这是火上浇油，而且把矛盾升了级。
运动结束，应有总结上报。党组在讨论对运动的评价上出现分歧。正副院长各持己见。起草小组几度易稿，陷入无法下笔的困境。
周奎正当时是市政府政法办公室的负责人，他作为张友渔副市长的联络员了解司法改革运动的全过程。此公聪明点子多，想出了一个看似解决矛盾的主意：按正副院长的意见各写一份总结分报，由市里决断。这个馊主意立马被斐公采纳，称赞说：“奎正是个政治上成熟的干部。”于是同一个党组写出两份内容不同的总结，同时送到张副市长办公室，被张否决。无奈熟饭已馊，无可挽回，法院领导层中有宗派情绪的苗头由是公开，两位院长互不团结的信息渐为人知。不出一年，“集团”之说扩散，无能扼制了。
我在那场运动中，自始至终是斐公依靠的对象。运动开始不久，他指派我以市院代表身份下郊区法院指导运动。那时北京市设四个区法院，市区三个分建于东、西、北三城，郊区法院辖四郊各区县，本部设于石景山，院长阎希贤是位富有经验、能力挺强的老革命，只是运动中反映出他的问题不少，事涉工作作风，还有渎职罪嫌（其中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正副院长加上一位庭长，往往以被告人的刑期如何判定“打赌”，各押一段，距判决最远的为“输”，输家请酒）。斐公交给我的任务是：传达市里意图，反映下面情况；指挥运动，重点把阎的“问题”搞清楚，并选择时机拿到区院的业务大权，暗示我日后取而代之。我大约每周回来汇报一次，直接与斐公联系，能知道他的一些想法，但尚没有条件介入他与副手的分歧。
问题是，“两份总结”的阴影从此挥之不去。春水已皱，孰能抚平？
“此情可待成追忆”
我与斐公初识于1948年12月，时解放大军兵围北平，待机入城。中共北平市委业已组成，彭真率部驻扎良乡城内。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统一配置下，从解放区各地抽调了十几个司法干部，准备傅作义将军起义后进城接管国民党法院。斐公是内定的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北平市人民法院院长。我那年21周岁，从北平一所学校潜入解放区不久，人称“学生干部”，其实是披着深灰军装的“娃娃兵”，不谙世事，只是由于学了几天法律，调入斐公麾下。
1949年2月，接管国民党法院的工作顺利完成。议定诉讼活动仍由原先的“推事”（即法官）照常进行，并不中断。唯一的变化是，接管人员在推事审案时，与他们并坐审判台上，只听不问，任务是起监督作用。
推事们熟悉法学，功底深厚，推断事理，富有经验，判决文书写得言简意赅，有的已臻佳境。他们哪会重视我这个“儿童团”。一个有着地下党身份的“推事”告诉我：他们都喊你“娃娃”，说“那个胖娃娃坐在台上陪着审案，有意思！”我无意猜测那“有意思”的感叹里含着什么意思，只因佩服他们的功力，加之根本不懂诉讼的种种程序以及审判的奥妙，想向他们学习审案，思考怎样推理，琢磨如何“制服”人犯，特别是探求他们在完成规定的程序之后怎样下判。我几乎天天都坐上审判台，也不管他们烦不烦！短短两月，大有收获。他们够得上我的启蒙老师，他们的实践补充了我从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共同纲领》中得到的关于法律是阶级统治工具的知识，体察到法律除了阶级性外，还有它继承性的另一面。这一点对于抑制我当年大有可能不断扩展的“左”倾幼稚病，具有一定的作用。待到4月人民法院成立，我被任命为“学习审判员”，已经能带着两个留用书记官独立地审判案件了。这两位书记员都是1948年以前的法科学士，学历都比我高，其中的刘亚男在旧法院就是干练的“书记官”，业务能力强。在他（她）们的帮助下，我们这个合议庭（当时称为“民事第8审判庭”）的审判活动干得有声有色，人们夸我的判决文书写得够“格”。
我能感觉到，斐公对我相当看中，所以半年之后就在全院评我为“模范”。
他当时独居于单位后院，环境幽静。某日下班前，约我谈事，正遇他与人通话：“晚上听戏去吧。……你不用来，何必跑那么多路！上了一天班，会挺累，我让司机接你，咱们一块用饭。……好，我等你。不用太急，一会儿见。”放下电话，他见我表情茫然，得意地说：“谈恋爱嘛，得温柔点！”语气轻松，心境舒畅。前此风闻他进城以后坚持要与前配离异，此刻才明白已进入求偶新阶段了。他对我，似无隔膜。
待到年末，我就结束了审判员的“学习”阶段，升职副县（团），工作也有了变动，调去“审判委员会”协助主任秘书李凤林审核各庭上报的裁判文书。由于件件都应调阅案卷，工作量大，通常每日工作15小时。凤林三十年代毕业于朝阳大学，又在解放区干司法工作十几年，他审核批改案件的意见，很少被斐公否决。我却认为，他的语言酸腐，文字陈旧，不免故意同他“捣蛋”。比如处分凶器，他会改作“手枪一支没收之”，到我手上就一定会把那个“之”字划去，惹得他很不舒服，有时还会当面重新改回。司法文书，生杀予夺，我硬敢在文稿上添来划去，实在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斐公对此，却时表满意，在业务上还不断给予指导。
五十年代开局，北京市委根据中央要求部署机关整风。重点是领导层的官僚主义。那时党在我心目中是何等神圣，认为党的领导也必是圣洁的化身。但现实使我有了动摇，而且日趋严重。我容不下斐公这样的高级领导有疵存垢。在市委联络员朱启明的启示与鼓动下，就轰了几炮，批他保守，揭发他是官僚主义加事务主义。我讲得好痛快！朱说批得好，整风应当是这样，延安整风就是这样，所以才整出一个新中国！
恰在此时，人民大学的法律专修班成立，要求各地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县团级业务骨干报考，合格者用莫斯科大学教材进修一年，由苏联专家讲授。我被选送报考。入学以后，学习紧张，没有时间返回法院，整风情况从此一无所知。结局大约是“皆大欢喜”。斐公对我，并不因我的“放炮”而另眼看待。总而言之，一切依旧。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学完回归，向斐公报到。他开口问道：“在学校怎么样？”
“还可以。全优成绩。”我答得轻飘飘地。
“成绩我放心。我问你在学校干什么了！”
“除了学习，没干什么呀。”
“学校里发现过反标（即反动标语），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也没听说。班上学员都姓‘共’，怎么瞒着我，难道对党员也分三六九等？”
“一发现反标，就有人怀疑上你，说那里过去是你的母校，你对校园环境最清楚，你的嫌疑最大。人家把材料转来了。”
我忍无可忍：“纯属胡扯！”
“看来你学习这一年还是那么自负。不懂合群，吃了大亏！”
“我知道有人对我不舒服。有些人学习太困难，成绩差，还要摆老资格，只不过没想到竟会这样干！”
斐公扫了我一眼，没作批评，只是说：“这事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再提。你的工作已经安排了，去刑庭吧，那里任务重。”
他的谈话，处处流露出爱护与关切，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寻常么？只是怎么也没有料到，只过了两年，情况巨变，我也只能哀叹“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人有“过”，天知否？
1951年6月到刑庭，大规模“镇反”早已开始。我受命担任庭长助手，同时负责清理“敌逆产”案件。该项业务的特点是：情况复杂，政策性强，任务奇重，时间紧迫。斐公采纳我的建议，留下了几位尚未来得及“清洗”的推事，包括司法改革前的检察长于兆吉先生，加上一批年青干部，组成了“敌逆产清查代管小组”，简称“清管组”，共20人。处理这批案子，无法可依，但政策规定具体，也不易出错；大案直报张友渔副市长，由他把关。我在业务上倚重于兆吉和其他几个老推事，重要案件都交他们查办。斐公高兴地说：“没想到你这么爱才！”
我与何占庭长关系尤为融洽，几达亲密无间；凡大事他都同我商量，观点往往一致。时值镇反再掀高潮，狱中忽传情报，在押的一批一贯道点传师密谋组织暴动，实施组织与具体方案已被狱方掌握，要求对其中的“主犯”重新判处立即执行死刑。当年狱政归公安统管。鉴于事态特别严重，涉及几十个人犯，牵连监狱管理工作的重大漏洞。我们商量，经斐公同意，先向市局冯基平副局长（局长是罗瑞卿，后由冯继任）通报情况，听取他的意见，再定对策。到冯办扼要地通报了情况，他说：“知道了！”然后把桌子一拍，指着一摞材料冲出来一句：“他妈的！看来杀少了。不行，得狠点！你们赶快把材料研究一下，从中杀一批！”根据什么“杀”呢？他没说，我们也没问。
然而，我与何都觉得不踏实。“点传师”全是重刑犯，看管严，怎么能搞地下活动意图组织越狱暴动？现有的几十份交代材料，在主要之点上竟然完全一致，让人不敢轻信。经验告诉我们，这类事件，情节越讲得具体，越值得怀疑。后经专门审查，原来是有人妄图立功减刑，谎报“军情”，狱方一见越狱暴动材料，就紧张起来拼命扩大线索，造成串供，材料越写越一样，终致一场虚惊。
想当初，一贯道是被一纸布告宣布为反动会道门的反革命组织。法院执笔写布告的，主要是李凤林和谢邦敏，三易其稿却未通过。彭真急了，说“算了，你们（法院）别管了，我请邓拓来写。”邓果然是高手，一挥而就。文章开宗明义定了性：一贯道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毒害中国人民的工具（大意）。彭看后大喜：“看，邓拓同志就是比你们这些纯粹搞法律的人高明！”无须解释，邓“突出政治”，通过了。从此开始，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信徒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无不判了重判。
那场镇反，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要求各地按人口千分之一、有的地区可按千分之一点五的比例“杀掉一大批”，而且要“大张旗鼓”，既威慑敌人，又教育人民。由于来势迅猛，法院的审判力量不可能应对这种局势，北京以“军管”尚未撤销为理由，乃用军法处名义贴出布告，按批逐一宣告罪行，同日一齐执行。北京的最高记录是一次分三地同时处决200人。我经手的最多的一批一次枪决70人，原定何占“监斩”，他要我代替，使我长了一次“见识”。刑场在土城，70人站成一排，面冲“城墙”，场面之震撼，至今历历在目。
我们合作默契，私交也好，下班之后“拱猪”的笑声经常充溢楼道。
转折来自我一位学长的夫人。她没学过法，但灵巧。不算美，却娇媚。她调进法院就作刑庭办公室的秘书，专责处理何占的行政性事务和外联。何在工农干部中能力强，有文气，口才好，颇具吸引异性的本领。没过多久，二人情趣相投，难舍难分了。
规劝他时，他赌咒发誓没有出格，要好而已。
事实上，幽会在升格。时在区法院任职审判员的张元成告诉我，星期日回市院去找何闲聊，推门正见二人“穿衣提裤”，十分尴尬。他说要向上级反映，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不忙。你见到的行状人家可以否掉，反过来再把你说成“诬告”倒不好。元成恨恨地说：“太不象话了！哪里象个领导，大白天公开这么干！”
“他以为没人可以管他。”我对元成说——“等等看发展罢。”
事态发展到他可以同时怀拥一对女郎。人们纷纷议论，何疑心是我在“作祟”。他知道元成与我亲近，估计早把眼见种种透露给我，由我广播了。其实，他那般肆无忌惮，怎么可能瞒天过海不成“丑”闻？偏巧此时我的工作调动，我们从此疏远了。
调动我的工作是老贺的主意。
我敬重老贺，始于一件事。刑庭谢邦敏心脏病复发住院，宣告“病危”，我打电话给老贺：“老谢怕不行了，我马上去找‘四大名医’，总有一位能请来抢救。”贺说：“好！从现在起，我的小车派给你专门找医生给老谢治病。别怕花钱。有情况马上通知我。”孰料病情太凶，不容我请来名医施今墨，当天傍晚他就走了！尽管人没救下，由此我对老贺的那种爱护部属作出的决断，印象极深极好。他没有臭官僚架子，办事的气魄，对部属的气量，听不同意见的气度，让人折服。
老贺从工作发展的前景考虑，力主法院设研究机构，对下指导工作，对上汇报情况，与各省市法院交流经验。
我被指定主持新机构。配备的人员称得上法院系统的精兵强将（三年以后除一人外，都是惨遭重点打击的右派分子），工作上得很快，出手的专项业务总结受到上上下下的肯定。我成了老贺口中的“精华”，被他吹嘘。那段时间，法院内部的一些知识分子，几乎都团结到了老贺的周围。
不过我与他工作之余的单独交往，偏偏是始于他找我了解何占“绯闻”真相。他告诉我：何找他，哭着说我背后打击他，造他的谣，他很难开展工作，让贺对我施压。老贺说，看他哭的样子，根本没信他那一套。事已至此，我只好详详细细地陈明了事情的发生与发展，交代了所知情况的来源。老贺说：“你别管，也别对人说我找过你。怎么办由我来处置。” 其实我那时心里明白，何找贺，是斐公的意思，因为党组分工，贺管干部的思想工作，我断定何一定先找过斐公，而且得到了谅解和支持。
随着事态的发展，围绕此件“情殇”，牵涉的人“与时俱增”。何占为了自救，在斐公的庇护下，开始组建起以他为核心的“神圣同盟”，攻我兼及老贺。隐私之事，演变成政治角逐。
“人有过，天知否？”为了这些不该发生的故事败坏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任分歧一步一步地升了级。空余无奈，能说什么？
我也病得不轻
1953年高、饶事件突发。中共中央2月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作出“加强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北京市法院党组根据市委部署召开了持续一个月的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会议一转入联系实际就泛出了火药味。
从老区来的一位“三八式”第一个“联系实际”，他挪开座椅站了起来，开口说的是，去年的评职定级对他如何不公道，讲到气愤处，手指人事处长嚷了起来：“马润生，瞎了你的狗眼！你狗眼看人低，我哪点比不上张三，哪点比不上王五？”他点名一一攀比，尔后把会桌一拍：“你凭什么把我定得比他们低？你根据什么？”
与会者无不惊愕。如此争官职、抢位置、闹待遇，发生在党的重要会议上，不敢想象；发生在一个自称“老共产党员”的身上，前此未见。会议没有对这种异常情况作任何表示，意味着有意见就可以提。
各种“意见”就都端了出来。发言经常表现出两种观点、两种力量的对峙。支持斐公的占数量优势，拥护老贺的火力集中。过去的陈年老账包括司法改革中的分歧，都翻了出来，“派”性越来越浓。
我一直没有开腔。会下，老贺问：“怎么不在会上讲讲意见呀？”我取敷衍态度，闪烁其辞。
待到会议最后一晚，常真发难，说：“思之同志到现在还没说话，今天最后一次会，总该说说意见。”我心想，既然点了名，那就说。于是未经披挂，赤膊上阵了。我从建院之初就对斐公的负面心有不满，1949年秋天还和其他两个同志联名上报过书面材料，现在论及往事，自然有话。闸门既开，一泻千里。讲到了斐公不尊重市委，怕向刘仁汇报工作，“纲”上得挺高；讲到他袒护何占的缺点与问题，多涉细节；说他打麻将通宵达旦，听京剧可以不顾工作，又不免绘声绘色；我甚至莫名其妙地以批评之名讲了他早先同我闲聊的夫妻私情，并指为“低级趣味”，惹得斐公当场给了我一句：“无非是‘房中术’嘛！”我的发言长达五小时，独占了会议时间。发言结束，斐公二话没说，宣布散会。
我这五小时的发言宣泄了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只是由于掺杂着宗派情绪，对斐公、何占进行了绝情的攻讦，实际上站到了老贺这一边，从而为自己日后戴上右派桂冠举行了奠基仪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古往今来，信或不信，谁逃脱了这样的“谶语”？
时间已到，阶级斗争来了
1954年夏秋反胡风开始不久，就把我“隔离审查”了，关在地下室的一个小屋里，除如厕外不准外出一步。
最初的罪名是“组织小集团”，这正是钦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基本特征。至于我们“小集团”是怎么回事，说来不免好笑。
当年各单位奉命组织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法院指定我与另两人组成“学习领导小组”（人称“三人小组”），辅导机关学习。三人小组每周学习一次，为辅导作准备。我早年在四川养成茶馆读书的习惯，加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茶室距单位只有一箭之遥，那时的工资收入又够得上宽裕，于是每周一次的学习如无特殊原因就在茶室，“小集团”由是“形成”。偏巧其中有一位与胡风相识，且有书信往来，顺理成章，“小集团”戴上了“反动”帽子。
“审查”经月，实在找不出胡风问题的影子，因此连一次小会都没开过。我知道这是前不久“团结”会上发言的收获。不料，一个傍晚，何占闯来看我，嘘寒问暖之后说道：“这么干，可能王院长也没料到，估计是上边的意思。你有什么意见，要是还信得过，不妨告诉我，我可以找王，同他专门谈一次，尽快解决算了。总圈在这种地方算什么事儿？”当时我认为他来是“摸底”，看我是否会在情急之下扯出他的那些问题，所以只说了一句：“你可以告诉王院长，我与胡风沾不上边，没有一点关系。”我说的是实情。我因不大习惯胡风的文字风格，很少看他的文章，那首著名长诗《时间开始了》饱有激情，未必尽涵诗意，粗粗看过，也未终篇。把我与胡风问题挂上钩，堪比“风马牛”，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
内部肃反，我的“历史问题”
然而躲过了初一，逃不过十五，“暴风雨就要来了！”
反胡风斗争一结束，紧跟着“内部肃反”，即肃清机关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那风刮得正紧。
我曾于1943年参加“中国学生志愿远征军”，授衔“二等兵”，兵中最低一阶，到达“印缅战区”后，升“上士”，士兵中的最高一阶：自始至终是“士兵”。1945年随军回国，旋即开了小差，继续学业。这段历史，时被诬为参加“伪军”，属重大历史问题。就凭这一条肃我，应属有“事”可依。于是斐公在大会上宣布我是这次运动“重点中的重点”，要求全体科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停止日常工作，全力投入对我的斗争。我哪见过这样的战阵，不过还没被吓晕。因为有两点我很清楚：第一，反革命问题与我不搭界；第二，斐公的基干队伍未必坚挺。
斗争由一份从图书馆查到的宝贝史料切入。那份“史料”，涉及我“投笔从戎”后的一个小故事。1944年末，中央社记者在印缅战区后方基地活动，我奉所在的“独立炮兵第五团”团长刘措宜之命接受采访，记者以《重炮在怒吼》为题发表通讯，引用了许多“我的”谈话，美化战地生活，宣扬青年的使命。当时日寇正兵犯贵州，重庆告急，记者意在借此践行“委员长”“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这件事当然无妨审查。但问题在于：记者通讯中的“谈话”百分之百出自他的编排。我一个17岁的中学生，知识甚少，发不出“高论”，更何况，即使硬要加在我的头上，那内容也无非是为了抗日，与反革命有什么相干？这让我觉察出：肃反整我，果然是“醉翁之意”！
斗争会选“题”不当，开局不顺，休整之后换了方向：改查“现实”（而且从此没再查过“历史问题”）。
“团结问题”
重点自然是“团结问题”。如此布局，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岂不是向我交了底：那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不经雨打就被风吹去了？
然而斗争激烈。最初阶段几乎每天一场斗争会。由于我已被迫“认真对待”，加之态度“顽固”不肯投降，故一直处于围而未剿的态势，用对方的“术语”说，就是“拿他不下”。
人们都懂得堡垒易从内部攻破。僵持不下之际拉来机关“学习领导小组”（即前所谓“小集团”）的秦智，与我开展“面对面”的斗争。他从1949年建院谈起，一直说到去年反胡风，五年中我如何利用各种方法，恶毒攻击王院长。诸如给院长起外号称“胡子”；说院长追求某女部下很有手腕；说院长夫人越权批案，曾对一份应予“存卷”的材料批为“存券”，院长不察，居然入档，她文化低，不能怪，该打她老师的屁股，因为误人子弟——这是对工农干部的污蔑；说贺副院长政策水平高，到中央做副部长也够格，而王院长保守，不思进取，没有开拓精神；等等等等。口中滔滔，尽是鸡毛蒜皮；心中栗栗，不见理直气壮。作为朋友，他扮演这种角色，我有点替他难过。让我表态时，我淡淡地回了一句：“你揭的这些事，让我来说你，可以讲三天三夜。”他本人未置一词，却招来某女士对我大吼一声：“你少扯别人！告诉你，我们的秦智同志起义了，早同你划清界限了，你吓不了谁！”斗争会在一片对我的警告声中散去。
此后，我终于还是被迫逐一按秦智的揭发“交代”。
——“‘胡子’，我起的，常喊，但无恶意，有时是表现顽皮，有时是情出亲切。”他蓄的胡子，乌黑浓密，剪裁整齐，比“仁丹”上的胡子形象好看。我讲的是实话。
斐公气呼呼发话：“胡子，东北话就是土匪。不是恶意？是骂人！”我反驳道，“‘胡子’就是土匪？没听说过。贺龙、任弼时在党内也都被称为‘胡子’，谁也没认为他们是土匪！”
迎来的是几位女将的轮番狂批：“你的立场与革命者的不同，你的意思就是骂院长土匪。”
如此这般，有什么可争可辨的呢？
——“追求某女，我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听说，以前根本不知道。”
“不老实！”一排声浪袭来。被“追求”的某女，沉不住气自己跳将出来，质问道：“你造这谣有什么根据？你这是污蔑，必须交代你想干什么？”
我默不作声。因为我的确不知道。
——“院长夫人把存卷批成‘存券’，是案中情况；要打她老师屁股，不是我的创造，那是邦敏的俏皮话。夫人的批语，就存在他办的案卷内。我传播过邦敏的话，主要是对夫人批案不满，不及其它，不发生污蔑谁的问题。”
谢邦敏，四川犍为人，四十年代北大法律系著名的“四才子”之一。他原是重庆南开中学学生，考物理交了白卷，心有不甘，在卷面上填了一阕《鹧鸪天》：
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
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
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
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
率真有趣，颇为动人。物理老师爱其文才，在试卷上赋句作答：
“卷虽白卷，词却好词。
人各有志，给分六十。”
邦敏以其词作在物理白卷上得分六十，乃得毕业，考入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此事传为校园佳话。您想，象邦敏这样的英才，在生活中来点幽默，打一下老师的屁股，何其自然！居然放在会上“批斗”，实在大煞风景。
——“我说过贺副院长政策水平高，可以当副部长。这是我的认识与评价。没有贬谁反谁，更不是反革命。”
……诸如此类，鸡毛蒜皮。
别的人，更揭不出我在“团结问题”上有什么罪，也只能放放空炮，如此而已。
斐公鉴于斗争会未达目标，意图“救急”，乃一反常态，约我到他的办公室单独谈了一次话。谈话简明扼要，直截了当。他先作启示：“有些问题，你可能不知深浅，说不定上了别人的当。不妨借这个机会好好想想，作个彻底交代。讲清楚了，也就可以告个段落，老这么拖着终归不是办法。”
“我知道的，想到的，该说的，都没有隐瞒。”
他听后忽然冒出这么一句：“你可以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嘛！”话语如此明白指向老贺，诱发我恶从胆边生，毫不掩饰地回敬了一句——
“你要是早这样做自我批评，我就一点意见也没有了。”
他一时似乎没有反应过来，深思片刻，突然地，把脸一沉，怒气冲冲地说：“我再也不同你谈话了！”
“是你找的我，又不是我找的你。”
“你回去！”他挺有分寸，没说“出去”。
我却忘了应有的礼仪，转身“回去”了。我当然知道，这下又闯了祸。我的“下场”由此注定，回不去了。
年轻人上阵了
“团结”问题作为“现行”到此暂告终结，也只好另觅内容，另组“阶级队伍”。下拨上阵的主力是年轻人，把他们摆在一线与我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希望能揭发出有分量的新问题。屡经斗争，揭出的“主要问题”倒有几件：
其一是“压制新生力量”。
受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先生一度受阻、被毛老人家斥为“压制新生力量”的启发，说我也犯有此罪。当时我是《法院工作简报》的负责人，按规定，每期的“编者按”是代表法院和院首长的言论，必须送请审查批准，任何人不得自“按”自发。小青年李正德中学毕业后经半年培训分来与我一道工作，他胆大敢干，试写“编者按”，不经送审就要付印，被我阻止。他争辩说：内容不涉及重要问题，你们何必审？我严辞批评，问他“既不重要，加什么按语？”他很不高兴。现在来翻旧账，说我压制了他这个“新生力量”。
是耶，非耶？就算难以分清，但这能是多大问题？
其二是同情与袒护反革命分子。
“三反”运动后期，有位沈静交代参加过“中统”特务组织。按政策宽大处理后，继续留在刑庭工作。党委要求对他加强团结，不得歧视。当时左倾情绪遍布，人们都不理他。我是刑庭党小组负责人，只好带头贯彻执行党委指示。每到周末，如无其他情况，我会把他请到家里茶叙，有时还搞些小吃招待。自不曾料到，此刻这位沈先生居然揭发说，我明知他是特务分子，如此示善，意在袒护，为反动势力撑腰。
奇谈怪论，荒唐如是，只能不予置理，由他瞎扯。我的沉默得到的回应是：没话说了，说明认罪。
其三是包庇坏人坏事。
帽子不小，内容却玄乎其玄。有位同志家用的电灯泡坏了，经济困难一时没能力买新的，他要求每晚下班时从办公室摘走一个应急，次日送回。我同意了。那位同志有点懒散，次日忘记送回。现在攻我是假公济私，同情贪污。当时虽然还没有“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明文规定，但法理上应作如是观当无疑义。一家首都法院的业务干部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讨伐被斗对象，我以为应属奇闻！
再举下去恐怕连鸡毛蒜皮都够不上了，君不见荒诞之路尽荒唐！这样的“斗争会”，除了乱斗胡斗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那年盛夏温高，40℃以上不是偶现，斗争会场却连电风扇都没有。许多人穿着背心与会发言，我宁肯受热衣衫整洁依旧。听着一些不着边际毫无意义的“对敌斗争”言论，我会轻摇竹扇，得点清凉。不料这种姿态遭到一位复转军人出身的执行庭人员痛斥：“张思之这小子，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实在嚣张，让他把扇子收起来，不准再搧！他眼里还有群众没有？我他妈的不信把他拿不下来。”应者了了，主持人见机行事，宣布散会，我摇扇离去。
事后，我找到“五人小组”，郑重声明：那位复转军人的脏话发言，态度蛮横，有违党的政策，以后的会如果他参加，我决不出席！
他确实没有再来“斗”我，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取得了胜利。
“特务组织”的匿名信
几个小青年出演的几场斗争会，翻来覆去，没有一点新鲜味，于是再度休会，秣马厉兵。
没过几天再开会，参加的人数果然增加许多，“各方”都有，而且气氛异常严肃。会议一开始，主持人汪魁宣布：组织上收到一封寄给张思之的信，里面涉及的问题需要他说清楚，现在让他给大家念念。
信交到我手上。收信人的确是我，地址写的是“北京市人民法院”。信封已被撕开，内容只有一页，从头到尾看下来，竟是一个特务组织的口气，对我在肃反中表现出的“硬骨头精神”给予表彰，并要我坚持到底。措词低劣恶毒，这分明是阴谋陷害。我起立声明：“我不会用自己的口宣读这样卑劣无耻的文字。”我把信退给汪魁，以示拒绝。他无可奈何地给与会者念了全文，包括中共如何对我施压迫害，我在长时间的反复斗争中如何针锋相对、决不屈服之类的细节叙述，都念了。然后要我交代与来信人的关系，是什么组织。
我拒绝回答任何与“信件”内容有关的问题。
我从剧烈的“炮轰”中察知，有些天真的人认为我真的被抓住了“辫子”，现在是理屈词穷，只好沉默了。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想想：第一，我从运动开始的第一天就被“软禁”，行动失去自由，遑论通信？再笨再蠢的“特务组织”也决不会把这般“密信”寄到法院转我。第二，没有“特务”参加我的斗争会，他们怎么知道斗争的“进程”、会上的“较量”、会中的“曲折”和由此而产生的“气氛”以及我的各种“表现”？第三，来件没有签署、没有签名，既是“特务组织”，总该有个“代号”，否则收件人从何而知谁对他做了“表彰”，岂不是达不到目的？
原以为可以开得漂漂亮亮的一场斗争会，只听得几声空炮，无疾而终。
那时法院对我的斗争还算“客气”，技术水平也还没有从“口水”过渡到“喷气式”，除了三两位出身高等学府的女高音声浪震人，未闻拍桌子打板凳的噪音。我不开口，也只是收获到“态度恶劣”，吃不到其它坏果子。人们败坏法制的行径那时还没有达到极致。
我要求“五人小组”把这封“匿名信”送交公安局侦破。斐公是明白人，他一定能料到这是“内部人士”技穷之时而采用的阴险手段，此后的斗争会上再也不提此“信”便是证明。至于是否按我的要求送请侦破，我至今有所怀疑。一是这种匿名信侦破极易，不可能经久不决；二是待到两年之后反右开始，这封信竟又套到我的头上。故事有趣，值得实录。
反右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士晶新来不久，对我对事应该都没有偏见。我被宣布划为右派之初，他同我有过一次对话，内容如下——
“问你一件事。肃反时的那封匿名信是不是你自己写的？要是你写的，告诉我们一下，认下来，也就算了结了。”
“想不到你会这样提出问题。你是老公安，这种事怎么会查不清楚？我以为根本没查。”
“你认为是谁干的？有没有怀疑对象？”
“我不知道谁干的。但我怀疑两个人。”
“谁？”
我告诉他，一个是何占，他是主谋，一个是我的学长夫人，她是执行者。我对张说：“他们的事被公开化以后，一口咬定是出自我的揭发，为此恨我，现在要报复了。”
“还有没有别的怀疑对象？”
“不是他俩，也是何找人干的，具体对象我没有。”
“你再想想，想到什么，可以找我们。”
谈完，我对斐公有了怀疑。信出自于我的设想，可能是他的“点子”。张士晶不会有那样的歪心眼。时光流逝得快，50年了，而今谁肯来识破一封匿名信的作者及其后台呢？
匿名信终未产生作者希望起到的作用，倒暴露出这种不成功的制造是对我实施的政治陷害。谁能告诉我：这算什么“谋”呢？
法律没帮上阶级斗争的忙
再一轮斗争，又换新题。他们忽然想到了“法”的存在。
我负责的“敌逆产清管组”到肃反时积案上万件，现在据此对我提出了指责：案件久积，许多敌逆产得不到处理，或匿或逃，给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要我交代，为什么这样干？
这又让人好生奇怪。肃反怎么肃到“工作领域”了？冷静一想，不禁暗笑：“技止此矣！”
我笑得又太早了。
斗争会上无非是舌剑唇枪，再怎么激烈也不过是吼声响处，难解难分。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不知还能有什么新花样？
果然，大约一周过后，我接到市检察院的“谈话通知”。他们如约到达，说是找我了解处理敌逆产案件的情况。他们告诉我，你是这些案子的主要负责人，现在积案如山，国家受损，法院说你得负渎职责任。因此，你要认真对待，从程序到实体，作出详细说明。该是谁的责任，都不必回避，我们要弄清楚。
我归纳了在斗争会上的“交代”，向市检的同志说明了以下几个要点——
一、三反运动后期，房地产管理局根据市委决定，把原由他们审查的“敌逆产案件”全部移交市法院，同时调派三个人随卷报到。法院陆续调集20人组建了“清管组”，统一调查处理这些积案，其中包括书记员、行政人员。
二、三反运动结束，各种渠道检举、揭发、交代涉及“敌逆产”的材料确有万件，但大部分只是一点线索，极不具体，而且事涉日伪、国民党时期，经过几度转手，有些牵连许多人，有的又属“善意购置”，查证任务繁重，工作量大。
三、按每人年平均结案30件计（这是根据1953年的工作条件），全组年结案不可能达到千件，再加上陆续新收的大量案件，没有一、二十年不可能处理完。
四、市里规定：所有决定没收或者代管的敌逆产，都必须做出判决，批准权归院长。但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判决，应报副市长张友渔审批或者由他上报中央。我作为组长，决定权极小，主要任务是审核判决文书。
五、我主持“清管组”工作大约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调动工作时办理了正式移交，1954年以后的工作不能由我负责。如因为这批积案拖延未决而使国家受了损失，首先应由总揽全局的法院院长负责，其次应追究主管刑事业务的刑庭庭长的责任。我没有大功，却有大劳，够得上尽职尽责。渎职之说，出于打击报复，与我无关。
检察官的态度平和稳健，听完我的陈述说道：听明白了，你先回去，我们会如实报告检察长，这种情况不可能立案，你不必顾虑。
斐公领导的“五人小组”抛出的杀手锏又没有击中目标，落了空。
我的“小动作”
这时，老贺露面了。
他作为“五人小组”主要成员，似乎一直在静观事态的发展。彼时外派全国各地调查“张思之历史真面目”的人员陆续回京，据说没查到问题，老贺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他已完全明白，借肃反整我是在搞“团结”问题，也就是整他，于是急于找我面谈。
他在夜间监视我的人撤走之后，与我电话约定：在前门箭楼下见面。他穿棉军大衣，戴大口罩（日后整他时指为“化装”）。
他向我表明了四点：
第一，“全国跑遍了，没查出你有问题。”
第二，“他们想把你往死里整。”
第三，“他们还想拉扯上我，把我攻成你的后台，一锅煮。”
第四，“你沉住气，也别急，谁不按政策办事都通不过，看他们怎么收场。”
我着重谈了与斐公单独谈话的情况。他听了很兴奋，说：“顶得好！他这是冲着我来的。”我要求他在可能条件下，把“匿名信”查清楚，此事一明，他们一伙的动机就全清楚了。他说：搞这封信，是想说明斗争你的合理性与正义性，想激起群众的愤恨，这怎么可能？群众又不全是阿斗！他当时一直没说这封信是否送给了公安局侦破，我疑心，斐公在“大事”上是背着他的，只是不知他对此有无察觉？
交谈时间不长，互道珍重，分手告别。
坦率地说，老贺的态度只是让我更进一步地明确：“五人小组”并非铁板一块，斐公尽管有权决策，未必能左右一切。但老贺的态度并没有让我感到有了“后台”。我在经历着孤军奋战的磨炼，碰到有趣处，还会自得其乐，没有那么多“闲愁”。
我被一伙“群众”判了
转眼到了寒冬。那年冬温比往年低，老天爷变了脸，“左”得出奇的英雄们的调门似乎也高不起来了。为了掀起新的浪涛，不知何方高人出了个“高招”，让几个与我一向友善的小青年虚拟出一份判决，宣布我的罪状，企图作最后的威慑。
汪魁又被派来担当宣判重任。
那天会一开始，先由他发言为判词铺垫。只见这个日常细声细气的青年，满面愤容，满腔怒气，冲着我高声喊道：“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别以为你的事儿都滑过去了，仿佛拿你没什么好办法。你打错了算盘！你的所作所为，用法律加以衡量，我们作出了判决，你好好掂量一下，迷途知返，也许还有出路。大家委托我来宣读。”
我实在没有看重这种假判决，不论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当真。我在想，你会写判决，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是“逻辑学长”、“语言教师”，现在把那点初学乍练得来的本事用到“老师”身上了。世事是如此怪诞，人竟这样绝情！
这类蹩脚东西的内容无须详记，他宣读的要点是：
张某人12岁加入“三青团”，16岁参加伪军，自幼反动。混入革命队伍后，一贯反党反领导。1952年开始结成反党小集团，帮助胡风分子进行反共活动。七届四中全会后，反对中央号召团结的方针，疯狂地在机关内部进行分裂活动，后果极其严重。在刑庭工作期间，包庇坏人，对清理敌逆产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积案上万，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在研究室工作期间，拉拢亲信，打击新生力量，搞宗派活动。肃反运动中，组织上列为重点挽救（按：这一句写得好！）历时数月，不思悔改，立场顽固，态度恶劣，持续同组织对抗，坚决与群众为敌。应积极分子的要求，依党的宽严政策，应予惩处，判决如下——
至此顿住，问我：你掂掂分量，该判多少？
“罪名呢？”我反问他。
“你自己琢磨琢磨该怎么判。”
“是让我对你的判词作出估价么？”
“谁让你估价！”有人吼道。
“那我是否可以问一下，这样的判决，有什么用呢？”
“你眼里有没有群众？”另一个声音责问。
“既然是群众，哪来的判决权？刚才读的判决不是连审判长是谁都没签名吗？”
“到定案时，当然有人签署。”
“那就等审判长来定罪名量刑期罢。”
“我们是想让你明白，你的问题严重，再不回头，就只能换个地方了。”
“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我有什么问题，有多大问题，比在座诸位都清楚。”
“终于露馅了！终于承认了有问题，那就快点交代，还拖什么！”——那位擅长断章取义声调刺耳的女高音，好久不见，又亮相了。
“露馅？什么馅？我可以再重复一次，我该说的，早就说完了；与肃反运动中心议题无关的，也都说了。是谁在拖，时间会作出证明。”
我的回答招来阵阵“态度恶劣”的怒斥，但并无实际内容，一场宣判就这样在一些人的狂吼中宣告结束。什么罪？没有说。判多少？没人知道。它的作用在于：替代了几个月来历次斗争会的“闭幕词”。所差的只是没有写出主事者的战略部署与各阶段的重心，没归纳战役策划和战阵安排；还有，没道出某些人的心理活动与最终目标；当然更写不出我所经受的锻炼以及我从中学到的斗争艺术。我真的感激斐公当年的那支战队，他们在斗争中给予我的多方面的启发与引导，为我日后能够较比自如地从事律师实务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斗争真的是艺术，我从那时起，就信服了。现在讲出这点感受，是真诚的。
肃反的锣鼓收场
外调，没查到问题；内斗，没整出名堂：一切似乎都该收尾了。问题是，怎样下结论呢？
斐公领导的“五人小组”自有主张。他们先给我定个“反党分子”上报，被驳；再报个“反领导的坏分子”，被否。当年上级党委主事的先是薛子正（后来担任过统战部副部长），后是柴泽民（后来曾任驻美大使）。他们熟悉北京法院内的种种情况，又因工作关系对我有所了解，加上市委副书记刘仁对斐公的印象一直欠佳，所以不可能任由他们给我乱扣一顶“破帽”。法院五人小组无可奈何，最后作出了一个同我见面的结论，上书12个大字：“经查，张思之不是反革命分子。”看后，我难禁愤慨。人们会说，证实你不是反革命，难道不实事求是？可是，它果真是实事求是的么？怎么不敢写出12字后面呼之欲出的“潜台词”？请听我的反应——
“整肃年余，花样用尽，手段使完，甚至制造匿名信用敌特名义进行陷害，所有这些，一句‘不是反革命分子’能概括么？对这种结论，我不能签字。”
“你有意见可以写在结论上，再签上名。”
我未作思索，提笔写道：“我当然不是反革命。许多人也明知我不是。问题在于：借运动对我打击报复，直至政治陷害，对此也应作出相应的结论。”
不会有人给我重写结论。只是在“运动”全部结束之后，主管干部工作的成玉林处长对我说：你的全部政治历史，我亲自写了正式结论，王院长认为把你写得“太好了”，他不签字。他不签就不生效，同那个“肃反结论”一起，都睡在档案里了。
待到它们“醒”来，这个世道可就又生变化了。不久，就有了新一轮的“阳谋”，全国掀起反右巨浪，“反对肃反运动”便成了我的罪名，在劫难逃了。这场历练，长达20年，只能“下回分解”了。
尾 声
肃反之后，我就彻底离开了法官的岗位，但依然没有脱开斐公的领导。反右运动中，北京市法院系统俘获了包括斐公、老贺及其手下骨干在内的右派份子六十余名。
老贺划右后，我有揭发之“功”。其中致命的一击，是交代了肃反中前门见面沟通情况那件事。按照当时的政策，这种做法不仅仅是违反组织原则、破坏纪律的问题，够得上“敌我不分”的立场错误，足够划为右派了。
为此，我悔恨终生。我对他，于公十分尊敬，于私相当亲切，没有距离，更无隔膜。反右领导小组要我揭发，竟也降服，证明着我当时面对暴政本质上是个懦夫。哪有马寅老那种宁可孤军战死志不可夺的浩然正气！
老贺对我的“怯懦”持谅解态度。1958年划右以后，我们失去联系。1978年，他突患胃癌。当时他的右派问题已早于他人先期改正，重回公安局任职顾问，住在公安医院治疗。我跑去看他。老贺仰卧病榻，消瘦憔悴，只是精神还好，见到我十分高兴。他对我说，已是晚期，发展很快，已经几乎不能进食，“但今天，你带来的梨，我一定要吃一个。”我懂得他的心，没有劝阻。他艰难地、带着微笑一口一口地往下咽，我陪着，用眼泪，一滴一滴地朝下落。我们都动了情。他握着我的手，说：“人，谁都会死，不必难过。我只可惜没能为党多干点工作。你还年轻，帽子也摘了，教书这个职业很神圣，好好干番事业，争取再入党，为党多出把力。你能干，别失去机会，过去法院那些事，别再想它。没什么了不起！我就不会带着它们去见马克思！”
贺公走得太急太早了。他是第一个因早逝而给我大刺激的人，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愧疚：我害了他！……
斐公1979年初春“改正”以后，调市人大常委会任了副职。某次开会巧遇。他独自一人，早有的腿疾似乎更重了些，步履维艰。我赶上去扶着他，一阶一阶地登楼步入会场，他很感动，边走边含歉意地说：“别怪我。那时候主要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领导你们这批青年学生！”含蓄委婉，我能听懂。我回应道：“我能理解。我有些事也很不像话。”他接着说：“你转到律师上来，合适，好好发挥吧，等你的好消息。”会散，相拥而别。
回顾我对斐公，过去的一些说法、做法也实在出格，有些过分。日后提及我与他的关系，会写上想到柳亚子那句马屁诗：“不是一人能领导……”。说到底，我们都是那“一人”制造的种种“阶级斗争”的受害者，是他的阴谋、“阳谋”的牺牲！
他们此刻在另一个世界里，在那个许多人心中的理想王国，一起品茗遥指尘世吧？我思念他们。是他们，领我迈进了中国社会的门槛，懂得了一些世事。是他们，相识之初就给了我许多难求难得的锻炼本领的机遇。又是他们的坎坎坷坷，逐渐地，唤醒了我的觉悟。我似乎已经明白，该怎样地来弥补我给他们造成的不快与损害，该怎样地来弥补我在那段历史中发生的严重失误，作为对他们的永恒的纪念！
写下以上一场场一幕幕我亲历的荒诞不经的故事，既为记录历史，也希望有助于人们对此进行思考，也许还能让后来者感悟到：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思之念之不禁心痛的、我们亲爱的祖国，为人类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作者简介：张思之，律师。1927年生于河南郑州。１９４３年参加“学生志愿远征军”，曾赴印缅前线。１９４７年考入北平朝阳学院法律系。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７年先后担任北京市人民法院法官，法律顾问处主任。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劳改１５年。１９７９年恢复旧业，先后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等职。１９８０年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组组长。曾任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１９８８年创办《中国律师》杂志，任主编。参与的诉讼案件主要有：李作鹏“反革命案”，鲍彤、王军涛、魏京生等人的“颠覆政权案”等等。著有《中国律师制度》、《律师实务》、《我的辩词与梦想》等。
【往事编者的话】张思之先生当初进入法律界，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并不知道，他刚干上的这一行，已经岌岌可危了。
在那一时期，法学、法律、法制通统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的东西，受到否定、批判。法律开始变成“阶级斗争”和“阶级镇压”的“工具”。尽管如此，法律的存在仍显得碍手碍脚，不如随心所欲地推出的“方针”、“政策”方便；不如直接行使“阶级意志”（即个人意志）、发动“群众运动”（即运动群众）开展（实为制造）“阶级斗争”来得痛快有效。于是运动和斗争一波接着一波，作为“镇压工具”的司法界也不能幸免，这正是当年革命和治国的法宝。
现在看起来，作为法律界精英的张思之的法律生涯，就是一个法官不断沦为被告的过程。据张先生的描写，在“专政”体制下，运动中的司法界，如同疯人院里私设公堂，控辩双方有如聋子对话，无理可讲。每个人都既是法官也是被告，角色不停互换，今天整人，明天挨整，直到两败俱伤。
张思之先生的经历，是法律在当代中国命运的缩影。在强权之下，它也不断地沦为被告，被审讯，被判决，被践踏。张先生写道，反右时，彭真向毛泽东汇报：北京法院烂掉了。毛泽东笑答，烂掉好哇，可以再搞一个嘛。过不了多久，就砸烂“公检法”，连搞都不要搞了——只有无法无天才最得心应手。
在进入司法界之初，张先生有幸接触过司法精神的最后一丝余绪，并从中体验到法律的承续性。也许正是这一体验，让他相信司法的普适精神，并在这一荆棘丛生的领域一直坚守到现在。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今天，再来审视这种法治精神，不禁令人惊叹：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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