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我的父亲师哲：毛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父亲 | 1000人回忆录(770)【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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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哲一直觉得，他和毛泽东关系的疏远，康生等人起了挑拨的作用。师秋朗却认为，毛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父亲。“父亲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毛对苏联有戒心，把他和苏联等同。中苏关系好，父亲就吃香，关系破裂，父亲首当其冲。”2012年秋天，微风吹面，斜阳铺地的南各庄农家院里，师秋朗平淡地一语道出父亲的命运玄机。
本文首发于《博客天下》，原题为《我与父亲师哲》
陕西韩城乡下的井溢村里，14岁的师秋朗和母亲相依为命，从未见过父亲师哲。庄稼岁岁荣枯，记录着平淡的日子和父亲离家的年头。师秋朗只知父亲被抓捕，在自己出生后不久离家远走，不知生死行踪。父亲一直未归，却从国外寄来了一封信，让母女俩去延安。这封信像一抹远方的光线，改变了师秋朗往后的全部人生轨迹，脱离了生身的乡村，在革命的行列中浮沉辗转，经历斗争、理想和亲情的荣枯聚散，直到暮年之际，回到童年熟悉的田园。 “眼睛不够用，感觉那里的空气都不一样。”1938年，师秋朗和母亲贾静春第一次到延安，她如此描述当年印象。师秋朗和母亲并未在延安找到父亲师哲，他当时刚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在途中的火车站发了那封家信。但延安的见闻完全弥补了师秋朗寻父不得的遗憾，也成了她一生不曾褪色的青春记忆。“羡慕死了那些女红军，那么开放无拘束，不像我在家里，不敢说不敢笑。”师秋朗晚上和革命女青年们睡在一个大炕上，互相推选唱歌。首长和大家也很平等，从贺龙到毛泽东都很容易见到，抗大校长林彪热情地介绍她们到中组部查干部档案。这是从小呆在农村家庭中的师秋朗无法想象的。因为奶奶病重，不得不跟随母亲回到韩城家乡后，她感觉“看到天又关进黑屋，鸟飞了又进了笼子”。师哲的父亲是小学教师，师哲本人是在西安求学时加入共青团的，他的同窗好友中有后来的抗日名将、孟良崮亡魂张灵甫。其四弟师叔德也追随他参加革命。师哲的丈人有举人功名，却是韩城小学教育的先行者，贾静春从小受教育，是全县第一个拆去裹脚布的女性。但师哲的父亲脾气横暴，家族又重视男丁，师秋朗和母亲没有地位，压抑的气氛和抗战初期的延安不啻天渊。延安的革命气息，显然也使身为小学教师、曾经带头在全县废除妇女缠足的母亲印象深刻，终于决定在公婆去世后和女儿再赴延安，过另一种生活。1938年底，二人再次辗转到了陕甘宁边区，经先期到达延安的师叔德介绍，进入鲁迅师范上学。师秋朗当了文艺干事，母亲也因年纪大被选为班长。初尝革命生活滋味的师秋朗，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班级周会上批评母亲的家长作风，让母亲和同学们感到吃惊。母亲身上的“封建残余”还包括，她坚决不同意女儿改掉“师秋兰”这个显得旧式的名字，为的是将来父亲师哲可以找到女儿。其后因国共关系交恶，地处交界小镇马家堡的鲁迅师范迁往延安，师秋朗就此与参加工作的母亲分开生活。最初的新鲜过后，此时的她尝到了革命阵营里的别样滋味。先是在马家堡上学期间经常“打游击”，半夜紧急集合离开驻地，在不知名的大沟里过夜，洗脸漱口都在河沟里完事。有时在破庙里借住，负责办壁报的师秋朗，把文章别在一块布上背着。黑板则由男同学负担，到地方往树上一挂，布匹展开，就算上课办报。学生半年就算毕业，分配到农村办学校。都是如师秋朗这般十三至十六岁的少年，被派到某个山村，拿着一封介绍信去做群众思想工作。群众同意后才会腾出一孔柴火窑，宿舍教室都是它，动员农家小孩来上学。老百姓觉得上学没用，影响劳力，往往不配合。白天教小学生，晚上还要动员一身疲惫的成人上夜校。最尴尬的是有人遭遇农家妇女的调笑，说“小老师，你还教我，我的奶都把你养大了”。师秋朗的同学们经常是“白天教学生，晚上蒙被哭鼻子”。师秋朗是班上仅有的两名女学生之一，因为怕出事，没有分配下去。但在并入边区师范后，尝到了另一番苦头。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校领导将军事化充分体现在两干一稀的吃饭上。中午学生们在大太阳底下喝烫稀饭，哨响开吃，十分钟后准时吹哨结束，剩饭不许再动，统统倒进大桶。学生嘴皮烫破肚子却没饱，很多人生了胃病，师秋朗即是病号之一，骨瘦如柴。母亲将她送入边区医院治疗，没有医生和药物，只有护士每天量一遍体温脉搏，病号饭是面片汤。住院一月，师秋朗病情加重，母亲要求将她调去自己任教的安塞完小教一年级，就近照顾，调养身体。在延安，师秋朗遇到的另一件不解之事是入党，“我认为到了边区干革命就是共产党，怎么还有我看不见的组织。”师秋朗不知道，此时她的母亲已经入党，经常开秘密会议。对师秋朗来说，这个组织怎么加入，后悔了怎么办，都是问题，只是不说出来。以后到了自然科学院，党组织公开了，看到身边很多同学入党，而且往往都是表现突出的分子，师秋朗才开始考虑争取入党。但还有一项顾虑，像沉重的石头挡在她面前。“假如被敌人抓住，我能否经得住不叛变？如果顶不住，不如不加入。”十五六岁的师秋朗，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一直到读了烈士传记，觉得别人为了信念可以意志坚定，自己为什么不能。有了信心才开始申请，终于在1943年入党，此时距来到边区已经四年。师秋朗入党的心理关口，父亲师哲1924年在西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也曾面对。入团前夕，19岁的师哲被组织派人领到西北城角的刑场，地上尚有一摊摊处决人犯的血迹，来人问师哲怕不怕？师哲回答不怕，才获得入团资格。在安塞完小的窑洞里，师秋朗和母亲一起等来了久违的父亲。 一个春天的中午，一辆少见的小车来到了小学窑洞所在的半坡，车上的任弼时和李富春是去安塞清凉洞考察中共七大会址的，却受了新回国的师哲委托，顺道前来探寻妻女下落。汽车返回时带上了师秋朗母女，在任弼时的窑洞相见，师哲惊呼“天哪，你们是天上掉下来的”。师秋朗却躲在角落里不知所措，她完全不认识这个同样是“天上掉下来的”父亲，觉得比延安的其他人都远，像一个外国人。这是在苏联15年生活带给师哲的气质。回延安的第一次见面，他曾受到毛泽东的讽喻：“不仅要能吃面包，还要能吃小米子。”1925年离家逃亡后，师哲在河南加入国民军，不久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在军事学校就读后，又到格别乌受训，此后远赴西伯利亚工作。直至任弼时访问苏联，师哲才作为秘书随行返回国内，留下了一个俄罗斯族妻子和一双混血儿女。这些，都是师秋朗后来慢慢知道的。与此同时，重聚不久的父母面临离婚，母亲多年心底的担心变为了现实。离乡多年做派洋化的师哲，觉得贾静春守旧土气，正像当时延安流行的一个指称旧式妇女的名词“土包子”。师哲的情意转到了从沿海大城市来延安的“洋包子”身上。井溢村中多年的持家等待，母女俩不远千里赴延安的寻访，不足以挽回这颗在特工生涯中磨砺过的心。离婚后的贾静春和从自然科学院毕业的师秋朗一起分配到承德边区政府，此后一直单身，直至建国后担任侨联工作，才由上级撮合与一位长年单身做地下工作的美国华侨结婚，彼时两人都已年近花甲。婚后数年继父离世，母亲独自生活。在延安的师秋朗可怜母亲，更觉与父亲无话可说。师哲回忆录中不乏温馨的情节，如女儿为父亲烤馒头片、读苏联画报，对于师秋朗来说都属勉强。“隔着窑洞的门帘，我能喊一声爸。当着面，却怎么也喊不出来。”当年带头剪裹脚追求妇女解放、又在延安入党的母亲，被革命的父亲离弃，在延安晴朗的天空下发生的这段情节，是未成年的师秋朗没有想到的。
《师哲回忆录》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作为一名传奇式的人物，师哲的回忆提供了一些独特的史实，尤其是苏联方面的人与事。1929年，师哲由访苏的周恩来安排，进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受训。格别乌是内战时期“契卡”的继承者，著名的“克格勃”前身。师哲不是苏联情报系统为中共培养的第一批红色特工。他的学长们包括1926年受训的陈赓、顾顺章，还有后来成为汪伪特务首脑、著名的“极司菲尔路76号”主人李士群。顾顺章叛变导致上海中央被破坏，致使师哲1931年回上海的计划成空，被迫长期滞留西伯利亚为苏联安全部门工作。师哲的主要任务是审查间谍和监视处置越境的中国人。抗日将领马占山赴苏后被宣布为汉奸，曾吓得在师哲面前下跪，以后师哲曾充当软禁马占山的“监护人”。值得一提的是，师哲原拟回国赴湘鄂西根据地贺龙部队任政治干部，受阻后中央改派了夏曦。此人将苏联的肃反变本加厉带到根据地，整个部队只剩下3个半党员。贺龙哀叹“人都杀光了”，师哲评价“此人极左”。由于忠诚能干，师哲晋级为上校，获得了一个苏联名字卡尔斯基和苏共预备党员身份，并作为办案人员亲历苏联大清洗。“大清洗”中，师哲过手了大批肃反案件，自述“不知道究竟肃了多少，只觉得下面报上来的案子太多，光看案卷也看不过来，陷入迷茫之中”。他的内务部上级们的指示则是“随便吧，只要不把自己办进去就行”。这个“最低要求”并不现实。提拔师哲的老上级、西伯利亚内务部部长被枪决，领导过师哲的科长和处长人间蒸发。作为苏联情报系统中的中国人，师哲能够躲过肃反，实属幸运。曾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与师哲同在格别乌长期同事的王仁达，在大清洗中被入狱流放。上世纪50年代师哲陪领导人去苏联，辗转寻获其下落，王于1956年才回到北京，不久病逝，与师哲缘悭一面。
大清洗高潮中，身为外国人的师哲终究难免出局。1938年苏联出台政策，禁止一切外国人在内务系统任职。幸亏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长任弼时接纳师哲为政治秘书，最终师哲在1940年3月跟随任弼时经新疆回到国内，结束了15年留苏和9年“克格勃”生涯。在中共赴苏人员中，师哲留苏时间之长、在安全部门工作之久和职位之高，极为罕见。师哲回国不久，正好赶上整风、抢救运动，得以“发挥专长”。1943年是个多风沙的春天，在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上学的师秋朗，眼看着身边的老师同学一个个被打成了特务。补习班里大都是革命干部的子女，最初在院长徐特立主持下学文件，联系实际互相检讨，师秋朗尚未觉得异常；然而后来西北局派来的工作组取代了徐特立，车轮战和逼供替代了“和风细雨”，气氛肃杀。自然科学院所有的老师都被打成特务，无一幸免，接连投入保安处监狱。精神重压之下，一个男老师上吊，一个女老师服毒，吞下收集起来的火柴头。连一个炊事员也投了井，学生无人上课，吃不上饭。自然科学院的抢救发展到后来，徐特立看不下去，不顾“靠边站”的处境与工作组争论，并向毛泽东犯颜进谏。据师哲回忆，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也向毛泽东提意见，说都是一块滚过来的革命干部子弟，怎么会成了特务。奇怪的是，补习班和学院草木皆兵之中，师秋朗既未被“抢救”，又非积极分子，只觉得迷茫，“眼中觉得的好人，组织上说是特务，不能相信，又不能不信”。其间师哲赴关中出差，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派人将师秋朗接去，问师秋朗是否批斗对象或积极分子？师秋朗答曰都不是。李富春再问那你算什么？师秋朗说不算什么，不知道为何自己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李富春当时身处抢救运动中枢，表现抢眼。但对师哲之女，他自然另眼相待。此时的师哲凭借苏联内务部门的深厚资历，成为社会调查部长康生麾下骨干，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在西北局干部系统“抢救”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师哲与贾静春离婚后，第三任妻子周惠年是此时康生的秘书，不乏政治联姻意味，二人关系紧密亦可见一斑。在一盘棋的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干部人脉因素仍在发挥作用。除了女儿，师哲的受惠者还有四弟师叔德。师叔德早年被捕后曾在南京反省院被关押，抗战后出狱，成为其履历上的疑点，最初被列入了抓捕名单。师哲自述，康生当着他和保安处长周兴的面，在一份名单上拟抓捕人名下打“0”，送行政学院集中审查者打“.”，师哲在打“0”名单上意外看到“师叔德”的名字，脱口而出“是我四弟”。康生立即拿过名单划去，师哲又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就----”，康生随即又把“0”换成“.”。师秋朗得蒙庇护，母亲贾静春却未能幸免。已和师哲离婚的贾静春在延安县工作，该地由康生妻子曹轶欧蹲点，运动火力猛烈。1938年再赴延安途中，贾静春为打听师哲消息曾探访过从苏联东方大学归国的王友志，王当时参加了国民党，贾静春因此被车轮战围攻要求交代。师秋朗回忆，运动后期正逢河南大灾，许多灾民逃荒到延安，当时正逢各单位组织看戏安抚人心，刚获甄别的贾静春扮演一个受灾妇女，借机在台上痛哭一场，发泄冤屈，观者无不动容。人犯押入边区保安处监狱由师哲直接经手。据师哲回忆，社会部在制订《审讯条例》时，对于是否用刑发生争论，师哲主张不能刑讯获取假口供，康生大为恼火，称要“逼供而不信”。打骂冻饿、车轮战、假枪毙在延安大行其道，边区保安处监狱所在的凤凰山半坡日夜鬼哭狼嚎，闻者色变。师秋朗对父亲的身份感到厌恶。她直率地称父亲和他的人是“特务”。有次师秋朗去进出边区贩货的大车站买肥皂，这里往往是保安处的监视重点。师秋朗的行踪随即被报告给师哲，引起师秋朗极大的反感，心想“你搞情报搞到我头上”。师秋朗说，父亲在审讯中没有亲手打过人。师哲自称，他本人多少和保安处其他人有所区别，譬如周兴是“提着棍子审讯的”。此人在江西苏区肃AB团时就是积极分子，曾因屈杀人命被留党察看。处长如此，示范效应可知。师哲在抢救运动中也有得意之笔，就是为习仲勋的“特嫌”洗冤。当时从关中地委调任绥德的习仲勋，被破译的敌特电报提及名字，说他已被发展为提供情报的特务，任弼时、高岗和康生为此一起布置师哲前往关中地区调查。师哲通过抓“舌头”，确认所谓习仲勋被发展为特务出于敌特虚报成果邀功领酬，由此使习仲勋避免了危机。或许由于在抢救审干中表现能干，师哲上调社会部。与康生的上下级配合，证明了“克格勃”出身的师哲可以适应延安情形“吃小米”，却也为他后半生的蹉跎埋下了伏笔。
建国初期的乔冠华、王稼祥、师哲、周恩来、张闻天、黄华、李克农、陈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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