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先生2009年8月18日去世，我是8月20日得知这个消息的，说起那天的巧合还是有点让人吃惊。
那天下午我在新浪录一个“共和国60年”的访谈节目，谈的内容是胡风的政治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我第一次对镜头朗读这么多别人的诗句，虽然只是一些片断，但那些诗句今天读来仍然震憾人心。做完访谈，我回到办公室，包里放着胡风的长诗和一本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小册子。这本册子是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摘录了一些胡风当年和朋友们的通信片断，白色封面已经泛黄，其中的字句依然醒目。
我还沉浸在对胡风命运的哀伤中，这时《环球人物》编辑打来电话，告知舒芜去世的消息，那一刻我是震惊的。虽然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但对我来说，仍像某种启示。编辑嘱我专栏就以舒芜去世为题，我最初有些心理排斥。虽然几个月前，我曾惦记过写一篇舒芜的文章，顺着章怡和写黄苗子和冯亦代的思路，梳理一下当代知识分子“告密”的源头。但当事人刚刚过世，怎么写竟成了一个问题。
这些年来，因为现实中看到的一些状况，倒让我频繁地想起胡风先生来，我重读了与胡风有关的一些史料。胡风先生去世很久了，我在心中却时常对他怀有一份哀悼之情，好像他刚刚才离开我们。好像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的命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仍是一种警示，我哀悼的或许不是胡风，而是从他开始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牵出一个线头，这根线绳却如此结实而漫长，一直绵延到今天，看起来还要绵延很久。一代代知识分子，似乎总也没有走出过笼罩他的那片阴影。
舒芜先生走了，我也是哀伤的。虽然这份哀伤，没有我如今对胡风的哀伤那么真切，甚至带着一丝恍惚。早年因为好奇，我搜寻过很多舒芜的文章来读，不能不说他的才华和功底在他那一代文人中都算出色的。包括那本被人诟病的《舒芜口述自传》，除了与胡风有关的文字外，写得也很好。或许因为舒芜对自己的才华过于自负，他反而没有胡风那种非常明确的价值追求，所以也少了那份对价值的执着与笨拙。
没有人会否认舒芜的聪明，正因为这份聪明，使他比别人更明白在一个时代中，那边是光荣榜，那边是耻辱柱。他过于急切地想登上一个时代的光荣榜了，然而他的哲学功底却让他没有想清楚一个问题，某个时代的光荣榜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耻辱柱，而一个时代的耻辱柱，则可能变成历史的光荣榜。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依然没被很多知识分子弄明白，所以舒芜的命运是值得很多人哀伤的，我们哀伤的其实是知识分子大好的生命年华，竟然必须耗费在这样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上。
在胡风事件中，舒芜的“反戈一击”和“交信”事件，是当代史无法绕过的一块礁石，也成为对知识分子极具启示的一个寓言。即使舒芜去世了，媒体仍纠结于他的“犹大”身份。聂绀弩曾说过一个“犹大”和“总督”的比喻，当指向总督的手指会被折断时，人们只能把手指朝向犹大。但“犹大”自己是不应该迷惑的，纵然有各种理由，只为了还给受难者一份道义和尊严，自己也应该有虔诚的忏悔。如今人们或许已不在意胡风、路翎、吕荧、阿垅、绿原等人所遭受的苦难，但这些苦难却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财富，他们其实在代所有人受难，代那个时代的人，也代今天的人。
舒芜在“文革”后学术思想又有过一次紧急掉头，他开始强调对“五四”精神的回归，然而我对他的这种转向，依然是有些迷惑的。我是不相信那种不直面真相和罪恶的和解的，因为如果没有对真相与罪恶足够的揭露，人们终究无法达成对正义和良知的清醒认知，这时的宽恕与和解也是无力的。学问不仅仅是思想，还得成为血液，舒芜与胡风、路翎等人的差别，最终还是血液的差别。果然我从他晚年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一些文字中，读出的还是《重读〈延安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中的那种思维模式。虽然话语体系变了，但从他思想的过程中，竟读不出一点困惑或怀疑。我终究觉得这依然还是一种追求畅达的聪明。是笨拙，还是流畅，我想这也是区别一个思想者真假的重要标志。
舒芜先生原名方管，是安庆桐城人，在我的老家安庆太湖旁边，也算是同乡了。在桐城方姓是一个大姓，后来读舒芜的书才知道，他与出过方苞、方以智的“桂林方”并非一支。他的方姓在当地被称为“猎户方”，祖先以打猎为生。这支方姓只出过方东树这样一个大学者，再往后可能就属舒芜比较有名了。考察这个渊源，倒能感觉到舒芜做学问的方式中，还是有些猎户特征的。
胡风1985年就走了，舒芜也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到天堂中，是不是还会形同路人，或者来一次完全坦诚的争论。虽然他们两人都走了，但他们留给历史的话题却不会完结，会引领着一代代知识分子思考自己的命运。直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永远地从我们身边消失。
| 六根为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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