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当代中国文学与记忆中的道德自相矛盾

 RFA 【404共和国】20240215

当代中国文学与记忆中的道德自相矛盾，集中表现在作家对“自我”的定位，出发点是真诚还是虚伪？追求的是良知还是利益？最终，作品的人生态度，是真实、坦白，还是自私、玩世不恭？

辨别的标准，只看作家怎样反省自己：仅仅是受害者？或也是帮凶？或甚至就是迫害者？反省的深度，直接呈现出作品的真诚度。

若干年前，《红杜鹃》、《红高梁》、《红浮萍》、《红玉兰》①等一大批当代中国回忆录或自传体小说“走红”世界。这些作品中，充斥着各种政治运动：反右、大饥荒、劳改农场、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八十年代“清污” 、天安门大屠杀……作品弥漫着苦难，作者们正义凛然，面对政治压迫，他们是受害者兼控诉者，对迫害的哭诉，收获无数同情时，也收割了众多版税。政治光环和市场成功，并行不悖。唯一的问题是：它们真实吗？

1991年，过去的右派、在新疆劳改二十年后回到北京、从1986到1989官拜中国文化部长、1989年后被免职的著名作家王蒙，做了一件大事，把官方杂志《文艺报》告上了民事法庭。理由是《文艺报》发表文章，批判王蒙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影射中国政府固守传统、反对改革。那篇小说，写了一家人的争论，是否该把中国传统的吃食稀粥，改成西方进口的牛奶面包，最终全家只能服从爷爷，稀粥传统不许变！可在王蒙告状这儿，问题已经和小说没什么关系，他从“告状”行动，收获了“一石三鸟”之功：一，民间看形式，王蒙以个人起诉官方刊物，顿时赢得民间和国际一片叫好；二，官方看“主题”，王蒙控告《文艺报》指责他批评当政者，而他要为自己正名，我没有那个意思；第三才更绝，这位老政治“运动员”，早精明算准了，法治残缺的中国，绝对不会有任何一家法院，受理这个案子。所以，他这投资，纯是获利，却毫无风险。当年我看到这新闻，不得不叹服：中国作家太聪明了！

时间推到2023年，习近平在中国再现文革，中国作家“被禁”，再次成为国际时髦话题。某位住在国外的作家，时时把“被禁”挂在嘴上，通过西方媒体，给自己煽情地宣传。而事实上，她的书，至今仍摆在中国书店醒目的位置上，更在购书网站大卖特卖。她家的晚餐宾客，一片“粉红”，包括中国大银行驻国外总经理，因为要他帮忙打理国内银行事务，整晚席间免谈政治。同一个冷战意识形态，对外是商业广告，对内是沟通官方的“私房话”，目的永远不变：为自己谋利。这精明自有回报，那些电视肥皂剧式的畅销书，刚好投合大众口味，也对官方不构成任何威胁，因此几十年里，给作家带来巨额利润，她自称曾是“一指禅”，走遍中国，随便一指任何东西，无论多贵，很快就有人买好送到手上。而她的豪宅名车钻戒美服，价格之昂贵，更绝非西方同行能望其项背。

连最与商品绝缘的中国诗歌，也能渗透利益味儿。有的诗人，顶着“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头，甚至被当成某种象征，在西方博取荣誉。可2019年，作为香港某大学教授的他，目击香港百万年轻人上街，抗议中国政府强加给香港的“国安法”，却装看不见，一声不吭。另有诗人，给自己戴上“我对美国诗歌影响深远”的桂冠，可作品空洞油滑，虚假无聊，只剩满口“大国写作”的屁话，定睛一看，那无非在为习近平“当代盛世”煽情，也顺带夸耀了自己终于混上的教授地位。

回到前面对回忆录之类写作的提问：它们真实吗？回答是：不！原因很简单，当所有人都努力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那谁是迫害者？文革之类全民族的惨剧，难道能仅仅归罪于几个祸首？无自我反省能力，就看不见自己道德上的自相矛盾，甚至更糟，靠贩卖噩梦去牟利。那大批因袭好莱坞“英雄反抗”模式的所谓自传体写作，与其说是良知的榜样，不如说正是对良知的背叛。

这些中国作家，都是从中国被扭曲的记忆中走来的，但几十年过去，理想主义的光环黯淡下去，他们的说和做，已经和当年的迫害者一模一样。同一个阴影，抹去历史，取消了时间。也许，我更该问，他们愿意去感受自己的自相矛盾吗？抑或早已认命了——利益在哪，他们的“命”就在哪儿。混乱的世界上，思想有什么意义？以自私+玩世不恭为原则，才能毫不犹豫地抓取眼前利益。这里，哪有矛盾可言？

被扭曲的记忆，在新一代人手里，被扭曲得更狠。文学呢？除了装饰谎言世界，谁需要它？当代中国文学，是数码化洗脑的汪洋大海。这个奥威尔《1984》的活标本，只配作为人性和良知的反面教材。

历史由人组成，由活生生的思想所填充。我得强调，这些作家决非“没有思想”，反而是清清楚楚的算计和选择，只不过选中了权+利，为此放弃掉其他。

我不得不把这也称为一种“真诚”的态度。因为作家们真诚地选择了站在不真实（和好处）一边。他们看透了，二十一世纪的共产集权和西方大资本，早已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权无利者，遭遇的是一个普世权+利大同盟的压迫。那么，加入这歪曲的历史，中国作家们就只需埋头在虚伪之路上疾奔，再也不必为自己开脱。

还有真实呢？文学不要表达真实吗？但，掏空了“自我”的内核，哪有“真实”可言？唯一的“真实”，只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罢了。所以，习统治的中国，仍是红军长征和“长津湖”的一统天下。从被前苏联歌曲催眠的广场舞大妈，到满世界乱窜的畸形“小粉红”，之间没有代沟，他们认可的，是同一个宣传版的“历史”。

自我反省能力的缺失，使所谓“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成为一场完全的失败。它将印证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一切方面。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虚幻繁荣，其实只是偶然，而专制集权+全民精神空白，才是它的必然和常态。中国，今后必定长期充当邪恶轴心集团中最顽固的角色。

我自己也不该自封清白。正像我和俄罗斯作家索罗金谈话时说的，我们体内，都揣着“昔日的恶魔”。一遇机会，就会演出背叛良知的变形记。即使远离中国，我也常在是否该清晰表态时犹豫不决。但我至少要求，每部作品必须是一种追问，把自己逼进更深的死角。我的诗都是《罪恶研究》，都在挖掘自我内心那条隧道，非挖到人性的黑暗那一切灾难之根不可——

这首诗里无人  只剩所有人

面对罪的镜子  恶的镜子

李商隐的眼泪与我们无关地流淌

谁是谁的赝品  镜中诅咒的幻象

认出唯有分裂是真的  在一块礁石上撞碎

在一场大雾中弥合  孱弱的回声

抹去又抹去  从白雪到桃花  听着

没有内心的吟哦  一个历史从空的躯壳里起身

无痛地踅出自己

我们从来就这样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