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摄影：林豆豆
歪脑 02/05/2024
歪脑 02/05/2024
2023年6月，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协）干事吴卫东组织了一场护老者请愿，要求政府改善长期居家照顾老年人家庭狀況——那是香港新冠疫后的第一场公开请愿行动。其实连同社工及护老者，现场只有寥落零丁的四个人；而警方则以超过十人以上的阵仗戒备。警员胸前装置了摄录镜头，对准他们，录影并且计时，国安人员宣读《国安法》条文，提醒他们不要干犯国安法。事后吴卫东回忆，有感政府"小题大做"。7月他组织另一场只有七人的露宿者请愿，相同的情形再度重演。
他无奈地说："无论是无家者，还是护老者，都是被侵害的人。试问弱势者怎样侵害国家？那是很遥远的事。"
自2020年6月30日港区国安法生效、三年疫情解禁后，香港游行集会与请愿的形式与规模，有别往常。吴卫东有感，连自己这类守法的非牟利团体，公开发表想法时，也必须慎言戒惧。"例如当我讲一段话：无家者的权利被政府侵害，我们哪有时间，哪有能力去侵害国家？我讲完这句话，会否引起有关方面的意见？虽然我讲事实，也担心有人认为侮辱、侵犯国家？变相也有一点（言论上）压力。"
"我们是守法组织，50年来关注贫穷、住屋等人权问题，而我们一向都以倡议角度，表达意见而已。"吴卫东重申，社协关注的议题，从来不涉及政治元素。吴卫东表明，受各方限制之下，比起疫前，他们集会游行示威的次数少了很多。
以往以游行集会，表达民生诉求的门路，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这也是不同的民间组织、NGO所面对的新常态。包括应三八妇女节，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原定在2023年3月5日，发起疫情复常后首次游行集会，原本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其后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在专页声明中却最终还是表示无奈之下，被迫取消："协会已竭力为落实行动而作出修订协议，但结果仍不能如愿。"；五一劳动节，清洁工会及物管工会总干事杜振豪与前职工盟总干事黄乃元，本来以个人名义申请游行，其后黄乃元疑因受到来自警方的压力，"主动"取消了游行。
杜振豪于社交媒体上表示，黄乃元一度失联，后来"情绪崩溃"、"显然承受了巨大压力"。因受限于《港区国安法》第63条，他们并无办法透露详情。
新常态下的几近消失的示威游行
2023年三月初口罩令取消，3月26日香港将军澳一个屋苑的业主委员会成功发起疫后首次游行，反对在该地区的填海工程。游行虽然取得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唯限制处处。例如游行队伍要自行拉着警方封锁线，走完全程；每个人更要挂上号码牌，不许戴口罩等蒙面物品，严禁其他市民中途加入；人数限制在一百人以内。
游行申请人、将军澳民生关注组召集人陈展浚其后接受电台访问时说，参加游行是市民的自由，挂颈牌和索带围封是不合理要求，形容有如"被圈养的猪"，以及"犹太人戴的臂章"。另外，在游行前，警方向他表示，游行前要全面掌握游行标语及口号的内容，也不希望游行人士穿黑衣。
吴卫东评估过这些游行的"条条框框"，要求非常高，其中一个是参与者不许戴口罩，必须挂号码牌。"他强调，以往的游行示威没有要求一个人要表露身份。"假设我因为房屋问题想投诉，但如果游行时戴了名牌，表明身份，你就有个代价。我怕得罪业主，他不让我继续住，搞到要流落街头；或者雇主知道我是无家者，无理解雇我？中国人都有一句，民不与官争。以往游行，他们都不敢表露身份，尤其我们关注贫穷与住屋问题，参与者是有压力的。"
清洁工会及物管工会总干事杜振豪提到，就五一游行，他们亦与警方谈及这类规限。"一旦接受了这些条件，就不会有人来参加。很多人为什么想游行？因为可以匿名参与。我们不想开坏先例，也不想接受这些不合理的规定。"他猜想，即使他们接受，游行申请也一定失败。因为不只他们申请的五一游行被迫取消，连工联会及劳联两大亲官方的建制派劳工团体，随后也取消了游行。
"游行集会的空间肯定不像以前，政府未必完全禁止，可能让某些干净背景的团体，或者所谓干净议题，在受控范围之内，让你偶尔做下。但大部份情况你都不用想了，（政府）不想这些大型的游行再次出现，就算不是我们组织，他们（建制派）也一样都不能，你怎么解释？"另外，他认为游行的意义比以前少了很多，以往希望可配合立法会议员，尝试施压予政府。他反问："但现在配合谁？"
香港彩虹创办人、曾任屯门区议员的张锦雄曾经希望香港终有一日有同志游行，也像美国加拿大那样，成立同志的社区中心。2008年，香港第一届的同志游行，由香港女同盟会丶香港彩虹丶午夜蓝丶学联社会运动资源中心等四个团体成立的"香港同志游行2008筹委会"举行，当次主题为"骄傲爱上街"，有一千人参与。更早的历史基础，是来自2005年"国际不再恐同日"，由香港同志团体，包括香港彩虹。他们在香港东角道举行了小游行，当时参与的人数是320人。那时社会风气仍然保守，参与的同志无一不戴上面具、隐藏身份参与。
2019年，香港同志游行首次未获批准，只准许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集会。2020年至2022年因疫情影响，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2020年的游行改以线上活动进行。而2021及2022年则以"市场"形式进行。2023年虽然政府已撤下防疫及口罩令，香港同志游行继续改以线下室内活动进行，如展览、摊位及工作坊。根据BBC报导，游行筹委会并没有申请2023年的游行。因为眼见大环境气候未稳定及明朗，也顾及参与者的身心安全，于是有此决定。
张锦雄说，香港同志界过去两年在街头运动几乎绝迹。"同志平权运动，基本上就是民主、人权、平等运动里其中一环，当整个大社会空间被收窄时，我们看到业主想讲填海议题，或者工人想讲劳工权益，都很难搞游行，同志身份就更难了。本来同志身份就不容易"出柜"，大家唯有却步，用另一些形式去做。"
而"出柜"与"游行现身"成了微妙的双生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游行是如此重要。张锦雄形容是游行是性小众"充权"的过程："歧视是由无知而来、由偏见而来，为什么那些人无知和偏见？因为他没有机会接触，没有机会见到。同志平权运动讲到最后，就是come out（出柜），从台底浮上台面，让你看到；讲到最后是曝光，就是现身。"
他例举另一影响，以往游行路上，有同志或性小众"半come out"，只愿意走在行人路边，或者在天桥上面望一下而已。"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勇气，勇气也不是会一下子去到100分。我记得有些访问，令人很感动，原来有人光是见到一片彩虹旗海，就很激动，觉得自己不孤单、这世界是有平等。那是一个充权的过程。"然而，悉日浩浩荡荡在阳光下"集体出柜"、张扬在大众的视线中，宣示人权、平等与爱的同志游行，如今看来似乎难以再见。
此外，游行也是同志运动建立盟友，还有突破同温层的过程。张锦雄说："今天你们支持同志游行，他日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我们性小众团体又去支持码头工人，少数族裔的团体等，然后发觉，原来我们都是环环扣连。没有民主，哪有民生？我们都在民生下面，都在人权事务下面。"
过去在土地及环保议题深耕的"守护大屿联盟"召集人谢世杰认为，当游行、请愿这种民主规划式参与，空间越来越少了，对社会长远的影响甚深。"我们平时在游行，有很多不同的团体，有不同的声音，赞成你或者反对你，大家都在同一条队里面走，那种多元和包容性植根在民间组织、社会里面。你越明白对方的处境，对社会共融是有帮助的。现在变成你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你，不单止市民和政府之间的割裂，群体之间的那种理解也变差。大家越来越事不关已，因为控制不了，改变不了，市民对政府，或者整个社会的归属感、团结，只会越来越割裂。"
杜振豪觉得国安法全面地影响所有事情，不只是政治层面，也包括民生。他形容，没有游行集会，只是社会其中一个病症。"例如我现在游说工人加入工会，他们也可能害怕，问行不行？自己会不会进了黑名单？然后我回答不了，没有人能回答到这些。你问是不是和游行集会有关？其实可以说没有关系；但你说没有游行集会，是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也不是，也有一点点影响，但不是最大影响。最根源的问题就是国安法，令到很多人（因不谙其红线），活于恐惧之中，也令香港变得很不同。"
劳工议题的失地
【图略】2023年3月5日，香港，警察正监视在领事馆外抗议的印尼家政移工。警方指出他们的抗议存在"暴力团体"的风险。 (AP/Louise Delmotte)
2021年10月3日创立了31年的职工盟解散，前职工盟秘书长，也是职工盟创办人的李卓人被控《港区国安法》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押至今。杜振豪作为职工盟前干事，在职工盟解散后，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关注清洁工及保安的劳工权益。
他形容，"清洁工会及物管工会"作为在公民社会"未断气"的团体，也由于职工盟属会的历史因素，工会组织的活动空间大幅收窄。"你自己不怕，工友也会害怕。"职工盟高峰时有97个属会，超过19万名会员。然而在职工盟解散后这几年间的改变，杜振豪举起一个手掌，说："现在能连结到的附属工会数目，一只手数得完。"
他解释，在职工盟解散前，上百个工会可以分为几类，包括在职工盟成立前已存在的独立工会，例如国泰、九巴等，本身已是独立自主运作，所以职工盟解散后，影响不大；一类是挂着职工盟的牌头，其实本身不算活跃，比较低调，如公务员工会或者社福机构的工会，在职工盟解散后，就断了联系。第三类是由职工盟同事90年代开始，负责组织与创办的基层工会，包括保安、清洁工会、饮食，地盘工会等。"这些基层工会自立能力低一点，同事参与和主导的成份高一点。现在大厦将倾，大家都各散东西，同事没办法跟进的话，那就甩掉了；当然哪怕同事想跟，都不代表能扶持到。"
这几年他面对组织工会的困难在于钱及人手。"你本身过往可以申请的资助，再没有人会给你，因为敏感。但是这两年发现，钱（虽然）是一个问题，但最麻烦反而是人的问题。"他说，过往职工盟有一个团队，大概20人，现在大部份同事各散东西，少部份同事就尝试留在自己跟进的属会工作，变成各自为政，单打独斗，而且很难聘请到新同事。"过往我们一组人做事，现在最多就一两个，对新同事的要求高了很多，所以种种困难之下，活动和工作的内容都缩减了很多。"
杜振豪灰心地说："在以前，劳工干事就已经是没有前景、没有出路的行业，现在更加是绝路。我们这个界别几乎和议员办事处的职员差不多，全行都绝迹了。"
输入外劳是近年最重要的劳工议题之一，但各界工会的声音薄弱很多。杜振豪提到，以往职工盟是一个工会联会，做很多跨行业的倡议，以及与不同行业工会的联系工作。"现在我们没有一个平台，给不同的工会联合去谈，表达不同的声音出来。我们这方面阵营几乎零声音。当然一方面职工盟解散了，第二方面，现在的政治环境令还存在的工会，不敢走在一起讨论。"他补充，以往的公民社有一种联席方式，如讨论劏房、土地或者劳工议题等，不同团体形成联席，取得民间共识，再去跟政府谈。
"但现在这种联席的玩法，随着风险越来越高，愿意参与的团体也越来越少。"工会之间的联合交流弱化，倡议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
这几年，杜振豪不是没有观察到工友的恐惧，从外在政治环境，延伸至工作环境，在应对劳工权益不公时，工友倾向选择反抗，还是息事宁人？"以前你被公司欺负都好，会有公平的制度帮你去争取某些东西，现在你对那个公平的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觉得算我被某个公司欺负，我去找政府，找议员求助，他们可能不会帮我？我本来已经无助，当公平的制度都不存在，我更加不敢出声。不要说集体行动，只是个案投诉，你也要冒风险。我觉得，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崩塌，当然这可能是适应（国安法）的时间，在没有那么疯狂时，大家或者多一点信心。"
环保议题被定性为"软对抗"
2023年2月16日环保团体"绿色和平"与"本土研究社"发表《问题岛途：从全球大型填海工程看明日大屿计划的危机》研究报告，检视过去三十年全球大型人工岛或近岸填海项目，面积约1,000公顷或以上的填海工程，烂尾率达77%，担心"明日大屿"引起"财政和生态危机"，希望可煞停计划。同日，香港发展局便发文指环保团体"立场行先"，有抹黑误导之嫌，"呼吁他们切勿以危言耸听的歪论窒碍香港的发展。"
同月，《文汇报》在头版报导，建制组织"元朗监察议会联会"指，有11间环团借环保之名进行筹款，散播仇恨政府的言论，其中也包括"守护大屿联盟"。谢世杰说，自己早被官媒"点名"，指他假借各类环保议题，盲反政府。"民间组织越来越难说话。即使明日大屿与政治无关，但官方也认为你是软对抗。"
"守护大屿联盟"在2014年因前特首梁振英《施政报告》宣布，将大规模开发大屿山及其周边海域，同年由环保生态保育协会、大屿山爱护水牛协会、大澳永续发展教育工作室、创建香港、环保触觉、守护大屿山联盟组成联盟，宗旨为"从民间角度探索大屿山的未来路向，冀盼与公众一同守护香港最后一片净土。"
他们在最近一次立法会请愿行动，已是2022年12月29日，因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明日大屿"发展项目。当日，连同谢世杰只有三人现身。
谢世杰说："国安法后，有参与的朋友离开香港，有的觉得不太适宜太过高调。各有考量，在风险判断上，各有各想法。有的团体参与度没那么高，有的慢慢由一个团体代表，以个人参与为主。"
与劳工政策倡议相近，由于议会中没有民主派议员作中介牵线或者施压，关注土地与环保的团体，难以向政府部门表达意见。现在政府不再就全港议题，谘询区议会，加上大部分民主派区议员离职，媒体及公众的关注也越来越低。
绿色和平项目经理朱江曾接受传媒访问时讲过，他们不会取决于对方的政治背景而选择倡议对象。他例举，如亲政府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佩帆、香港新方向议员张欣宇等，他们都关心全球暖化，绿色和平不会放弃游说和与他们建立关系。
问及谢世杰，与建制派议员合作的方向是否可行。他提及早在2014年，"守护大屿联盟"曾接触过不同政党人士。"我们2014年开始，其实都接触过不同政党的人，我记得见过陈婉娴和麦美娟，也见过民主党的胡志伟，工党或一些专业团体。老实讲，……非商界的建制派，他们的自主性很低，认同政府施政方向，跟大队，我们也游说不了他们，所以我们不是没试过，只是觉得没有什么松动位。"
他眼见立法会已通过两条精简条例（精简与发展相关的法定程序之法例修订建议），预见将来土地发展的过程，将走向粗犷性方向。谢世杰预计未来："（土地发展方面）政府会硬上马，走的程序或者提交研究报告等，全部都简化，有利于发展速度，将来香港的生态只会环境越来越差。香港所谓发展大计，生态环境是一定被牺牲，甚至是灾难级。"
性小众议题
司法战线的挑战
跨性别平权协会主席谢浩霖 (AP/Anthony Kwan)
双性人平权组织创办人细细老师曾接受歪脑访问，也提及香港建制派议员，在性少众问题上相对保守，就手术改造的人权问题，她不得不求助于民主派议员来游说政府，现时民主派议员从议会全部消失，政府可能更不把性少众问题放在眼里。
在那次访问中，她说到："在《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立法会政治版图的变化，变相也令低政治化的性少数平权工作进入低谷。"
香港跨性别平权协会主席谢浩霖（Henry）在2017年透过司法覆核，反对入境处要求跨性别者必须接受完整性别重置手术，才可以更改身份证性别。六年过去，终审法院2023年2月6日裁定入境处违宪。然而胜诉后，入境处一直未有为他安排换证。
在2023年3月31日的"国际跨性别现身日"，Henry 和几位跨性别人士到湾仔入境事务大楼外请愿。访问时他表示，国安法后，警方对公众游行的限制，对他影响很大。因他不可以叫更多人来声援，超过50人就要向警方申请，而且申请也未必获通过。
他说国安法的另一影响，原来为他处理案件的知名人权律师韦智达（Michael Vidler），于2022年离开香港，他无奈地要另觅律师。韦智达曾在2019年反修例事运动期间，处理多宗相关案件，包括报称遭警员轮奸的"少女X"案、遭警察射眼的印尼女记者案等。他也协助性小众透过司法覆核争取平权，包括2005年争取同性肛交的年龄限制正式，改为16岁；及2013年为香港变性人"W小姐"取得婚姻权等。
2022年他向《路透社》坦然离开的原因，认为自己被法官点名，将会引发国安调查他，加上被官媒点名批评他是"泛暴派的御用律师"，他最后决定离港。
"韦智达是香港很少数做到事的人，香港很多（平权）事都靠官司（司法覆核）做出来，这是一个事实。他在官司上是顶级的人才，大家不可以否认这件事。他离开了，并不是直接因为他争取性小众权利，而是其他因素需要离开。他的离开对香港平权运动，一定有很大影响。"
Henry也曾担忧过性小众平权的未来，特别连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也退休，离开香港。"我从来都觉得法治已死，香港并没有一个完善的法治系统。我这单案，却反映了同志平权此路暂时未因为《国安法》而中止。当然政府赖死不做，是另一件回事。我觉得法庭的取态未陷落，五个法官都是站在我那一边。所以我害怕，不是主要来自国安法，它只是大环境之下一个大动作，大环境一定下滑，却不代表之前就是春天，之前一直都有功能组别，而且香港从事同志平权的公民社会，质素普遍不高，没有经历民主化的过程，连带公民意识、质素也低。当所有人着眼点为了自己的利益，放在平权的终极目标就一定分化。"
张锦雄则认为，性小众平权从立法会的层面，提出议案通过的机会，等于零。"所以你剩下的只有司法覆核，你要把同性伴侣所没有的人权，如申请公屋，联名报税，首次置业贷款，承继遗产，伴侣签纸做手术、在深切治疗部有探望权，可以合葬、领养等，逐样打官司，花三五七年时间，打上终审法院，将之成为案例。开明的法官还在那里，没有退休，如果再过五年、十年，那些法官都退休了，死了，然后委任一些'红官'，他们开始不立案例，不让你打官司？或者本身是同志或者Gay Friendly的律师，很多都移民了，或者因为压力，不再打关系到社会事件的法援？"可见将来司法战线将收窄，未必乐观。
跨国合作的风险
如何割断、如何连结？
港区国安法第29及30条列明"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一罪；同时箭在弦上的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谘询文件也建议：订立"境外干预罪"，防止境外势力透过本地组织在香港危害国家安全，例如干预香港选举、影响立法会或法院履职。这都令一向有与国际组织联系恒常交流的民间团体，如履薄冰。
杜振豪讲到，国际工会的合作、交流及资金往来，本来就很平常，很多都没有牵涉政治面向。"譬如《文汇报》经常攻击美国团结中心，全部都在做外佣组织工作，很多外佣组织已经不敢拿外国资助。这样很难生存，本地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你不会申请到，财团当然也不会给你，连国际的友人的资助也不敢拿，就等于等死。"港区国安法颁布后，清洁工会及物管工会与外国劳工组织的的连系与合作也斩断了。
张锦雄曾在2008年到中国内地成立了"彩虹中国"，支援内地同志平权及爱滋防治工作，了解到内地某些同志组织的领袖，每年都到美国洛杉矶同志中心做实习，交换经验，了解别人的成功之道。"现在在内地，完全没有这些交流。正如香港，本来和很多世界各地无论商业，政府层面，还是民间机构层面都往来。现在变成一切都很敏感。"跨国交流，会被惹上勾结外国势力的谦疑，而即将到来的"二十三条"同样令这个问题变得严肃起来。
他观察到近几年，类近他在内地所见到的做法，同志界出现几个现象，多了很多的小型团体，比较多讲泛性恋、无性恋、跨性别或者女性主义，或者出现更小众、偏门的各个组织。这些小团体都没有注册，也没有申请政府资助，倾向化整为零。有别于他们那代社运人，注册为合法的NGO，申请政府或其他基金的资助，做一些推动平等教育。"这一代各自搞活动，找方法租一个地方，维系一些空间。例如他们出IG POST，或者入WhatsApp Group，叫五六个朋友来Coffee Shop，搞场沙龙讲座，下个月再办一次什么Workshop，甚至他们用很多线上小型的活动，服务另一班人，这是不是NGO呢？有点像，中间都有身份认同、充权等。虽然可能比较同温层，但他们拉阔了话题、光谱，虽然零散，也是好的现象。"
他觉得，同志平权运动不只限于每次都游行上街、公听会、立法会、司法覆核或者打官司。"运动很多元，你播电影，做分享会也是运动；你出一本杂志也是运动；你帮助一个人去充权，令他自我接纳，帮助他的家人接受他，这些都是运动的一元。"今后的策略，由自己的身位尽量做，做到多少算多少。
张锦雄至今出入仍会戴着黄色口罩，穿着"香港加油"标语的衣服，连街坊也担心他因此会被警察盘问扣查，他却说不应该过份自我审查。"你退得太后，公众一看，你这些公众人物，为什么退得那么后？所谓群众或者一般市民，会不会退得更多？"
吴卫东坦然，现时面对公众，也不只是他们，所有非牟利民间团体都必须谨慎言词。"即使我们从关心自己土地与政府的角度，发表意见而已，现在有举报热线，最怕被别有用心的人，扭曲意思。特别在评论中国时，我们要很小心。"风险存在，但又不能不为弱势者发声，游行示威受阻，他说社协唯有继续做其他工作，包括发布研究报告，开记者会、见议员、请愿表达意见等。"（未来）要鼓励民间继续发声，因为越不发声，政府就什么也听不到。"
"存在就是胜利。"杜振豪认为，现时在劳工倡议上，有很多事情做不到，但总是有些事情可以做到，特别是提出没有人在意的劳工权益，包括外判制、输入外劳问题等。"既然我们还捱到，那就先捱一捱，看看会不会捱到情况有所改变。待摆定（《国安法》、二十三条）那条红线，我们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大家都会安定一点。"
"土地发展和民生很有关系，市民或者基层市民的生活空间，或者可选择的机会，因为堂而皇之的发展大道理，压了下来，也破坏了生态环境。"谢世杰说他仍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条就是提出理据，游说政府；另一条让公众明白议题的重要性。然而如今大部份学校或者社区机构、教会等，已经鲜少邀请他就环保及土地议题办讲座或电影会。
谢世杰对未来感到悲观，认为言论自由、政策倡议的空间只会越收越紧。"现在一层一层，像撕洋葱那样，有些（遭打压的）位置还没到，仍在外围。但一层层撕下去，看什么时候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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