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ers 20200318
“历史比什么都要扎心。”
——爱心哥
北大马会，全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曾经因一份北大工人状况调查而知名（这份报告中披露了北大工人待遇恶劣、劳动法执行情况差等情况），然而又突然由于主要成员被逮捕、学会被“改组”而陨落。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纲领、为工人运动呼喊的学生组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这样打击，的确是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事件。
当初在贴吧得知这样一个组织之后，我到网上尽可能收集了尚未被封杀的残存的信息，不知在哪里找到一份《文革史》。被我略为翻看之后就“收藏”起来了。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才重新开始看。这本“毛左”撰写的煌煌大作，虽然在习惯了传统文革史解释的人看来，是荒唐的（这也是我之前没有看下去的原因之一），但是在认真地看完之后，我感到的是思想上的大地震。这样一本作品，竟然是一群学生写出来的，不是很让人惊讶吗？
这本大作，在国内大概所知甚少，在Matters上我也没有看到有人提及。所以，这里我便简单绍介一下这本大作。
（又及，以下为作者观点。我在看这本书之前不是“毛左”，对毛泽东时代也完全没有好感。之前也写过骂毛泽东时代的文章，即那篇“思想改造和自由意志”，但不知是否过于隐晦，使读者普遍没有理解其意。这段话只是想说明，我恰恰是带着对毛时代的极大厌恶来看这本书的，可以撇清“意识形态”上或是“屁股”上的瓜葛。）
一、历史
在本书开篇，作者便明确宣告：如果忽略了社会存在，如果没有社会上不同有组织的公共集团为了各自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利益进行的博弈和较量，也就无所谓历史。“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有多重因素，但关键的还是不同利益集团为现实社会的掌握和领导而展开的博弈。”私以为，很多官方马克思学家和许多对马克思主义所知很浅的人们，总是喜欢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样过于宽泛而空洞的词汇来进行所谓的“阶级分析”，这样的分析就如同用“男人”“女人”这样的概念来分析历史一样无味。同时，作者也明确反对了那种认为“历史不过是某几个独裁者说了算”（哪怕是在“极权”国家）那种简单的思维。
随后，作者分析了中国等后发国家的情况。作者指出，由于西方国家已经在19世纪建立了对自己有利的世界体系，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可能要面临西方垄断资本和本国落后经济政治秩序的双重影响。这样，后发国家的社会矛盾便容易变得更加激化，尤其是在工业化起步的积累时期。所以，迫切工业化的愿望与脆弱的积累承受能力的巨大反差，使得这些国家要么：不得不完全或是部分地放弃独立工业化，并入发达国家世界体系；要么：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试图走困难重重的独立工业化之路。
但是，前种道路表面上可行，实际上也有一些弊端。首先是必须依附于发达国家。其次，小国中虽然有相当成功的范本，对于大国而言这样的道路可能就未必适用。它的严重危害是社会分化：沿海与内陆分化、城市与农村分化、城市内部贫富分化等等。而且，还可能带来城市化快于工业化导致的混乱、犯罪横行、财富集中等问题（如民国，今天的印度、拉美国家等）。
而第二条道路，最著名的就是苏联的范本。也就是，由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铲除封建制度，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在世界体系中取得自己的独立地位。这对许多落后国家无疑是极有吸引力的。
做完理论上的阐述之后，作者开始分析中国的情况。作者指出，中国古代国家的基础是小农经济。明清时代乡绅阶层掌握了农村的基层管理权。乡绅从农民获得的财富往往也用于农村本地建设，如水利和公共活动等。
但是国家体制面临两个隐患：一是官吏贪污成风，国家机器运转困难。二是中国人口爆炸超出了农业生产力的承受能力。结果，中国长期只能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维持农业生产。这就使得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薄弱，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就可能发生大饥荒。这一点随着鸦片战争后的商品输入和大量赔款而加剧了。英国工业革命时爱尔兰的惨象在中国重现。
而清末到民国的工业化，一直有轻工业发展快于重工业、城市化快于工业化的问题。而且发展水平也一直很差。作者认为，除了如此如此的原因外，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基层体制的崩溃。一方面，大量自耕农破产成为佃农（P.S这在中国历史上是老问题了），另一方面，集中了大量土地的大小地主对已经萧条的农村采取了不管不顾的态度。于是，农村资本无法转移到现代化之中，农村土豪劣绅横行又加剧了对脆弱农业经济破坏。工业越发展，农村越萧条，这严重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
这样，建立新的农业秩序就成了解决问题的症结。黄仁宇曾评价说：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
二、党的分化，“反抗——镇压”循环
新中国建立后，领导权的问题凸显出来。虽然生产中实行了公有制，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仍然会导致新的不平等。大家还是要为利益而斗争。
作者提到了一个观点，即分裂来自于延安道路和苏联道路的分歧。我们知道，苏联传统的革命路线是发动城市暴动，其工业化方式也是从农村抽取资本注入城市，同时通过科层制的官僚体系进行管理。而在延安时期的管理中，则较为强调“群众路线”“扁平化”等。作者写道：“这种极力压缩官僚科层制的等级，竭力加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互动的模式，就成为后来被西方学者称为「毛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的雏形。”
之后，作者分析了共产党内部的分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军事干部、政工干部和地下党。
军事干部主要出生于农村，打仗行但知识水平不够。由于种种原因，军队带有一定的个人依附性，这使得军事干部拥有很强大的实力，在政治上也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此外，这些人往往怀有“均贫富”的朴素理想，对建国后一些新特权现象也有不满。
政工干部主要来自城市，知识水平比较高，但是他们容易形成官僚作风：安于特权，忽视不平等现象，用行政命令“包办替代”群众的自发组织等等。
地下党由于本来就在城市坚持斗争，其意识形态接近于政工干部。
当然，也有政治委员这种横跨军队和官僚两个系统的群体，他们在政治上往往有巨大的优势，如华国锋、邓小平这样的人。
在战时，“城市”和“农村”两个群体还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但是在建设时期，政工干部的贡献显然是更大的，这使得他们的权力不断扩大。实力（军权）和权力的不平衡，导致了双方矛盾的激化。
作者写道，刘少奇最开始是搞城市工作和地下党工作的，后来短暂地成为了政工干部，并在延安整风中崛起为领袖人物。他通过在中共七大上热烈地赞扬毛泽东，使毛泽东成为“中共在解放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同时，使自己成为了“中共在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苏区”和“白区”的分野，为后面的“高饶事件”埋下了伏笔。
作者认为，刘少奇作为中共的二号人物，由于没有战功、不擅长农村工作等政治劣势，在建国后，促成了政工干部和传统精英（原国民党公务员、知识分子、资本家）以及地下党三者的合流。
此外，作者还强调，由于毛泽东主张发动群众，以整风的形式实现党和群众的互动，这样使得工农群众也有了自己的明确利益指向。在后来的社会运动中，群众自发和党的引导或异化成了重要的两股合力。群众自发的缺点在于难以控制和无政府倾向，党的引导的缺点在于包办替代，以及可能会将积累成本加在工农身上（新剥削）。比如，三反五反的问题在于群众缺乏引导使打击面过大，人民公社的问题主要在党的包办替代，等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三反五反和三大改造之后的中国政治坐标系划分为三部分：
1.党政文官系统
2.工农干部
3.工农群众
结束了阶层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考察一下具体的历史活动了。
首先，由于对苏联模式的崇拜，三大改造后基本确立了这种苏联式社会主义，所谓“无民主的公有制”。它的优势，这里不多赘述。但是它同样带来了很多问题。
第一，官僚权力膨胀。产生了“谁战胜谁”的根本问题。
第二，农村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城乡差异扩大。大量农民奔向城市。
第三，权力缺乏监管导致官员的以权谋私和特权，以及八级工资制导致的工人内部的分化。一句话，不平等在扩大。
而对毛泽东而言，作者认为，这很可能是违背他（以及许多工农干部和群众）的乌托邦理想的。但是，毛泽东在最初还不愿打碎这个体制，因为建设必然需要这些精英分子（官僚和专家）的协力。
从这个立场出发，“高饶事件”和“胡风事件”，以及后来庐山会议的灾难，便都可以解释了。
对于“高饶事件”，作者指出，这个事件的背景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权力再分配。在1953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了分歧，高岗、彭德怀坚决支持毛泽东。由于社会主义化的必要，官僚包办的力量加强了。但是，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低于毛泽东的预期，于是毛泽东倾向于让一度“靠边站”的军队干部平衡党政文官的力量。
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在地方行政的重新划分之中，在各地入京的干部中，拥有雄厚政治资本且得到了军队支持的“东北王”高岗就任与周恩来的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因此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而在后来，刘少奇提出的书记处名单中，任命的都是原来在中央的华北局干部，都身居要职。这引起了极大的不满。结果，高岗便开始和彭德怀林彪邓小平等人讲话，彭德怀林彪都默认了高岗的观点。这实际上是高岗为首的军队干部打算向党政文官发起总攻的信号。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此时毛泽东还不打算彻底打翻苏联模式，因而也就不会允许党政文官被彻底打倒。因此，高岗的冒进举动最终没有得到毛的支持，最后只能吞安眠药自杀。
同时，刘少奇也做了自我批评，认可了毛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后来的一届人大上，原本由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被并入周恩来的国务院。结果是党政文官权力进一步扩大。
另一方面，胡风对周扬为代表的文艺界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一次进攻。文化上苏联模式的引进，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官僚化（P.S.什么中宣部啊，什么作协啊。文革那会状况糟的多呢）。胡风发起的批判，牵扯到整个文化制度，自然也被打倒下去。
作者指出，到了60年代，毛的独特看法和高岗、胡风是有相似之处的。换言之，这两次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内讧。它导致的后果是60年代时毛在党政文官中已经处于绝对少数，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笔杆子难当大任，体制外的力量（造反派）缺乏引导又容易失控。这是文革的巨大教训之一。
按照这个解释逻辑，整风反右运动、以及后来的彭德怀的悲剧，就很好解释了。它们本质上是毛泽东在一次次试图发动力量打击党政文官的同时，反抗力量一次次被打压下去的过程。对此，作者将这种特殊政治循环称为“反抗——镇压”循环模式。
不过，在反右的最后毛泽东还是做出了一些反击。这就是新一轮的对“党内右倾分子”的清洗。与此同时，毛提出的激进的农业发展十二年规划被批准，这实际上意味着第二个五年计划被放弃，大跃进的序幕拉开了。这是首次脱离斯大林模式的尝试。与此同时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说法被否定，中共再次提出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三、大跃进的悲剧
大跃进的发起，主要考虑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城市失业和半失业问题。第二个，如何加快“原始积累”的问题。第三个，在不产生官僚主义和社会不平等（不产生新的“知识贵族”）的前提下，如何迅速地掌握现代科学技术。
第一个还是城市化快于工业化的老问题。原本的做法，只是越发严格限制地限制农民入城。但是，城市的失业人口仍在提高，农村的承受力也不足以容纳多余的人口了。因而，如果还是继续强调资金密集型的现代工业无疑会使情况恶化。而毛泽东宣布的重大变革正是要将发展的重点从资金密集型项目转移到劳动密集型项目——也就是从重工业转向农业、轻工业以及中小工业等投资较少且需要最大限度使用人力的项目。毛泽东后来说：
“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地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苏联是通过剥削农民实现“原始积累”的。中国农村的状况很差，甚至比苏联还差，剥削农民就可能需要采用强制性手段。而毛泽东认为，通过大规模地发动和利用群众，可以更好地达到目的。毛说：
“你对发展重工业到底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些，还是差一些？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些，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一些，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多些。”
但是，在不减少重工业投资的情况下（国家甚至制订了更加宏伟的重工业发展规划），怎样做到“两条腿走路”呢？毛泽东认为关键在于发挥中国的人力，这点要通过建立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正确的思想指导来做到。
第三个问题。作者指出，大跃进许诺的巨大经济成就是以先进科技和普遍教育为前提的。但是，毛并不认为科学技术是政治中立的东西，它可能会产生新的知识特权阶层。而毛的解决方法出奇的简单：工人和农民将直接掌握科学技术。也就是所谓的“又红又专”。
理论上说，毛泽东的解决方法是有道理的。但在实践上则出现了种种问题。
首先，新的政策是以放权为基础的。中央也确实下放了大量权力。但问题是，权力下放本来是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却反而使得官员摆脱了束缚，可以随意打包票。也就是所谓的“浮夸风”。它实际上是干部为追求政绩不顾百姓死活的表现。这一点随着钢材短缺、毛泽东下令发动农村进行土法炼钢而严重恶化。强行摊派的指标压倒了本应由农村因地制宜发展的小工厂。结果是劳动力被过量占用，资源极大浪费，更重要的是，它加剧了农村干部的包办替代而不是农民的自发组织。也就是一位学者所说的：“当中央破除了斯大林模式的同时，各级干部却在农村中复制出它的微缩样本。”在这样的激进风潮中，人民公社也快速建立起来，平均主义盛行，也就是所谓的“共产风”。这些政策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造成这些后果的根本原因是下放给群众的权力被基层干部截留了，这实际上说明了党的体制根本不能胜任这样的运动。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出了致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这封信的交流对象深入到了最基层的党组织。在信中毛泽东首次公开阐述了抵制党委、政府错误命令的合理性：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
再然后，就是彭德怀事件，突如其来的“反右”，大饥荒。
（P.S.关于彭德怀事件，作者指出了许多证据证明大跃进和彭德怀事件是两件事：彭德怀事件是军队干部和党政文官间的一次斗争。
首先，在彭德怀之前有很多人当面或者写信进行对大跃进的批评，这些批评有的是得到毛泽东的赞许的。作者认为，毛泽东的原意应该是看到彭的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后来交由会议讨论，以消除分歧。最初将信公布时，毛泽东没有作任何评论也没有定性。
第二，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升级后，不同的人对批判的“热情”也是不同的。朱德等人当然是不情愿的。刘少奇和他手下的华东局干部则批评激烈，刘少奇本人还拍了桌子。大跃进结束后为“右倾分子”平反时，刘少奇说：“所有同志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中刘少奇专门讲到彭德怀的问题，没有提到“国际背景”“反三面红旗”“右倾”问题，只独独提到所谓“高饶反党集团”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要为彭辩护，而是恰恰说明了打倒彭的真正原因
第三，最后毛泽东只撤掉了彭军事方面的职务。说明进攻是向着军事方面的。
还有一个旁证，毛泽东后来在1966年谈到庐山会议时说：“邓小平从来都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此外作者还举了一些旁证，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四、最后一次党领导的社会改造
大跃进之后毛实际退居二线。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了改革工作，标志是1962年1月11日开幕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这次实际上是重新开始恢复苏联模式的标志。
主要内容有：基层权力被收回、党和国家干部等级制发展。通过户籍制度将2600万人遣返回农村（一部分人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返回城市，成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复杂的工分制度。农民获得自留地，允许贸易。恢复了中央制定经济计划的方针。等等。
然而代价则是新的不平等。干部与平民分化、工人与农民内部分化、城乡分化，等等。
于是，毛泽东在1962年下半年发动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旨在打击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这是毛最后一次试图通过现有的党和国家体制来实现自己激进的社会改造理想。在这次运动中，毛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观点，建议开展延安整风模式的教育运动。
1963年5月中央制定了所谓的《前十条》。提出开展“四清运动”，方法是通过“贫下中农组织”来“发动群众”。同时为了克服群众和干部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情况，进行思想再教育活动，重点是进行“自我教育”。
然而，党内很快出台了两个补充文件。即邓小平的《后十条》和刘少奇的《修正草案》。这两个文件的实际作用是将运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方法则是派出“工作组”。后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又制订了所谓的“桃园经验”。而实际情况是，工作组进驻农村后普遍出现了大批农村干部被清洗，体罚、武斗和自杀等。工作组把运动完全神秘化，逼供行为比比皆是。
结果是，毛开始反对“秘密扎根串联”“大兵团战术”“人海战术”，并在《二十三条》中明确提出了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号召建立农民组织，“由群众来判断和决定”运动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于此同时林彪在军队掀起大规模的政治教育运动，开始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宣传。文艺批判活动也愈演愈烈，文艺激进思潮开始浮现。
五、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
首先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这是因为现有的国家机器和一系列制度是为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服务的，无产阶级即使夺取了政权，如果仅仅是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如“党”）上升为统治阶级，而社会组织结构和国家机器未发生质的变化，这一部分人就可能逐步地把生产资料占为己有，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资产阶级。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彻底改变社会的组织结构，尤其是要大大削弱国家剥削和镇压的功能，也就是削弱官吏和常备军的权力，也即是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已经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得不消亡的国家。”“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在落后国家的革命，“社会主义”是被迫要“客串”资本主义国家的角色，之后才能走向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P.S.所谓的“创造前提”云云）。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列宁的理论，实际上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逐步战胜资本主义”。而在这些国家中，必须是社会主义领导资本主义，而不是相反。如果资本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强，国家机器的权力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扩大，“社会主义”就成了少数统治者控制人民的工具。
所以，“专政”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按照一般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它指的是要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以及镇压他们的反抗。那么，这无疑是一个短期的，乃至瞬间的行为。如果是这样，公有制一旦建立，生产力持续发展就能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可是问题是，那还谈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我们难道不是只要镇压了资本家，就不必再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而可以安安心心地等着进入共产主义了吗？
显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在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于旧的国家机器没有完全破除，几乎一定会产生新的剥削者和剥削阶级。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最有可能变为“新阶级”的是谁呢？自然是现有生产资料的管理者，在列宁主义下也就是党自身。
由于人民素质低和生产力水平低，我们不得不将公有的生产资料委托给一部分社会精英进行管理。于此同时，全民普遍参加政治生活也由于上述的原因无法实现。而这一小部分社会精英由于具有组织和信息的优势，使他们非常容易联合起来维护这个小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将无产阶级专政偷换成党或领袖的专政，之后再偷换成官僚与新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反倒成了“被专政”的对象。
恰恰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为了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同义词。
作者认为，毛泽东多少意识到了这点。事实上，早就有一大群的人看到了这点，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和杰拉斯的《新阶级》都在60年代译成中文“内部发行”。但是这个事实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个思想是由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提出来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些人不是在私有财产而是在他们掌管的国家“公有制”中享有既得利益。于是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后，他提出了“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才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也是一般规律”的观点。不断强调要让广大群众参与政治生活，“总之人民必须有权管理上层建筑”，反对那些占据左翼意识形态又“自己不革命还不许别人革命”的人。并且，他还开始把巴黎公社看作自己社会理想的重要标杆。1966年3月26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95周年的文章，写道：
“怎样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生蜕化变质？巴黎公社……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务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人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以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和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他们在自己的组织里讨论国家大事……”
毛泽东最后相信，只有通过“文化革命”，才能真正培养起群众的集体意识和参与意识，才能“自上而下地揭发我们的阴暗面”。运动的重点不是别的，就是要整“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在给林彪和江青的信中，毛泽东阐述了关于文革的总观点。
不过，作者指出，毛泽东最后还是从“党内新阶级”的观点上退却了。他不能全盘地否定自己的革命，因此宁愿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可以改造好的。最终，毛泽东选择了以个人的政治态度而不是社会地位来划分阶级的结论。“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批私字一闪念”无助于解决包办替代，反而弊大于利。此外，毛泽东始终没有摆脱苏联马列主义话语的约束，而是借用了传统话语（如“资产阶级在党内”）来表达自己的“异端”观点，这些暧昧的话语使文革中各方势力都能在“忠于毛主席”的旗帜下，给自己的敌人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进行残酷迫害。
（P.S.在毛泽东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有很多耐人寻味的话，比如这段：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因为左派和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六、文革•第一章：“工作组专政”和“干部子女专政”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姚文元写了什么呢？他写道：
“在这个戏里，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做主」，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海青天」……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作者指出，这篇文章相当极端偏颇，而且仍然存在着混淆个人思想与阶级意识的问题。“文革”使这一现象更加严重。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文化激进派的宣战书，一场文艺批判运动逐步在全国展开。
这一类文化批判运动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北京市市长彭真很快制订了所谓的《二月提纲》，经刘少奇批准后，成为运动的纲领。彭真等人希望把运动限制在学术范围内。很快各地领导都加入了批判运动。
但是很快人们发现情况没那么简单，批判的对象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具体观点，而是彻底否定了整个17年的意识形态工作及其方向。1966年江青发表了《纪要》一文，提出了著名的“黑线专政论”，提出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1966年初，斗争主要在中央展开。问题是要不要扩大运动的态势，把文艺批判活动变为政治运动。结果是一批人被打倒，中宣部换血，彭真倒台使原北京市委宣告解体。
5月16日，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本由彭真领导的“文革领导小组”，建立崭新的中央文革。毛泽东在《通知》结尾加上了一段话：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任这些人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5月25日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了那“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文革的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又登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学生开始积极批判学校党委，有的学生还自发成立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
党委的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他们使用了一种被称为“抛”的战术，也就是找替罪羊。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一语道破天机：“我们已抛出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就主动了，省委就没问题了。”在中央和地方被抛出的老师和干部很多，在中央被刘少奇和邓小平抛出的就有周扬、林默涵、夏衍等等。这说明了党政官僚系统对转移社会矛盾的驾轻就熟，也加剧了对文革认识的混乱。
同时，按惯例派出了工作组。刘少奇制订了“八条指示”即“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在校内开”“不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毛泽东最初对工作组不大赞成，但是刘邓和陶铸专程前往杭州汇报后同意了。其结果是发生了一系列学生反抗和工作组镇压的事件，造成了后来所说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五十天专政”。
作者指出，后来在关于文革的史料中，要么是对此只字不提（官方的“宜粗不宜细”），要么是站在“文革是错误的”的既定立场上，虽然肯定了存在“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分野，却将问题全部归结到“理解不同”上，而没有分析其中的实质。
首先，工作组的工作，是要确立党的领导，由上级领导来确定谁是左、中、右。工作组到来后，把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搬到了学校，同时组织了一批干部子女协助运动。很快，被揪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工作组和干部子女的残酷打击。文革中各派都对知识分子犯下过暴行，但是最先把意识形态批判上升为暴力行为的正是这些工作组和干部子女。
比如，在刘少奇次女刘平平所在的北师大第一附中，派驻的工作组通过刘平平等人与刘少奇保持着直接联系。工作组将该校90%的干部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或围攻，甚至发生了工作组默许下的武斗。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邓小平就曾指示把北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搞成“典型”。
有学生开始反对工作组，贴大字报。刘少奇说：“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刘平平在日记中写道：“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与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相符。”后来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16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
残酷的镇压自然激起了激烈的反抗。各校都发生了反对工作组的事件，其结果是1957的反右在校内重演。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了那封给江青的信。7月16日毛在武汉畅游长江。《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社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里面记录了毛游长江时说的话：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长江又深、又宽，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并不可怕。”
7月18日，毛泽东回北京，指责说：“回到北京后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7月21日毛泽东又严厉批评工作组，说：“我们的部长就那么可靠？……文件要马上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骂人、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
之后，毛立刻派出中央文革小组与被镇压的学生联系。这时这些经历了50天惊心动魄生活的青年们还不认定毛泽东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造反有理”吗？个人崇拜由此开始。与此同时，高层文革派和基层造反派的联盟开始成型。
随着争论白热化，学生已经明确分裂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主要是平民子女，保守派则主要是干部子女。当然在目前，造反派还没能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结构也比较混乱。这使得保守派反而占据了多数，再加上先天组织结构的优势，使他们能在工作组撤出后继续掌握主动权。
7月29日，在工作组撤出学校的同一天，北航附中贴出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出身论”的登场，同反右后对“成分”的强调一样，是在自己的特权地位遭到质疑后的严重反弹。它标志着干部子女们为了维护自己（和父母）的特权地位发起的总反攻开始了。
这封对联当然引起了中央文革的关注。8月2日凌晨陈伯达说，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但是也当然没什么用。
8月2日下午，他们开始酝酿成立“贫协”，将人群划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中核心自然是“革二代”，工农群众实际上是靠边站的。而“黑五类”一直延伸到“黑八类”也还没有运动重点的“走资派”，保守派的立场可见一斑。
8月4日，江青在北大反对成立“贫协”，认为这是搞分裂，说“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
同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讲话，更加激烈地批判50天专政，说：“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就爆发出来。”当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插话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月5日毛泽东在一张报纸的空白上写下来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被“靠边站”。
8月5日，周恩来亲自为蒯大富平反，并说：“「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后来江青也再次讲话反对“血统论”，仍然阻止不了血统论的狂飙。8月12日中央文革到各高校张贴江青讲话。但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强撕大字报的事件。8月18日毛泽东接见100万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开始（P.S.作者指出，中央的指示文件中的“破四旧”一直是指意识形态上的，而一些大型的社会破坏活动要归结到保守派身上，实际上部分是为了转移矛盾，这里不赘述了）。
在这段时期内，保守派基本掌握着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干部子女们一个个都是红卫兵或文革筹委会的头头。包括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邓林，儿子邓朴方，贺龙的儿子贺捷生、贺迎明，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陈毅的儿子陈晓鲁等等等等。他们所在的学校基本都是迫害和酷刑的重灾区。就连极力为保守派辩护的《大动乱的年代》也不得不承认，“多数派……侧重于造「牛鬼蛇神」的反，与少数派侧重于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反是有区别的”。在革命干部被禁止插手文革之后，他们通过子女在初期间接地控制了文革。同时，尚未被打倒领导干部也往往拉偏架，甚至有公安部直接参与屠杀“四类分子”、省委参与破坏文物古迹的情况。
作者在这里还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从对联谈起》的作者、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谭力夫大讲血统论，其名言有“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我反正权力在手，我就敢骂人。”这些讲话很快风靡北京，传遍全国。
比如，邓朴方在北大公开喊出“高干子弟就是要掌权”的口号。
比如，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的大字报中，列举了造反派冲击老干部，“进行疯狂阶级报复”的“罪行”。这些“疯狂的阶级报复”是：“将勤务人员赶出大门，扬言要老干部自己做饭……拦住革命干部的小汽车，将他们赶下车……勒令取消高干生活待遇和看病优先权，让他们耗费宝贵的时间去挂号排队……说什么「各级干部应民主产生」「文件不许分等级看」等等。这完全是放屁！”
而在造反派揭发的“8•26事件”中写道：
“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雷管炸，剪阴阳头，侮辱女同学……有的同学衣服被炸成碎片，有的脊骨被打断，有的眼睛被炸失明，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烂血流如注……他们打过人之后，还不准带着血出去，全部得洗去。后来，盆盆的清水都变成了发黑的血水……”
看来，特权地位受到威胁的恐慌，加上“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的确很大地刺激了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主观能动性。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一面反复强调打击的重点是走资派，一面决定让红卫兵自由流动。大批造反派在周恩来的号令下涌入北京。
到了9月份，运动的主动权已经开始向造反派手中转移。但是保守派仍在做最后的挣扎。比如“西纠”搞出来的“白公馆”“渣滓洞”北京六中劳改所（由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领导），达到了残酷镇压的高峰（P.S.墙上以鲜血和红漆写有“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这个地方在11月19日陈伯达亲自到现场过问后才解散。
到了11月，大范围的揪斗开始。随着大批干部被打倒，干部子女们彻底失去了特权地位，做了最后的疯狂的挣扎。“联动”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当然是无力回天的。1967年4月放出“联动”分子后，他们还举行了最后一次游行（尽管中央文革亲自进行了教育），高呼“油煎江青”“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再见！”“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尸体堆成山，黑血流成河！”之类的口号。之后干部子女们大多数成了大院里无所事事的小混混（所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死法院”），有的埋头研究做逍遥派，有的继续恐怖活动，建立极端组织。毛泽东后来说：“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直到1968年上山下乡的大潮，此类行为才宣告平息。
当然，在后来官方“宜粗不宜细”的叙事中，往往是只提受害者，不提施害者，将一些问题以“春秋笔法”一笔带过，一篇控诉“文革大动乱”的文章便写成了。更别提，保守派们后来在改革开放中飞黄腾达的不在少数，如上文提到的谭力夫后来就官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此中奥秘，自然是“不足为外人道”了。
七、文革•第二章：工人、夺权！
1966年底，造反派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这个时期也是造反派思想上突飞猛进的时候，这些经历了恐怖的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些干部子女能在文革初期干出这样的暴行？答案似乎是明显的：必然是现有的体制给了他们极大的好处和特权，才使得他们如此疯狂地维护自己的地位。于是，他们的批判开始从个人扩大到整个现实经济政治体制。
不过，使运动更加激进化的，还是工人这一有现实社会利益的阶层的参与。在运动初期工人是禁止参与运动的。对于是否要让工人参与运动的问题上党内高层是有分歧的。比如周恩来在后几次接见红卫兵时就反复提到“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性。然而，工人最后还是参与到运动中来了，同时宣布农村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
在上海，“工总司”彻底打败“赤卫队”，成为文革武斗的开端。1月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很快王洪文宣布打倒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即著名的“一月风暴”。毛泽东对此也表示支持。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它宣称公社的领导人员将“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造反派的力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说明：本文将分两部分发出来。这一部分讲的是本书第一卷到第三卷的内容，其参考资料放到评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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