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為什麼是太平天國而不是白蓮教？
2024大選後，選舉結果與選前封關民調並無出入。柯文哲主席所領導的民眾黨雖在立院不分區席次大有斬獲，但在總統得票上卻與黨的內參民調差距甚遠。所謂「坐二望一」，成了「海水退潮後穿不緊的褲子」。廣大柯黨支持者面對事實與預期的落差，一時難以接受；因此開始使用民粹語言懷疑選舉的公正性。也因為民眾黨以超越藍綠的「白色力量」做為號召，網路上因此出現了所謂「白蓮教」的說法，認為柯黨支持者對教主的信仰值太高，難以被理性說服。就像近代中國史上強調「神功護體、刀槍不入」的祕密結社白蓮教一樣荒誕。
但若真要說， 清末的白蓮教與拜上帝教（後發展成太平天國），都是以宗教神蹟作為號召，強調中華民族主義，以驅逐韃虜為目標。在強調「中華民族主義」要驅逐「台灣民族之韃虜」這點上，白蓮教和拜上帝會的確與柯黨的「兩岸一家親，共緣中國夢」類似。但除此之外，從宗教教義、組織框架、崛起的過程、與官方和國外的態度，以及最後的結局，白蓮教和拜上帝會都有不同的發展。在此，我們僅列舉一二，並準備以之作為楔子，藉此闡述太平天國與柯黨間的今昔對照。
一方面，在宗教教義的部分。白蓮教源遠流長，自南宋以降，源於強調「彌勒降世解救蒼生」的彌勒教，結合了儒釋道三家與漢族民族主義抗金反元的調性，一直以來在中原地區民間信仰佔有一席之地；拜上帝會教義框架，則主要來自聖經宣傳簡本（美國教會為宣傳方便而翻譯、刪節並重修的簡本，名為《勸世良言》），且加入了教主洪秀全個人許多的奇思妙想，拜上帝教崛起與隕落的時間為期大概就在十來年內。在這點上，目前的學理普遍認可，柯黨算是廣義全球民粹浪潮的一環；但卻又不同於他國民粹主義，有不反建制、不排外、不明顯反多元、不反菁英（只反傳統政治菁英）的傾向。柯黨以上述台灣特色的民粹價值體系為基礎，因此形成了一種以柯本人為崇拜中心，類似以洪秀全的奇思妙想為中心的太平天國形狀。且洪柯兩人的想法，都求諸國外。洪的拜上帝教來西方傳教士；柯的毛語錄則來自海西上國，兩者都還有民粹之下反智主義的影子。
另一方面，在組織型態上，根據剛過世英國漢學大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於其《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一書的說法，白蓮教開枝散葉影響甚廣。各地教會搭配不同民俗，發展不同教義；缺乏統一的教廷或教宗進行指揮，更沒有過成功而獨立的政教合一領袖。各個分會，甚至呈現競爭與衝突關係（若不把以彌勒教興起的大明王朝算進）。拜上帝會則持續以洪秀全為權威領袖，並以天京為中心發展成太平天國。不僅成功發展政教合一的王國，更有嚴密的教廷組織與制度。相較之下，柯黨目前堅決以柯為中心、缺乏分散各地、各行其是的分會，這應該是柯黨較接近太平天國而非白蓮教的主要原因。
近數十年來，無論是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或心理史，在美國的「新清史」研究中，時興從與太平天國幾乎同時發生的美國內戰「南北戰爭」中取得靈感。強調要以超越雙方的公平第三者視角，看待這場戰爭對平民、地方、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本文認為，太平天國既可以透過南北戰爭而得到研究靈感；則我們也可以透過太平天國分析當代，並從中獲得啟發。
更重要的是，細觀所有關於太平天國領導階層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太平天國統治集團自洪秀全以降，知識水準最高的就是落第秀才（多數甚至連秀才都考不取）。除了洪秀全堂弟洪仁玕因緣際會至香港求西學、習耶教外；天國的領導者，大多是無法閱讀、缺乏知識，甚至可說思考以街頭智慧、行為以原始本能出發的一群人。把這些人湊在一起所發生的事情，作為一個行動框架來分析當代柯黨領導層時，或許更能直指人在無思考的直覺反應下，各種行動的可能性。這點和柯黨整體「一直失言」的風格，也是頗為類似。
這裡並不是說人性一定亙古不變（當然，偉大的戲劇都是以此作為前提。從荷馬到莎士比亞皆如是）。而是，這些人的行動模式，更接近人類原始的本能。是在缺乏知識的前提、急於判斷的快速反應要求下，產生多種選擇中最有可能的結果。作為多次公開承認崇拜毛澤東，甚至宣揚毛思想的台灣當代政治人物；柯主席可能不知道的是，毛澤東與孫中山一樣，相當推崇太平天國與拜上帝會的創始者洪秀全。而柯黨的誕生，正與拜上帝會和太平天國的崛起，有許多巧妙可比之處。
一、太平天國的崛起與覆亡
從當代太平天國研究的奠基者簡又文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中，我們可以大致瞭解拜上帝會崛起的背景。時值清國統治中後期，兩次英法聯軍雖不至於讓大清亡國滅種；但隨著僧格林沁的蒙古鐵騎盡喪洋槍砲之下，一個千瘡百孔的盛世僅存餘暉已是時人共識。尤其在洪秀全所生長的兩廣地區，瘟疫、旱災、飢荒、官僚系統性腐敗不作為即是日常；廣西當地客家人與壯族的族群衝突，為拜上帝會組成太平軍，收攏各方勢力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
雖然在1851年「金田起義」前，洪秀全自1837年大病出現幻覺，並自稱得到「天啟」，拜上帝教於期間已經醞釀了十數載。但從1851年正式起兵開始，太平天國迅速壯大，歷經不到兩年，就組織了超過上萬人的隊伍。1853年開始，太平軍已有能力攻打湖南、湖北、占據武昌，並迅速攻破南京城，改名天京。相較之下，後世被譽為一代完人的湘軍統帥曾國藩，自1853年起兵，1856年江西全境陷落，部分湘軍只能堅守南昌孤城。同一年，太平軍先後攻破位於南京城外清軍的江南大營，以及駐紮於楊州的江北大營。
套一句簡又文的說法，相較於曾國藩的「屢敗屢戰」、數度跳河；拜上帝會僅用了五年，就從普通無組織的宗教集會，變成了政教合一、有組織有紀律的神權王國。就在1856年，太平天國蒸蒸日上，湘軍一敗塗地。天京政權幾乎已佔領了一半的長江流域。依照《天國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作者裴士鋒（Stephen R. Platt）的描述，此時的太平天國，頗有洪武之初，大明於南方崛起推翻蒙元的氣象。
但該年9月，天國統治集團內部於天京爆發了血腥的內鬥，史稱「天京事變」，瞬間打破了上述這種幻想。為了瞭解天京事變的的偶然與必然，並以事變中天國內部衝突的行動框架，作為理解當代柯黨的分析框架。接下來，本文會先闡述天國領導層與柯黨領導層的類似之處，並闡述天京事變的始末；再討論柯黨高層未來發展成「天京事變」模式的可能性；最後，則是從柯黨本質上的太平天國特色，談時人可以從「天國的失敗、湘軍的勝利」得到甚麼啟示。
二、洪秀全與柯文哲
簡又文在分析洪秀全的心理活動時認為，洪秀全年輕時經歷的「天啟」（或史景遷所謂「天啟式的靈視」（apocalyptic vision），其實就是洪自己的幻象，我們可以普遍理解為現代的精神病。但這些所謂天父、天兄，並不是他恣意編造，一開始就是為了欺騙信徒，希望藉此確立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而是因為他真的有精神病，會看到幻覺。透過這個幻覺式的天啟，洪秀全相信自己有特殊的「天命」。以這組天啟和天命為基礎，洪秀全將自己的內心世界，建構成了「認知失調」與「偏執狂」的綜合體。
他先是將自己的本名從洪火秀改為洪秀全，原因在於認識到自己將是「人王」（兩字合而為「全」）。並且從此以後，他行事開始變得穩重，更在意自己走路的姿態，這一切都是為了未來領導革命。這種「把『不是』說成『是』」的「自我調整」，正是認知失調的典型狀況；另外，按簡又文的描述，自從發現自己的天命後，洪秀全看待事物的觀點開始變得嚴肅而強硬，充滿了對自身特殊使命矢志不渝的信仰。這種決心，從此以後讓洪秀全變得對事物毫無妥協空間，一路艱苦戰鬥自死不休。這不僅是偏執狂的具體病徵，更埋下了太平天國失敗的種子。
舉例來說，因為資料缺乏與能力有限，洪秀全在創教過程中，經常通過自己的奇思妙想來理解《聖經》。導致他所理解的《聖經》，和本來基督教的原意有大段落差。但就算其他西方傳教士想提供更好的基督教原典與詮釋給他，他不僅不願意接受，更堅持自己的是正統觀點，並且將相關的東西都放在拜上帝會的宣傳冊裡面。
相較上述洪秀全的心理狀態，在認知失調上，柯文哲不時需要自詡雍正與毛澤東。因為他只能透過這種中二習氣，藉此調和自己並不是世界偉人與萬世帝王的挫敗感；在偏執狂上，柯不僅在國際關係上，堅持自己的「等邊三角形」或「平衡不是對抗」，脫離一般國關理論的常識。柯黨在面對如「君悅會談」，藍白合究竟要不要合作時，毫無妥協空間，只能魚死網破。這也是一種偏執狂的象徵。
此外，洪秀全之所以表現出對孔教如此憤怒，除了自己屢試不第的鬱悶外，更重要的是，他要用「對既有價值的貶低」，來凸顯自己所宣傳價值的高尚；而且最好是用仇恨的方式，來抹煞這些既有價值體系存在的意義，讓自己的價值體系可以影響更多人。用口述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國》其書的說法：「洪秀全與毛澤東同為半通不通的農村知識分子、小學教員、私塾先生。洪秀全科舉失利、毛澤東考不進大學。一個挾著半調子的洋宗教來除妖濟世、一個抱著半調子的洋主義來革命滅資。」
同樣的，柯黨上下，貌似是醫生學霸構成的菁英集團。但除了少數老練的政治菁英瞭解政治遊戲規則，知道在社會走跳時，禮貌、優雅、嫻熟、老派、專業，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素質外；自柯本人以降，則大多是「誤把粗魯當直率、錯把無知當坦白」。他們反對既有的社會價值、仇恨智識，以白目有趣之名行民粹反智之實。
唐德剛就認為，洪楊（太平天國領導者洪秀全與楊秀清，兩者為清廷並稱「洪楊匪患」）本身反智。但品味來自知識。缺乏智識，品味必然極差。無法維持品味，就無法吸引知識分子加入出謀劃策、導正視聽、收買人心。在缺乏品味的部分，洪楊維持「長毛」外觀，除了廣西舊俗，藉此保持革命家形象外；更重要的是缺乏現代經常修容維持整潔的文明習慣。從反智、反品味到反衛生整潔，柯黨上下及其支持者簡直「無役不與」的和太平天國一致。
三、楊秀清與黃珊珊；韋昌輝、石達開與黃國昌
洪秀全是廣東客家人。在自認受到天啟後，洪開始在家鄉傳教。期間碰到了一些阻礙和挫折，因此和兩大親密戰友，也都是後來的天國中樞馮雲山和洪仁玕商量後，彼此決定離開家鄉去鄰近地區傳教。但洪本身發想有餘，實踐不足。在前往廣西沒多久後，就又折返回鄉。反倒是馮雲山留在廣西山區，對當地的燒炭工人宣教。在這波傳教事業中，馮雲山展現了驚人的才幹，不僅招募了大批信徒，更替拜上帝會找到了命定的人才：楊秀清、韋昌輝與石達開。
楊秀清出身燒炭工人，是當地燒炭工人的領袖。雖不識字，但有極高的領導長才，更是太平天國在教務與政務上真正實踐的幹才。在洪秀全二度離開廣西根據地回家鄉宣教時，所有教內大小事務皆由楊一手包辦。楊甚至一度以「天父附體」來箝制洪的權力，藉機改正洪的錯誤決策。而且雙方在彼此協作的過程中，也發展出一套天王專責宗教、文學與精神體系開創；楊則從事政務與教務的實際運作分工模式。堪稱董事長與CEO，虛位元首與首相之間的關係。加上天王因為有精神病幻想症，所以不理世事可以理解。
因為在拜上帝會中，洪就以天王之姿，作為上帝（耶和華）與天兄（耶穌）之外的第三個「當世神」，藉此形成拜上帝會版本的「三位一體」。基於這樣的神性，洪就不能太常露面處理凡間教務與政務。這也合理化了楊實際攝政的現狀，讓洪持續維持神秘性，更讓太平天國這個神權政體的教團與政團合一結構可以延續。
在洪楊「精神領袖與實質領袖」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楊秀清權力不停擴張，不僅得到僅次於天王「萬歲」的「九千歲」封號，更是透過時不時的「天父附體」，加強自己的政治權威。甚至，藉此壓制其他重要權力核心。在一次有關妃嬪的問題上，楊秀清又再度天父附體，直指「秀全有罪」，並建議仗責四十。且其他人求情無用，直到天王表示自願接受罰則，楊秀清才免除刑罰。這就算在中國帝王史中，也是史無前例的一幕。
對照拜上帝會這個「洪楊體制」，幾乎是讓人心領神會的馬上連結到眾人對柯黨的描述，也就是「無事柯文哲，有事黃珊珊」。相較這種柯沒有做事能力只會打嘴砲的形象深植人心，珊則是律師出身的政壇老將。所有具體的政策執行與法令規範，都是靠珊來處理、發言。在柯市府內「只知黃不知柯」的情況下，雖然切換至選舉頻道後，還是要靠「柯學教」來廣納信眾；但實際操盤或重大事件決斷（例：撕毀馬辦宣言，君悅會談破局），這些都還是要靠黃珊珊一錘定音的「天父附體」來推翻柯的決定。
相較於楊秀清做為第一批入教的門徒，韋昌輝與石達開都是家境富裕受過教育的人。韋昌輝出身富農，是廣西當地豪族領袖。因拜上帝會協助處理與官府之間的衝突，因此砸鍋賣鐵、舉家資助革命事業。石達開則是廣西當地客家人領袖，能文能武，且急公好義。按時人所說，石達開長得「高大俊秀」，十三歲已「凜然如成人，自雄其才，慷慨有經略四方志」。上述這些紀載，不僅讓人聯想到柯黨今日第三號人物，岳父是建商、家裡汐止別墅很大棟、沒事就想找人辯論（自雄其才），年輕時還當過台大學生會長（急公好義）的黃國昌。
（下）
四、天京事變始末
如此一來，天京事變的四位主角就湊齊了。1856年8月，石達開正在南昌圍困曾國藩，殲滅湘軍只差最後一步。9月，天京城突然封閉，城外對城內狀況一無所知。最後開城時，楊秀清、韋昌輝皆死，石達開已逃，太平天國的領導班底幾乎瓦解，也註定了無實事能力的洪秀全，只能將天國帶入毀滅。事後追朔天京事變的始末，關鍵還是「洪楊體制」在神聖與世俗間的平衡，註定會隨著雙方各自權力慾望的膨脹而導致裂痕，最終開始全面的衝突。若是在這個原初革命梯隊的衝突持續擴大時，又有後加入者的權力野望，試圖升高革命梯隊內部的權力衝突時，從分裂到崩潰添柴加火，就只是轉瞬而已。
事實上，根據多數有關天京事變的記載都顯示，楊秀清早已有取洪秀全代之的野心。至少在1856年9月天京事變前，楊就已不滿意自己千歲的呼號，要求洪加封自己與洪相同的「萬歲」稱呼，這讓洪備感震驚，覺得自己王位岌岌可危且性命不保，因此開始嘗試以拖待變，並且規劃秘密召回在外征戰的韋昌輝與石達開。8月，楊與其同謀已在規劃自己的萬歲登基大典，且彼此約定若遭遇反抗，在必要時即刺殺天王。
但在楊的這批同謀中，有人臨事反悔，向天王密告。洪當機立斷，秘密召回在外征戰的韋與石，要求盡速派兵回援、天京勤王。韋早石一步回到天京，並與洪的人馬約定，僅將矛頭瞄準楊秀清，罪不及家人。可當雙方衝突爆發後，楊死於亂刀之中不說，單方面屠殺馬上開始。楊黨一群因毫無防範，被殺了個措手不及。韋黨則貌似殺紅了眼，將楊家與楊黨一干人等盡數誅殺，邊殺還口唸讚美、讚美，瞬間讓整個天京陷入巨大的混亂與恐懼中。
甚至為了害怕楊黨清除不夠徹底，韋黨還制定了狠毒的計畫，假天王之意，發布訊示訓斥韋黨。同時，此份天王告示還強調譴責韋昌輝本人，準備將韋本人仗責四百，並召集所有同情和支持楊秀清的人到現場見證。殊不知，這並不是出於團結或安撫而有的召令。在仗責的過程中，韋黨迅速關閉宮門，將楊黨的同情者全數殺光。待石達開本人返回天京後，天京已是一片狼藉。只看到過去和睦的諸王兄弟互相殘殺。
石直接找上了洪與韋，強調如今篡位者已就戮，再繼續屠殺所謂黨羽，其實是對革命事業百害而無一利，甚至會掏空整個天國的基底，進而讓清軍逮到機會發動新攻勢。但此時韋已經殺紅眼，不僅斥責石「王位略遜於己」，卻敢如此違逆。甚至將石也視為楊黨，密謀除之而後快。石感受到個人性命受到威脅，且獨木難撐（石只有個人返回天京，並沒有帶軍隊），因此連夜翻牆出城。其後，韋黨也追殺天京內與石相關的親族友人。
但石達開仍是所有太平軍將領內領兵最多，戰功最高者。因此，石在外地又透過給洪的奏摺，希望盡快殺死瘋魔的韋，恢復天京秩序。不然石就要率兵攻城，清君側。當石的奏摺在洪手上時，我們並不知道洪是大夢初醒於韋黨之患已高於楊黨，或是一切皆在洪的掌握之中，目的就是要「二桃殺三士」，但洪與韋的決裂實屬必然。當這個「神聖與世俗」體制下的權力鐵軌鋪設後，可想而知只要斷軌那天，就是太平天國這路列車翻車的那天。
在這個狀況下，韋已將洪視為石的同黨，並且同時調兵包圍天王府，準備殺死天王奪位。但韋黨在天京內屠戮過多，支持者甚少；無論是天王本軍或楊石二人的同情者，都加入對抗韋黨的行動中。更重要的是，在教徒過去的教義訓練中，要求對天王的忠誠還是高於對韋昌輝本人的忠誠。這也導致當韋本人要指揮軍隊殺洪秀全時，這樣的命令讓自己作為忠誠教徒的部將猶豫不決，韋黨因此戰敗，韋昌輝也因此被殺。
歷時兩個月的天京事變告終，此次內鬥共計死亡三萬人，狀況之慘烈，讓流出天京城的秦淮河水紅了許久。但在韋昌輝死後，石達開還是沒辦法主政。因為洪將實權交給了兩個無能的哥哥，天京決策圈又把石給排擠出去，最終在高層無人的情況下，太平天國國勢江河日下。石達開遠離天京後，輾轉征戰多省，最終於1863年在四川投降、遭淩遲處死。1864年，太平天國滅亡。
五：從天京事變看民眾黨高層必然分裂
有趣的是，雖然後世西方學界，喜歡用宗教情懷來分析太平天國，認為太平天國在中國政治史上有其與眾不同之處。但簡又文就認為，在廣西剛起事時，太平天國的對外擴張，其實是以民族主義反滿，而不是以宗教情懷皈依為號召。也就是「對現實的不滿，我們尋求現實的解決方案」，例如民族自治或共產平等。轉向宗教，則是把「對現實的不滿，指向脫離現實的解決方案」。
這點上，從後318時代，依靠綠營挹注人才選上的柯文哲，一開始雖然也主打「素人參政」的個人魅力，但卻是以「小清新與新政治」為號召。這或可歸類於把「對現實的不滿，尋求現實的解決方案」；但回顧這次2024的大舉，從罔顧事實的「綠藍一樣爛」，到「阿北沒有放棄，我們也不能放棄」與「義無反顧拚一次」這類精神勝利法，看來都是把「對現實的不滿，指向脫離現實的解決方案」。
當柯黨的經營模式越來越朝向超現實的「宗教崇拜」時，原來「神聖與世俗」平衡的「柯文哲─黃珊珊」體制，非常有可能與1856年當時的「洪楊體制」一樣失衡。同理，太平天國當時形勢一片大好，雖然各將領仍與清軍鏖戰，但長江富庶區域已盡得其半；柯黨則雖還是落後於國民兩黨之外的第三大黨，但也是一次性的倍數成長不分區立委席次。可若如今柯黨將柯持續神話，柯也自認封神的情況持續，則柯黨內部的「神聖與世俗平衡」必然瓦解。若再加上後入黨者如韋昌輝與石達開般前撲後繼地為內部權力鬥爭添柴加火，那麼按照「天京事變」的行為框架來看，柯黨「雙黃」應該就會先自己內鬨。
柯或許會在這個權力漩渦中志得意滿，覺得自己深諳權謀平衡之術，無論誰逼宮誰，自己這個教主才是永遠金槍不倒的贏家。至於柯會站在誰那邊？又按照天京事變的歷史邏輯，楊在太平天國內的功能類似黃珊珊（有「天父附體」推翻最高決策的權力）；韋石二人崛起過程與背景則與黃國昌接近（自雄其才、急公好義）。若再加上國昌新進，珊珊根基較穩。在這個權力漩渦中深諳統戰道理的阿北，或將聯合弱者對付強者。
尤其現在藍白內部多方檢討藍白合失敗，關鍵在黃珊珊力阻柯實踐六點馬辦宣言的情況下，柯黨成立以來「柯文哲─黃珊珊」體制的崩潰，指日可待。正如史景遷在簡又新《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序言中所述：「發起革命和在其上升階段加入革命是一回事，而在被包圍的困境中如何保持革命的動力和能量，則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件事。」
代結語：誰是曾國藩？
照簡又文的說法，以偶像崇拜為始的革命，必須要有一套機制將信徒對最高領袖的忠誠，巧妙轉化成無限的革命熱情。從拜上帝會到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傳教經驗，都是以領受天書，取代滿清皇帝在中國的權柄為基礎，因而使信徒心中產生了洪秀全是唯一真主的信念；同時，敬拜上帝、遵守戒律，就要為新王國打拼；而為新王國打拼，也就是為天王效忠。尤其排除天國領導高層之外，天國的士兵大多是依附的農民，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沒有對政治關心的餘力與能力。加上缺乏教育，使他們沒有領導運動的能力。農民只能是追隨者，沒辦法是領導者。若這種革命熱情的轉化無法快速，這些烏合之眾很快就會潰散。
所以若是在太平天國的脈絡裡看柯黨，我們可以發現，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若柯黨黨徒對阿北的宗教崇拜，沒辦法巧妙地轉化成對民眾黨版圖擴張的熱情。且阿北接下來的幾年，都只能看「雙黃」在立院表演，自己只能在旁邊乾瞪眼時，「神聖─世俗」體制的失衡，以及隨之而來的內部權力鬥爭，會更為快速的螺旋上升。更遑論，柯黨的支持者，也類似太平天國的群眾基礎，是一群對現狀不滿的年輕人，覺得自己沒錢買房、沒希望改變現狀的窮忙族。但若阿北的神話沒辦法繼續義無反顧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這些缺乏政治觀察、沒有政治目標、無法政治實踐的「雜眾」（multitude），其士氣很快也會煙消雲散。
兼且，當太平天國也有「要不要和天地會合作」的路線之爭時，洪秀全很早就發現，雙方雖然都有反對滿清統治的共同目標；但洪個人在教義上的堅持，致使雙方就有了不可調和的價值矛盾。加上對上帝神助的信仰，認為正道之上詭計無用、戰略無用，更遑論多以詭計陰謀為主的天地會烏合之眾？這種一下合、一下不合的猶疑態度，接著又因為過度自信的自我神格，將潛在的合作對象一腳踢開，這根本就是「藍白合」的前世今生。
而在對外關係上，史景遷就認為，雖然拜上帝會教義來自西方，但其中教義與西方正典基督教有極大差異，故雖然天京高層對西方列強寄予厚望，希望可透過雙方結盟推翻滿清，但列強對當時「中國內戰」並沒有選邊，而是採取雙方為交戰團體的國際法慣例。其後，因為太平軍教義過度扭曲，兼且打壓自由市場（禁售鴉片），故列強改支持清政府，甚至對各湘淮部隊進行大量援助與貸款，並組建由英國將領領導的新式部隊常勝軍，協助圍剿太平天國。
北京相較於天京對外關係成功的關鍵，就在於凸顯自己的可信賴、可平等對待、可遵守條約、可維持貿易。而且講得更赤裸一點，西方各國畢竟已與清廷交涉多年，打也打了多回、談也談了多回，西方透過原來不平等條約體系，已累積許多國際經貿與法制上的特權利益；太平天國若無延續上述條約與慣例的想法，等於在經濟面上放棄國際奧援。這種可信賴與可持續，正是柯與柯黨這種「頻繁失言」沒能力做到的事情。
最後，跳脫太平天國主體的歷史，從曾國藩的《討粵匪檄》出發，我們可以看到兩件事情：第一、柯黨崛起與拜上帝會爬升至太平天國，關鍵還是在雙方都有一群無知反智者與對社會不滿底層人士的集結，意圖顛覆專業與精緻文化構成的既有政治生活；第二、曾國藩成功剿滅太平天國的關鍵，在於調動支持者的危機意識，強調太平天國的崛起是價值與論理體系的顛覆（反智者顛覆精緻文化），而不只是更換統治者。
曾國藩成功將太平天國革命刻畫成「儒家與基督教異端的戰爭」，就是成功的案例。所以柯黨的顛覆，必須採取理念的鬥爭並從中勝出，而不只是政黨權力鬥爭的勝利而已。
最後的最後，衷心希望，我們的曾國藩能夠快點出現。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