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达手记：家父李慎之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经过无数次的批判会、斗争会（当时叫“辩论”），经过独自许多个昼夜的痛苦思索，反复深挖自己的思想与言行，写出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检讨，并获准在新华社的大礼堂（即曹锟时代的“国会”礼堂）做了沉痛到“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的检讨发言。尔后在新华社的机关报《前进》上用了四版一满版还转到三版上一部分的篇幅，登出了其中的一半，标题是《向党、向人民请罪》。这个检讨写得如何，希望读者们看一看，想一想。
一、我的罪行
我现在是作为一个党和人民的罪人站在同志们面前，向党、向人民请罪。
我是一个入党将近九年的共产党员，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然而在今年5月的大鸣大放期间，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也从内部参加了这一进攻，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作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这期间，我在国际部“春雷”墙报上发表了《只有大胆地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文章，号召人们去怀疑，去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同一期的墙报上，我还推荐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反动文章，卜无忌写的《废弃庸人政治》，反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外，我还在“新闻业务”上发表了《试揭一个矛盾》的文章，表示怀疑新闻服从政治的原则，实际上是诬蔑我们的新闻工作是“愚民政策的”而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一年多中间，特别是鸣放期间，我曾和十多个下级同志在作个别谈话的时候，以及在一些组的办公室内谈话的时候，发表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共产党员，我在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时候不是挺身而出保卫党的事业，保卫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是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反击右派，反而同社会上的右派里应外合，煽风点火，向党进攻。我的行为是直接拆党的台，拆社会主义的台，把群众引向资产阶级右派的方向，在决定中国今后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我背叛了党和无产阶级的立场，成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对党对人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给我的培养，给我的信任，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我在这里向党向同志们低头认罪，请党和人民给我以严厉的处分。
二、我为什么会堕落成为右派分子
我为什么从一个共产党员堕落成为可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我长期自欺欺人地把我犯错误的原因归之于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给我的震动，归之于自己“忧党忧国”而迷失了方向。其实我所以犯错误是我过去长期以来生活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形势固然对我起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它到底不过是一个外部原因，决定的因素是我自己思想意识上的原因。
我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我父亲是当地商会的秘书。由于我们那里的商会实际上是当地的太上政府，我父亲也成为一个周旋于绅商官府之间的人物。
他小时境况极坏，靠苦学出身，自己有相当高的旧文化水平，但是却总自以为不是正途出身而自恨不足。他四十多岁才生我，我是长子，因此就把全部希望都放在我身上。我从小一方面受到家庭特别的娇宠，一方面又受到十分严格的管教，从这两方面给我种下了极深的处处自命不凡，自视特殊，顽强地要求出人头地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根子。
除了受到完整的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以外，我父亲还亲自给我加了一套完整的封建教育。他极力灌输我以封建道德的中心思想———所谓孝道，其最高理想就是《孝经》上所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我父亲常说“我没有财产可以留给你，只有以学问来栽培你”。在他的教育下，我从小就成为一个老气横秋、脱离小朋友的人，把“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学而优则仕”看成为自己的毕生理想的人。我从小就确立了把智识神秘化，崇拜智识，把它作为一种私有财产，想依靠它来为自己赢得名誉地位的资本的根深蒂固的人生观。
在我入党的时候，我曾夸耀自己从小学时代起就不断受到各种进步因素的影响，成为贯穿在我历史上的一根红线，一直到把我引向革命。但是现在再回头来看，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真正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有教员向我宣传苏联，给我留下了印象。但是同时也有教员向我宣传法西斯主义。到中学以后，我一方面是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书籍，但是也同时读了更多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书。我过去以为这不过是兼容并包，其中有好的成分，也有坏的成分，而强调好的成分比坏的成分多，其实“兼容并包”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现在看来，在我少年、青年时代给了我决定性的影响的决不是我过去所吹嘘的共产主义思想，而是我的学校和家庭所给我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如果一定要说有一根线的话，那么这是一根黑线而不是红线。
我过去自以为过去上的是帝国主义大学，做的是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好像很革命。其实，帝国主义的大学教育给了我极深极坏的影响。我从初中时代开始接触到一点马列主义。1936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刚出版后，就有一位共产党员的教员给我读了。当时，我是第一次碰到“哲学”、“政治”这样的名词，因此立刻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强烈的崇拜。抗战开始以后，我在上海读高中，当时，党在文化界的影响很大，许多马列主义的著作大量出版，我由于抗日要求的推动，由于初中时代的那一点根子，确乎是如饥似渴地借、买这些书来看，固然绝大部分我没有看懂，固然我也吸收更多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我心目中总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但是一进帝国主义办的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我的思想就有了变化，这些大学以自己打扮得十分庄严的学术气氛来蔑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大学里根本没有地位。而我也就确实受到了它的吓唬，慢慢就有了学问无边、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家之言”的观念。如果我不是后来到成都又接近了党的领导，帝国主义的大学教育是完全可以把我拉开进步的道路的。而它在那时虽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还是在我头脑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正是它今天使我堕落犯罪。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我为它一共也不过化费了一学年每周三小时的时间，然而它竟在我头脑里长上了一个毒瘤，使得党多年来给我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教育都吸收不进去，而一心向往于那套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我过去曾经把我参加革命看成是长期接受党的启蒙教育的结果，因此好像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战士了。但是，今天看起来，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我实际上完全不懂得社会主义。我参加革命是由于学生运动的推动，而我参加学生运动只是出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要求。在个人身上说，它并不违反我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而是正好适合这样的要求。我在学生时代所追求的东西，实际上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我当时的个人理想，也还是个人的成名成家。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因为资产阶级有其不可克服的动摇性、软弱性。我个人在民主革命中的表现也证实了这一条真理。我确实曾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得很积极，曾经自夸“为政治可以牺牲学术”，然而实际上，这只是因为学生运动发展得很顺利，满足了我个人英雄主义的领袖欲，觉得走“做一个政治家”的道路比走“做一个学者”的道路更符合我的个人野心而已。（学生运动还使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更加膨胀了，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更加顽固了。）到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面前摆着两条路：响应党的号召到解放区去，或者干脆卖身投靠走向上爬的道路。第二条路我不屑走，但是第一条路我也没有决心走，因为那样就要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个人前途。在这个尖锐的抉择面前，我表现了动摇。我表示要停一停、想一想，我心里有激烈的内心斗争，但是终于咬不了牙。我之所以选择去中学教书，就是这种动摇的结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党一直照顾着我，关怀着我，从远处注视着我。我感到离开了革命运动的寂寞与痛苦，也感到个人实在是没有出路，继续在学生中搞民主运动，最后受到了特务的迫害，才逼上梁山，使我最后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到了重庆，进了《新华日报》。
这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从这时候起，我就在党的直接教育下，如果我能够接受党的教育，改造自己的话，我的面前就出现了一条一直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党对我在政治上从来是爱护的、信任的，但是我反而把党对我的爱护和信任看成自己在政治上保了险一样。我夸大自己的革命性，把过去为革命做的一点微末工作看成是“独力打天下”，自以为是党的“孤臣孽子”，认为自己是对党有功，党应该对我“礼贤下士”，应该请我入党。在我的入党申请由于行军、土改、三查等等关系被延迟了一段时期的时候，心中就大有意见。我在与党的关系上保持一种客卿的态度。这些都说明了我的“革命性”如何有限，如何不纯。但是党仍然是给我以充分的估价，接收我入党。当然，党是看到了我的缺点的，但是党仍然希望能改造我。党当时就严厉地指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必须在今后努力注意改造。但是我却置若罔闻，把入党看作是党对我的革命性的承认，而不是看成是彻底改造自己的开始。我还记得在通过我入党的支部大会上，有许多同志对我提出了严格的批评，也有一些同志对我说了较多的好话，我对好话就非常听得入耳，对某些批评就不以为然。例如有一位同志批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贫雇”，我就觉得谁都是一样，不独我一个。有一位同志批评我狂妄自大达于极点，我就觉得也没有到这样的地步。另外有一位同志说，我所以乱七八糟的思想多，是因为知道的东西多，我就觉得非常入耳。会议完了，就有一些同我较亲密的同志来祝贺我，安慰我，我也就以能入党而欣然自得，而不去严肃地对待党的忠告。
我就这样参加了党的队伍，跟着党胜利地前进。总的说来，在整个民主革命的阶段，我同党的矛盾还不算很大，党的政策我还是拥护的执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的抵触仍然有，而且也并不小，因为虽然是民主革命，但是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我是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集体主义和革命的彻底性常常同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革命的软弱性相抵触，而我却顽固地不肯放弃自己的一套。
首先这表现在我同党的关系是，可以说，自从参加革命之后，除了在重庆和上海那一段摊子很小，几个人同甘共苦，谁也没有什么名，什么位，不可能有什么个人打算之外，自从一到解放区起，看到这么大一个天下，就一直不断地有个人打算，想挑好工作。我想当编辑不想当翻译，想当记者不想当编辑，想搞研究工作不想搞新闻工作，总之是想挑最能出人头地的工作，而在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牢骚很多。
在对党的关系上，更加突出的是我从来只看到个人，而看不见党。在我眼中，党似乎不是一个战斗着的集体，一个活生生的存在，而不过是一群党员的集合体。我重视朋友之情，而不大体会同志之谊；重视知遇之感，而不大体会党的培养。除了在运动中而外，我从来不向党的组织暴露思想，接受党的帮助，常常觉得小事应当自了，大事说也无用，我确实是一个与党貌合神离、目中无党的“共产党员”。
在对党的关系上，最严重的是，党总是向我提出必须进行思想改造，但是我却在实际上抗拒改造。我认为我已经入了党，这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我觉得自己政治上无问题，历史上无问题，社会关系也无问题，思想上确乎是好发议论，好发牢骚，但是这却不是什么大问题，有些问题虽然不同意党的意见，也认为自己可以压得住，还有组织性、纪律性。凭这一点就可以跟党走到底了。殊不知思想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有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才能过社会主义的关。在这次的大鸣大放中，党要考验每一个党员的时候，我坚持个人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尾巴就露出来了。
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既然我这样一个保持着整套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和无产阶级的队伍格格不入的，因而我在民主主义的革命中的表现也是不彻底的、软弱的。我在土改中，看到农民打地主会觉得不文明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此外，我从头起就对我们的许多制度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过去的例子现在已难记得起来，但是类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很早就有的。在历次运动中，我参加了一些，但是都参加得不多，我总只是“完成任务”而不是十分积极的，我心里总是怕过火、怕伤人。我总是夸大副作用而要求稳健。我总希望看到我们专政的宽大的一面，而不愿看到它严肃的一面。我总是以资产阶级民主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各项工作、各种制度。我并没有真正站稳过无产阶级立场，而我的右倾思想是十年一贯的。正是这些思想的日积月累，一直到形成我今天一系列的反动思想，自己也成了一个十足的右派。
我的思想问题逐渐进一步暴露而发生新的变化，是在1953年与1954年之交。就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以为，1954年以后，我过去所崇奉的日丹诺夫的许多理论，在苏联东欧都开始有了翻案，我自己屡次出国，接触到了更多的资本主义的文化，觉得过去的看法是“教条主义”，未必对。同时，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东欧的政治生活中也连续发生了一些事件，如柏林事件、贝利亚事件、纳吉上台下台事件、苏南建交事件等等，因此，自己的思想上发生了许多怀疑。拿这来比附中国，就觉得思想战线上的许多是是非非很难说。同时，觉得从那时起，自己也接触了一些外来的影响，对我们的文化政治问题上的怀疑抵触就多起来了。但是，实际上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原因，深入一点看，不为无因地巧合的是，这正是民主革命已经结束，党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时候，党在这个时候，提出了统购统销这样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对这些，我并没有什么抵触，但是，社会的这些变动必然要在人们的意识上得到反映，而党也就着手来解决这样意识上的问题。因而在各个方面的思想改造都加紧了。以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了。如批判俞平伯思想、梁思成思想、胡风文艺思想、胡适学术思想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地到来，报刊、杂志上批判各色各样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出现。这是一场又一场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方面是革命深刻化了，一方面是我个人身上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的革命性已经发挥完了。而我的留恋资本主义，抗拒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已经开始露头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现在看起来是自然的。我原来不过是怀着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目的而参加革命的，实际上不过是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固然，我自己并不是资本家，我并不要求保持物质财富的私有制。但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我把知识看成是个人的产物，个人的资本，因此实际上要求保持精神财富的私有制。而我所谓的精神财富，又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些东西是无产阶级决不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决不能容纳的，因此必须批判它们、改造它们。然而这样的改造就触动到了我的阶级本性。各种各样的批判在我看来都是对我的否定，对我所认为“真”、“善”、“美”的宝贝的否定。本来，如果我能够把那些被批判的思想当作镜子，积极地从这些思想斗争中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话，我就可以跟着党一直前进。但是我却不去利用党给我的这种大好机会，反而因为这些运动没有直接牵涉到自己而站在一旁窃窃私议，表面上是吹毛求疵，实际上是怀疑抗拒。
我现在还没有回忆分析自己到底在哪些具体的思想问题上滋生了抵触，这个工作我今后一定要细细来做，但是，总的说来是这样一些感觉渐渐积累起来了：“党管思想管得太多了”，“思想学术上的花色品种减少了”，“运动伤人了”，“思想批判太深文周纳，成为诛心之论了”。
久而久之，我就感到这是一种“思想统治”，这是“从来没有的对思想的压抑”，我不去看看到底统制了谁，压抑了谁，是不是该统制、该压抑，是对人民有利还是不利，而是以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本能，感到这样下去会造成“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会“蔽聪塞明”，会没有智慧。这样，我就认为我们的社会里“民主”太少了，“自由”太少了，个性太受束缚了。十分明显，当我向帝国主义、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时候，我还有点进步性革命性，当我向社会主义、向无产阶级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时候，我就只能是倒退的、反动的了。
渐渐地，我感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我所要的，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却不能满足我的理想了。我渐渐暴露出我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市侩本性，因为一个个人主义的牙齿发痛，而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了。
然而，一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前，我思想上的这种抵触与怀疑还没有明确地、直接地牵连到我们的政治制度上去。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国际上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反共高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的逆流，我身上原来顽强地保持着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就在这些外部因素的触发之下急速地发展起来。我大量地吸收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观点，然后一下子把我过去积累下来的一切牢骚不满都明确地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解决民主问题”上去。而当我抓住这么一个反动的中心思想之后，又把我过去的一切反动思想固定化、扩大化，推而广之延伸到我们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广泛的方面去。我狂妄地以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为根据，公然要靠制度解决问题。而到匈牙利事件以后，我就形成了一套反动的政治思想。这时，我已经不是仅仅抗拒思想改造，而是要想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党和社会主义了，这样，我就直接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到今年年初，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大鸣大放的方针以后，我的狂热就越来越高。我把从中央听来的片言只语，一概按照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串联起来，作出极端夸大，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机会主义的了解，来设想一个“从理论到制度都要作改变的新局面”要开始了，要“从上而下”地变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忘了党的领导，发疯似的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向人贩卖自己的反动主张，以此来炫耀自己，影响别人，希望别人同我一样来怀疑、来议论、来反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到中央决定提前整风以后，由于我对运动一贯害怕，我一度还有些情绪低落，但是后来看到社会上右派知识分子的言论越来越多，而且好像正是向着我所期待的改变制度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我就接受了“风气论”，以为就是应当像社会上那些右派那样来大鸣大放，来进攻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写出了点火式的墙报文章，积极地同人谈话来散布自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过去曾把自己的言行的动机说成是好的，实际上我想的就是要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我也正是这样做了，这时，我一年来在政治上的激烈动摇就最后导向了完全的堕落，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5月底，我的反党言行因为社会上的右派狂风暴雨般的进攻使我恐惧，因为党的警告而开始收敛，然而错误已经永远地铸定了。第一次使我感到警惕的是柯庆施同志在上海宣传会议上的最后发言，他说：“有一些共产党员证明只能作一个民主主义者而不能作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而现在，十分清楚，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共产党员”。我经过了民主主义的革命，然而却没能通过社会主义的大关。这是我的耻辱，我的悲剧。然而，这却正是一个对党忘恩负义，不听教诲，一意孤行，拒绝改造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应得的惩罚。
我的发展道路清楚地说明了我的罪是我自己造成的，是必然的。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一个时期以后，我曾经怨恨党会整到我身上。然而反本求源，不是党有负于我，而是我重负于党。党多次伸出手来要带动我前进，但是一次又一次被我拒绝了。历史的车轮不能待人，我在急转弯的时候摔到了车外，正是我自己应当从这里头吸取毕生的教训。
三、我的反动政治主张的实质是什么？
关于我的反动的政治主张，同志们已经在六次大会上作了全面的、深刻的、系统的批判。这些批判帮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言行思想的反动本质，并且给了我以马列主义的武器、阶级分析的武器来同我自己的反动思想作斗争。我可以向同志们表示，在几个月来党的教育下，特别是在大家的批判以后，我的反动政治思想已经彻底破产，我决心全部地、永远地抛弃它，向党、向同志们缴械投降，至心归命。
当我现在要在这里批判我自己的时候，我不可能重复同志们已经提到过的许多论点。但是，正如刘修学同志在《前进报》上所说，我过去是给别人也给自己搭了一座“迷魂阵”，我陷害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现在我应当亲自来拆掉这座迷魂阵，让它在同志们面前，也在我自己面前彻底消灭，不留残迹，永远地不再害人害己。
我打着追求社会主义的“民主”，防止“个人崇拜”，要使社会主义“千秋万世”等等漂亮的旗号，然而要是以马列主义来分析我的各色各样的实际主张，那么，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分析下去，都可以看出，我所要求的东西结果都只能通到和社会主义相反的方向，都只能是破社会主义，而立资本主义。我在自己思索和向人宣传自己的这一套政治思想的时候，常常还自欺欺人地说自己的目标是坚决维护公有制的。但是要是坚持我的这一套，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就根本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就只有再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说：“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中间许多人或者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我所想的、所做的就正是这一点。
最后，我把过去一年中形形色色的考虑都说成是“忧党忧国”，好像自己所设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然而实际上，我哪里曾经丝毫懂得或者想去懂得工人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的一套反动的政治思想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荒谬绝伦的照搬，而且从根本上说，只是我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反映。
再剖析一下，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教育给我种下了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它一方面培养了我的自我扩张，把“个人”看成是高于一切，一方面又把“自我”深深锁闭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小天地中，而不去同伟大的集体同呼吸、共甘苦。
我的日常生活充分表现了我的这种人生观。我一方面是狂妄自大，一方面又是离群索居。我不要说不参加工农的集体生活，连知识分子的集体生活也不爱参加，以一个膨胀浮肿的自我，同二三知己胡吹乱捧，高谈阔论，这就是我所沉醉的小天地。在我们的社会关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千百万群众在热火朝天地行动的时候，我不拿自己的身心去参加这样的变化，却只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冷眼旁观，评头论足。我拒绝接受新事物，不要说是今天激动着千千万万从青年到老年的新的社会活动，就是新的文艺小说也从来不看，甚至连戏剧电影都要别人强迫去看。我身上充满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霉烂的臭气和顽固的偏见，这样我就看不见也看不惯新事物。偶尔看到一首新诗、半篇散文、几段小说的时候，我常常不相信那里面所表现的新社会新人物的新感情，而对之投以轻视，我熟悉《红楼梦》与《儒林外史》里面的死人要比熟悉我眼前的活人为多。
社会是在飞速前进，群众是在飞速前进，而我的双脚却被坟墓中的死人拖住了，在骸骨之间徘徊迷恋。名义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实际上却成了一个没落阶级的遗少，心里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腐朽的思想使我睁着眼睛看不见我们的人民今天享有的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当我的这种腐朽的思想感情被触动的时候，我就以为是没有民主了，没有自由了。只有到今天，到大家以大量的事实和道理来证明我的极端愚昧无知、落后反动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经沦落到如此可耻的地步。这三个月来，我第一次以憎恶的感情来看待我过去那么迷恋的一切，第一次感到有必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来从头认识。（名义上说来）我也算曾出过一份力量参与缔造的新社会。
我曾经一直是这样一个为斯大林所说的“甲壳里的英雄”，然而我还有所追求。从我少年时代起，在封建教育的影响下，我的理想就是隆中待顾的诸葛亮，是扪虱剧说的王猛这样的人物，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样“平步登天”的道路。到了接受资本主义的大学教育以后，我的理想就自然地变成了像凯恩斯、拉斯基那样在我看来好像能够以自己的学术来左右国家政策的人物。我看不见群众，看不见集体的智慧，只崇拜个人，崇拜专家的钻研，正是因为如此，我才那样热衷于议会民主，热衷于专家路线，要求容许开放学术自由、新闻自由、思想自由，我托名为追求群众的制约，实际上追求的不过是给这些专家以自由，让他们退可以治学，进可以当政。我在这样设想的时候，好像自己个人还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然而我的这套主张的实现，却正可以为我自己以及少数同我这样的个人主义者实现其野心打开一个自由天地。
除此而外，我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弥漫到许多方面。我充满了虚伪的个人尊严的感情。“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话，总是能引起我的同情，我也总是瞧不起群众，相信“暴民心理”的胡说，因此我总是不满群众运动，反对“不杀之威”，而要求“文明的”法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我醉心于“师友之间”、“二三知己”式的自由主义关系，而不习惯于严肃的组织生活，因而反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企图以道德文章式的领导来代替组织领导。在工作关系上，我也存在着“士为知己者死”的“知遇之感”，只看见个人而看不见党的领导和组织的作用，因此甚至要求能自由挑选干部。在干部政策上，我就不满循序前进，而要求能够使特出的人才有破格提升的道路。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看出，我想的这一套中间，并没有多少“党”和“国”的利益，有之，只有犯个人自大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虽然我的一套反动思想，是我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抄西袭迂回曲折地罗织起来的，实际上，不论哪一条都不过是我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直接反映，确实，我在考虑这一条、那一条的时候，心中也还在嘀咕“对头不对头？”但是实际上，我已经是一往情深，因为它们正是我内心的要求。
我的例子证明了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和社会主义决不相容的，而如果不改造，它就定然会爆发出来反对社会主义。鸣放以后，我就是这样从一个甲壳里的英雄变成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既然我向人民的民主制度作了进攻，我也就不能不受到人民无情的回击。但我愿我的惨痛的教训能成为每一个还有着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同志的鉴戒。社会主义的大门是无限宽广的，只有那被个人主义吹得无限膨胀的人才进不去。我希望再不要有任何人重蹈我的覆辙。
四、反右派斗争给我的教育
我由一个共产党员堕落到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可耻而悲痛的道路说明了什么呢？我以为它首先说明了马列主义的真理，阶级斗争的真理。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贯彻一切的现象，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
过去一年来，我躲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下，自以为是在超然物外地寻求什么独特的、新鲜的客观真理。然而现在看来，我的这套思想第一并不独特，它几乎是一切右派分子共有的。和我共鸣的并不是真正“爱党爱国”的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而恰恰是那些连我都曾经羞与为伍的反动政客、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各色各样的坏分子。第二，我的这套思想也并不新鲜。近四个月以来，当我开始感到自己的错误而去学习被我搁置已久的马列主义著作的时候，才发现我的这一套正是许多无产阶级的叛徒从伯恩施坦、考茨基到“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好几十年以前就不断发表过的陈词滥调，完全没有一条我可以自诩为新发明的东西。我的这套思想的普遍性正好说明了它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性。
三个多月来，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我常常自己问自己：“我是谁？”我现在看到我并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绝对的”个人。我不过是一个阶级的存在。在我的身上凝固着浓厚的资产阶级腐朽的意识形态，我的政治思想正是代表着没落的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绝望的挣扎和抵抗。同志们对我进行的斗争就不能不是一场阶级斗争，不能不是一场资本主义道路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
最近以来有三篇杂文曾经引起我的深省，一篇的题目叫做《狼的乳汁》，它以印度的狼孩因为吃了狼奶而很难恢复人性为例说明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一篇叫做《致死的因子》，作者借有一些植物从母体继承到一种致死的因子，虽然一样也可以长得高大繁茂，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自动枯萎死亡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个人主义的危害性；最后一篇是说到一个我也认识的文艺界反党分子陈涌的。作者借女优泰伊思的故事形容陈涌，说他在1955年曾经是首先向胡风战斗的勇士，然而两年以后，他却完全继承了胡风的文艺思想而堕落成了一个党内右派分子，其原因就因为“六根不净”，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根”不净。我拿这当镜子来照自己，我过去在政治上也曾经参加过反帝反蒋反封建的革命，然而我在思想上却接受了敌人的教育，喝了狼的乳汁，在体内留下了致死的因子。虽然党多年来给了我不少教育，我却拒绝接受，终于到了革命深刻化的时候，自己变成了原来所曾追求的事业和理想的敌人，变成了自己原来的敌人的应声虫和代言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原来反对过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向我拍手叫好，而多年来同我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在为我感到羞耻。十多年间，时移势易，今天的我竟然为亲我者所痛而为仇我者所快。
我看到，是谁使我堕落，使我痛苦，是帝国主义、是剥削阶级！是谁在过去一直爱护我，在今天还以大力挽救我，是党，是同志们！
这次斗争给我的最重大的教育，是我过去总是站在旁边看群众运动，夸大群众运动的阴暗面，看不见党通过运动同群众建立的深刻联系，看不见群众通过运动得到的改造和提高。我总是强调运动伤了人而看不到无数的人在经过群众的批评或者斗争之后不是同党疏远而是更加靠拢了。我甚至把运动看成是专政的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手段，是高度的集中而不是高度的民主，是为我所反对而要求以“法治”来代替的东西。在这次的斗争中，虽然我自己是可耻地成了斗争的对象，然而我却亲自体会到了党和群众如何在真理的基础上，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什么力量能把大家都动员起来？什么力量能完全拆穿我的谬论？我亲身感到这是真理的力量，是党的力量，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就在于此。我要在这里痛斥我自己的谎言，我们党不是一个宗派，不是一个盖子，不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它过去从来就不是，今后也永远不会是。党和人民永远是一条心，一条命的。
这次斗争给我的重大的教育是，到社会主义去，个人主义的思想必须改造，也可以改造。我和大家一起看到了，思想不改造，党籍是不能保险我进入社会主义的。当我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迷魂阵里的时候，我总是把知识绝对化、神秘化，觉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我看来改造几乎是不大必要也不大可能的。这一次的斗争教育了我，根本的问题是立场问题。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那么真理就是可以认识的，可以掌握的。思想改造对于我来说，固然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是也绝不是像我过去在迷魂阵里那样认为是无所适从的。只要紧紧地依靠党、相信党，听党的话，思想就是可以改造的。几个月来，我深深感到离开了党，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就是毫无作用的，而如果不是为了党，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是毫无意义的。只要永远以党之心为心，我的新生是完全可以有信心的。
两个月来，我在大会、小会上听大家对我的揭发、分析和批判。大家的发言时时震痛我，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发言使我逐步感到豁然开朗。正是通过大家对我的揭发、分析和批判，才使我逐步认清了自己的反动政治思想面目，原来是那样的可耻、可鄙、可恨，使我辨明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是使我分清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真民主和假民主）、集体主义的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自由（真自由和假自由）。这样，就使我也同大家一起分清了敌和我，进步和反动的界限，使我认清了改造的方向。
我在这里感谢一切在会上发言批判我的同志，揭发我的同志，和全体参加对我的斗争的同志。我这样说是倾吐了上两个礼拜在批判大会上我从心底涌现的感情。从同志们的发言中，我可以想象同志们为了弄清、分析、批判我的言行思想，在党的领导下作了何等严肃认真、细致周密的工作。每一个同志的发言我都感到是为我补课，是向我召唤。每一个发言都是针对着我的论据、我的逻辑（不管它们如何荒谬）来破除我的反动思想，每一个发言都是在一片片地切除我脑子里致命的毒瘤。我曾经希望能自己一个人把自己的反动思想偷偷地改掉，但是我现在懂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思想改造也要走群众路线而不能走专家路线。我重又想起总理的话，只有政治上的震动才可以改造思想，只有党，只有群众的力量才可以改造思想。
同时，我也感到同志们的每一次发言都是在消除一分我过去所散布的毒素，是在消除我的罪行所造成的恶果。我为此向同志们表示特别感激。
在对我的斗争正式开展以前，我曾经有过恐惧，有过委屈，有过怨恨。我害怕自己被一棍子打死，我也害怕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无颜见人。但是，我现在认为所有这些想法，都不过依然是可耻的个人得失的考虑。把我揪出来正是体现了党的英明伟大、大公无私。如果我现在决心回到党的立场上来，我就应当敢于把那个充满了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的“我”一棍子打死，只有不留“旧我”的一丝生机，才可以重建“新我”。我应该勇敢地、坚决地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终生不再改口，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对自己永垂大戒，堵死自己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我今后的有生之年，我将永远记住这不能忘怀的1957年。我将永远记住我向党、向人民犯了罪的春天，也将记住自己在思想上走向新生的秋天。两个多月来，我日日夜夜孤独地坐在办公室里，然而我也并不是没有看到申德诒同志所向我指出的光明世界。就在这两个月里面，从社会主义的苏联发射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个国家里，工业和农业正以飞快的速度在发展。在中国，在反右派的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大辩论正在全体人民中间展开。千千万万的干部和学生去参加体力劳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已经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这难道不是惊心动魄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雄伟的共产主义交响曲？这难道不是在我面前展现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美好的理想？我有什么理由要去做资本主义的殉葬者而不肯把自己这点腐臭肮脏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抛弃干净呢？
我再一次向党、向人民服罪、悔罪、请罪。我不但是口服心服，而且是心悦诚服。我认识到自己已经是在向万丈深渊中掉下去的人，只有党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才把我挽救了回来。我犯了罪，但是我相信毛主席所说的“坏事可以变好事”，“毒草可以变肥料”。我从反面给群众当了“教员”，但是正是我自己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我曾经辜负了党多年来对我的培养教育，但是我保证决不辜负党这一次对我的教育。我过去没有改造自己，我愿意从现在开始，从头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革面洗心，重新做人。我今天是一个人人鄙弃的右派，明天我一定要做一个“左派”。党多年来花了不少心血培养我，希望我成材，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干部，但是我却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败子，我现在决心要回转头来，回到革命的大家庭里来，我保证放弃我的一切反动思想，一切个人打算，永远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永远不离开党。
来源：《书屋》2009年03期，作者李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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