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慎之同志右派问题审改结论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对李慎之同志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审,结论如下: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李慎之同志对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等方面的问题考虑很多,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困惑不解,对如何防止发生类似问题冥思苦想,对共产主义事业忧心忡忡,并且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设想。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就自己经常考虑的有关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群众运动以及干部和新闻政策等问题发表了大量言论。这些言论绝大部分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本意是想通过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由于李慎之同志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很深,在分析某些问题的立场方法上往往发生原则性的错误。但是全面地分析李慎之同志当时的言论,还不能说他在根本立场上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在肯定"党的道路是对的""中国党应当仁不让解决无产阶级民主问题",以避免我们党出现苏联的错误。
李慎之同志参加革命以后,特别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的二十年来,各方面的表现是比较好的,这也证明他在一九五七年所犯的错误是思想认识的错误,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对党的。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和一九五七年划分右派分子的规定,一九五八年不应该划李慎之同志为右派分子,决定撤销一九五八年"右派分子李慎之的政治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行政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其家属、子女、亲友档案中涉及此问题的材料应当抽出销毁。
新华社国际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新华社党组曾涛(签字)穆青(签字)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政治部副主任汪家桦(签字)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同意李慎之(签字)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右派问题改正后给党支部的信
伯坚、延宁、向明、先逑同志:
在我的"右派问题审改结论"上签字"同意"一个半月以后,我才认为可以向你们写这封信。
首先,我还是要重复我一月二十三日对向明同志说过的话:同志们为给我"改正",在短促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我永远是十分感激的。
但是,由于我至今未能理解的原因,在整个"审改"的过程中并没有征求我本人的意见,因此,我对"结论"也仍然有不理解的地方,其中有些我当时已经向向明同志提出来,而且作了相应的修改,有些我当时觉得不便提出来,这不但是因为我马上要出国,时间十分紧迫,更重要的是我极不愿意造成一种似乎与组织上不一致的印象。说实在的,当年划我为右派时,就从来没有人同我核对过任何材料,征求过我的任何意见。我第一次知道我自己的结论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开除我出党的支部大会上,在那种环境下,我实在没有听清几个字,以致二十年来我从来也说不清楚自己的罪状到底是哪几条。但是我仍然举手赞成把我开除出党,并且在自己的结论上签了字,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表示自己与党一致。更何况,现在党是在改正自己的错误呢?
当然,也有人说,政治结论是关系到政治生命的大事,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已经看惯了世事的变幻,并不那么重视写在纸上的几行黑字,因为我青年时期也曾得到过不少看来不坏的鉴定,然而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归根到底,决定我们大家命运的只有历史的不可抗拒的逻辑。
同志们现在肯定我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是"忧心忡忡",一直为如何防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问题而"冥思苦想",但是因为我"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很深,在分析某些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上往往发生原则性的错误",最后断定我"在一九五七年所犯的错误是思想认识的错误,而不是根本立场的错误"。
也许确实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吧,我一生都认为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占有更为可贵,因为"为寻求真理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总是比不担风险的占有它要高昂得多"。二十多年来,我可以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用逻辑和事实来分析和检验我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的思想,探究为什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根据他老人家自己的提示,从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会成为党和社会主义的"敌人"。
现在党改正了对我的结论,说我不是右派分子,然而还是有错误,不过,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看来,历史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我的忧虑,但是我也还是在思索:在肯定"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在我的思想中造成的"原则性错误"的同时,我则认为如果不解决民主问题,公有制本身还不能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是不是也是错误呢?我提出的"真理的认识"与"权力的渊源"的命题是不是还能成立呢?当年那些大公无私的揭发、义正词严的批判又剩下了多少真理呢?再进一步言,我们的民族为什么竟然不能依靠科学的逻辑,甚至仅仅依靠常识,就在当初根据苏联的教训推知并且防止一场长期的灾祸,而非要等到多数人身受其害以后,才开始有所憬悟呢?要是照我自己的分析,我的封建思想其实要比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得多。在一九五七年确定要划我为右派分子而要把我拿出来揭发批判以后,我常常读《礼记·檀弓》中"申生受赐而死"的那一段文章。虽然从理智上说,我实在无法发现自己思想里从前提到推理的错误,但是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和忠诚,我还是承认自己犯了"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自己给自己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那时我感到我是一个人格破裂的人,我的感情同理智分了家,我第一次对党说了假话,虽然是顺着党的意旨说了假话。当时,我在我办公桌的台历上痛苦地写下了一句:"The best element of my soul has been burnt away",虽然一九五八年的结论说我"悔改真诚",这一回的结论又肯定我"特别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的二十年来,各方面的表现是比较好的。"其实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很不足道的人,二十多年来,我竭尽一切力量维护我那已经破裂的人格。但是在历史面前,我个人是软弱无力的。我并没有像当初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以至不惜牺牲生命的共产党员那样斗争。我顶多只能像一只萤火虫一样在漫漫长夜里以一点理性的微光照着自己在黑暗中游行。我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手上没有别人的血,也没有别人的泪,但是我自己心上的创口是永远敞开着的,流着我自己的血。
一九五七年以后,大约有五年的时间,我内心唯一的希望是:"但愿我想的一切都错了"。道理很简单:若是我错了,国家当然就会好起来。我还记得一九五八年在十三陵劳动的时候,在大坝合龙的那一天,看着那些欢呼跳跃的青年,我的眼里忽然流下了泪水,脑子里浮起了鲁迅的句子:"让我一个人来负起因袭的重担,顶住黑暗的闸门,好放青年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可是后来,我终于认识到我的希望大概要落空,同志们也许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内心的痛苦并不亚于划我右派的时候痛苦。
结论说我在"鸣放期间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其实如果以五月一日为鸣放的期限的话,我的"右派"言论大多是在鸣放以前说的。偌大一个新华社,大概还有人记得,在鸣放期间,我倒是新华社一个最大的保党派,其原因不知是不是也可以归结到我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主要是所谓负责任的思想。王纬同志大概还记得我在鸣放期间同他的谈话。我认为,我既然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干部,我就要对党的工作负责,我不能把责任推诿到别人或者组织的身上去。我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接受批判与处理的。许多同志知道,我的言论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是毛主席的原话,但是我从来没有想推诿过自己的责任,虽然我曾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来细细思索,为何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到了我的嘴里就成为反动语言。
一九五七年的时候,我曾经得到一项特殊的荣幸——在全社大会上进行自我批判。当时的社领导叮嘱我,要我通过"现身说法"来"消毒",来向群众表明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在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大罪以后是怎样对待党的判决的。我现在还记得台下许多同志同我一起啜泣的情景。五十五号文件下达以后,我曾以为这一次也会像历次运动后平反错案一样,给我一个在全社大会上消除一下我当年播下的奴隶主义毒素的机会。我所想的并不是为我个人的名誉,而是希望通过我的教训,在今后的中国千秋万代再也不出现我这一辈人所遭到的悲剧。虽然我的民主思想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我和千千万万人的遭遇和命运所关系到的难道不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吗?当然,现在看来,我的希望已成了奢望,但是我仍然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正是在一九五七年人们失去了法律和道义的一切保障以后,才有可能发生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六年以及其后一系列更大的悲剧。
我还记得向明同志那天颇动感情地对我讲的话:"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几个二十年"。我知道我一生中最好的二十年已经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我并不后悔。一个像我这样立志献身于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的共产党员,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又有机会了解那么多的情况、接触那么多的问题,怎么能不产生那些思想呢?"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在这波涛汹涌、浊浪滔天的二十年间,我又怎能想象自己置身于第一个旋涡以外呢?我所希望的是,这样一段历史不至于白白地过去,而会给我们的民族留下真正的教训,让年青的一代真正能"走向宽阔光明的地方"。
喋喋不休地说了不少话,请不要认为我要对我的结论提出什么异议或者保留。不,我完全没有那样的意思。不过我已年近六十,快到退休的时候了。新华社可以说是我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国际部尤其是我投入了青年时期全部的精力与心血的,寄托了我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全部理想与希望的地方。而新华社特别是国际部又历来被认为是思想比较开通、比较活跃的地方,据吴冷西同志最近在一次会议上证实,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所以到新华社国际部来征求意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国际部的同志也还是愿意更开阔一下视野,了解一下一个从他们队伍中开除出去的人是如何看待反右派运动和这一次的改正的。
专此 即致敬礼!李慎之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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