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是传奇人物，最早知道他还是在文化革命初期，66年底，北京到贵州安顺串联的学生，带来了北京的小报。我看过的一份油印的小报上说，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虎”，是“西纠”和“联动”及“5.16”的头头，经常带着一帮军人子弟，拿着带铜扣的军用皮带，到处打人，横行京城。可见以讹传讹，事情会完全失真。后来看到文革中流传的陈毅诗词及说明文字，才知道陈小鲁因出生在山东而得其名，根本不叫“陈小虎”。
文化革命中，确实是他和北京八中和四中的几个朋友，看到学校秩序混乱，往死里打教师的事不断发生，这是他很反感的事。社会秩序也很混乱，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红卫兵”打人的事非常普遍。他们想维持学校和社会的基本秩序，发起组织了跨校的“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不仅想把学校的秩序管起来，还组织人到混乱不堪的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但很快陈小鲁就发现，在文化革命的环境下，他们根本控制不住局面，一些学校的“西纠”成员，照样打人，打老师，他退出了“西纠”。至于“联动“、“5.16”的活动，与陈小鲁没有一点关系。
一些人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拿陈小鲁说事，扩大和扭曲他的行为，目的是把矛头指向陈毅元帅等一批人。周恩来看到了这一趋势的苗头，出于保护的目的，果断地把陈小鲁送入了军营。他是北京八中的住校生，没有让他回家道别，规定他一年内不许往家里写信，在部队也不能暴露他的家庭情况，如此约法三章，陈小鲁被送到了辽宁的野战部队。在部队初期，他连正常的“军籍”也没有，他却以普通一兵的姿态，随境而安，投入军旅生涯。他用士兵的最高要求要求自己，吃苦总在最前面，他很快就赢得了战士们的敬重。部队根据他的表现，给了他正式“军籍”，之后便是入党提干，从普通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入伍近十年时，担任了团政治部主任。之后又被送入南京军区外语专科学校学习，毕业不久，即派往驻英国大使馆，担任驻英武官，在英国工作了五年。回国后在总参工作，担任全军战略学会副秘书长。
陈小鲁被送到军营，家里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他住校，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事，两三个月不回家就有问题了。一点消息也没有，他母亲急了，让陈毅去打听一下小鲁是怎么回事，陈毅平静地说，小鲁今年二十岁了，他很自立，不用去打听，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而陈小鲁遵守约定，硬是一年多时间没有给家里写信，他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是在三年以后，他入了党，提了干，听到陈毅病重，请假赶往北京探望。他站在父亲的病床前，看到当年生机勃勃的父亲，身上扎满了针，周边挂着数不清的输液瓶，老人神情痛苦不堪。他问医生和护士，能不能减少一点，回答是负不起政治责任。这是陈小鲁在自己的晚年，组织社会自愿者，尽力去推进临终嘱托的原始动因。他希望所有的人，在临终前，都不要受到非自愿的过度治疗和强制性制疗，能有尊严地按照自然规律走完人生的路。
第一次见到陈小鲁，是86年11月，他应邀来参加中央政改办公室的座谈会，在会上，他介绍了他在英国观察到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条件下的治国和管理状况，他讲得从容随意，却意景深远，举重若轻，又生动异常，将大问题隅于故事中，还不时作一些中英比较，以及富于哲理的结语。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座谈会之后，陈一谘立即向鲍彤建议，把陈小鲁弄到政改办来！鲍彤马上表态同意。陈一谘找陈小鲁面谈，小鲁很爽快的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大事，我去政改办没问题，但必须走正规程序。86年底，陈小鲁由总参，调入了中央政改办，担任联络组组长。
陈小鲁身材高大，是陈毅儿子中，长得最像陈毅的一个。他穿上军装，军人气质油然而生，十分威武，脱下军装，随意谦和，没有一絲高干子弟常见的纨绔风气和优越感。他在政改办那段时间，正在减体重，晚饭一起就攴，他吃一点菜，不吃主食。吃饭时遇到海参类软体动物，一概不食。
陈小鲁到政改办后，负责对各个专题组的联系工作，一共有七个专题组，还有中央党校的研讨小组，他要了解各专题组讨论的内容和进度，向中央政改办介绍有关情况，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他胸怀坦荡，又很大度，很善于与不同的人打交道，陈一谘安排他负责联络工作，真是找对了人。陈小鲁有很强的大局观，因而对各个专题组研讨情况的把握，既能突出重点，又能注意到各专题之间的联系。他介绍情况，开门见山，一目了然，让人一点也不会有累的感觉。除了联系各专题组，他积极参加政改办召开的内部讨论会，认真听发言，意见相同的，他不重复讲，有不同意见，他则直言己见，非常简约。
陈小鲁在内部研讨会上明确主张，应对宪法总纲里提出的“党的领导”，起草具体的法律来进行规范，他还主张，尽早制定《党团法》或《政党法》规范政党的活动和行为。
他到政改办后，我们很快熟了起来，我常常追着他问这问哪，他也坦诚以答。问来问去，渐渐就成了好朋友，他的一些经历，就是在东问西问中了解的。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这么好的背景，在军队干了二十多年，才干到上校，你看贺鹏飞（贺龙之子），已经是将军了。陈小鲁也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算过了，我们老陈家的气运，已经被老爷子用光了，我们这一代出不了大人物，所以，我从来不争。他淡泊名利，那是纯天然的，确实从来不去“争”，也从不为此下功夫。在中国，许多东西，你不去争，天上是不会掉大饼的。而“不争“，是陈小鲁很自如的心态。而在待人上，他姿态平和，坦荡豪爽，一付热心场，助人为乐是他的本性。要说朋友多，陈一谘算一个，而陈小鲁更甚，他的朋友遍天下。这绝不是谬赞，在中国的大多数省城，以至香港台湾，走到那里，都有人找他聊天。我跟他在京城地点不同的若干家饭店，每次喝茶喝咖啡聊天，没有一次不碰到他的熟人过来握手打招呼，少的时候一两人，常常是前后三、四人，五、六人，一点不夸张。
应该表现大无畏精神时，他坦然而行。邓小平针对十三大报告稿，提出不要搞三权分立的批评意见后，大家都感觉到压力很大，内部讨论一度空气沉闷。陈小鲁第一个打破沉闷的气氛，他说：我们的研讨工作，既是对党负责，也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没有畅所欲言的讨论环境，研讨工作没法进行。畅所欲言，就是各种意见都要听，邓小平的讲话，就是一种意见，也只是一种意见。对于研讨工作而言，不能只有一种意见，否则研讨就没有意义。我们的研讨，不是决策，提出来的意见和观点，是供决策参考的，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但研讨过程的畅所欲言必须保证。陈小鲁发言后，鲍彤立即表示赞同小鲁的意见。有高个子站出来撑住天，讨论的气氛逐渐趋于活跃。看来，勇士不是靠平时大喊大叫造就的，而是在需要的时候，自然涌现出来的。
在政改办，由于晚上都工作得比较晚，中午饭后休息的时间较长。陈小鲁不睡午觉，我也不睡午觉，高山与张伟，同样不睡午觉，不知不觉间，我们就凑了一桌，每天午饭后到陈小鲁的房间打桥牌，慢慢就成了约定俗成。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后，恰巧四个人都调到了这里，于是，牌局继续进行。
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牌局，居然出了大事。89年胡耀邦因病去世，学潮应声而起，且声势浩大，我们打牌时不免议论事局。在分析各种可能性时，聊到了赵紫阳会怎么样应对局势，因为在打牌，就说到了赵紫阳手里还有几张牌，什么牌应对什么局面的问题。陈小鲁事后对这些议论进行了归纳，形式还是赵紫阳手里有几张牌，如何应对局面的事。他把这些分析，告诉了一位好朋友，这位朋友又把陈小鲁的意见告诉了陈元，陈元回家又向陈云叙说。陈云一听，马上说，这是预谋，要求小鲁的朋友把详细情况写成文字材料。这些情况，陈小鲁一概不知道。到了十三届四中全会，批判赵紫阳支持动乱错误时，把陈小鲁对朋友的谈话，印成了会议的背景材料，用以证明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中央”，是有预谋的。王震据此，在讲话中提出，中央政改研究室，是赵紫阳的“小舰队”，要求马上在新疆开办劳改农场，清查工作一结束，把“小舰队”都送过去劳动改造。
陈小鲁知道此事后，大为愤怒，他痛心于中国的高层政治，怎么能不顾事实，把一件起因于牌桌上的私下议论，和朋友之间的谈话，变成了声讨赵紫阳的证据。这既不是政改研究室下达的研究任务，而鲍彤完全不知道这些议论，赵紫阳就更拈不上边了。现在却变成了赵紫阳的预谋，实在是太荒唐。有关方面，几次找陈小鲁谈话，目的是让小鲁就此事写出书面检查，陈小鲁拒不接受，不理睬约谈。此后杨尚昆以长辈的身份约陈小鲁谈话，小鲁去了。杨尚昆见面就批评陈小鲁，小鲁据理力争，重述了事实经过。杨尚昆只好说，你们私下议论这样的事，也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这实际上已经是两个性质的事了，反正赵紫阳已经定性了，弄下去了。陈小鲁与杨尚昆的谈话，无非说明，政改研究室，不是什么“小舰队”。据说，也是这段时间，邓颖超说话了，她说，小鲁是好孩子，你们不要难为他。此后，没有人再让陈小鲁就此事写检查了，“小舰队”的事也不提了。不久，中央发出文件，撤销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陈小鲁被任命为留守处的机关党委书记，负责遗留问题处理。这实际上证明了，陈小鲁没有什么错，错的是四中全会的那套材料。
这件事，对陈小鲁刺激很大，使他对中国的高层政治彻底失去了信心。他私下对我说，这边的事处理完以后，我就申请转业（他的人事关系一直在总参，还是军人，而中央政改研究室也已任命他为社会局局长），彻底脱离这个体制，自谋生计。后来他果然这样做了，91年春天，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善后工作处理结束，陈小鲁回到总参，不久即要求“转业”，军方同意后，他即办理了转业手续。按照当时的规定，“转业”即由地方安排工作，因而只给他发了少量退伍费，没有发给退职费，陈小鲁没有计较。他的关系转到地方后，给他安排的工作是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副局长，正司局级待遇，属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理的干部。找他谈话时，陈小鲁明确拒绝了这一安排，组织部门以为陈小鲁是不愿到外国专家局工作，提出他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愿意到哪里，由组织部门来确认并联系。陈小鲁直接说，你们不用安排了，我想先休息一段时候，然后再考虑干点什么。他铁了心，组织部门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不久，陈小鲁把他的人事关系交给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托管，从此脱离了军队，脱离了一切公职，成为自由职业者。此时，他四十五岁。
胡耀邦去世引发的学潮，仿佛有两种力量在面对学生，赵紫阳希望用比较缓和的方式，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冲突，包括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会时，允许十万学生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聚会掉念胡耀邦。但是每当赵紫阳费尽心力使学生逐步平静，走回校园时。另一种力量就会用极端的方式，刺激学生，让他们再次走出校园。面对这样的形势，陈小鲁与我私下议论，赵紫阳的做法，从原则讲，是对的，但有社会条件问题，一是高层有不同意见，甚至是斗争，二是没有对话的主体，处于无序状态的学潮，没有刹车机制。再加上有人不断刺激学生，形势很可能控制不住，走向极端，最终就很可能只有用军管的方式来平息学潮，实行军管，必然流血。估计赵紫阳不太可能会同意军管，那他就会离开总书记的职务，他如果同意军管，便会成为学生的对立面。我们都认为，应当找出办法，避免极端形势出现。
我尽我的微薄之力，作了一些努力，终是于事无补。不想目睹事态的恶化和惨烈后果，在绝望的心情支配下，我想离开北京。不是想去避险，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是深知的，就是不想目睹，无能为力的目睹事态的恶化。当时我正患肝病，于是向鲍彤请假，要求到贵州去休养一段时间，他同意了。第二天，89年5月15日，即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到北京的那一天，我乘飞机由北京去贵阳，由于是14日晚上突然作出的决定，来不及告诉陈小鲁。5月16日一清早，陈小鲁从北京给我打电话，他带着几分生气地说：方明，北京正在经历重大的历史事件，你跑到贵州去做什么？赶快回来！我只回答了一句话：结局惨不忍睹！我们都不再说话，他理解我的心情，我也理解他的心情，不约而同放下了电话。
89年风波中，鲍彤被带走，周杰受到清查，贺光辉不出面，在形势最紧张的阶段，深知高层政治斗争严酷的陈小鲁，果断的提出，为了共和国的利益，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所有人员，不要去参与天安门广场和街头的任何活动。政改研究室的人，对陈小鲁都很敬重，所有人都尊从了陈小鲁的呼吁。最终，中央政改研究室，成了所有党和国家机关中，唯一一个没有人参与天安门广场活动的单位。尽管这样，由于政改研究室是鲍彤直接领导的，本身就是为赵紫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服务的机构，仍然在刼难逃，不仅机构被撤销，还被列为清查重点中的重点。
幸而中央工作组的组长老金，是一位很讲实事求是的老干部。工作组一进政改研究室，召开会议时老金就说：不管任何人对你们说了什么，都不是组织的正式决定，你们在清查中一定要实事求是，决不能为了“过关”弄虚作假。你们现在的情况，比我在文化革命中遇到的状况好多了。你们虽然集中学习，集中清查，但一星期还可以回家一次。我在文化革命中被从中南海带走，关了一年多，家里人完全不知道我去了哪里。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清查工作结束后，没有问题的同志，都会有妥善的安排。有问题的同志，只要以积极的态度配合清查，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仍然是好同志。
工作组没有搞“逼供信”，没有屈打成招，清查搞了几个月，反复查也查不出大问题，没有一件事，能证明鲍彤犯了法，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中央”，所能证明的，只是对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倾向方面的差异。因为查不出什么大问题，高层有人认为，是因为工作组的清查工作不得力，提出要换工作组。而此时，政改研究室中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因为言论和观点的问题，被认为与中央没有保持一致，工作组要求作出检查。我们却认为，当时赵紫阳作为总书记，就代表中央，跟他的意见一致，不能认为是与中央不一致，因而拒绝作检查。
陈小鲁一看这样的事态，着急了，他分别找我们几个人谈话。他对我说，你知不知道，上面有人认为工作组太软了，要换工作组。真换了工作组，清查工作就会重来一遍，到时候会怎么样，就难说了。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从大局出发，你就妥协一下，认个错，写个检查，配合一下工作组。我想了一下，对他说，听你的，但我实在不想写检查，说写个说明与反省行不行？小鲁说，反省跟检查也差不多，行吧。就这样，我们几个人都写了一份自我批评的材料。最终，工作组没有换，是不是陈小鲁所做的工作起了作用，不得而知。结果，我们几个人不同程度的受了处分，清查工作结束了，我的处分叫做“记入档案，决定予以党员重新登记”，据说是处分的一种。
清查和党员重新登记结束后，工作组对我们的管制日渐松驰，而工作安排没有任何消息，原中央政改研究室的人，都处于等待状态。我那时的心情，万念俱灰，看不进正经的书，百无聊赖中，陈小鲁和唐欣建议我玩邮票，他们两人都是集邮爱好者。我小学时也集过邮，水平就是撕信封上的邮票，尽可能弄成套的状况。他们两人可是很规范化的集邮者，尤其是唐欣，连“以邮养邮”那一套都熟知，还找来几本涉及集邮的书让我看。很快他们发现，我成长性较好，是可教之材。工作安排时，陈小鲁和唐欣还策划.把我弄到中国邮票总公司去做副总经理，最终没有搞成。
而陈小鲁自己，则利用这段时间，整理乃父陈毅的文稿、笔记和日记。我到小鲁那里聊天时，看到他桌子上一堆陈毅的日记，全是用宣纸订的大本子，日记全部用毛笔写。所记很简略，基本只记事，不记活动内容，也基本不记思想活动状况。中间有一些毛泽东在不同场所的讲话，则记得很全。这些文稿和笔记日记，都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在聊天中，小鲁对我说：朝鲜战争，是建国后的一次大事件，对此后中国的外交战略、发展战略以至国家战略，影响很大。他说他有些看法，但历史资料还不完备，难以下结论。他准备把政改研究室的事了了之后，到美国去呆一段时间，查找翻阅资料，把朝鲜战争认真研究一下。后来，他果然这样做了。
陈小鲁身上，有前辈的光彩，那是自然天成的，没有与他接触过的人，感受的是他天然的光彩。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无论交往深浅，更深刻感受到的，更多的是陈小鲁自己的光彩，他挥洒自如，虚怀如谷，坦坦荡荡的人格魅力。
他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勉强自己。他经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我听得多了，有一次与他闲聊时开玩笑说，是不是己所有欲，则施于人？小鲁笑而作答，他说，这个问题我想过，那是更高境界。其实己所不欲，还是己所有欲，都应该勿施于人，特别是不要强施于人，尤其是不要动用政治权力强施于人。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破伪存真的功能，应该成为常识,我从这里做起。
91年春，我被分配到贵州工作不久，陈小鲁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整理他父亲的相集，他父亲去过贵州，在好几个地方写过诗，应该也有一些照片，不知道是不是能找到，如果能找到，他准备专程来贵州。我对他说，你父亲在贵州的遗迹，一定会重点保存，你来吧，肯定能找到。他还交待我，这算私事，不必向外人道。他到贵阳后，我告诉他，找照片的事已经请朋友去办了，几位朋友听说此事，都分外热情。但几十年过去了，要在历史档案中查找，要花点时间，你耐心等几天，顺便在贵州转一转。他是随遇即安的人，对我说，那明天就去遵义，看看会址，瞻仰红军墓，再去娄山关。
第二天午饭后到遵义，不事休息，小鲁便要求去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在那里，他看得认真而仔细。从会址出来，已有快下午五点钟了，陈小鲁问到红军墓远不远，知道不太远，一行人便驱车前往红军墓。到了红军墓，小鲁向着红军墓的纪念碑敬军礼，鞠躬致意，表情一改日常的随意，极尽庄重严肃。
次日早上，去娄山关，到了观景平台，陈小鲁注目看着对面一道道盘山路，旁若无人地陷入了冥思，他在哪里佇立了十几分钟，我们谁也没有打扰他。晚上我到他房间去聊天，他对我说：今天在娄山关，触景生情，我有了顿悟。我过去一直不太理解，我父亲那一代人，为什么斗争精神和战斗情节那么重，做任何一件大一点的事，都弄得火药味十足，没有火药味的事，他们都能弄出火药味。今天在娄山关，看着一道道盘山路，那还是后来修的，原来根本没有路。我刹那间突然理解了。我父亲那一代人，就是在没有路的大地上行进，条件艰苦卓绝，四面都是敌人，你死我活，你不斗争，你不战斗，就被消灭。仗一打就是二十多年，加上朝鲜战争，整整二十五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样的环境里，斗争精神，战斗情节已经深入骨髓和血液中，成了他们那一代人，人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状态，而是一代人整体的状态。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人性中的这种成份，不会自然消失，一定要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析射出来，影响历史。和平建设，和战争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那一代人却始终从骨子里不认同这种区别，继续用斗争精神、战斗情节对待和平建设。表面上看，一些大决策都是毛泽东定的，他有要承担个人责任的一面，但不能完全归结于他个人，他有着出决策的基础，有一代人认同的许多信念。这就是为什么在党内，在具体问题上与毛泽东持不同意见的人有，而直正反毛的，可以说没有的重要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长时期武装斗争，悲壮残酷空前，流血牺牲空前，还得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它铸造出的人格是很难改变的，对中国的影响也是空前的，或者说，是中国历史绕不过去的一个阶段。
92年10月，在杜润生、吴象的直接干预下，我从贵州再次以借调的形式回到北京，在杜润生担任会长的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担任专职副秘书长。这个学会，聚集了我的一批老领导，除杜润生和吴象外，还有于光远、朱厚泽、刘堪等人。刘堪兼任秘书长，我协助他工作，能为这批人服务，非常乐意。这批人聚在一起，一是要搞调研，二是要开会议论问题，一定数量的经费，固定的开会地点，有人收集管理资料，有人负责打印文稿，即一个小办公室，都是必须的。幸而王歧山帮忙，取得了第一笔赞助经费，之后租了房，找了人，可以正常活动了。
12月初，陈小鲁来学会办公室找我，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他受秦刚（博古之子）等人一再动员，希望他到海南三亚亚龙湾公司担任董事长，主持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建设工作，他已经同意了。他希望我也能去，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协助他工作。此前，有几批朋友都动员我“下海”，去公司工作，我觉得我不是搞企业的材料，都婉拒了。小鲁来找我，我却不能拒绝，我对他说，我去没有问题，但需要得到杜老（杜润生）的同意。陈小鲁很自信的说，你肯定要取得杜老的同意，你找杜老，说明情况，立场坚定一点，杜老一定会同意。我找杜老说明了情况，杜老说，小鲁这个人，值得深交，你和他一起开发亚龙湾，让人放心。可不可以商量一下，两头兼顾，半个月在海南，半个月在北京。我对杜老说，恐怕不行，那边一切从头开始，不太可能两头兼顾。杜老嘻嘻一笑，你去找个人来顶替你，我同意你去。我找了谢杨，请他来顶我的工作，他答应了，杜老也滿意。谢扬顶替我的工作，不是第一次，在农村发展组时，就有过一次，真是好同志。
就这样，93年元月初，我來到海南三亚，又与陈小鲁共事了。我们接手的公司，是一家由政府组织的有限责任公司，被海南省政府和三亚市政府，授予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整体开发权。公司有六家股东，全部是海南的政府直属公司，注册资金一个亿，代表三亚市出资的是贾延岩任总经理的三亚开发建设总公司，以没有办理征地手续的一千亩土地作价4千万，占公司股份40%，是最大股东。张纪南任总经理的省旅游总公司，则以之前划拨的位于亚龙湾内，没有办理征地拆迁手续的400亩土地，及霍英东在亚龙湾建的一个临建小宾馆，折抵1200万投资，只有秦刚任总经理的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等四家公司，是以资金形式入资。这些资金其中一部分被一家股东借走，用自己发行的土地券抵押，还有一部分在亚龙湾靠山一侧，不用征地的山边，修了很短的一段公路，前任总经理用作费用又花了一部分。账上资金不足二千万，显然不足以支撑亚龙湾的开发，光征地拆迁的费用一成都不够，公司没有成型的工作团队，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规没有完成设计，更没有通过。而亚龙湾的总体规划，是要通过建设部评审，最终由国务院批准的。土地则一亩也没有征下来，也没有土地证。区内没有正规的市政道路，没有配套的基础设施。由市区通向亚龙湾的供水、供电、供气、通讯工程全部没有动工。亚龙湾基本保持着自然生态状况。
陈小鲁和我把开发亚龙湾当作事业来对待，我们分析讨论了公司的状况，以及亚龙湾开发的前期工作，并对主要工作排了一个序。首先要将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改制增资扩股，筹集前期开发的资金，同时组织公司的工作团队。与此同时积极抓紧总体规划的设计和评审通过，以及基础设施的各项设计。在资金条件具备，总体规划获得批准的前提下，依次开展三项工作。一是征地拆迁，二是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旅游项目的招商引资。待征地拆迁完成，基础设施项目的配套完成，即进入旅游项目的开发阶段。陈小鲁和我预测，公司改制、增资扩股、总体规划通过、征地拆迁、基础设施配套、招商引资可以在两到三年内基本完成，旅游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十年左右时间，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成为比较成熟的度假胜地，总的开发建设时间大体需要十二至十五年。这里，还没有考虑市场波动这一因素。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测是比较准确的。我们将工作安排报告了董事会，得到了一致同意。陈小鲁和我进行了分工，他是不耐杂事之繁的人，公司内部管理，他说他管总调度和总协调，要我管人事及财务。另外两个副总，一个管基础设施建设，一个管将来的自营项目。几件大事，他抓总体规划设计和通过、招商引资，以及供水、供电、供气、通讯配套与三亚市的协调。我抓公司改制、增资扩股、征地拆迁和团队组建。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公司改制和增资扩股完成，募集了三个多亿的资金。股份公司组建时，董事会考虑到亚龙湾开发建设，与政府的关联度非常大，决定请三亚市长王永春担任公司董事长，他是公职人员，不能担任企业法人代表，法人代表由陈小鲁担任，秦刚任副董事长。陈小鲁担任总经理，进入董事会，我担任常务副总经理，进入董事会，另设两名副总经理。这次董事会上，还发生了一件后来影响比较大的事。鉴于扩股的资金已经到位，而需要投入资金较多的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建设还没有开始。董事会提出，海南搞的是市场经济，资金不能闲置，要求做中短期的亚龙湾外的项目投资，力争年年有收益，年年有分红，回报股东，同时有利于公司上市。陈小鲁和我都没有企业经营的经验，也没有实际的对市场风险的防范意识，便将相当数量的资金投了出去。当时的海南，除了房地产项目，也没有别的项目可投，这些投资基本都投在房地产项目上。
陈小鲁和我在投资上比较保守，我们决定，在亚龙湾的征地拆迁和基础设施全面启动前，要保证50%的资金作总备用，50%的资金滚动投入。没有预料到的是，这边资金刚投出去，朱总理宏观调控的“急刹车“就开始了，至此，海南经历了十几年的经济低迷，房地产项目首当其冲。这样，我们安排的中短期项目，绝大多数都成了资金不能回收的“长期项目”，尽管作了一些“抢救“，收回的资金也很有限。
由陈小鲁抓的总体规划，他抓得很紧，进展也比较顺利，设计工作委托给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四月份总体规划设计初稿完成并通过初评，修改后上报建设部，五月份通过建设部组织的专家评审，建设部上报国务院。一段时间，忽然没有音讯了，小鲁一打听，说是亚龙湾边上有军事设施，总体规划需要广州军区会签后，国务院才能批准，比较麻烦。陈小鲁一听急了，总体规划不批准，后面的工作全都没法进行。他找到叶飞老将军，请叶飞帮助协调广州军区，经叶飞出面协调，广州军区很快会签了文件，国务院关于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总体规划的批准文件，也下达了。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亚龙湾总体规划，陈小鲁不失时机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他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陈小鲁的号召能力极强，加之亚龙湾确实是旅游度假项目的天堂，短短几天时间，一期建设的主要项目都完成招商。陈小鲁回到三亚告诉我，他回三亚时，在机场被邓质方（邓小平次子）堵住，说要在亚龙湾投资建一家五星级酒店。小鲁对他说，一期的酒店项目，全部“名花有主”了，你只有等二期项目再说。邓质方问陈小鲁，二期项目何时启动。小鲁说，得几年以后吧，我也定不下来，于是双方作别。
这次招商中，霍正霆代表霍氏公司，签了两个协议，一个是亚龙湾中心大酒店项目，一个是高尔夫球场项目。对项目的转让价格，霍英东很不满意，他在《霍英东传》上表示，亚龙湾的项目用地，政府与他曾有协议，每亩地五千元，陈小鲁给他涨了二百多倍的价，太不像话。80年代中后期，海南行政区政府与霍英东确有开发亚龙湾的合作协议，授权霍英东整体开发亚龙湾，地价定得很低。双方协议后，对协议的理解发生了巨大分歧，在霍英东看来，我就是做亚龙湾旅游项目开发的，征地拆迁、基础设施配套，全是政府的事，你们弄好了，我就来开发。而政府的理解是，给你这么低的地价，征地拆迁费用和基础设施配套资金，当然得由霍英东方面支付。双方许多话又不讲在明处，“王顾左右而言它”，协议未能实施。海南政府授权亚龙湾新的开发主体时，视与霍英东的合作协议已经过了时效期。后来香港的胡经纬在阮崇武帮助下，控股亚龙湾股份公司后，曾与胡经纬父亲合作过的霍英东表示不愿在“小辈”控制的区域搞项目，陈小鲁与霍震霆签订的项目也没有实施，将项目转给了光大公司。再后来，中国粮油进出口集团公司取得了亚龙湾股份公司控股权后，亚龙湾逐渐进入开发的黄金时期，霍英东的后代们，对失去了亚龙湾的优质项目，后悔万分。
招商引资工作完成后，基础设施建设逐项开工，艰难万分的征地拆迁，也在亚龙湾公司的全力配合下，取得有效进展。第一期的征地范围，共计一万三千多亩，涉及拆迁的农民有几百户，还有历年积累下来的一千多座坟墓搬迁，任务和工作量是很大的。中心广场由中央美院娄家本教授主持的设计，以及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的自营酒店，都通过了规划审批，正在筹备动工。资金方面，由于严厉的宏观调控，招商协议的资金不能正常到位，投入房地产的资金也难以回收，出现了资金比较紧张的局面。我们预留的总备用金，起了大作用，缺口方面，陈小鲁和我千方百计去解决，基本保证了征地拆迁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而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我们不起主导作用，这要看项目发展商，看市场状况。
进入94年之后，在几个问题上与海南省委书记、省长阮崇武关于开发亚龙湾的不同意见，逐步升级演化为矛盾，阮崇武开始把矛头指向了陈小鲁，指向我。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
其一，阮崇武从不思考亚龙湾的开发序列、和开发主体问题，全凭“长官意志”对待亚龙湾的开发建设。他第一次到亚龙湾视察，见到陈小鲁很客气，说小鲁主持亚龙湾的开发工作，他很放心。后来再来，批评越来越多，主要是认为亚龙湾的开发建设速度太慢。陈小鲁向他解释，土地没有征下来，总体规划也没有通过，基础设施没有配套，搞旅游开发不具备条件。阮崇武完全听不进去，他说，可以先上项目，边设计边施工，土地可以先用后征，各种手续可以补办。陈小鲁告诉他，项目发展商不会这么办，我们指挥不了他们。阮崇武很不高兴的说，你们招的什么商？他们不干，你们自己干。小鲁无言以对，但他提出的要求，我们不可能接受。向他解释，他不听，要求解决征地难和办事难的事，他不理睬。我们后来终于明白，阮崇武的脑子里，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在短期内，让亚龙湾酒店林立。这是我们办不到的，只能听任他一次又一次严厉批评，反复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套话。我们知道解释没用，提工作问题没有用，他再来，陈小鲁不再吭声，硬着头皮听他劈头盖脸的批评。陈小鲁终于不厌其烦，又担心忍不住与其发生正面冲突，阮崇武再来，就让我去陪。无非是听他括一阵耳边风，陪他听顿大攴，他就走了。
其二，是关于亚龙湾公司的第二次增资扩股，本来必要性不是太大，此时亚龙湾的征地拆迁已经基本完成，主要的基础设施部分在施工，部分已经完成，前期工作的资金缺口已经不大。旅游项目开发，要看项目发展商，我们就是再筹备一些资金，启动自营项目就行了。阮崇武认为开发进度慢，是资金问题，要求董事会增资扩股，把国有控股权让出去。董事会成员所在的企业，多数是海南的企业，当然是要听省委书记的，决定增资扩股，小鲁和我也没有意见。董事会还在讨论增资扩股方案时，阮崇武推荐香港建材的胡经纬来与公司商谈增资扩股的事。胡经纬第一次来，陈小鲁接待并与之商谈。小鲁谈完后对我说，这个胡先生，态度温和，但口气很大，有势在必得之意，不知道他的底气从那里来的。这方面的事归你管，再来，你去谈。
董事会再次讨论增资扩股事项时，提出了三个方案，胡经纬的算一个，光大国际信托提出一个，建行控股的银泰公司也提出一个。董事会议没有结束，阮崇武的秘书來电话，要董事会结束后，全体董事到他办公室汇报增资扩股的情况。大家来到阮崇武的办公室，刚跟他讲有三个方案的事，他说，其它方案不用考虑了，就跟胡经纬先生谈，抓紧进行，力争尽快签订协议，让他的资金进来，加快亚龙湾的建设进度。此后，我与胡经纬进行了长达近一年的谈判，焦点是股价问题。董事会决定的股价是每股人民币2元，扩3亿股，胡经纬必须拿6个亿以上的资金进来，当然，还有一些其它附属条件。谈判期间，每一次胡经纬提出的股价，董事会都要开会讨论，而每一次开会，阮崇武都要求董事会全体成员，到他办公室汇报。他的要求就是一个快字，胡经纬提出股价按1：1入股时，阮崇武说，按这个股价，可以签约了。董事会从不正面与他发生冲突，一离开他的办公室，就对陈小鲁和我说，按1：2的比价，继续谈。就这样，一直与胡经纬谈判，其间，胡经纬雇请香港的一家会计公司，对亚龙湾股份公司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尽职调查，把公司的账目及资料弄了个底朝天。股价谈判，从1：1，1：1.2，1：1.4，到1：1.6，1：1.8，阮崇武不断催着签约，董事会却要求继续谈判。其中好几次，除口头表示外，阮崇武还作了书面批示。他的意见没有被认可，他越来越认定，是陈小鲁和直接谈判的我，成了障碍胡经纬入主亚龙湾公司的阻力。谈判期间，亚龙湾的工作都在进展，征地接近尾声，赔付始终跟进，接纳拆迁农民的小区建设工程过半，基础设施项目多数已经开工。
其三，主要是陈小鲁对海南及三亚营商环境，以及腐败现象的批评，触怒了阮崇武。亚龙湾公司进行股份制改制时，实行定向募集，随法人股配售一定比例的个人股，前后有一百多家不能投资企业的党、政、军及事业单位，开了公函，要求亚龙湾股份公司给他们配售个人股。三亚市则要求，亚龙湾公司必须给全市一万一千名“吃皇粮“的全体公务人员、教师等每个人配售500股的股票。陈小鲁觉得这些现象，全国罕见，他不能接受，却必须执行。亚龙湾公司到政府有关部门办事，不给好处就很难办成，这还是在市长兼任亚龙湾董事长的情况下，市长的批示，要落实，照样要绐好处。陈小鲁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却没有办法改变。陈小鲁和我，都曾向阮崇武反映过这类问题，阮崇武基本不予理睬。一遇到这类事，陈小鲁就说海南太黑。他回北京，去看望一些老同志，就把海南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和他的批评意见讲了出来。恰好阮崇武回北京，也去看望老同志，其中见过陈小鲁的，就把小鲁的意见对阮崇武讲了，关键还不是一个人。阮崇武越听越生气，怒火中烧，他对腐败现象全无反思，反认为陈小鲁败坏海南形象，他是海南书记兼省长，即是败坏他的形象。
回到海南，阮崇武在常委会上讲话，他说，陈小鲁说海南黑，我看他更黑！他转移了大量亚龙湾公司的资金，化公为私，被社会上称为“中国首富”。这个问题要认真查、彻底查，查出结果来，不管他是谁的儿子，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转移大量资金，延误了亚龙湾的开发建设，这笔账，也要算。会议之后，海南省审计厅一个副厅长带队，组织工作组，进驻亚龙湾股份公司，对亚龙湾所有的财务状况，进行全面审计。工作组一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财务资料及经营资料封了起来。经过一个多月的逐笔收支审计及相关合同审计，工作组临离开前，组长私下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是奉命行事，请不要见怪。通过严格审计，陈小鲁和你，是我们审计过的公司里，最干净的领导人。确有较大的资金投入亚龙湾之外的房地产项目，我们查看了董事会记录，是合法的投资，不存在转移资金和化公为私的问题。当然，在财务支出中，也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我们已经向公司财务部指出了，希望以后严格财务管理。此后，查陈小鲁经济问题的事，就没有了下文。对审计的事，陈小鲁心中有数，根本不在乎，他对我说，让他们查，配合他们查，查完之后，也许漫天流言就站不住脚了。
审计刚开始时，基本不过问亚龙湾事务的三亚市委书记钟文，他是省委常委，刚参加常委会回来，把陈小鲁和我叫到办公室。为了表示他紧跟阮崇武的政治态度，未等我们坐定，便大放厥词，声色俱厉地用他自己的语言，把阮崇武在常委会的话又加油加醋的说了一遍。之后，他指着陈小鲁说，不管你是谁的儿子，查出问题来，照样依法处理，决不姑息。你转移资金，影响了亚龙湾的开发建设，也要承认法律责任。钟文讲话期间，陈小鲁和我一声不吭，跟这种颠倒事非的人争议，毫无意义。他说完话，看我们没有认错的任何表示，大声说，你们什么态度？我回了一句，没有态度。小鲁站起来，铁青着脸，转身出了门。他一辈子，也没有受过这种气。
过了几天，陈小鲁就跟我说，不能在这里干了，他要撤回北京。我说，要撤我们一起撤。小鲁郑重的对我说，你现在不能撤，征地拆迁、增资扩股谈判都在节骨眼上，你撤了，别人顶不上来，何况审计组还在公司，我们都走，真会有人把我们描黑。我问小鲁，秦刚、贾延岩他们同意你走嘛？陈小鲁说，我跟他们说了，开始都不同意，我告诉他们，我不走，就要死在亚龙湾。讲到这个地步，他们同意了。小鲁接着说，你再顶一年，一年后我来做工作，让你也撤回北京。
董事会开会讨厌陈小鲁的辞职一事，董事长王永春迴避了这次会议，由副董事长秦刚主持，大家心知肚明，没有再挽留陈小鲁，达成了一项妥协，保留陈小鲁的董事身份，小鲁表示了同意的意见。这时，没有人提议，全体董事都站起来，对陈小鲁在亚龙湾的工作，他的贡献表示敬意。会议决定法人代表，由贾延岩担任，总经理职务，由我担任。
小鲁走后，我除了协调亚龙湾公司的工作外，继续与胡经纬谈判增资扩股的事，有时我到香港去谈，有时候他们到海口或三亚谈。我咬着2元1股的底价不松口，执阮崇武的口头指示和书面批示于不顾，随着对方同意的股价上升，阮崇武对我的意见越来越大，脾气也越来越大。甚至为了换人谈判，他让我跟随他到欧洲访问，我则借故不去。陈小鲁在时，阮崇武的矛头主要指向陈小鲁，小鲁离开了，主要矛头渐渐转到我身上。阮崇武后来换的秘书，是我过去的朋友，几次给我打电话，要我服软，按阮的意见办，我依然坚持按董事会的决定办。我心想，这是公众公司，不是政府。最终，胡经纬同意了亚龙湾公司的入股条件，双方最终签订了增资扩股的协议，因为胡经纬看到，巨大的利益在等着他。
协议签订后，还需要等亚龙湾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才能生效。这个期间，胡经纬派他的亲信专门到三亚找我，许以重利，要求我代表亚龙湾股份公司，与香港建材公司签订一份协议，即将亚龙湾区域所有的工程，以总承包的形式，授权给香港建材公司。胡经纬主要是做工程，卖建材的，他担心他控股亚龙湾公司后，再签这份协议，会被当作“关联交易”，所以要在控股有效前，签这个工程总承包协议，被我断然拒绝。双方甚至撕破了脸，胡经纬的代表指着我说，你以为你很了不起？我说，我从来不认为我了不起，但比起你来，比你了不起一万倍都不止！他败兴而去。
无巧不成书，两天以后，即95年4月10，阮崇武给亚龙湾股份公司董事会批示，严令立即撤销我担任的总经理职务，说我是亚龙湾开发建设的阻力，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4月11日晚，贾延岩告知我此事，我对他说，阮崇武这件事做得不合法，但董事会也不敢公然对抗他，为了不让大家为难，我主动辞职。4月12号我向公司辞职时，不少人在私下说，这是“4.12政变”。结果，不到一年时间，也不用陈小鲁来做工作，我也撤出了亚龙湾公司，回了北京。
其实胡经纬控股亚龙湾股份公司，用的是“四两拨千斤”的技巧，他花8千万港币（此时同面值港币大大低于人民币）在香港注册了一家亚龙湾控股公司，然后从香港中银借款6亿人民币，由中国粮油在香港的公司替它担保，这是胡经纬控股亚龙湾公司的主体资金。看来，不仅有省委书记替他开路，还有国资公司在后面帮大忙。胡经纬控股亚龙湾股份公司后，6个多亿的入股资金，加上其后陆续开工酒店项目交纳的土地出让金，总资金近十亿。几年时间全部花光，看到海南经济仍处于低谷，便拒绝还从香港中银的借贷资金，最终，这笔资金由担保方中粮集团归还，中粮集团由此取得了亚龙湾股份公司的控股权。胡经纬控股亚龙湾股份公司后，赚钱的方式很直白，他控控了各项工程的施工权，自己安排的施工队伍，加大预算就成了。
例如拆迁小区建设，我走的时候已基本完成，进入决算阶段，总投资是4千6百万，胡经纬加了2千万。又例如中心广场项目，总预算4千7百万，施工队伍已入场，胡经纬以更改设计为由，给了已经入场的施工队50万元的补偿金，让他们退场了。之后更改了娄家本教授的设计，却采用了娄家本的创意，压缩了规模，减少了特色，增加了几千平米的办公用房，就把总投资增加到1亿1千万。再例如，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的自营酒店，原定总投资6千万人民币，已经动工。胡经纬仍以修改设计为由，改由香港的一家公司设计，定名为亚龙湾仙人掌酒店，在不用支出用地资金的条件下，一个三星级酒店，总投入花了1亿8千万资金。几位懂行的业内人士对我说，按当时的造价，这样的规模和装修配套等级，8千万人民币足以弄得更好。其它的工程项目，大体也是如前之例。几年时间，钱花光了，工程也结束了，短视的胡经纬，赚了工程“利润”，卷帘走人，错过了几年后亚龙湾开发的黄金周期。
2017年初冬，陈小鲁最后一次跟原政改办和政改研究室的老朋友聚会，他对我说，他一生遇到三次大的扭曲，第一次是文化革命中，他发起组织“西纠”，扭曲成他组织人反对中央文革。第二次是“六.四风波”，与朋友私下的议论，一点与赵紫阳没有关系，扭曲成了赵紫阳“支持动乱”的证据。第三次是“安邦”的事，他再次被扭曲。他笑着说，事不过三，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亚龙湾那次扭曲，尽管很恶劣，陈小鲁认为级别不够，弃之不计。
陈小鲁在生前，多次对我们讲他的政治主张，他说：为了在过度时期保持稳定，在中国，可以很长时间不搞多党制，要走向成熟的多党制，时间周期长，社会成本也很高。共产党的体量足够大，什么人都有，必然存在不同意见和不同派别，可以在党内民主制度的规范下，让不同意见和派别公开化，通过民主制度保障的竞争，形成主流派和若干非主流派。通过党内竞争，就象日本自民党那样，照样可以长期执政。陈小鲁还在不断的思考中，谁也没有想到，他的一些想法，竟然是临终的赠言。
亚龙湾的开发建设，只是陈小鲁人生旅途的一小段。没有想到，他二十四年前（1994年）在这里说的一句话，竞一语成谶，亚龙湾成了他生命的归属之地。
陈小鲁品性高尚，光明磊落，正直不呵，胸襟坦荡，虚怀若谷，他酷爱自由，在南海之滨，他的神魂，踏着碧波，奔向了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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