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惜辰
罗征启
一
陈云有句名言：让自己的孩子接班，至少不会刨我们的祖坟。"祖坟"二字公私兼顾，既包括中共的理论与实践，制度与传统；也包括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党内的地位及评价。文化大革命给了这位无产阶级老革命家敲响了警钟，他意识到，他献身的政治集团面临着被"刨祖坟"的危险，他有责任有义务，打破常规，不顾物议，指出"保祖坟"的最佳途径。
陈云说出了中共高层的共同心声。有幸活过文革的中共高级干部闻此论，无不加额称庆。于是"保祖坟"从个人主张变成了党国大计——中共中央制订了部级以上的干部家庭，一家出一个子女进入第三梯队的政策。至此，"保祖坟"上承封建王朝的世袭制，下续打天下坐天下之旧传统，正式开张营业。
要说"保祖坟"，毛泽东比陈云早得多。不管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有多复杂[1]，其根本目的，就是"保祖坟"——保证中共不改变颜色，并永远掌权。所以，毛泽东大言不惭地告诉五大领袖们，我不喜欢414，414说打天下不能坐天下[2]。在毛看来，中共打下了天下，就应该千秋万代地坐下去。
但是，在如何"保祖坟"上，中共党内始终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邓小平、陈云比毛泽东看得透彻，他们知道，反修防修是与风车作战，斗批改、上山下乡、五七道路纯粹是劳民伤财的瞎折腾。党是一定要修的，颜色一定要变的。政治权力是一定要兑换成财富资本的。陈云的孙女嫁给香港富二代，那是谁也拦不住的。以反剥削起家的中共高官，与阶级敌人结成儿女亲家，是历史之必然。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不管修成什么样子，变成什么颜色，红色后代与什么人联姻，只要有了这一条，就一切OK。四项基本原则，其实就一项原则。邓陈的心是相通的。邓小平说，不要问姓资姓社。陈云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个"实"首先是党的领导，只要有了党，不管他姓什么，就有了权，有了权，就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接班。
陈云之子陈元就是这种接班人中的一个。关于他如何利用特权出国的事，早有文章披露：
陈元是清华1968届的自控系学生，1978年考回清华精仪系研究生，入学后申请批准转至经济管理系读研究生。1979年，陈元想公费出国，就写了报告找王震，王震批了几个大字："同意。请外事办办理。"陈元拿着王震的批条找教育部长蒋南翔。蒋说："你在清华，是清华研究生，你找刘达校长吧。"刘达是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刘达又批示："同意。转外事办"。（杨继绳：《罗征启与陈元出国》新三届，2018）
王震、刘达这样做是以权谋私[3]。第一，公费出国是要参加考试的，陈元没有参加考试（即使参加考试，能否及格也是未可知）。第二，在王震、刘达批示之前，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的出国的名单已经公布了。清华外事办如果允许陈元占用清华的名额出国，就要改动已公布的名单，这就意味着要把够格的学生挤下来，换上不够格的陈元。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长的罗征启回忆——
这事一转到外事办就炸了锅。外事办当然很为难。清华外事办的一位年轻干部说："我们受教育部外事办管，把材料送到教育部，看教育部怎么批吧。"教育部外事办得知此事火了："这叫我们怎么做工作？"清华外事办和教育部外事办对特批陈元公费出国的事很反感，有意把这事张扬出去。一时间清华、北大都知道了，两校一片骂声。骂陈云，骂王震。骂得很尖锐，说什么的都有。如："中纪委刚成立，陈云当了中纪委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权力为自己的儿子谋利益。"我在清华开宣传委员会，也听到一片骂声。清华不仅骂陈云、骂王震，也骂刘达（同上）。
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们，对中共高层利用特权欺压良善，胡作非为，奢侈贪腐等事记忆犹新。粉碎了"四人帮"，人心大快。不曾想，特权堂而皇之卷土重来——中纪委主任带头以权谋私！
二
特权是很让中共纠结的事，没有特权，怎么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怎么去大撒币，怎么搞厉害国？怎么弘扬红色文化？怎么上海清零？
一部文革史，就是反特权——特权回潮——特权大爆发的历史。毛泽东用"四大"揭露特权，煽乎起群众造反。他以为经过一番揪斗、炮轰、油炸和上纲上线的大批判，干部们就不敢搞特权。事实恰恰相反，复职的干部们普遍感到亏了，亏大发了——要知道大批判这么上纲上线，揭发检举这么胡编乱造，一斗二批就是人格污辱和身体摧残，当初就应该好好利用特权。现如今重享特权，不用白不用。于是，送子女参军，上学成风。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病退、顶职等名义逐步返回城市。然而，能否回城，什么时候回城，与父辈的权势相关。……父亲一恢复职务，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儿女从苦海中捞了回去。（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下，香港，天地图书，2016,862页）
1972年5月的一天，谢静宜向毛汇报："现在上大学走后门也很厉害，招生的同志向学校反映，他们去下边招生，常碰到这样的事，他们很为难……"毛告诉谢，中央为此专门发了一个反对参军、上大学走后门的文件。（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203页）。这个文件就是1972年5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中有这么一段：
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这种"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的成果，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700－701页）
在这个通知上，毛批示"同意"。而在他同意不久，他就把几个文工团的女孩子送进了北京大学。有毛带头，下面更加肆无忌惮。1973年的中央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供的材料说：
走后门问题相当严重，相当普遍。高中级干部利用职权走后门更多。上行下效，招一次工，招一次生，都是各种政治势力的争夺战。"官大凭官气，官小凭关系，无官凭力气""农民学大寨，干部忙后代"。（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下，862页）
最有特权的江青勇敢地站出来反特权了，在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的马前卒谢静宜向"走后门"发起了猛攻：
要敢于同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一切言行作斗争，要敢于同一切不正之风作斗争。譬如说，走后门，特殊化的歪风邪气作斗争。这个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特权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走后门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相容的，与文化大革命格格不相容的，这也是坚持不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一个基本原则的一个重大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487页）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毛要恢复秩序，就要与军头，与官僚握手言和。不宜向特权，向走后门开战。1974年2月15日，毛批示："此事甚大，从部队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发言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377页）毛否定了两年前的通知，中止了江青的"三箭齐发"，批评了他的亲信小谢。于是，反走后门不了了之，特权成了合法的存在。
以陈云为代表的老革命家们心里有了底，他们知道，即便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也动不了特权一根毫毛。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老子用了子孙用，不用白不用。
三
陈元想用这个特权出国，不幸遇到了罗征启。
听到清华人的骂，清华大学宣传部长罗征启坐不住了，他给陈云写了一信：
陈云同志：
陈元同志想公费出国，他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这样做不合适。因为公费出国要考试。现在考试期已过了，这一期公费出国的名单已经定了，正在派遣。陈元这样做使我们的工作很难做。影响也不好。群众中已经为此事责骂中央领导同志。请您干预一下，这一批不要让他出国。我听说他想改为自费出国。目前，中央领导人子弟的自费出国影响也不好。以后有其它机会再安排。
致礼！[4]（杨继绳：《罗征启与陈元出国》新三届，2018）
陈云不吭声，陈元发话了："我们父辈打下了江山，想不到我出国这点小事还这么麻烦？"在他看来，打天下就必须坐天下，坐天下就必须有特权。父辈的功德应该荫庇子孙。为他开证明的王震，为他开绿灯的清华校长刘达，也都是认同这个逻辑。
东方不亮西方亮。陈元转身到了中科院，中科院没有罗征启，于是他用那里的公费名额顺利地出了国。回国后，本来想从政，无奈在西城区党委书记的任上落选。于是转向了由上级任命的金融界，当上了开发银行的党委书记。此后顺风顺水，官至政协副主席。老子正国级，儿子副国级。
文革最大的精神成果，就是毁三观，废信仰。当年《中青报》开展潘晓讨论，以为只有青年一代才有信仰危机。这是误判也是掩饰，陈云的"保祖坟论"说明中共高层的信仰丢失，信念崩溃，初心早逝。文革结束五十多年，中共念兹在兹的就是挽救信仰，重拾信念，不忘初心。而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却是以保特权为第一要务。试问，这些老革命家的信仰何在？信念何系？初心何存？
经过"六四"的洗礼，许多人都像罗征启一样大彻大悟："共产党员有什么信念啊？！"
媒体上有多篇歌颂陈云高风亮节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谈到了陈云的家教：
陈云一贯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束身自重，从不把手中的权力用在为自己或家人谋好处上。他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
不搞特殊化，以普通的劳动者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陈云家风的一大特色。……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陈云常以这样的家教告诫自己的子女："做人要正直、正派，无论到哪里，都要遵守当地的规矩和纪律。"[5]
"严以用权、束身自重"的老革命家记住了这个罗征启，他从罗的信中嗅出了"刨祖坟"的味道。两年后，胡耀邦想调罗征启到团中央任书记，被老革命家喝止。此后，罗征启调到了深圳大学，但是，北京始终有一只眼睛在盯着他。
四
在这只眼睛的监控之下，罗征启在深大的反党言行被一一记录在案：
▲罗声称，党自反右之后，就脱离了老百姓，高高在上，并逐步蜕化为特权的党，寄生的党。政府靠纳税人的钱养着，这是应当的；党靠纳税人养着，算什么事？
▲罗还主张不要强化党的机关工作的神秘性，不设保卫处，只设环保处。所有党的干部都由有行政职务的干部或教师兼职。不设全脱产的党的专职干部。党委书记可以是教书的，也可以是扫地的，都有自己的工作，自食其力，有自己的工资。
▲心怀叵测的罗不但取消了深大的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和统战部、武装部，只设一个党办。还要求组织部和人事处，校办和党办沟通协作。罗还自吹自擂，说这样既精简了机构，还提高了效率。
▲作为中国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罗出国参观访问，不去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反而被西方腐朽文化所蛊惑——1987年他去美国，访问了三所教会大学。竟然得出"我们共产党不如美国教会"的谬论。他的理由是，这三所教会大学，所有的校产、校舍、设备都是教会出钱。全体教职员工都是教会的成员，教友，都是义务地工作。教会还设奖学金资助困难学生。
▲一回到深大，他就开会，挑拨党与人民的关系："办学校共产党没有出一分钱，全是纳税人的钱。共产党吃人民的，拿人民的，什么也不给人民，还要人民热爱党，听从领导，这样能行吗？能长久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在反党的道路上，罗越走越远——在深大的校委会上，他以"改善党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党的形象"为由，提出了四大建议：从1988年1月1日开始，学校取消党组织的活动经费拨款，由党组织自筹资金；第二，1989年一年内创办一至三个党办的企业，自己养活自己，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党办企业必须奉公守法，不能利用党的权利，占用国家资源；第三，从1990年开始，用党办企业赚的钱设立共产党的奖学金，资助困难学生，奖励优秀学生；第四，1991年用党办企业赚的钱设共青团奖学金，资助困难学生，奖励优秀学生。
消息传到北京，老革命家愤怒了——罗的这些建议居然得到了深大党员干部的赞成和拥护！更让他们惊掉下巴的是，在罗征启被革职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深大党组织的活动经费竟然真是自筹的！
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革命家火眼金睛，看出了深大政改的危险：这个罗征启不是在改善党的形象，而是在刨祖坟！如果党不用纳税人的钱，怎么养活军队？如果军队国家化，谁来保卫党？如果党不用纳税人的钱，怎么养活人大、政协、民主党派、青工妇？没有这些机构，党上哪儿去找合法性，上哪儿去找橡皮图章和花瓶党、孙子党？
罗征启的要害，就是要搞多党制！
五
尽管在罗征启的领导下，深圳大学的师生在"六四"中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罗本人也极其谨慎小心。但是，北京仍旧以"企图取消党的领导"的罪名，开除了罗征启的党籍和公职。"六四"为北京提供了机会，老革命家公私兼顾，既报了一信之仇，又为党除去了一大隐患。
事无两样人心别。当老革命家为除掉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窃喜的时候，清华校友却有了这样的共识："要不是那个道貌岸然的党棍陷害，罗学长会为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党棍可以除掉罗征启，但无法泯灭这个人的意义：
与王若水、刘宾雁、李普、李慎之等党内自由派不同。罗征启不但有言，还有行，他在深圳大学进行的"三化"改革，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改之路，为中共从前现代的"农民党"，走向现代性的政党做了有益的探索。
罗征启的遭遇表明，这个党丧失了纠错机制，监委、纪委都是聋子的耳朵。老人政治的实质是个人独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不过是装饰。陈氏父子对罗征启的报复，昭示人们，这个党不过是陈胜、吴广的传人，他们坚守着打天下必须坐天下，坐天下必须享特权的理念，将这个政治集团带到封建世袭的轮回之中，在小农的炕头上，作威作福，一晌贪欢。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罗征启的出现，标志着党内存在着大量的"刨祖坟"者，他们散布在各个岗位，掌握着或大或小的权力。高压之时，他们用自己的无声的行动表示对罗的同情，对北京的轻蔑。高压过去，他们用各自的方法，磨蚀着祖坟的威权。那位不肯到深大宣布政令的深圳公安局局长，那些抵制官方揭发罗的党内同事，那几个互相推诿不敢到深大宣布解除罗征启公职的市委领导。……罗征启是一个凝结剂，那些骂陈云，骂王震，骂刘达的人们，那些为中共的逆淘汰痛心疾首的人们，那些对罗征启的刚正坚卓和浩然正气肃然起敬的人们，将汇成浩浩荡荡的刨坟大军。
注释：
[1]李泽厚说，毛发动文革"情况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67,192－193页）
[2]许爱晶《清华蒯大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第369、370页。
[3]据刘达的秘书说，刘达在东北时，曾在陈云手下工作了两年。见是陈家的事，所以就批同意。不过，刘达后来向罗征启检讨，承认自己错了。（杨继绳：《罗征启与陈元出国》，新三届，2018）
[4]此信写于1979年暑假的一天，是罗征启39年后回忆的信的大意。（杨继绳：《罗征启与陈元出国》，新三届，2018）
[5]中共党史新闻网《陈云的家风美德》，2022年4月30日查阅。
原载《记忆Rememberance》第319期，2022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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