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按：两本畅销书《人类简史》、《未來簡史》的作者、天才型的以色列青年尤瓦尔•赫拉利，可以描述「从动物到上帝」，也可以預測「從智人到智神」，卻未預料到以巴衝突，以致他的家鄉已經墜入血海，彷彿文明從未降臨以色列；最近，HBO政论脱口秀名嘴 Bill Maher 忿於以色列被西方「進步主義」污名化，說了一通石破天惊的話，扼要闡述今天所有人受惠於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做了所有壞事？別忘了，他媽的你們自由主義的每一個信條，都是西方文明給的：個人自由、科學探索、法治、宗教自由、女權、人權、民主、陪審團、言論自由，西方啟蒙上了癮都停不下來，而且所有這些因素都可以在以色列找到，而在阿拉伯世界找不到任何一條，他們只是把事情簡單化為受害者與加害者；馬丁路德金的理論來自梭羅的思想，聯合國《人權宣言》的精髓來自盧梭和伏爾泰，改革雅典法的克里斯提尼從未出席過性騷擾研討會；第四修正案權利來自約翰洛克，他因為太老太白太西方，學院裡早已無人研究他……。』
左傾的「進步主義」，在西方引起的「戰爭」，也許不過是福利主義（平均主義）與保守主義的一場意識形態衝突，但是它在東方則是支持了一個經濟發達後升級換代的數碼列寧主義制度，這個錯亂與詭變，至今仍在西方媒體、學院、論說之外。】
New Rule: The War on the West | Real Time with Bill Maher (HBO)
一、東方早已輸在千年之前
當年許多人指責《河殤》全盤西化、否定民族文化，我們有口莫辯，
2010年《西方凭什么》（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一书出版，我有大快人心之感，作者伊恩•莫里斯，斯坦福大学教授，专业是古典文学和历史考古，所以此书才能汪洋肆意。中国译本作《西方将主宰多久》。
此作站在长达五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上设问：东西方交替领先落后作何解？作者的写法相当逗乐，不仅耍很多历史小典故的倒装错置，也要在"长期决定论"和"短期偶然论"之间折衷取巧。
他一上来就说，开濛之初，西方领先东方。有一条"莫维斯分割线"，在欧亚大陆西沿，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往南横切，切过黑海、里海，穿越北印度到孟加拉湾，这分界是：西方使用石斧，东方使用石片，东西方生活方式从这里便开始分道扬镳，一百万年前就见优劣，难道不是一种"长期注定论"？
然后就比较北京人与尼安德特人，又说，前2230年西方有两个核心地区——苏美尔和埃及，西方的农业出现，比中国足足早两千年。他特别提到，1995年访问埃及的中国科委主任宋健很沮丧，回国就启动了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东方要到前2500年才在黄河流域出现村庄，那是夏，中国文明史的开始。
然而后来，东方曾领先西方千年，他一路比较下去，大掉书袋：
周秦——亚述、罗马
汉武帝、大流士、亚历山大
汉末丧乱——罗马衰亡
东晋——拜占庭
盛唐——拜占庭与波斯的衰败
宋朝，东方开始从巅峰跌落之际，西方还分裂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
君士坦丁堡陷落与明朝
郑和下西洋：东方更保守，西方更冒险
然后，他可以准确到：
1773年，在乾隆时期，西方超过了东方。
为何西方的发展，到近现代反而远远超过东方？
此书有三件工具：
生物因素、
社会因素、
地理因素，
共同解释疑窦：
生物学解释人类为什么要推动社会发展（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
社会学则显示社会是如何发展的（皆因危机时刻孤注一掷所致），
最后地理因素最关键，它决定哪里快哪里慢，哪里进步哪里倒退。
然而，社会制度又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历史常常很诡谲。虽然中国农业初开比西方晚两千年，但是它的封建社会始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又比欧洲早950年，欧洲的封建社会，以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为标志。奴隶制严重阻碍社会发展，中国率先进入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获得先机。
然而更戏剧性的是，西方的封建社会却结束得早，中国封建社会则是"漫漫历史长夜"。17世纪中期西欧出现"文艺复兴"，再有"工业革命"，促使各国立宪，并用代议制限制皇权；而东方还沉睡在大清的昏聩之中，封建王朝要比西方晚结束两个世纪。
假如撇开地理、制度，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来自《新约圣经》，有某种奉天承命之感；另外，十八世纪欧洲知识分子找到另一个源头：希腊文化（理性、创新、自由）。
东方传统则是无序、保守、等级森严，这一套又没有机缘获得一场"文艺复兴"洗涤，而被带进现代，残留在东方人的文化、意识中，是无法靠现代教育、知识、道德、观念去剔除的，东方又另有一套神秘主义，精神上早已输在千年之前。
二、「進步主義」迷思
六十年代西方的价值嬗变，後來稱為"進步主義"，其實不過是人類的基因选择，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强烈抬头，但是女性觉醒、女性主义兴起的直接后果，是核心家庭的解体，它导致了离婚率上升、生育人口下降、单亲家庭普遍、子女孤单等一系列问题。将生物学引入人文领域乃当下时髦，物种的自私倾向甚至是存活选择决定的，是基因的规定，所以文明基本的含义，利它主義，居然有反基因（克服基因趋势）倾向。這是一个未明的机制。
很有趣的非预期现象：六十年代在西方，自由主义、民权运动、社会福利等价值提升，恰恰造就了他们八十年代后的经济低迷，仿佛预先为后"六四"的中国几亿廉价劳动力出场，预备好了市场和购买力。所以，西方福利社会运作的条件之一，是东方必须出现一场庞大的物质生产运动，并且是维持低劳保、低工资、低人权的，否则不可能形成，而西方经济也会崩溃，因为资本的铁律是剩余价值，它兼顾"美国优先"和"中国模式"的衬底，克林顿时代将贸易与人权脱钩，是"符合"资本性格的行为。
縱觀這三十年，中国巨大的社会劳动，在东方比较保守落后的社会里进行，它意外地令比较开放、自由的西方社会，得以更闲暇地专注精神、价值层面的嬗变和提升。这个星球的确分成两半：有几亿人勤劳并注定拼命使用肌肉而不太劳烦精神，而另外几亿人尽可以腾出精力玩得更高级一些——世界原本就是这么分工的，在吃不饱的饥饿时代（肠胃优先）是跑不出"同志"来的。"仓廪足而知荣辱"，在"全球化"的今天获得新的含义。
一日偶读《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那位天才型的以色列青年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两本畅销书之一，他阐述"农业革命"在人类演进中的意义，解析人类摆脱250万年的采集狩猎阶段之后，开始驯化植物、饲养畜牲——关于农业对人类的重大意义，论述甚广，我记得《枪炮、细菌和钢铁》一书中，详述农业带来定居、专职精英、士兵、征服等等，赫拉利也作如是观，说农业正是未来大规模政治和制度的基础，他写道：
『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粮食，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粮食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是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然而這種「東西方分工」，也導致了二次大战后，英美自由主义思潮，有让位于左翼共产主义思潮之趋势，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等左倾思潮方兴未艾，都成为一种新极权的土壤和气候，以致半个世纪以来欧美之外的世界一派暴力血腥；相反，在西方的民主社会裡，人权、民权、平等、均富等价值观，其实是在温室里发育茁壮的，跟外面的血腥毫好不搭界；更有甚者，乃是"西方建制派"以生意和人权两策应对苟活的共产体制，妄言"经济出改革"，又"人权当外交"，其实不过是"美国利益第一"、大财团进账第一而已，羞答答地掩饰西方民主制度包裹下的利己内核，由此既豢养了交易对方的极权制度，也害了两端的老百姓。
然而西方其實並沒有什麼「進步」，仍有「階級分化」之嫌：家庭位阶，攸关子女前程，形成阶级差异，乃传统社会之规，并没有被现代社会所颠覆。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前任院长罗伯•普特南(Robert Putnam)写了一本书，描述富人和穷人养育小孩的差异愈来愈大，受过高等教育的菁英，重振传统家庭价值，所以女性大学毕业生不到10%是非婚生子，大学学历白人女性只有2%非婚生子，而中学(含)以下学历的非洲裔女子非婚生子人数高达80%。这里不仅有种族差异，也有阶级对立。他的意思，是富裕家庭有经济能力更投资子女教育，使其具备更好的竞争技能进入社会，相比之下贫困尤其单亲家庭，对子女仅能压制训斥，较少精神层面的教养而使其粗鄙化——这恰是"仓廪足而知荣辱"的原意。
「進步主義」的另一个非预期后果，是单身孤独的寂寞，可能导致社会对同性恋容忍度扩大，竟意外地使少数的同性权利得到普及，这在社会仍然以婚姻家庭为风气的保守氛围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却是，同性风气又进一步解构传统家庭，同时由于生育的替代需求，而推动试管婴儿、无性繁殖技术的精进。所以，女性撤离家庭的后果，其实是传统生殖功能的衰减，直接危及人类物种的首选：繁衍后代。
然而也不尽然。2011年全球人口已突破七十亿大关，早已超出地球负荷而成一大危机，其中出生率上升和寿命延长是两大因素，与此同时，历史上造成人口锐减的战争和饥饿两大因素，也消停了近七十年，导致大自然平衡的"马尔萨斯灾难"失效。
可是另一种神秘机制，又悄悄地进行新的人口填补。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因为富裕而不振；反而是伊斯兰文明圈内人口激增，天主教拉丁语的南美洲出生率上升，呈现出来的吊诡是，制度好保障人权的地区人口下降，坏制度失败国家却大量繁殖。这里提供的结论是，人权保障个人主义上升的非预期效果，居然是节制生育的。"人口之最"的中国计划生育颇具成效，在这里是个特例，其恶果严重，反而导致中国劳动力的萎缩。
美国意识形态左右大战，左倾福利、平均、平权等论述，失去物质基础而沦为空谈，只能迷惑东西两岸大城市青年；右翼则失去道德高度趋向功利，没有什么现代论述可以支撑，反而广受中西部信教民众的接纳。左倾激进（如变性人等）不期然与伊斯兰基要派合流，触及基督教的伦理底线，形成名副其实的"文明之争"，又勾引基督教基要派内藏的"白人至上"价值冲动，宗教对抗也会漫溢至普世价值层面，迫使左右双方皆趋向各自的极端。
右翼一端生出茶党，仅只抗高税和大政府，却又引出一个怪杰斯蒂芬•班农，坊间称他"白人至上主义者"，竟"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他说"儒家重商主义的权威模式已经赢了，犹太-基督教的西方，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已经输了"，必须捍卫资本主义的纯洁和原则，不能任"资本主义中国"，以其人口优势加劳动力廉价优势，配之国家计划指令性资本主义，对欧美原教旨的资本主义大占便宜。至少他的描述不错：东方另类资本主义打败西方正宗资本主义，是一个超经济的怪异现象，前所未有，而西方金融业和华盛顿建制派，与这个"东方不败"的媾合及腐败，终于引起眼下的国际性民粹大潮，终结了二战以来的全部现成体制和论说，人类只剩下不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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