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的北大校友李少民說，李克強在70年代末就喜歡聽貝多芬的交響曲。他很感慨地告訴李少民，貝多芬的交響曲簡直就是為自己寫的。我想，李克強一定更喜歡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而他自己的命運，也足以讓人唏噓。
貝多芬遭受連串打擊，卻不認命，最後終獲成功。李克強一定欽佩他的奮鬥精神。《紐約時報》記者張彥(Ian Johnson)2015年11月23日刊文，談「貝多芬在共產黨中國的命運」。他說，貝多芬在中國很受歡迎，中國人認為要想成功，就必須「吃苦」，承受艱辛。
李克強也有他的命運交響曲。而他承受的真正艱辛，既不是源於他在北大的求學時代，也不是源於他大體隨順的團中央生涯，更非源於他在河南和遼寧有驚無險的地方官體驗，而是源於他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二把手經歷。那十年給了他地獄般的感受，好不容易熬到退休，生命卻莫名其妙地嘎然而止。
李克強命運交響曲最不同凡響的地方是，他在生前並不成功，死後卻驚天地泣鬼神。老百姓想念他的好，因為他總是惦記他們的苦難；體制中人心有戚戚焉，因為他們有著和李克強一樣苦苦掙扎的心態，卻不知自己會不會和他一樣，有同樣悲慘的下場；學者們則對他的結局發出震耳欲聾的吶喊與警示。幾乎所有這些悼念李克強的人，都在借機表達對習近平的不滿，這種不滿史無前例的規模化，公開化，實在是近年罕見。
李克強命運交響曲帶有十足的悲劇色彩。它用李克強之死鞭撻了中共體制的荒誕、卑劣與潰敗。它用李的從政經歷揭示了體制中人思想和行動分離造成的人格分裂。李克強在做學生時思想曾具超前性和獨立性，但後來當官，為了順從體制需求，他掩飾或犧牲了自己的思想獨立性。他讓思想歸思想，行動歸行動，難怪他的導師厲以寧說他「很會做官」。
李克強命運交響曲還告誡體制中人：曲線救國，此路不通！李克強從80年代起帶著自由派思想進入體制，但很快就為體制幹起反自由派的髒活。1986年，他代表團中央坐鎮北大，阻止學生參加學運，就是例子之一。當他當二把手時，他的「相忍為國」或者是相忍為黨更是犧牲了自己的人格、尊嚴、理念甚至生命，只成全了一人獨裁。李不會背叛共產黨只好背叛自己的理念。不是他改變了體制，而是體制改變了他。當然，他還是守住了個人的道德底線，但卻無法改變、無法阻止整個體制的沉淪與墮落。他的曲線救國最後不能不以失敗告終。
李克強的命運交響曲是所有曲線救國者的命運交響曲，他的命運為他們提供了警示，在體制認同和良知反抗中，你向何處去？李克強苦苦掙扎，他還存有良知，不允許自己黑或壞，最後被又黑又壞的體制吞噬。貝多芬的最後命運是光明戰勝黑暗，而李的結局則是被黑暗毀滅。所有中共體制中人，都面臨這樣的選擇，要麼與肮髒的體制同流合污，要麼被體制吞噬。
李克強在世時顯得微不足道，以至於很多人忘記了他的存在。離世後卻激發整個社會的懷念、質疑與思索。這可能才是李克強最大的政治遺產。李克強之死雖然沒有造成上世紀「4.5」運動和「6.4」運動那樣的群眾覺醒，但似乎正在醞釀一種豁出去的社會情緒，反正是死，何不背水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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