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嘉扬纽约时报 2023年10月13日
现在，将暴政与奥威尔的小说《1984》通过低级公务员温斯顿·史密斯的故事展现出来的反乌托邦进行比较几乎已是老生常谈，但小说中的许多构想已在当今的中国成为现实：从大规模监控到煽动狂暴的蛊惑民心之举，再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称的中共统治是"历史的结论"。这种统治也许看来排除了抵抗的可能性，就和史密斯的下场一样。
史密斯的第一个背叛行为是记录一个敢于偏离宣传的过去。他的第二个——也是更致命的那个——是他试图寻找其他对保存未经授权的历史有着同样不切实际兴趣的人。这两个紧密结合的罪行也是驱动张彦的《星火》中众多人物的动力，该书对中国的地下历史运动进行了详尽且引人入胜的描绘。
张彦的书名取自《星火》杂志，该杂志是被下放劳动的大学生在1960年用简陋的方法制作的，这些大学生因在20世纪50年代末对中共提出了一些轻微的批评意见而被送进同一个劳改营。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令他们惊恐的是，他们很快开始认识到，中共正在建立的不是一个乌托邦国家，而是一个残酷的极权主义国家。
该杂志存在的时间很短，只出版了两期，但其中几位创办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它以事实证明了虚构人物史密斯从未见识过的事情：不管成果多么短暂，一个探求真相者的联盟可以创作出比他们本身更不朽的东西。
在一个以扭曲历史为基础的政治生态系统中，个人和集体记忆有什么意义？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张彦在中国做了20多年的报道，对于中国威权主义的限制在习近平时代日益加强，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样，他笔下那些勇敢的电影制片人、记者和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比如林昭，她曾是中共的宣传员，后来成了反革命，她的诗句（"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启发了《星火》杂志的创刊，杂志的名字取自"星火燎原"，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昭因批评毛泽东政府而入狱，并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期被处以死刑。还有独立电影人胡杰，他在林昭去世36年后拍摄了一部关于林昭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还有看过这部纪录片的记者江雪，她在2010年代发表的有关《星火》的长篇文章让人们对那份杂志及其创始人的记忆继续存在下去，并得以流传。还有当代影评人崔卫平，她在半个世纪后读了林昭的作品后说："因为您，我们有了自己的谱系"——一个不停抵抗者的谱系。
独裁政权对历史材料的控制如此之严，以至于哪怕是对那些有着足够勇气的寻找者来说，历史也往往是意外地、部分地、仅仅通过偶然事件发掘出来的。西藏作家茨仁唯色在父亲去世后发现了他在"文革"期间拍摄的400张照片的底片。"当她拿起底片放到光下看时，"张彦写道，她看到了"人们遭受羞辱和殴打"、"狂热分子摧毁西藏寺庙"的场景。父亲给这些照片作了注释，但从未告诉过女儿。
20世纪50年代末，当毛泽东的清洗运动将政治犯送到中国最臭名昭著的劳改农场夹边沟做苦工直到死亡时，作家杨显惠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多年后，他在附近农村的一个集体农场工作时，开始听到有关幸存者的故事。在进行了100多次采访后，他写了一本只是把幸存者的一些故事做了轻度虚构的书，并最终在2000年将其出版。
"用不着让旁人听到你，只消坚持心智健全，便是延续了人类的传统，"史密斯在《1984》一书开始的时候曾相信。但张彦记述的地下历史学家们和奥威尔一样知道，在声音和思想都无法在空间和时间中传递交流的世界里，人很难保持理智。绝望且孤独的史密斯难以找到理智。随着国家的邪恶阴谋变得越来越明显，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懂得怎样做：我不懂为什么。"
张彦的书对怎样理解"为什么"提供了强有力的论点。只有当一群志同道合的公民能看到他们个人如何被压制和受惩罚的故事时，才能开始了解压迫制度为什么得以存在的问题。"我想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中做一个正常的人，"记者江雪对张彦说。"我希望能说真话，表达我的内心想法。"
对江雪和《星火》一书中的其他人来说，来之不易的清醒很少让位于乐观的妄想。文化评论家王小波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描述了自己不愿发声，成了他所说的中国"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无法再相信任何一个属于社会话语圈的人，"王小波写道。但这正是他为什么"有义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的原因。
王小波的话解释了编辑谭合成的努力。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故事：湖南省曾在1967年发生了一场中共领导的大屠杀，夺走了9000名无辜者的性命。谭合成用了40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些系统性谋杀，最终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杀人风》的书。"记录这些不是想入非非，"张彦写道。"而是出于一个顽强的计算，这样做会有回报——不是为谭合成个人，而是为了他的国家。"
十年前，电影制片人艾晓明从她在武汉的家出发，长途跋涉2400公里去记录劳改营的老年幸存者在劳改营原址建一个墓碑的努力。这段视频的拍摄没有使用三脚架，摄像机的操作有点晃动。"这可能被视为业余制作，"张彦写道。"但对于艾晓明和其他地下电影制作人来说，这是真实性的标志。"
几个世纪后，有人可能会在一个硬盘或云端存储器上找到艾晓明晃动的摄影机拍下的地下电影。"那个人将试图弄清楚拍这部片子的目的，"张彦若有所思地写道。"这部电影本身会成为21世纪的人们为纪念死者而打造的某种墓地吗？"当然有这种可能。它或许还是保存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孤立星火，可能将点燃燎原之势。
《星火：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和他们为未来的斗争》，作者：张彦(Ian Johnson)，含插图，38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售价27.95美元
"文革"期间，曾是西藏噶厦政府重要官员的噶雪·曲吉尼玛在拉萨的批斗大会上，摄于1966年。 TSERING WOESER
《星火：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和他们为未来的斗争》(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作者：张彦(Ian Johnson)
现在，将暴政与奥威尔的小说《1984》通过低级公务员温斯顿·史密斯的故事展现出来的反乌托邦进行比较几乎已是老生常谈，但小说中的许多构想已在当今的中国成为现实：从大规模监控到煽动狂暴的蛊惑民心之举，再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称的中共统治是"历史的结论"。这种统治也许看来排除了抵抗的可能性，就和史密斯的下场一样。
史密斯的第一个背叛行为是记录一个敢于偏离宣传的过去。他的第二个——也是更致命的那个——是他试图寻找其他对保存未经授权的历史有着同样不切实际兴趣的人。这两个紧密结合的罪行也是驱动张彦的《星火》中众多人物的动力，该书对中国的地下历史运动进行了详尽且引人入胜的描绘。
张彦的书名取自《星火》杂志，该杂志是被下放劳动的大学生在1960年用简陋的方法制作的，这些大学生因在20世纪50年代末对中共提出了一些轻微的批评意见而被送进同一个劳改营。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令他们惊恐的是，他们很快开始认识到，中共正在建立的不是一个乌托邦国家，而是一个残酷的极权主义国家。
该杂志存在的时间很短，只出版了两期，但其中几位创办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它以事实证明了虚构人物史密斯从未见识过的事情：不管成果多么短暂，一个探求真相者的联盟可以创作出比他们本身更不朽的东西。
在一个以扭曲历史为基础的政治生态系统中，个人和集体记忆有什么意义？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张彦在中国做了20多年的报道，对于中国威权主义的限制在习近平时代日益加强，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样，他笔下那些勇敢的电影制片人、记者和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比如林昭，她曾是中共的宣传员，后来成了反革命，她的诗句（"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启发了《星火》杂志的创刊，杂志的名字取自"星火燎原"，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昭因批评毛泽东政府而入狱，并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期被处以死刑。还有独立电影人胡杰，他在林昭去世36年后拍摄了一部关于林昭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还有看过这部纪录片的记者江雪，她在2010年代发表的有关《星火》的长篇文章让人们对那份杂志及其创始人的记忆继续存在下去，并得以流传。还有当代影评人崔卫平，她在半个世纪后读了林昭的作品后说："因为您，我们有了自己的谱系"——一个不停抵抗者的谱系。
独裁政权对历史材料的控制如此之严，以至于哪怕是对那些有着足够勇气的寻找者来说，历史也往往是意外地、部分地、仅仅通过偶然事件发掘出来的。西藏作家茨仁唯色在父亲去世后发现了他在"文革"期间拍摄的400张照片的底片。"当她拿起底片放到光下看时，"张彦写道，她看到了"人们遭受羞辱和殴打"、"狂热分子摧毁西藏寺庙"的场景。父亲给这些照片作了注释，但从未告诉过女儿。
20世纪50年代末，当毛泽东的清洗运动将政治犯送到中国最臭名昭著的劳改农场夹边沟做苦工直到死亡时，作家杨显惠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多年后，他在附近农村的一个集体农场工作时，开始听到有关幸存者的故事。在进行了100多次采访后，他写了一本只是把幸存者的一些故事做了轻度虚构的书，并最终在2000年将其出版。
"用不着让旁人听到你，只消坚持心智健全，便是延续了人类的传统，"史密斯在《1984》一书开始的时候曾相信。但张彦记述的地下历史学家们和奥威尔一样知道，在声音和思想都无法在空间和时间中传递交流的世界里，人很难保持理智。绝望且孤独的史密斯难以找到理智。随着国家的邪恶阴谋变得越来越明显，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懂得怎样做：我不懂为什么。"
张彦的书对怎样理解"为什么"提供了强有力的论点。只有当一群志同道合的公民能看到他们个人如何被压制和受惩罚的故事时，才能开始了解压迫制度为什么得以存在的问题。"我想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中做一个正常的人，"记者江雪对张彦说。"我希望能说真话，表达我的内心想法。"
对江雪和《星火》一书中的其他人来说，来之不易的清醒很少让位于乐观的妄想。文化评论家王小波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描述了自己不愿发声，成了他所说的中国"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无法再相信任何一个属于社会话语圈的人，"王小波写道。但这正是他为什么"有义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的原因。
王小波的话解释了编辑谭合成的努力。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故事：湖南省曾在1967年发生了一场中共领导的大屠杀，夺走了9000名无辜者的性命。谭合成用了40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些系统性谋杀，最终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杀人风》的书。"记录这些不是想入非非，"张彦写道。"而是出于一个顽强的计算，这样做会有回报——不是为谭合成个人，而是为了他的国家。"
十年前，电影制片人艾晓明从她在武汉的家出发，长途跋涉2400公里去记录劳改营的老年幸存者在劳改营原址建一个墓碑的努力。这段视频的拍摄没有使用三脚架，摄像机的操作有点晃动。"这可能被视为业余制作，"张彦写道。"但对于艾晓明和其他地下电影制作人来说，这是真实性的标志。"
几个世纪后，有人可能会在一个硬盘或云端存储器上找到艾晓明晃动的摄影机拍下的地下电影。"那个人将试图弄清楚拍这部片子的目的，"张彦若有所思地写道。"这部电影本身会成为21世纪的人们为纪念死者而打造的某种墓地吗？"当然有这种可能。它或许还是保存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孤立星火，可能将点燃燎原之势。
《星火：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和他们为未来的斗争》，作者：张彦(Ian Johnson)，含插图，38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售价27.9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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