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疆再教育營》簡體中文版翻譯小組
二○二一年四月，新疆棉事件正在發酵之中，我們所在的一個微信群裡也發生了爭論。那時，有賴於國際媒體的曝光，新疆再教育營的存在已經不是爭論的焦點，但大家仍然不清楚再教育營內的情況，並認為西方的報導誇大其詞。很多人更不相信「強迫勞動」，認為報導背後有強烈的政治動機。同時中國本地媒體鋪天蓋地宣傳新疆棉花的機械化收割、紡織廠的現代化運作，以及工人整潔明亮的工作環境。「哪裡來的強迫勞動？」一個群友質問，「相信強迫勞動的人肯定對中國和新疆帶著深深的偏見。」
當然，我們很容易將他的憤慨和政府的宣傳、封鎖、審查連繫起來，但同時牆外新聞報導的不連貫、不一致、不夠深入，也使人們無法準確全面地理解如此規模龐大和複雜的事件。例如，在缺乏詳盡和深入報導的情況下，就算讀者再有獨立思考能力，仍然很難理解「強迫勞動」的原因、動機、意義和影響，更別提對受害者施予同情、理解和援助了。
正因為如此，《新疆再教育營》（簡中版譯為《營中紀事》）這本書的出版，成為一個重要的節點。在這本書裡，作者仔細分析區域歷史和事件背景，利用深入調查和親身訪談切入問題的肌理，並讓我們體會當事人的切膚之痛。最重要的是，他提供一系列框架供我們理解這一切背後的意義。這本書直接而雄辯地回答了那個群友的質問：新疆「強迫勞動」是再教育勞動制度下的一種非自由狀態。一些人在營內就被迫勞動，一些人被「釋放」之後，鑲入街道政府管理之下，送入和再教育營相連的工廠裡，不能隨便辭職，不能離開街道範圍之外，同時持續被監視、被壓榨。
所以，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
我們是一群身處中國、香港和海外的社會議題關注者、寫作者和行動者。自從再教育營的情況遭到曝光之後，新疆成為我們共同關注的焦點之一。所以我們走到一起，翻譯了戴倫．拜勒這本著作的簡體中文版。
可能對於很多簡體中文世界的普通讀者來說，書中所描寫的手機掃描器、檢查站、拘禁營、毆打、電擊、強迫勞動等離生活很遠。似乎發生在新疆的事情只會在新疆，很難想像它們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但事實上，新疆的事情不只在新疆。很多類似的情況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甚至我們自己身上。在這三年新冠疫情之中，針對突厥穆斯林的手段，被複製到新冠患者、密切接觸者身上。他們被核酸、探熱針以及其他技術分辨出來，被協警（輔警）或者大白1上門帶走，被關押到方艙和其他臨時隔離點。而更多普通人被封城所困，家庭被打散、無法正常生活、無收入來源、缺乏食物，甚至因無人照顧或者無法就醫而喪命。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處於一個不自由的狀態。和新疆再教育系統類似，疫情作為一個更廣泛的例外狀態被政府宣傳，人民於是被迫接受，但將這兩者結合來看，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這個系統的運作方式和目的。
即使現在疫情大致結束，但我們生活中已經充滿這些例外狀態遺留下來的技術和制度，從面部掃描到大規模攝像頭監控。而書中所描述的「電話災難」，也由健康碼、行程碼、場所碼通過互聯網大廠的支付寶、微信平臺，深入幾乎每一個中國公民的生活中。雖然在新疆使用的﹁斷網﹂手段還沒有在新疆以外的地區出現過，但通過手機基站定位，以此查出抗議人士的身分予以逮捕，則在「白紙革命」時期的上海嶄新登場。和書中描寫的一樣，手機名副其實地變成了跟蹤設備。
網絡社群的控制甚至更加嚴格和無孔不入。利用互聯網大廠提供的技術和人力，政府可以對網絡上發布的所有內容，包括文字、圖像、音頻甚至視頻做即時監控。一有違規內容，包括對黨、領導人、國家制度的批評，談論敏感歷史事件（如天安門事件）和人物，特別是傳播突發事件的圖像、視頻資料，都會遭到禁言、炸號，2甚至嚴重到喝茶、3拘留、被控告和監禁。
所以，新疆的大規模監控和再教育營制度並非遠在天邊不能想像，生產它和它所產生的邏輯正在我們身邊日趨惡化。對於簡體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新疆再教育營》這本書告訴我們它的嚴重性和緊迫性。
然而，我們也難過地發現，在另一種意義上，新疆發生的事情仍然只留在新疆。無論這些事情有多廣泛、多驚人、多殘酷，它們始終無法成為簡體中文世界的注意力焦點。無庸置疑，國家機器的宣傳和封鎖是這種失焦的主要原因，但這不能用來遮掩我們認識上的缺陷，更不能成為我們不作為的藉口。
例如前面提到，大家總覺得新疆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抱著一種僥倖的心態，將它放在一邊。但香港反送中運動、新疆再教育營制度、新冠疫情這一系列事件向我們顯示，這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另外，雖然談論新疆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性，使我們害怕炸號，害怕喝茶，害怕觸犯法律導致牢獄之災。但事實上在「衝塔」（直接批評政府）以外，很多人仍然在摸索那條紅線，在社區裡找出一定的空間來談論新疆，做到在封鎖之中仍然可以把握現實。然而造成大多數人與新疆疏離的原因，是將新疆仍然當成「邊疆」。在我們根深蒂固的沙文主義意識裡，新疆仍然是「落後地區」，是需要用「先進文化和先進技術」去幫助的地區。這種角度一方面將民族放到「不同發展階段」的階梯上，直接導致了歧視和傷害，另一方面也造成「我們自身難保，哪裡有功夫去管新疆」的態度。
於是，在這片土地上，被剝奪權力和尊嚴的人們就這樣相互疏遠。工人和女性、性少數和政治反對派、少數民族和弱勢群體，要麼顧影自憐、不知對方的存在，要麼產生對立、互不信任。即便有「同溫層」可以抱團取暖，但在這個愈來愈原子化的社會中，圈子只會愈來愈小。人們無法相互伸出援手，無法做出有意義的連結，無法團結起來。
而本書，也帶給我們一些關於連結和反抗的啟示。作者戴倫．拜勒深入新疆地區做人類學研究，和他的維吾爾學生及朋友產生深厚的友誼。在拘禁營制度威脅整個新疆時，他不僅親自幫助書中人物出逃，而且還協助建立「新疆文獻記錄」（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以保存證據和令世界知情。更重要的是，他通過本書的寫作，將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回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展現在世界面前，並指出施害者的罪行，鼓勵世界進行追責。從其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作者對新疆和其人民的感情，對人性和正義的信念。就像他在書中所說，正是這種展現人性的行為，穿破了極權系統的高牆。
注釋
1 編注：指中國的防疫人員及核酸檢測人員，因全身穿著白色防護衣，民間稱「大白」。
2 被社交媒體封鎖或者注銷其帳號，這給用戶帶來極多不便，比如微信炸號會導致暫時失聯、工作聯絡受影響，甚至無法使用電子貨幣。
3 被公安或者國家安全部門傳喚、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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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新疆再教育營》第二章 電話災難
我的許多鄰居都被拘禁，理由是用手機收聽伊斯蘭教訊息，或者分享一些被掃描機認定為『分裂主義』的報導。大部分被拘禁的年輕人，都是因為透過手機參加宗教集會、祈禱、收聽訊息而遭殃。我母親說，這是一場『電話災難』（telepon balasi）。
凱賽爾（Qeyser）生平第一次看到「電話」是在二○○五年，十五歲的時候。他的村子裡是先出現行動通訊，之後才有固網電話，這種情形在開發中國家相當常見。「我看到的第一具電話，是村合作社副書記拿的折疊式手機，」凱賽爾回憶，「功能其實很簡單，但在我看來卻相當複雜，有很多數字和字母。我心想：『他怎麼能邊打電話邊寫字？』」那個時刻烙印在凱賽爾的記憶中，也代表「未來」正降臨維吾爾族的村莊。他和別的孩子與青少年，跟著那名副書記四處尋找手機訊號，「不管電話的另一端是什麼人，他都會大聲講話，刻意炫耀他有手機。就像變魔術一樣，他會打開免持聽筒功能，然後我們會一窩蜂開始大聲嚷嚷，對電話另一端遠方的某某人講話。」
二○○七年，村子裡架設了固網電話線路，花得起錢的人會安裝「室內電話」，對想要借用的鄰居收費。「許多人利用室內電話賺錢，」凱賽爾還記得，「他們對使用者收費，一分鐘人民幣一角，五分鐘五角。那個年代很有意思，如果你到朋友家玩，對方家裡有電話，我們會拿起聽筒，湊近耳朵傾聽。我們會假裝自己是生意人，煞有介事地撥號、通話，樂在其中。」
二○○八年，村子裡有了提供基本服務的行動通訊基地臺，包括凱賽爾的家人在內，許多人都買了功能陽春的諾基亞（Nokia）手機。當時的手機只能通話，無法上網。凱賽爾回憶，「沒有人聽過打字寫簡訊這回事，大部分人不知道如何收發訊息或圖片，這種情形到二○一○年3G通訊出現之後才改變。」
凱賽爾到烏魯木齊上大學時，才在一家煙霧瀰漫的網咖首次接觸到社群媒體。網咖裡有一整排方方正正的桌上型電腦，他看著螢幕，進入即時通訊平臺「QQ」的世界，開始建立自己的網路身分。QQ模仿MySpace與臉書（Facebook）的部分功能，是第一個讓中國網民嘗試社群網路聯結的平臺。「每個人都想建立一個首頁，讓全世界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凱賽爾回憶，「我們挑選了一大堆美麗的人物與地方照片，來代表我們的希望與夢想。」在烏魯木齊，許多維吾爾族年輕人沉浸在這些通宵營業的網咖，玩電腦遊戲，流連在QQ的聊天室。但是當時電腦還不普及，只有少數外來人口與都市居民開始摸索互聯網。當時維吾爾語的阿拉伯文打字軟體還在開發中，只有少數維吾爾人受過鍵盤打字訓練，因此網際網路與它帶來的知識世界，對維吾爾人而言仍是可望不可及，或者必須經過普通話的語言過濾。
二○○九年晚春，QQ與另一個仿效臉書的中國應用程式「人人」流傳著維吾爾族工人被私刑殺害的模糊圖片、影片與文字訊息。事件發生在中國東部（譯按：廣東韶關），受害者被送到當地一家工廠工作，那是中國政府實施的一項勞動力轉移計畫。攻擊事件在方興未艾的維吾爾族網路世界引發高度關注，儘管持續的時間並不長。維吾爾人湧入網咖，觀看相關影片，熱烈討論為什麼政府對事件不聞不問。學生發起示威遊行，揮舞中國國旗，要求當局逮捕影片中殺害數名維吾爾人、毆打數十位族人的漢人。警察對示威者開火，引發蔓延整個城市的暴動。短短兩天之內，外來的維吾爾族活活打死一百三十多名漢人。第三天，武警與軍人進駐城市，外來的漢人活活打死數十名維吾爾人，警方冷眼旁觀，雙方以菜刀、從人行道撬起來的磚塊、削尖的棍棒進行肉搏。到了晚上，目擊者聽到警方用自動武器開火的聲音，在維吾爾族聚居地區的街道上迴響。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警方逮捕數千名維吾爾人，指控他們參與暴動。地方政府關閉整個新疆地區的網路服務。之後的九個多月，新疆地區的通訊受到嚴格限制，網路服務到二○一○年中才恢復正常。現在，新的3G網路讓整個地區數百萬鄉村維吾爾人得以上線，中國製造的廉價手機設計相當直觀，沒受過什麼科技訓練的農民也可以上網尋尋覓覓、相互溝通。
騰訊（Tencent）公司專為智慧型手機開發的新應用程式「微信」（WeChat），大幅加速維吾爾族數位化的過程。微信結合了WhatsApp與推特（Twitter）的部分功能，後來成為全世界使用最廣泛的社群平臺之一，目前用戶大約十二億人。到了二○○九年，臉書、推特與所有來自外國的社群平臺都被中國政府封鎖，因此維吾爾族網民的線上通訊集中使用微信。微信讓用戶傳送自己錄製的語音備忘錄，也幫助維吾爾人解決了維吾爾語鍵盤使用不便、欠缺打字訓練等問題。短短兩三年之間，數百萬維吾爾人買了智慧型手機，每天使用應用程式來經營朋友圈。他們也發現，微信的語音備忘錄功能讓他們在以維吾爾語聊天時，可以多多少少避開中國政府的檢查。
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與回族民眾也開始在微信的論壇上討論宗教與文化知識、政治事件，以及本地之外的經濟機會。短短幾年之間，線上的伊斯蘭教師——有些在新疆，有些在土耳其、烏茲別克等地——對維吾爾人微信世界的影響力大增。這些教師主要是探討伊斯蘭虔信，描述什麼樣的行為才符合清真法則，從信徒穿衣服到祈禱該怎麼做。兩位學者瑞雪．哈里斯（Rachel Harris）與艾濟之．伊薩（Aziz Isa）指出，透過智慧型手機學習伊斯蘭教義的人，絕大部分只是對如何做一個當代的穆斯林感興趣，而且覺得接受政府檢查與管理的清真寺無法提供協助。
跟凱賽爾歲數差不多、年輕的維吾爾族外來人口會使用微信尋找經濟機會，追蹤伊斯坦堡蓋齊公園（Gezi Park）的示威抗議（譯按：二○一三年五月土耳其一場由都市計畫引發的反政府社會運動），加入伊斯蘭虔信運動。雖然許多維吾爾青年很難在城市找到穩定的工作，但微信提供一個社群網絡，讓他們找到自己的社會角色。使用微信的語音備忘錄功能不需要什麼電腦技能，電信資費又還算便宜，智慧型手機因此開始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基本結構。他們原本並不知道，新疆各地零星發生的暴力攻擊與示威抗議，會被放在恐伊斯蘭情結的透鏡之下解讀，被視為宗教虔信運動的發展結果。當時我和許多維吾爾青年談過，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能夠在網路上享有的相對自由，原因是中國政府與科技業者還無法充分掌握維吾爾語的語音與文字內容，而不是他們被容許較大的自主性。
反恐人民戰爭
中國政府當局和許許多多非穆斯林民眾，對維吾爾族的數位化現象另眼相看。他們認為維吾爾族宗教信仰從外觀到行為的改變——例如年輕人開始蓄鬚、每天祈禱五次——是整個族群「極端化」的徵兆。政府當局開始將暴力事件——例如發生在中國西南部昆明的自殺式攻擊——視為「中國的九一一事件」，官員還告訴我那是一種「塔利班化」（Talibanization）的過程（譯按：塔利班是阿富汗極端保守的伊斯蘭教組織，執政後與中國關係友好）。同樣的道理，媒體關於「伊斯蘭國」崛起的報導讓地方官員充滿威脅感。對此，中國當局的回應是發動所謂的「反恐人民戰爭」，開始運用強調大規模情資蒐集的「反叛亂」（counterinsurgency）技術與軍事手段，7來對待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與回族，認定這些族群是恐怖分子的淵藪。
中國政府當局發布一份清單，列舉七十五種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徵兆。持有宗教內容的數位檔案、使用VPN、安裝二○一四年被臉書收購的加密社群媒體平臺WhatsApp ……都被視為「預備犯罪」，當事人可能因此遭到拘禁。由於WhatsApp是哈薩克與土耳其最普及的應用程式，因此中國當局認定使用WhatsApp的維吾爾人意圖接觸穆斯林世界，並且避開中國互聯網的檢查與監控機制。中國政府原本沒有能力來偵測誰使用了WhatsApp之類的科技，因此許多維吾爾人與哈薩克人就算知道禁令，也認為那只是說說而已，就像其他許多發布後從未執行的法規。然而，隨著「人民戰爭」動員起來，政府當局開始將網路空間的執法工作外包給民間公司。
在幾篇廣為流傳的新聞報導中，中國零售業鉅子阿里巴巴（Alibaba）討論它在對抗本土「恐怖主義」威脅上的新角色，如何對電話、交通、購物、約會、電郵、聊天紀錄、影像、語言與聲紋（voiceprint）偵測進行演算法分析。阿里巴巴在人臉識別技術大廠曠視科技（Megvii）創業之初就進行投資，本書最後一章將討論這家公司的興起。阿里巴巴和語音識別技術公司科大訊飛（iFLYTEK）——後者是數位鑑識公司美亞柏科與烽火通信的主要合作夥伴——都提到，它們在西方世界的對等業者如亞馬遜與谷歌，也都參與美國版的反恐行動，對美國穆斯林公民進行監控。阿里巴巴和科大訊飛還表示，對於打擊中國的本土穆斯林恐怖主義，現在它們應該扮演類似的積極角色。
中國科技業者利用自己參與「金盾工程」計畫的經驗；那是一項中國公安部——相當於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建立、以情報為主的警政工作計畫。但是中國科技業者也借鏡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的美國政府「稜鏡」（PRISM）大規模資料分析計畫——從美國與世界各地的社群媒體蒐羅資料並進行評估，用以建立監控名單。中國科技業者也會對幾家美國政府承包商的技術進行調整，以便在中國西北的新疆地區運用；資料分析公司帕蘭提爾（Palantir）就是其中之一，它蒐集並分析社群媒體資料，對民眾進行實時監控。
中國經濟轉向國營與民營合作的大趨勢，也讓科技業者受惠；比起倚賴繼承毛澤東主義的國營企業模式，一般認為這種合作更能夠因應經濟與政治的挑戰。當反恐人民戰爭方興未艾，中國科技業者向中央與地區政府提出各種監控「解決方案」。到二○一七年的時候，中國政府對與民營企業的合作已投資超過二兆六千億美元，遍及全國各地的基礎設施計畫。據估計，中國安全防範行業（安全技術產業）的產值已接近一千億美元，半數以上的業者專攻國內安全工程計畫。
在新疆，政府對民營企業發出六百五十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合約，政府單位本身的預算更高達一千六百億美元，比二○一六年增加了五○％。這些新投資讓新疆成為中國接受政府投資最多的地區。雖然一部分投資與安全事務無關，但政府支出在新疆的重點項目仍是興建拘禁設施與相關基礎設施。政府承包商也運用相關經費，為地區監控系統與穆斯林「再教育」計畫開發新工具。儘管政府在二○一七年底凍結一部分計畫的經費，然而到了二○一八年，新疆安全與資訊科技的市場成長到八十億美元，近一千四百家民營企業爭取有厚利可圖的合約。
中國經濟體系中，公共服務發包給民營企業的普遍現象，為科技業催生出一種市場結構；尤其是人工智能（人工智慧）產業，公司的成長主要倚賴國家推動的基礎設施計畫，這些計畫運用科技來達成政治目的。貝拉加（Martin Beraja）、楊大衛（David Y. Yang）與尤特曼（Noam Yuchtman）的一項大規模研究，探討公共警政如何運用民間科技，結果顯示那些專攻影像與人臉識別的電腦視覺（computer-vision）公司，其成功的先決條件是國家資本對於資料密集型（data-intensive）科技的投資。這項研究「比較兩類公司軟體產製的增長幅度，一類拿到資料豐富的公共安全合約，另一類拿到資料稀少的合約；結果顯示，取得政府資料與軟體產製增幅有因果關係」。前述市場結構的經濟效應也因此顯現。究極而言，三位學者證明中國科技業深受兩項因素影響：用於監控計畫（尤其是新疆）的國家資本，中國各地以及新絲路（New Silk Road）不斷建設的監控系統。正因如此，中國科技業者的人臉識別技術能夠超越歐洲與北美洲的許多同業。
檢查站
隨著這些系統一一就位，反恐人民戰爭也日漸升高。剛開始的時候，相關行動要倚賴網民，他們願意告發其他網路使用者的網路犯罪行為。只要被告發者的「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或分裂主義」網路行為遭公安採用，地方政府就會發給告發者人民幣二百至五百元不等的獎金。後來當局僱用資料警察針對特定目標進行檢查，這種「人對人」的公民執法仍然持續。
對於像凱賽爾這樣的維吾爾青年，「人民戰爭」似乎不關他的事。他使用網路科技愈來愈得心應手，面前的世界從來不曾如此開闊。社群媒體讓他得以營造出成熟世故的都市人形象，並且開始影響他周遭的世界。「那時我熱愛微信，」凱賽爾回想，「你可以見證別人的『時刻』，加入一群人聊天。你可以傳送視頻，與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進行視訊通話，只要他們也在線上。」他使用南韓LG的手機，月費人民幣二百元，遠高於他每個月吃飯穿衣的支出。他加入微信的短視頻論壇學習，開始發布自己製作的短視頻。他最受歡迎的作品被瘋傳，觀看人次高達八十萬。對於自己在維吾爾族世界的社會角色，凱賽爾和許多同胞青年一樣，將微信視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凱賽爾會發布一些政治性的內容，有可能因此惹上麻煩。身為學生，學校主管對他盯得很緊，他不敢用手機研讀伊斯蘭，「我從來不在微信上研讀《古蘭經》，但是我知道老家村子裡有許多人這麼做，」他回憶，「許多人也會用手機下載、分享伊斯蘭教誨（tabligh）。我自己會用別人的電腦看一些與維吾爾人政治有關的影片，有時候我們還會透過密碼上YouTube。我們不知道這麼做很危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我們只是想看維吾爾人的新聞，或者土耳其的電視節目，或者不是中國政府寫的維吾爾歷史。」
二○一四年秋天，凱賽爾學校的主管召集全體學生，要求他們交出手機。凱賽爾曾經在微信上分享一篇關於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的新聞報導；這位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因為發表政策建議、批判中國對維吾爾人家園的殖民，因此被判處無期徒刑。凱賽爾害怕極了。「我假裝鎮定，但是心臟撲通撲通地跳。幸運的是，檢查我微信帳號的老師馬馬虎虎。然而我的一位朋友就被抓走了，有人傳給他二○○九年示威抗議的相關資料，他沒有刪除。他在拘禁中心待了九個月，被毆打、被刑求。當局迫使他承認他們列出的所有罪狀。我想他因為有這個紀錄，現在應該是被關在某個營區。」
我在二○一五年造訪凱賽爾的村莊，當地公安要求我將手機解鎖，讓他們檢查內容。他們搜索我的照片與微信帳號，但似乎不知道如何檢查我的WhatsApp或者臉書應用程式。他們似乎也沒有注意到，我的手機裝設了VPN。他們忙了幾分鐘，把手機還給我，相信我是一個研究人員，持有效護照簽證住在新疆。
到了二○一六年，當局對手機的檢查更上層樓，「公安會命令我們走下巴士，」凱賽爾告訴我，「有新疆居留證明的人到檢查站前面排隊，一一接受臉部掃描。然後公安會要我們交出手機，插上一部掃描機。」
凱賽爾說他第一次遇到這種檢查的時候，謊稱手機已經完全沒電，公安沒有進一步追查就讓他通關，原因也許是他看起來就像個成熟、沒什麼宗教氣息的大學生。「有朋友告訴我，手機中的檔案就算老早就刪除，他們還是查得出來。」凱賽爾只要知道自己避不開檢查站，出門就不會帶手機。他買了一支新iPhone，因為聽說掃描工具很難破解iPhone。後來所有維吾爾人被迫將護照交給當局「保管」，像周月明這樣的「恐怖分子預備犯」遭到大規模拘禁；在那之前幾個月，我開始協助凱賽爾做好計畫離開中國。
平安抵達北美洲之後，凱賽爾得知他的兄弟和數十名親戚都被送進新營區，「我的許多鄰居都被拘禁，理由是用手機收聽伊斯蘭教訊息，或者分享一些被掃描機認定為『分裂主義』的報導。大部分被拘禁的年輕人，都是因為透過手機參加宗教集會、祈禱、收聽訊息而遭殃。我母親說，這是一場『電話災難』（telepon bal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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