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八十年代中一次青年学者的会议
（作者说明：此文撰写于2021年夏，因故未能及时截稿，近日略作文字修订成文刊发）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的分化、对垒已是有目共睹之事，其背景、内容是复杂的，有着众多的成因，对当下及未来中国的影响或也将是深刻的，这里暂不做全面的分析。因此题目牵涉甚多事件，人物，文献，本人学力不殆，涉猎不足，且手边也无充分的资料，当下更无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做梳理，如草草行文，难免不挂一漏万，愧对各方，引生无意义的争议。值此大的变动时代，国内与国际各种事件纷至沓来，众声喧哗，诸多论者态度立场也多有迁变，贸然断论，或也不恰当，故当量力而为。近十年前，笔者便已有一个感觉：由七十年代末文革后肇始的改革开放时代在落幕，我们在面临中国一个新的大的范式转移，现代性文明进程的范式的再调整。近来急速变动的中国的内外政治经济环境，话语，社会心理、文化等方面的转向，都在进一步印证、强化当年这种预感。在前途未明之际，回望来路，清理记忆，至少是能帮助我们想象未来的一种必要的工作，也会对厘清时代之思潮，深化学术思想的底蕴有所助益。
这里，以笔者1986年夏参加的一个会议为例，借此具体事件来从侧面展示一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分化，以期取引玉之效，能读到更多对那时代以及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变迁的相关描述、分析与讨论。这是一篇多年来就想完成的文字，只是因各种杂务拖延迄今。前一段网上流传的一个信息，也有外媒报道，更触动笔者要完成这篇文章—— 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将面临拆迁[1]。1986年，当时该地是团中央一个小型的招待所“第二招待所“，之前为胡耀邦居住多年的寓所 ; 1989年后又是赵紫阳遭软禁直到去世的住处。因参加那次会议，笔者与十几位与会者入住此处数日。想到这个承载了许多当代中国特殊历史记忆的四合院有可能就此消失，一种历史的悲凉浸满内心，写就此文，也是为那个时代的记忆做某种留证。
富强胡同六号
1986：一个历史转折之年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如果有些什么年份值得我们特别记忆，去做些分析的话。在笔者看来，1986年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可以说：没有1986是不会有1989；1989是1986的放大版，1986是1989的预演。这里我们不去详尽地分析那年发生的一切，只择取其中与文章主题相关的几件事谈谈那时代的特征、氛围以及其对后来造成的深远影响。
如果我们去翻看那时的官方报章杂志，对比文革时期以及最近几年的宣传，或许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意识形态教条式话语的某种淡化，这在保守派发起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受挫之后那一段时期尤其如此。1986年初 1月31号, 胡启立,习仲勋,胡乔木等中共领导与 200多名科技文化教育界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座谈，其中甚至有二十二、三岁的弱冠青年。座谈基调就是推动改革开放，鼓励知识分子参与改革，帮助知识分子解决困难。自3月8日始，上一年刚刚调任中宣部长之位不久的朱厚泽先生陆续提出著名的“三宽“（宽厚、宽容、宽松：”对于和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大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强调思想文化上的多元以及宽容的必要。——顺便提一句，八七年后被贬官，八九事件后被罢官的朱厚泽先生，后来还提过“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的“三个反对与三个主张”， 衔接继续深化了他多年前的思想，显示出一个脱离了权位、赢得了精神自由者的新的思想高度[2]。当年“三宽”这种提法，回应了后文革时代人们对思想与文化自由的追求，强化了当时各界的自由表达与讨论的氛围。
但是，那个时代的议题不仅如此，权力的继承问题也因邓及中共元老们年事渐高逐渐浮出，这也是在改革派赢得与毛派的权力博弈胜利、权力得到巩固后政治进一步演变的一种必然趋势：新的权力分配伴随权力继承问题成为新的权力斗争的焦点。对年过八旬的邓来讲，如何保证他的改革事业能得到继续以及维护好他个人的权力及影响，开始成为他政治考量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席卷亚太的民主浪潮也在以各种方式影响、冲击着中国。那年2月，菲律宾独裁总统马科斯出逃，台湾政治酝酿着重大变动，民主化蓄势待发。前苏联的改革也逐渐展开，4月26日切尔诺比列核电站事故，震惊世界，也将共产体制的僵化与颓塌以极其悲剧的形式展示得一览无遗。世界经几十年的冷战与演变，科技发展，正酝酿新的大的变化。后文革时代中国的朝野精英与社会大众有着强烈的拥抱世界，了解世界的热情，借助日渐增多的电视机，也赖那时相对开放的新闻报道，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年轻一代的大学生，都市阶层对国际事态都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直接感受到某种外界变化热浪的温度。——作为一位在北大读书的学子，当时每晚挤在楼道里的电视机前观看国际新闻时受到的的刺激，感受的那种心绪激荡，迄今回想起来记忆犹新，一如昨日。
那年5 月，继上年实现部分中央领导新老交替后，邓小平与胡耀邦交谈时提及自己准备次年卸下军委主席之职[3]。6月10日，于1980年提出政改时隔多年后，在听取中央负责人工作汇报时邓小平重提政治改革的必要，尽管其中的内含并不清晰，混杂了真正的政治改革与行政改革的诸多内容，但毕竟政治改革作为议题再次浮出水面，“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成为其目标之一，一时引发各界热议。6月28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再提政治改革，主张党政分开，提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成功“的命题。 8月5日，邓在北戴河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时公开提及其退休及改革开放制度的连续性问题。9月2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记者华莱士采访时，提到“废除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的必要，并称次年十三大上会退下[4]。这一系列信息，等于向国内与国际宣布了中国下一步政治改革重要目标。同月，他指示赵紫阳成立负责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机构。
但与此同时，从各种事实回看，他对自己的权力地位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并没有思考清楚，影响了他在1986年以及两年后八九时期许多政治抉择的那种权力上的自我循环互证逻辑开始显现——保持改革开放需要保持我（邓）的权力，保持我的权力就是保持改革开放。这种自我论证辩护既是历史上常见的掌权者惯有的习惯性思维，也有那个时代保守与改革派博弈的真实权力格局背景，自然也显现着邓本人观念上的局限。尽管鉴于文革的教训他强调过民主、权力的制度程序约束的重要，但最终他还是没能突破那种旧的权力意识的局限。
这种自我论证只是在“六四”镇压后，在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且他自己的声望也受到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后，才有了一个相对的终结。邓于1989年6月实施镇压后，彻底下决心退休，9月写信给中央提出退休，让人难免不联想到过去皇帝的那种“罪己诏”，到11月9日也恰是柏林墙倒塌那日才经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形式上最终达成。其实，那时就“政局稳定“的状况这点来看，这个之前被些鼓吹邓留在权位上者拿来说事，某种程度上讲也是邓自己要保留权力的论据事实上很难说就比镇压前好。当然，对邓在退休问题上这种坚持要“恩从己出”，要绝对掌控局面过程心理的理解[5]，是不能离开对中国政治传统、中共政治体制上对权威的认定、体制运作的特点，以及邓个人几上几下波折痛苦经历等诸多因素的认识的。这个问题，是认识那个时代的政治、了解1986，1989事件的一个关键。各种迹象表示，邓对胡耀邦的不满以及因此要撤换他的迹象那之前已经显现，至少从上一年胡耀邦不谨慎地接收陆铿的采访谈及邓及中共权力的政治继承时就已种下，而邓不愿胡抢了他作为中国第一号领袖、改革开明的象征人物的猜忌心结形成的或许比那更早[6]。
1986年春夏，中共中央在准备十二届六中全会将要发表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探讨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尤其是“反精神污染”运动后如何确立中国的文化价值建设方向的问题。今天来看，以一种现代的标准来衡量，那种由权力来主张规定文化与精神价值的建设与发展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取向的，是旧体制的遗续，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讲，这种举措还是有其值得肯定的意义的。因为从各方传递披露的相关信息、整体的氛围来看，这决议似乎还是带有要给文化与思想领域以更多的自由空间的意涵，至少是具有向现代转向，告别文革毛式的文化观的意义。8月15日“人民日报”曾刊有万里关于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7月底）的讲话，都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政改、对这精神文明决议，对中国未来文化自由发展的预期。
那年，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酝酿与发展的“文化热”也达到某种阶段性的高峰，各种从文化角度出发展开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比比皆是，占据相当大的思想、文化舆论、学术空间。 “文化热”一方面自然有很重的借文化的瓶装政治的酒，以文化论题展开政治批判的成分；但另一方面，那些近代以来没有很好地解决的深层文化问题，因毛模式的失败，后文革时期出现的各种所谓“精神价值危机”的刺激，再一次浮上台面，推动人们对如何构建中国的现代性进行新的思考。因“解放思想”政策的提出，各种思想禁忌逐渐松懈，对一些理论的探讨逐渐放开，新的思潮开始引介到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文化艺术界空前活跃，新观点，新作品层出。这也是官方要给与反应，做出一个“精神文明决议”的背景。
只是，待到九月底六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会上做出“反自由化，要讲二十年”的讲话，风向突变，最终发表的那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也因此显得与时代氛围格格不入，苍白无力，保守，了无新意，具说教味道了。改革派知识分子甚至整个社会刚从“反精神污染”运动被迫仓促收尾中滋生的欢悦，对未来的期望就此冷却。虽然九月中政改办在内部成立运作，但事实上今天来回顾，政治改革尚未启动已经失去某种动能，不过当时这种事实及后果还需要一段时日才彻底显现。官方发布的改革与保守的信息交错出现，传递的信息开始混乱，强化了社会的焦虑与怀疑，种种不耐的心理在社会蔓延。
这显然也刺激了当时最具有政治参与热情与敏感度的年轻大学生们的情绪，一种不满开始滋生，对保守势力的厌恶进一步加深，一种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参与推动改革进展的意愿更加炽烈。这些都为那年年底爆发的学生运动酝酿了氛围，准备了条件。胡耀邦于1987年元月被迫辞职，随之三位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开除出党，宣告后文革时代形成的改革阵营的解体，改革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联盟崩塌；邓的声望遭受重大的打击，在许多人眼中，“小平你好”的那个邓急剧地转变成为一个恋权，蛮横，保守的象征。尽管后来由赵紫阳主政，维持改革，围绕十三大的报告宣示及人事组成对保守派展开一系列反击，但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就此进入一种窄化的路径， 中国社会再也没有找回其过去具有的共识，直到两年后更大的悲剧降临。
而那之后由“六四”镇压造成的后八九时代的改革的扭曲与偏狭, “半拉子改革” （周其仁语）模式所内在具有的缺陷的固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直到今日正逐一浮现。我们可以理解因策略与情感某些人因当下各方面恶化的局势所对邓表示的怀恋，赞誉，邓在帮助中国脱离毛的路线上确实也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从历史的角度看，造成今日这种格局的制度与思想的前因，恰恰是与他当初做出的一系列历史抉择有关，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为政治后续者否定他，破坏他的事业种下根源，提供了社会氛围与制度基础。如果他能在其宣示的那些政治改革原则上做某些突破，对文革的清算更加彻底，不在1986，1989那样对待两任总书记，自断手臂，为保守力量在党内反扑甚至长久保持影响，积蓄能量创造了条件，中国后文革时代形成的那种人文精神、批判意识的成长如不因八九镇压受到压制与扭曲，中共乃至中国的体制与文化都有可能会发生重要健康的无法逆转的质变，那种毛式的思想与做法也就绝难有今日回潮所展示的这般势能。邓的改革路线事实上是埋下了一些自我毁坏的根芽，条件一到，就会发生。过去一、二十年来，笔者曾多次谈及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的真正的出路在于，继承（渐进、自由化的）改革，扬弃（固化片面）改革，完成（全面）改革，升级改革，确定公民的主体性，其享有的权利的完整；否则从长程的历史看，改革最终有失败的可能。现在看来，这种趋势已有明显的征兆；而知识界某些人那类似文革式的言行，无耻与堕落也从一个侧面成为这种趋势的一个表征。改革需要全新、革命性再定义了。
“青年、改革与精神文明研讨会”
在上述政治与文化背景下，1986年夏，在前门大街团中央所在地，由共青团中央下属政研室具体负责，组织召开了三天的一个题为“青年，改革与精神文明”研讨会。作为与团中央有过研究合作的笔者，与一批活跃于那个时代以在北京者为主的青年学者应邀与会。这个会，是那年一系列鼓动改革，文化讨论的会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探讨的主题及发言，与那些在京及外地召开的同类的会议有许多类似之处，但考虑到作为会议参加者主体的那批年轻学者、政治人物对后来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的文化、思想、政治的影响，各自的选择与命运、思想的分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会有其特殊之处；从一个侧面映示见证着中国后来政治与文化的变迁，因此有稍加介绍的必要。需要说明的是，去国多年，手边没有资料可供参考，当年的会议组织者也失联，故只凭记忆回顾，疏漏之处，请当年的与会者涵谅，更希望能有所补正。本次会议的发言摘要，中青报后来有过两次选载，前不久，托人查找到并转录成文，作为附件附于文后，感兴趣者可以参考。
会议参加者由四部分人组成，三位学者受邀做主题发言：因出版“首脑论”，主张废除领袖终身制的社科院政治所所长严家其（现名严家祺）；因提出“文学主体论”而名重一时的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主张股份制，参与国家经济改革设计的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那日笔者会议报到后，因团中央要派车去接厉教授，不知其住处，相关人员便请知晓他住处的我陪接待人员返回北大接他。这三位可谓当时知识分子群体政治，文化，经济改革领域最重要的风云人物，故请来做主题发言再恰当不过。刘、厉二人的发言，读者可参见附录摘要，严先生的发言记不清楚了，但对他一上来第一句发言则记忆犹新，他说：“我刚看了一下会议参加者的名单，觉得会是些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下一个世纪的年轻朋友”。作为一个二十出头，还是在校硕士研究生，此次会议最年轻的嘉宾，被安排正式参会发言者的我，当时闻及此言，自然心中有些飘飘然，有些轻狂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得意，或也是因此，对此言记忆甚深。不过今日回头来看，倒也真要佩服严先生确有其不凡的敏锐直感：确实，有些参会者后来在当代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不同的重要角色，发生了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
第二部分与会者，主要是体制内的官员尤以团中央系统的一些人为主，包括当时非常活跃的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风，顺便提一句，那时期的中宣部大概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受知识分子欢迎、最得民心的中宣部，也是为此，后来在北大组织的另一次比较大的改革研讨会会后的聚餐上，我跑去另一桌给几位中宣部来参会的朋友（好几位是年轻人）敬酒，开玩笑说“你们现在不是思想警察，是同道，朋友”。此会，团系统负责人全数出席，如第一书记宋德福，刘延东，李源潮，李克强、刘其葆等，另有一些团中央部门负责人如政研室主任邢魁山，团中央大学部部长袁纯清等。邢魁山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出任中共对台系统重要负责人，袁纯清后曾任西安市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的一些干部（令计划时为理论处副处长）以及一些省的团系统政研室的负责人等。许多人全程与会旁听，并未发言，李克强后补做了个书面发言（见附件）。记忆中团系统唯一正式会议发言者为张祖桦，时为由罗干任书记的国家机关党委的党委委员，国家机关团委总书记，团中央常委，其在团中央的办公室与那时刚离任团总书记去贵州任职的胡锦涛比邻。八九年时，他已内定即将出任中共建政以来最年轻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但因他不赞同当局对学运采取的政策，与同事上街声援学生，六四镇压后，本可过关，到丹东任书记，他却绝然主动与体制告别，自谋生计，从事公民社会的建设，是“零八宪章”的主要领导者，起草人之一。出身军队总政系统的宋德福，为人谦和好学，听会期间不断地做笔记，后出任福建省委书记，因癌症早逝。余下各位台面上人物的迁变起伏，多被人所周知，不赘叙。
这里只提及一点：就以笔者与团系统当中一些人私下的交往，了解到的他们的思想、看法来看，相当一些人也是很有那个时代的理想特质，如果没有六四的镇压及后来中国政治的变化，这些人许多会是推动中国向现代政治与文化方向发展的力量中的一员。而六四一枪，不仅彻底打掉中国政治与文化那种健康发展的势头，且将一种赤裸裸的权力，暴力、利益至上的逻辑重新植入中国的官僚政客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之中，而这些实际上因对文革的检讨批判本已开始成为受到压制、社会甚至是政界排斥的东西，却从此因六四再渐成主流；刚开始形成的新的政治文化开始扭曲，通向中国今日官场政治黑暗的大门被打开，腐败虚伪狡诈的魔鬼被彻底放出笼子，吞噬从政者的心灵。中共官员中具有干才、理想性、勇于承担，坚持原则的一大批老中青干部或受到清洗，或自我脱离；继续留在体制内者，许多也从此奉自保自利为圭皋，选择了另一种话语与行事风格，且不断地为自己的言行自我论证辩护，直至堕落。中国政治的品质发生蜕变。
那次会议的主角，是时领风骚的大部分为三、四十岁的青年明星学者，会议组织者发给与会者一个参会者名单及会议日程，记得那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其中知名者，但因时间关系并没有安排所有人发言。记忆中发言者有因写“论言论自由”而享誉民间思想界的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毕业的胡平，他因参与著名的1980年北大人民代表竞选与西单民主墙的一些活动，有关部门在其毕业时曾试图将其分配出京，但在其自己的坚持及各方力量的援助下，他最终落在北京社科院做研究人员，他受邀参会本身就显示着那个时代的政治宽容氛围；北大外哲所毕业，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的甘阳，因翻译卡西勒的“人论”，撰写的一些讨论文化与传统的文章如那年2月在“读书”杂志刊载的“传统、时间性与未来”等文一时声名鹊起, 其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出版；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马克斯. 韦伯的苏国勋；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社科院文革后首批研究生之一研究伦理学的王润生，正在主编后来很有影响的“传统与变革”丛书；北京大学国政系的讲师王燕滨；社科院政治所研究文官制度的助理研究员杨百揆，他曾与北大同学李克强、刘庸安一起翻译过英国丹宁爵士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因撰写有关“中国文革”的博士论文临时回国收集资料而与会的王绍光；从事哲学研究，因激烈批判传统而闻名的黎明；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北大社会学系讲师孙立平；西北政法学院的曹锡仁；中国青年报主笔陈小川；等等，还有一些记忆中未发言的参会者如人民大学搞法制思想史的梁治平，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中央办公厅的吴稼祥，——记得他只是头一天开幕时来参加了一会儿，坐在笔者旁边，不久就因事离开，再未参会。名单上还有些因故未到会者，已记忆不清，但确定者有以研究尼采知名的周国平；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英雄，当时已从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毕业弃理从文转到社科院青少年所为其研究人员的陈子明，不过事实上他也只在那里挂名，正从事民间研究所、公民社会的构建，还有活跃的民间学者李盛平……。外地参会者除各省团政研室负责人外，记得有上海青少年研究所一位陈姓研究人员。据王润生回忆，王沪宁也是参会者，会议第二天才到会，与他和梁治平在会议住处攀谈良久后因事离去。
像所有那个时代的会议一样，除正式会议外总是有一个丰富的并行的会下会：喝酒“侃山”。会议期间除一晚被招待去看了场演出，大半时间都是在住处各房间串来串去，扎堆，就点花生米，一边喝着酒，海阔天空聊天，涉及各种丛书，会议，研究的谋划，热议着各种指点江山，改造中国的主意。甘阳一手握着酒瓶，一边以他那种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高谈即将面世的丛书。今年年初刚刚去世的苏国勋兄总是带着那憨厚宽容的微笑在倾听，偶尔插几句点到为止很合体的评议。胡平手里拿着一本他几个月前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思考”，间或就其中的观点与人交谈略作申述，那是一本满篇用了诸多马克思、列宁的引语实际上却是阐述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记得似要增送给与会的某人的。黎明比他人年纪稍长，但却无论在会上或是会下那种激烈抨击中国文化传统的言行举止，隔着时空，让人联想起五四时代的某些人物。早饭时，我与杨百揆兄一边喝粥，吃着馒头，一边听他用他那很具其特色的认真风格，介绍他正在搞的关于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设想。……
富强胡同六号，记得是两进院。有一个不大的饭厅。是否是在最后一进那个最大的正房的厅中，也就是赵紫阳被软禁中那张有名的照片后面的那间正厅房已记不清楚。笔者所住的那间是坐西向东的那西厢房，门前是那小院，正房在左手。抬眼望去，东厢房外隔着高墙与胡同，对面不远处有一栋不知因什么缘故盖成的四、五层楼房，灰白色，很丑陋。胡耀邦即便做了总书记，也不想搬离这他住了多年的院子，但据团中央的朋友当时告诉我，迫使他最终接受离开搬进中南海就与这楼有关，因从那里，居高观察富强胡同6号，院子里的活动一览无遗，清晰在目。中央保卫局认为无法保证总书记的安全。也许，经过历次党内残酷斗争，对中国历史、中国的改革之艰难，最高权力斗争的凶险有足够体认的胡耀邦，内心深处对搬去中南海有相当的不安。现在看，他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去了中南海，最后却悲剧性地离开。
那前一进院子，据说曾是胡耀邦警卫与工作人员住处，记得有一厨房。六四后，那前院就应该改为赵紫阳的看守们的住所了。富强胡同6号也成为一个有些神秘敏感的地址。那次会议最后一晚，夏日的和风中，在院子里席开数桌为告别晚宴。记得我们那桌有孙立平，黎明、李盛平等，留了一个位置给李克强，席宴已开，他无声地走进来，坐下，跟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其中有些青年学者本就是北大学友或是旧识，自然相谈甚欢。其间，还谈到他因练习英语正在翻译的英文书， 记得还聊到一本国外出版界那时因出版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书“抓间谍的人”。他当时为团中央排名并不靠前的书记之一，主管团中央一些并不特别重要的部门如中央团校、青年旅行社等。李智力超众，知识面甚广，行事风格低调圆润，该到的场面会到，但不会争抢别人的风头，正如那天的晚宴。后来从西郊进城，到前门的团中央歇歇脚，到过他办公室有几次闲聊。那年年底，因会议很成功，团中央政研室因想出版个关于那个会的后续文集，在团中央再搞过一次小会，在团中央大楼食堂聚餐后，与几位到场的朋友会又到他的办公室攀谈许久。看到今日他身为总理管理国家事务的某些风格，所处的处境，想想那时对他的一些印象，也就没有丝毫的意外。那次聚会吃饭时，袁纯清与我闲聊中的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原话记不太清，大意为：改革开放后受过新的教育的一代官员今后将逐步进入权力各级高层，会从内部改造体制，更替保守势力。但今日观之，其言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事实上，有些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自己今日何尝不成了另一种“保守势力“？饭中，众人还谈及胡平数日后将启程赴美到哈佛读书之事。几天后一晚，胡平离京赴美前两日，我还与文革时受迫害的北大风云人物、邓朴方的难友、时在残疾人基金会任职的樊立勤兄一起，前往在北京钢铁学院的胡平兄家与其告别。四年之隔，柏林墙倒塌后，1990年春，我在东柏林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柏林墙倒塌后，社会主义未来”时才再与他重逢，而中外历史都已掀过重要的一页。现在看来，胡平的去国，似乎也是某种预示着后来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象征。
2022年12月5日
来源：《中国：历史与未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