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選」的議題隨著時間越來越接近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受到各方越來越多的關注。對於一個民主國家來說，選舉活動的本質就是鼓勵參選人進行理念競爭，將自己治理公共事務的能力與過往為民服務的業績盡可能公諸於眾，再由人民透過精挑細選的過程（伴隨大量資訊的交流、溝通與辯論）決定出最適合服務自己和為自己落實權益之公僕。
在這樣的民主核心原則之下，沒有意願參選，同時也沒有權利投票的個人或團體如果持續且有計劃性地對正在進行選舉事務的一方投射惡意、虛假不實或具有損害效果之資訊（即惡假害訊息，或簡稱假訊息），便可判定為「介選」。
民主國家愈來愈受假訊息干擾
個人或組織在社群媒體上發佈假訊息，藉此干擾或操弄其它國家人民的認知及行為。這個現象已經成為全球許多民主國家的共同憂慮，因為這些國家的人民生活在言論自由完整保障，同時資訊管制較少的法律制度中。但也正因為如此，民主國家的人民特別容易受到網路上假訊息或相關干擾性宣傳活動的影響。
在數量眾多之假訊息中，有一種類型值得即將進行總統大選的台灣留意，本文稱之為「借刀殺人型」的介選，具有很強的極化或撕裂效果，因為假訊息的投射者可以技術性地藉由刻意支援其中一位候選人（例如：K），來吸引那些支持K的選民或政黨。一旦成功，K的支持者在認知上會視假訊息的投射者為同志，行為上就較不可能去阻擋此類假訊息之傳遞，甚至可能成為助長其散播的一員。「借刀殺人型」的介選往往造成假訊息接收方內部社會的分裂，從政黨間的對立到公眾意見的分歧，最終弱化了接收方的民主團結和韌性。
台灣兩大黨對待中共的態度迥異
在台灣總統開始由人民直選之後，政治市場一直是屬於兩大黨主導之模式。雖然，這兩個政黨的利益都是建立在台灣能夠自主和不被武力侵犯的前提下，但國民黨與北京當局在所謂的「九二共識」上有著較多交集。這樣的交集讓國民黨獲得較多與中共官方互動的管道或機會，也因此在泛藍陣營中形成兩岸交流不能停的論述基調。
基於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國民黨主張應與中國大陸維持良好的經濟互賴與緊密合作，並希望藉此降低台海爆發軍事衝突之風險。然而，中國大陸現在的經濟陷入疫後危機，Paul Krugman上個月在《紐約時報》指出，對岸正徘徊在一場危機邊緣，並且這場危機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十分相似，例如地方政府積欠巨額債務，還有房地產陷入泡沫化。
相較之下，民進黨自1986年正式成立以來，一直堅持台灣的自主與獨立，而這恰好與北京當局的「一中原則」有所衝突，因此民進黨執政時期的兩岸關係通常是「政冷經波盪」。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一直很積極追求台灣國際空間的擴展，只要有任何機會皆盡力嘗試，但卻因此不時惱怒北京，導致儘管同樣努力在避免台灣遭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武犯，卻容易讓人產生一種「好戰」或「反中」的印象。
兩黨裂縫大就給予中共可乘之機
上述由兩大黨主導的國內政治市場結構給予中共一個見縫插針的好機會，因此近幾年不斷透過各類社群媒體（例如：TikTok）對台灣投射大量假訊息。目前政府與民間對於假訊息的危害性已漸漸凝聚一些共識，並將之列為國安議題來處理。在這之中，認知作戰非常值得我們留心，因為一旦相當數目以上的國人在接收對岸散播之假訊後，認知逐漸開始偏頗或出現偏差行為，台灣社會的安定就會一點一滴流失。
此外，由於目前執政黨和在野黨對於如何處理假訊息和認知作戰的問題存在的分歧仍多於共識，導致民主的台灣在網路時代中的兩岸交流陷於一種欠缺停損點的劣勢。舉例來說，由於國民黨與北京當局的關係在表面上平穩良好，導致在選舉期間國民黨的候選人容易在一些與中國大陸有關的媒體上獲得正面宣傳，而正面宣傳通常不會引起被宣傳者的反對，因此這種訊息一旦量多之後，就更進一步固化國民黨與中共關係緊密的社會印象。
此種認知形成之後，對國民黨並非好事，反而易加深其與民進黨及其支持者之間的隔閡或難以對話，妨礙兩黨攜手合作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的機會，並同時加深台灣內部社會的政黨對立與民意分裂。倘若，中共又適時見縫插針，投射一些假訊息，台灣的民主韌性就很容易被侵蝕。
另一方面，中共也不時釋放假訊息來營造民進黨暗地裡背叛台灣的印象，試圖干擾台灣民眾的認知，使百姓相信民進黨執政時期有很多官員利用其職權謀取個人私利。舉例來說，曾有假訊息杜撰小英總統是日本人，或是編纂故事說小英政府要將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以租借名義送給日本，以換取保護。然而，這些訊息經事後查證及故宮的澄清，皆為不實的造謠且起源是中國大陸的網際網路協定位址（IP address）。
雖然目前關於中共「介選」的研究很多聚焦在上述對於台灣社會造成極化與蓄意醜化特定政治人物的面向，但在認知作戰的過程中，台灣並非居於絕對劣勢。詳言之，在民主社會中每個人幾乎同時擁有不同的社會身分與自我認同，什麼時候以什麼身分展現自己的認同，取決於具體情境。
台灣人對維護民主體制有高度共識
舉例來說，論及收入或財富水平時，人們可能會將自己視為中產階級；而在論及世代差異時，可能會定位自己為年長者。儘管身分的定位會左右個體在群體上的歸屬，但是在一個黨派身分不總是優於個人其它社會身分的民主國家，假訊息能夠透過極化效應干擾選舉的程度就會受到相當之侷限，因為人民在政黨偏好上的差異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鮮少有人會因為自己的政治立場與他／她人相異就斷然與之壁壘分明。
舉例來說，台灣是否應宣佈法律上獨立雖然是國內政治長期以來極具爭議之重大議題，但在行政、立法、司法這三方面維持自主和自治卻是絕多數台灣人民的共識。相較於其它國家，中共的干涉行為經常對台灣的自主與自治構成威脅，導致百姓無法不擔心及思考這樣的干涉會造成何種後果，因此「介選」對台灣人民來說未必只是政黨偏好的問題。
毋寧，自治與自主權利的喪失對台灣是一種無法承受的損失；因此，當認知作戰中的假訊息被人民認為是中共對台灣自治與自主權利的侵害時，前述「借刀殺人」之目的就不易在介選過程中達到。此外，對台灣民眾來說，不滿意國民黨或討厭民進黨是一回事，但不代表他／她們喜歡或支持共產黨。事實上，無論自己所偏好的政黨最終是否透過選舉獲得執政機會，每個定居與生活在台灣的人民都受惠且珍視民主制度對其權益之保護，每個政黨也必然會堅持民主治理和依法治國，這是中共無法透過認知作戰攻下的灘頭堡。
台灣已在過去數次地方或中央級別的選舉中遭受中共「介選」，有時我們內部的民意或政黨因此而極化，關係變得緊張對立；但有時台灣的選民卻明顯團結並立場一致對來自中共的假訊息予以駁斥。在這兩種看似迥異的結果中，我們應該注意到，台灣民眾（不論傾向支持的政黨為何）只要知悉訊息來源具有偽造、不實及抹黑性質後，通常便不會再繼續接觸相同來源的假訊息。
同時，若訊息內容涉及壓縮台灣國際空間或減損台灣的自主性時，鮮少有民眾會給予支持。這就意謂著，只要能讓台灣百姓知悉其所接收訊息的真偽，還有投射訊息的來源及意圖為何，即便人民在政治光譜上存在明顯的差異，也不會因此而分裂；相反地，有韌性的民主制度會引導人民對侵害台灣自主與自治的「介選」活動進行抵制。
作者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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