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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26日星期二

于向真:朋友们的反馈与指正

十多天前,我从笔记本存稿中见到一年多前写的《爸爸的遗愿》一文,发给杨继绳先生,杨老师看后迅速把《墓碑》第一章"祸起中原"电子版发给我,对我说"建议你用一个多小时看看第一章。"


我用半天多看完第一章。多年前我读过鸿篇巨著《墓碑》,当时我对作者如何获得那么多被刻意销毁、被铁腕抹去的历史真实的统计数据与重要资料,杨老师是如何获得的感到惊奇。不难想见,这过程太艰巨也太戏剧化了,当然与杨老师身为新华社国内部资深记者有关,也与经历过大饥荒的人们深埋心中没齿难忘的惨痛事实有关,缺一不可。杨老师自觉肩负重任,倾注全力详尽地收集并记录下惨绝人寰的史实,功不可没!


2008年4月,我曾追访过两位河南老农民,事前有准备,"闲聊"时用携带的录音笔暗自录好,如实写成《中原乡村那三年》上下两篇访问记,发在博客上,不久就被网警删除了,幸好留下底稿。这次我写的《爸爸的遗愿——潘杨王事件起源内幕》,但愿我记录的文字能成为佐证《墓碑》的一份旁证,有旁证也是必要的,这是我不嫌麻烦做此事的初衷。


征得杨继绳老师同意后,我在原稿中加入潘杨王事件的背景简介,再次发给杨老师,很快获得鼓励:"收到了,这样对吴芝圃的介绍就全面了。"


我知道这类文章无论主流媒体还是微信群都不能发表,想听到读者反馈,只能用一对一微信发给几位亲友征询意见。


  1. 吴思先生的反馈

我在第一时间发给当代杰出的理论家吴思先生,正忙着写文章的吴先生看后说: "好文章。有细节就有了真相。长辈们不容易啊。"看了二稿,吴先生又说:"补上背景之后,这三言两语反而抵得上千言万语!"莫大的鼓励,让我甘之如饴。


  1. 李大同的建议

我发给著名编辑李大同,他在中国青年报创办的《冰点》,期期都令人热切期盼。大同兄不仅文字功底一流,政治见解亦独到精深,他马上挑出三处不当用词,并提问:"第一个主要问题是,还有没有更详细的内容?譬如邓如何面示?怎样操作的具体内容?邓和吴的原话最重要,当尽量还原。"

大同提出建议:"关于新四军抗日的内容,应尽可能删减,因为总体上不属实,新四军实际上是和日军勾兑好的,互不侵犯,互利互惠,共同对付国军,新四军消灭国军动辄一次上万人,对日军哪有这种劲头。当然也不排除有过小冲突。吴法宪回忆录里,对日军作战就一字不提。他是新四军高级领导,可能更清楚内幕。"

大同兄说:"文中有一处河南方言'愚亏',应在括号中注明普通话含义。究竟是愚忠还是愚昧?""另外,陈健阿姨尚健在否?能否让她看一下文字?"

随后,大同还对我说:"新四军事如有可能,仔细看一下张戎的《鲜为人知的毛》一书。二代所夸耀的父辈战绩,多不可信,父辈自己瞎吹,子女信以为真。连大渡河十八勇士都是瞎编出来的,别的可想而知。"

"皖南事变的真相,就是毛借国军之手灭掉新四军,和消灭西路军一个性质,因不是嫡系武装,毛不想成为日后威胁。看一下皖南事变项英与延安和老蒋的电报往来就很清楚了。毛强令项英不走蒋规定的线路和目的地,故意引发沿途国军和新四军的摩擦,此前国军已被新四军消灭万人以上,火不打一处来,见新四军违抗军令,着力痛击,项英却不明所以。毛坑了他。"

我赶紧回复说: "皖南事变的真相,我是第一次知道,以前太片面,太偏袒共了。"非常感谢大同兄的好建议,很快又把刚写好的另一篇文章也发给他,大同看了我写了《我眼中的新加坡8 总理真难当》,对我说:"这是你近距离观察的感受,很真切。总的说来,新加坡还处在强人和贤人统治与治理之下,有点像老蒋父子。但是现代政治如不经历过政党轮替,那就还处在掷骰子的初始阶段,看运气能否出来一个好总理。事实上,新加坡培养接班人的计划实施很久了,仍未见到成果,还是李家父子天下。温室里很难培养出真正的政治家,杰出的政治家是搏杀出来的。"

"看阎淮的书(指《进出中组部》)给我一个很深印象,他就职于新加坡第一大报(指《海峡时报》)时,报纸言论和新闻受到李光耀的严密控制。这是外人观察不到的。也许,新加坡必须实现政党轮替与真正的新闻自由之后,才能说东南亚又盛开了一朵宪政民主之花。"

我回复:"认同!是这样,新加坡建国58年一直处于人民行动党掌控中,他们极其努力地延长着执政党的优势。2020年大选投票前,他们也挺紧张的,紧急采用一些办法去应对,结果还是又丢了一个选区,我看到工人党连夜欢庆胜利。我乐见这种情况!"


  1. 阎淮的指正

我发给同为新四军四师后代的阎淮先生,阎淮兄近日很忙,想不到当晚他就在微信用语音回复:"我刚用了近一小时认真拜读了,感觉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有两个问题,一是河南省宣传厅长,当时党的系统是宣传部长,地方是教育厅和文化厅。二是你说吴芝圃写的四字诗,在中原地区引起影响,地区有误,吴活动地区不属于中原省。你文中说到刘玉柱和彭雪枫,彭的太太林颖,后来跟周恩来的秘书马列结了婚。我也是四师子弟,你提到的这几个人我也知道,这些人当时活动区域是苏北淮安地区,中原地区是后来的叫法。我出生在淮安,所以叫阎淮。新四军驻军大多在江苏长江南北,像陈浩苏,他是哥哥叫苏,他弟弟叫淮;刘延东的姐姐叫刘延淮,很多新四军子女的名字中有淮字。所以你说吴芝圃那时在中原地区是不准确的。"

"我很认真的读了,你写出这段历史事实,确实还有其他相似的真实事例,据我所知,当时有其他省的省委书记也是被省长干掉的,比如浙江和江苏都是这种情况,只是没有人说出来,河南才成为例外。大家都很清楚,这不是毛的旨意根本不可能。"

"另外你提到1957年邓小平主持行政工作,邓小平那个时期主要负责党务,党务工作归总书记主持,有权传达党委二把手将一把手搞掉的决定。邓小平当时虽然有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分管全国行政工作的是总理,邓小平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党务,所以说邓是行政主管是不对的。"

阎淮兄的纠错非常重要,我把那几处文字做了更正。


  1. 郭于华的评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老师对我这篇文章的评价如下:

"真姐,你的文章我一字一句看完了,我觉得特别好,特别珍贵,应该说特别有必要。我从中得到几点启发和几个想法,一是我觉得通过这个非常具体的事件,包括说明几个当事人关系的细节很重要,它不是惯常那种宏大历史叙述所能够表达的,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件与人物关系展示出的细节,恰恰能够呈现出当时的历史进程,有一种汇涓成流的作用,对理解那段历史是不可缺少的。"

"我的另一个感受,你这篇文章是非常平实的记录,体现了一个后人对前辈的经历,以及前辈的一些思考和他们人格特性中的一种使命感,于是您也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就是通过不妄加判断地如实记录,再现出那些很复杂的历史实情,证明那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人们往往习惯做出单一的判断,像小时候说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其实简单的判断并不客观。不笼统地妄加判断,而是如实的记录并呈现出来,就是做了一件好事。当然记录过程中决不能添油加醋,看到有些人写的回忆录,特别是有些'红二代'写的东西太夸张,一看就觉得有水分。所以我认为这样平易真实的呈现,最能够承担作为晚辈的使命。"

"当然我觉得不妄加判断,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判断,因为基本的价值判断需要是非、黑白、善恶分明。这点上,那些左派总是在陈述历史过程或在分析一个事情过程中,他们总是强调事情很复杂啊,并不是非黑即白啊,模糊甚至缺乏了最基本的价值判断,连最基本的是非判断都做不出来的话,那么写作和记录就失去意义了。这是我第二个感受,就是说平实的记录不妄加判断,但要体现我们明确的价值观,表明是非黑白分明的判断。"

"我的第三个感受是你这篇文章在结尾处,分析了制度和人性的关系,很有必要。我写文章也注重展示关于制度、人性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们是一个相互建构,或者叫做互动互构的过程。中国的问题恰恰出在制度、人性和文化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跳不出这种恶性循环,于是制度越坏,人性越恶,文化越腐败。"

"正像你这篇文章呈现的,这个制度、人性和文化必须放在一起思考,在陈述这些细节的同时,要把制度与人性在中国特定的一个个进程中,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才能放在一起加以分析,不能分开单说。很多人在分析历史或现实问题时,习惯强调一个方面,比如说制度决定论,或者有些人突出强调人性,其实制度就是由最基本的人性决定的,本身就是互动互构的关系,只强调一方面,完整的结构会陷入模棱两可的尴尬境地。"

   "一直以来,我也是秉持同样的立场,对这段历史,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民族,这几代人的一个共业,说是一个恶的过程也好,说是一个客观进程也行,其实是几代人的共业。它并不只是某一些人单独造成的,不管是位高权重者还是平民百姓都有责任,我觉得所有人都需要反思,都需要反省,都需要忏悔!不是说只有一些人应该去忏悔,应该去反思,而是所有人,不管是哪一代人,都应该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和批判的意识去重新审视历史。"

"您父母真是有良知者,而且是睿智之人。"感谢于华妹妹的鼓励,她指出的问题正是当今最关键的大事,不重视的恶果,只能全民买单啊!


  1. 石皖阳说胡佛

我发给亲戚石皖阳,皖阳是原中国科学院职工,八九后赴美,年前在硅谷退休。石皖阳的父亲石笑北是我姑姑的长子,石笑北与我父亲于明,胡耀邦夫人李昭,还有舒云女士(9.13事件研究专家)的父亲老军人贾纯青等人,是1937年在安徽宿州同期参加抗日剧团的老战友。

皖阳对我说:"舅爷和你把这段历史真实记录下来,就是功德。"

接着,皖阳告诉我:"Stanford胡佛研究所致力征集真实的历史记录,保存着好多文件,许多都是原件,所以李南央(皖阳的好友)把他爸爸李锐老的那些记录、日记和工作笔记都捐给了胡佛研究所。我有个朋友在那里做研究员,他在研究所看到好多资料,那些原始的记录,当时的电报、通信、笔记等。他看到好多真实的历史记录,跟后来我们所听到的宣传内容完全不同。比如开滦工人大罢工,根本就不是咱们学过的那样,课本上根本不是历史真相,所以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是非常可贵的。"


  1. 虞教授评毛邓

好友虞教授看后对我说:"很好的材料,发人深省。""邓的人品我家人早知道。我外公勤工俭学去法国,和邓住在同一个住宅楼,很了解他。我外公垂危时,毛死了,我舅舅告诉他这个消息,没想到我外公说,'他怎么死了?还没弄死邓,他怎么能先死?'是的。我想说既然有平庸之恶,肯定也有愚忠之恶。"

"我外公不和高层来往,不沾党的光,他只保留同船赴法留学的李富春夫妇做朋友。我外公和毛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同一个屋顶下,说毛是'恶叫花',湖南方言,意思是用霸凌的态度对待来讨饭的人。邓坏水多,我外公讨厌他,书生不能和黑帮搅在一起,否则不是出卖良心就是粉身碎骨!我外公家多人闹革命而牺牲,后来坚决不参与政治运动,怕黑的因素大于怕死的因素。"


  1. 马波鼓励了我

我又发给著名作家马波(老鬼),我俩虽是新友,但我是《血色黄昏》最早的读者之一,我最要好的老同事吴银妮是杨沫阿姨的干女儿、马波和张丽娜的老友,所以马波和我快速引为知己。

马波的反馈是:"好!一口气认真读完。你爸是好样的!你也是好样的!你执行了你爸的遗愿,将这件事如实写出来,公之于世,赶紧公之于世!埋没太久了!"

"你做的对!应该更早就公之于世。这样读者对杨继绳的书会多一项客观而准确的认识!幸亏陈阿姨活着见到并做了证。否则二把手扳倒一把手是很蹊跷、无法理解的怪事。"

"我坚决支持你!把老爸的遗愿执行出来,让人知道历史真相。不要怕挨骂,真相是骂不倒的!你不是替吴说话,你是替事实说话!"

以上顺序我是按亲友们反馈的时间前后列出的,同等重要,没有主次之别。


  1. 终于得到陈健阿姨确认

天助我也,8月12日,正当我为找不到陈健阿姨烦恼之际,因微信被封号失联已久的老朋友乔海燕突然在微信后台联系到我,我赶紧加了他的微信。原来他妈妈陈健阿姨身体依然健康,头脑也很清楚,还住在皇亭子新华社宿舍。8月12日上午,接到重庆历史学家、资深期刊主编何蜀先生的微信:"刚看到你那篇文章,太重要了!这样的史实,足以促成有关'吴芝圃现象'的研究。"

我喜滋滋地把陈健阿姨的现状告诉何主编,何蜀说"陈老还健在?那让她再核实一下更好,这是会成为历史研究重点的一件事。"做人做事一向严谨认真的何蜀先生追问"乔海燕的父亲不是周原?怎么姓乔?"我回答"周原是笔名,他爷爷乔致远姓乔。"

与周原、陈健相识的朱学勤教授告诉我,2002年前后,他去北京为河南兰考焦裕禄报道一事,曾询问周、陈两位前辈。当时已坐轮椅的周原亲口告诉朱学勤老师,左权与他父亲是倒在日军同一颗炮弹爆炸中。就是这样一个抗日烈士后代,1957年在新华社被打成右派。发现并采访焦裕禄事迹的第一位记者是周原,1966年2月《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那长篇通讯的第一稿作者,以及最后定稿人也是周原,但是发表时周原却只能屈居三名作者的最后一位。因为这个抗日烈士的后裔,当时是摘帽右派。

当天上午,我赶紧把《爸爸的遗愿》发给乔海燕,他迅速回复: "向真你好,文件收到,粗粗浏览一遍,就我所知,我母亲讲的应该没有问题。我对此事也很有兴趣,第一次看到比较细节的内幕。"

乔海燕当天开车去皇亭子看望95岁高龄的妈妈陈健阿姨,把我的文章读给妈妈听,陈健阿姨听得很认真,她说:"向真写的没问题。"陈健阿姨特别强调了时间性,她说"邓吴密谈是1957年,河南批斗潘杨王是1958年。记录历史事件,时间很关键,河南批斗潘杨王是在1958年,是在1957年之后才开始的。"

乔海燕又对我说"孙女9月1日要上学了,这些天要上辅导班的课。我抽时间再认真看看。"我说"发现问题随时提出!"我与乔海燕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无需多客气。


六人五次传递都落实了

到这里,发生在1957年春,邓小平密诏吴芝圃进京布置"潘杨王反党集团"对策之事,次年河南以及全国开展了严酷的反右运动,两年后莫名其妙低调为三人平反并异地安排领导职务。这件河南省二把手将一把手错划"反革命集团"并取而代之的咄咄怪事,最初隐秘的一幕终于浮出水面。

1957年邓小平一对一指示吴芝圃,1960年吴芝圃一对一托付给我父亲于明,2002年于明一对一托付给陈健阿姨,2019年陈健阿姨托付给我,算上邓吴之前那位决策者交给邓执行,共六人五次一对一传递,每一个环节都落实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可以放下了,感恩命运!


结束语


这次写潘杨王事件,替爸爸完成遗愿的过程中,我反思了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评价邓小平?二是新四军在整个抗战期间的复杂表现。

评价毛泽东,我想借用最了解毛的那个人的一句话,李志绥做毛泽东私人医生22年,他被害之前,有一次接受采访,当主持人问他:"毛泽东犯错的根源在哪里?"李医生想都没想立即答道: "他(毛泽东)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以毛泽东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难道不是吗?独裁专制国家的最大特点正是一切必须遵从独裁者的个人意志,哪怕祸国殃民也一条道走到黑,这是中国悲剧的致命病因,也是人类文明史至暗篇章的起因。

关于如何评价邓小平,也许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致。我父母1965年夏季曾和他有过工作交集,我听到的是相当负面的情况。如今把几件往事联系着分析,我父亲反常的态度也许与吴芝圃的事有关,那次邓小平身为团长出访罗马尼亚期间,邓发过一次不小的脾气,很有可能因我爸爸故意躲避而激怒了他,才爆发出那场不愉快。

两年后刘邓刚被打倒时,我爸妈已经回到北京,我看到过爸妈怎么清理家中照片,当时爸爸特意把与邓的几张合影重重地画上叉叉,之后那几张照片失踪了,估计被丢掉了。后来八九六四血腥镇压,我爸爸气的血压飙升在家拍桌子。这次又获知邓曾在反右运动中充当唯上欺下的急先锋,我对他不会有任何评功摆好。

说起新四军的功过,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从小听爸爸和他的新四军四师老战友们说过很多战争故事,最主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学院的首任院长、60年代总参三部政委徐树森叔叔和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丁永年伯伯,他俩和我爸爸于明,抗战期间三人同住一屋,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三人都认可的那句话"我们好的穿一条裤子",每次他们都发自内心的大笑出声。我相信他们这些真汉子回忆战争时没有夸大,也不至于隐瞒,我陆续记录过自己听到的原话。

2009年9月我应老同学邓小燕(邓子恢小女儿)之约,随母校育英小学《开国元勋旅游团》赴江苏参观。集合那天我一看到团旗上的字,马上找到团长胡木英说"我父母职位很低,我不是开国元勋后代,我就不参加这次旅游了。"转身离开时被小燕的姐姐邓小涟一把拉住,非不让我回家,告知"我妹妹让你顶学哥张虹生的名跟团,张虹生最后一站在南京与我们汇合,小燕说你必须参加。"早就想见到陈席毛的好友"朴实的像个农民工"的张虹生,他俩都是我尊重的学哥,加上确实也想实地看看爸爸他们当年打仗的故地,我勉为其难地上了火车。

旅游团从徐州一路南下到江苏省最南端的高淳县折返南京市,沿途逐一拜望了新四军各师、军部及骑兵大队旧址,以及埋葬彭雪枫等烈士的陵园,领略了一番父辈抗战的足迹。新四军各部由于所处位置不同,参战情况也不同,更由于从始至终与国军明争暗斗,除了各地展馆陈列的光辉业绩之外,必然还有某些阶段发生过一些难以启齿的不光彩的内幕,最不堪的是曾与日军暗通款曲的勾兑。我相信只要发生过,那些事终究能披露出来,遮天的巨手再大也捂不住事实。

对了,新四军在抗战期间还发生过一次误打误伤的遭遇战呢,这事知道的人非常少。2009年我们旅游团的大巴车特意开到那次枪战的遗址,了解到那件令人唏嘘的往事:1940年的一天,从延安驰援抗战前线的原八路军某部行进到江北那条乡间小道时,晨曦未明中与对面一只部队狭路相逢,双方均以为遭遇敌军而展开近战,一时间枪声大作,互有伤亡,幸好很快被指挥员黄克诚喊停,"他感觉不肯后撤、勇猛开枪的对方不像地方伪军,赶紧喊停并自报家门,交火的果然是自己人。"

那次游览途中,我与物理学家的黄楠姐姐很是聊得来,她给我们讲的那次遭遇战后,她父亲黄克诚随即组建了新四军三师,在苏北地区坚持抗战,最有名的战绩是单家港激战、夜袭陈集镇、银八滩争夺战。能征惯战的一代名将黄克诚,后来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干将",因为他与彭德怀等老军人心悯民苦挺身而出反对冒进,也成为毛泽东点到谁谁倒台的例证之一。


于向真 2023.8.18 马来西亚森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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