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編輯的《李洪林：思想解放的先驅》一書，最近出版。李洪林（1925-2016）早年參加中共的革命，一直在中共思想意識形態的中心工作，從投身共產革命到呼籲自由民主，他的一生不僅傳奇，而且對中國的思想解放有很大貢獻。以下是書中記錄的一些事件。
1962年，他跟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共同秘書、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去毛和劉的故鄉做調查，發現人民公社不如單幹，屬實報告毛澤東，引發毛大怒。在田家英的保護下，李洪林免與被整肅。
在1996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李洪林無法逃脫厄運，被定為「黑幫」打倒。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在主張寬鬆自由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倡導下，開始了思想解放運動。
1979年春，三聯書店創辦《讀書》雜誌，找李洪林約稿。他決定寫一篇打破讀書禁區的文章，強調人民有讀書的自由，應當打開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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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ISSN 2160-0317 (Online)
李洪林（1925年—2016年），生于辽宁，毕业于西北农学院。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赴解放区，到延安大学工作。1949年被派往西安，参与筹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950年调到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1954年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两年。1956年起，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理论研究工作。1964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改为马列主义研究院，被任命为文艺组负责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69年研究院解散，下放到河北省汉沽农场当工人。1973年重新分配工作，到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当干事。1976年赴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一直工作到该年冬。1977年重返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党史研究室主任。1979年被胡耀邦调到中宣部，任理论局副局长。1984年受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邀，到福建社会科学院任院长。
李洪林作为“笔杆子”，一生坎坷。他认为自己参加革命逾六十年，只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不曾虚掷年华，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用他的原话讲，这几年“是从事理论工作的最佳年份，是工作最紧张同时是心情最舒畅的时期”。
在改革开放的这个历史转折阶段，他除了担任本职工作之外，还兼任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先后参与起草叶剑英的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和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此外，作为“自由撰稿人”，他为中国社会的启蒙和思想解放撰写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文章。
科学与迷信
1978年春，李洪林写了一篇文章《科学和迷信》，批判了对领袖的“现代迷信”，认为无论谁说的话或做的事，只有一个检验标准，就是实践。文章寄给了《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和分管理论版的副总编辑王若水主张发表，但当时的总编辑怕惹事，退回了这篇文章。正好这一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复刊，找李洪林约稿，他就把这篇文章改写成《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给了他们。
编辑部把文章送胡耀邦审查，他动笔修改后批示：“改了几个字，我看可以了”，建议用“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并嘱编辑要征得李洪林同意。李洪林说这样当然好，更权威。于是《中国青年》就在复刊第一期以“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该文。
这一期《中国青年》出版之后，一天忽然有一个身材矮小，十分瘦弱的青年人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来找李洪林。他是从云南来的，刚从监狱放出来。他让李洪林看他的两只手腕。因在狱中长期戴着收得很紧的手铐，勒得手腕子整个溃烂了，治好之后落下像手镯一样可怕的伤疤。李洪林摸着他那没有知觉的伤疤，问他为什么被折磨成这样。他说是“现行反革命罪”，因为“攻击毛主席”。李洪林又问他，是怎么放出来的？他手里拿着一本《中国青年》复刊号，告诉李洪林，他的“罪行”和《中国青年》上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的观点一样。他在狱中读到这篇文章，就据理申诉，他的罪名果然被推翻了，人也就放出来了。他一放出来就到北京找《中国青年》杂志表示感谢，并要求见见文章作者。杂志编辑部告诉他，那篇文章是李洪林写的，所以就找到历史博物馆来了。李洪林对这位青年在那个时代挺身反对现代迷信十分敬佩，也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所写文章的力量。
读书无禁区
1979年春，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李洪林约稿。他决定写一篇打破读书禁区的文章，针对十年浩劫绝大多数书籍被禁，强调人民有读书的自由，应当打开禁区。[Photo]
文章提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们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文章引起了编委们极大的兴趣，决定把它作为《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杂志创办人范用建议，李洪林以《读书无禁区》为标题把文章发表。
读-书-无-禁-区！
五个字掷地有声。此文一发，立刻引起强烈反响。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学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反对：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决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梅》。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不久就偃旗息鼓了。经过这场风浪，“读书无禁区”成为了《读书》的旗帜。
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人们还记得《读书无禁区》。在网上，原文犹在，纪念文章不断。今天在网上搜索“读书无禁区"，结果仍有数十万之多。2016年6月3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李洪林逝世的消息，标题就是“《读书无禁区》作者李洪林去世”。作者和文章载入了历史。
领袖和人民
1979年1月，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李洪林在小组会上以《领袖和人民》为题，做了一个长篇发言。
李洪林指出，在封建社会，农民依附于地主，全国居民都忠于皇帝一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当家作主的是人民。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文革中《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词“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是把鱼水关系完全弄颠倒了。
这个发言，当时通过会议简报发往各省。《中国妇女》杂志社的一位老编辑，从辽宁出差回来告诉李洪林，说理论务虚会那篇发言的简报，在辽宁省讨论张志新平反问题时发挥了作用。当时的省委书记任仲夷想平反，但遇到很大阻力。见到这篇简报，主张平反的人就说：“李洪林这个发言，比张志新的厉害多了。张志新如果不能平反，李洪林就该枪毙！如果李洪林的发言是正确的，张志新就必须平反！”在这期简报影响下，张志新果然平反了。那位编辑对李洪林说：“你的发言起了那么大的作用。”李洪林说：“我都不知道，这让我很高兴。”
1980年9月，《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领袖和人民》，一下子传遍全国。许多因为所谓“恶毒攻击罪”而被判重刑入狱的受害者，纷纷通过各种途径给李洪林写信，要求帮助他们伸冤。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报》，由报社转给李洪林的。他们在监狱里或劳改农场，没有通信的自由，都是千辛万苦写下这些信，又千辛万苦让人辗转带到监狱外投递到邮局的。那些由于躲避搜查而时时藏匿的破旧信封，被揉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寄托的是多么殷切的希望！
此前，李洪林也常接到读者求助的信件，但都是零星寄来，随收随转。这时收到一大堆来自服刑的“反革命罪犯”的信件，李洪林感到这显然不是转一转申诉信就能解决问题的。于是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反映有不少人因反对林彪、四人帮仍在服刑，连同这些申诉信一起送去了。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批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
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200多桩这类冤案都平反了。当时，这个处理过程李洪林一点儿都不知道。有一次，胡耀邦到中宣部来，当面告诉李洪林：“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李洪林没想到那封信起了那么大的作用，真觉得不虚此生。
我们坚持什么？
理论务虚会之后，针对否定三中全会精神的倾向，李洪林连续写了4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
李洪林在当时写这几篇文章，目的是批“左”，是站在三中全会的立场上解释四项原则。比如，谈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着重讲的是民主，强调不能对人民专政；谈到坚持社会主义，强调应坚持发展生产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后来，群众出版社把这4篇文章集在一起出了一本小册子，叫《我们坚持什么？》。
第一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1979年5月9日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的，有很强的权威性。文章发后反应非常热烈。报社的朋友说，读者来信都要拿麻袋装，一片欢呼声。他们说：“我们当时就是拥护三中全会，拥护思想解放。现在发表这样的文章，我们一下子腰杆又直起来了。”这种情绪使李洪林感到必须接着写。《人民日报》也催他：“你赶紧接着写。”后来他知道，要写这组文章，是胡耀邦指示的。
李洪林的第二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后，耀邦的秘书给李洪林打电话，说：“耀邦请你来一下。”去了以后，耀邦说：“你写了一篇好文章！”他让李洪林接着写。在胡耀邦支持下，李洪林又接着写出了后面的文章。
作为“笔杆子”，李洪林在那几年所写的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文章，其实谈及的都是常识。正如有回忆文章所指出的，之所以反响強烈，是因为文革的十年浩劫使得中国社会处在了一种常识匮乏的蒙昧状态。为了冲破一个个禁区，李洪林以犀利的文字，表现了一位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为推动改革开放起了启蒙作用。
“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这是李洪林从事理论工作的心得，也是他一生坚持的做人和做事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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