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24日在波茨坦的會議上，美英蘇三國首腦對於戰後歐洲秩序的重劃依然沒有共識，史達林勉強同意波蘭政府將收容流亡倫敦的波蘭人，交換美英對波共政權的承認，但杜魯門與邱吉爾還希望史達林信守在雅爾達的承諾：必須依照「民主原則」重建東歐秩序，在史達林看來，這是苛求他得在匈牙利、羅馬利亞與保加利亞做出更多讓步。史達林後來發明了「人民民主」一詞證明蘇聯並沒有違反承諾，而在會議期間，他舉義大利也還沒有進行選舉來推拖，邱吉爾反唇相譏，說義大利沒有審查制度，蘇聯官員在義大利可以自由行動，這裡暗指的是西方的代表在東歐被蘇軍限制行動。
史達林還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了杜魯門將歐洲內海自由化的要求。當天晚上七點半，在結束冗長、緊張與對峙的會議之後，杜魯門故做漫不經心的向史達林提及，美國已經擁有一種破壞力非凡的新武器，史達林並沒說什麼，他的沉默讓人意外，邱吉爾更斷定史達林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後來證明，史達林早從蘇聯的諜報系統知悉了曼哈頓計畫，當天晚上，他就吩咐蘇聯軍政高層，加快原子彈的研發。
1945年7月24日晚間七點半，從這一刻起，20世紀漫長的核武軍備競賽，悄悄拉開序幕，此時距離廣島事件還有十三天。
波茨坦會議上的杜魯門
杜魯門在前往波茨坦的路上心情是忐忑不安的，此次會議的重要目標是催促蘇聯儘速投入太平洋戰爭，同時，進入最後未知階段的原子彈研發也讓杜魯門心煩意亂。不過，會議隔天，杜魯門就收到「三位一體」試爆成功的消息，原訂前一天抵達的史達林卻神秘延誤，直到當天中午才出現在會議現場。在蘇聯1950年推出的宣傳電影《攻克柏林》中，史達林搭乘巨大的民航機，在戰鬥機護航下抵達柏林，一襲白色軍裝的史達林從飛機走下來，接受包含紅軍與德國人，甚至是集中營囚犯的歡呼。以上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史達林終生都未踏足柏林，對於飛航器也極為恐懼，這可能是他在波茨坦會議首日神秘失蹤的主因，倒是因此，杜魯門得空去了一趟柏林。
柏林的殘破景象，讓杜魯門不得不念及一旦使用原子彈的後果，對於一種可能永遠改變戰爭型態的新武器，他的內心忐忑不安，在當天日記中他寫下了「我害怕科技的發展走在道德進步幾百年，等到道德趕上來時，已經完全失去存在理由」這樣的文字。
無論如何，原子彈的研發成功讓杜魯門放下心頭大石。蘇聯是否參戰某種程度上已經無關緊要，杜魯門相信，日本人會在蘇聯入局前屈服，「在曼哈頓計畫來到日本本土上空時」。
邱吉爾可能是英美高層中對於原子彈研發成功的消息，表現的最浮誇的人。在得知原子彈即將不日投放日本本土時，他帶著一種英式戲劇的調調說「火藥算什麼？微不足道；電力算什麼？一點意義也沒有。原子彈可是神鬼天罰」。邱吉爾樂觀期待原子彈的問世，將重建世界權力平衡，因為「我們可以直接抹平莫斯科，接下來是史達林格勒，然後是基輔」。
邱吉爾是波茨坦會議上最活躍的要角，這與他身後殘破的帝國形成強烈對比。他的講話冗長離題，從來都不設定議程，杜魯門與史達林會禮貌陪笑，像是大人允許小孩胡鬧那樣，卻很少認真關注他在意的事情。
儘管原子彈讓杜魯門手上的籌碼大增，但到底要不要使用，仍讓他天人交戰。儘管多數美軍高層贊同使用新武器，然而，麥克阿瑟堅信日本必敗，投放破壞力如此驚人的新武器是不智之舉；歐洲戰區的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認定，日本已是強弩之末，無須動用殺傷力如此驚人的炸彈，同時也認為美國應該避免使用人類歷史上真正意義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升級戰爭的性質。
史汀生（Henry Stimson）曾任國務卿，在羅斯福與杜魯門的民主黨政府中，他是少數身居戰爭部長要職的共和黨人。早在歐戰爆發之時，史汀生就極力向羅斯福堅持美國不可能袖手旁觀，並在大戰期間就致力於構思戰後新秩序，他對非戰公約有超乎尋常的執著，為此堅持對日本的制裁，〈大西洋憲章〉也是由他起草。而早在「三位一體」試爆之前，史汀生就快速組織了一個臨時委員會，規範核武器在戰時與平時的合理使用，他在第一次會議時表明，委員會的責任是提出可能會改變人類文明進程的行動建議，不能僅僅把原子彈當成新武器，這事「人類與宇宙關係的一次革命性變革」。
美國的戰爭責任？
麥克阿瑟、艾森豪與史汀生都信奉某種高貴的戰爭義理，他們固然都是軍人，但同時也是人道主義者，相信戰爭必須用人道原則限制，空襲應該限定在合法的軍事目標。戰爭的目的是對手的認輸，而不是全面的毀滅，他們因此對於納粹深惡痛絕，因此對於使用原子彈有著理念上的排斥。
然而，太平洋戰爭的慘烈戰事不得不衝擊他們的信仰。彼時杜魯門在給國會的報告中指出，要戰勝日本需要增加一倍的兵力投入，達到四百萬之數，而美軍甚至還尚未與日軍主力正面交鋒，根據馬歇爾估計，如果不使用原子彈，戰爭最快也要隔年的1946年結束。日本的負隅頑抗將讓美軍付出慘痛代價。
人道主義者史汀生曾經希望杜魯門可以調整「無條件投降」的要求，避免美日更大的傷亡。然而，羅斯福多年堅持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若杜魯門一上任就改變立場，恐遭民意反彈，彼時的美國民調只有不到10%的美國人認為應該保留天皇，有1/3的美國人認為天皇應該作為戰犯處死。在沒有外交空間斡旋的狀況下，原子彈就成了逼迫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唯一選擇。
但心知原子彈毀滅能量的杜魯門仍猶豫不決，他的國務卿伯恩斯（James Byrnes）力主盡快使用原子彈，不僅僅是為了儘速結束戰爭，與邱吉爾一樣，伯恩斯更著眼於戰後的國際格局。一旦蘇聯先入中國與朝鮮，再入日本，東亞將成為另一個東歐，史達林既然在波茨坦會議上對東歐問題寸土不讓，就更不可能在東亞問題上有所退讓，伯恩斯堅決主張，美國應竭盡所能在蘇聯入局之前結束戰爭。歷史沒有假設。如果太平洋戰爭不是因為因原子彈與蘇聯的宣戰告終，而是美軍登陸日本作戰，後來劃界分裂的應該是日本而非朝鮮。
杜魯門決定給日本下最後通牒，〈波茨坦宣言〉儘管沒有具體提到原子彈，但已暗示美軍具有「全面摧毀」的能力與決心，「我軍力量之全開以我軍之堅決為後盾，必全面摧毀日本武裝力量，而日本本土也終將難逃毀滅」，對此，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鈴木貫太郎聲稱宣言了無新意，日本將「默殺」（mokusatsu）回應，也就是已讀不回。除了外交上手段，美軍還採用了更直接的方式：直接在日本本土投下60萬份傳單預告大規模的毀滅性空襲，在廣島投下「小男孩」後，還持續空投傳單，警告再不投降將有第二次核攻擊。
後來有人質疑杜魯門使用原子彈的道德正當性，美軍與廣島長崎平民之間彷彿是不等價的生命，然而，這種說法完全無視日本軍民在軍國主義裹脅下的死傷，難道持續戰爭只有美軍會死傷嗎？廣島長崎平民的藉藉生命自然不應該是可以拿來交換和平的籌碼，但抨擊美國至今未對使用原子彈道歉，完全無視裕仁天皇與軍國主義才是戰爭元兇。
如果不是國際情勢改變，讓美國願意在保全天皇政體的條件下接受日本的無條件投降，裕仁天皇在廣島與長崎遭受原子彈攻擊後是否願意投降，恐怕仍是未定之數。裕仁天皇後來躲過戰犯審判，而後來的天皇對於戰爭的反省也僅止於「期盼戰爭慘禍不再重演」，隻字不提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與其要求美國道歉，更應該向廣島長崎人民道歉的恐怕是天皇。
蘇聯的反應與冷戰
至於蘇聯，從柏林回來的那天晚上，史達林已經收到了廣島的消息，他立刻意識到原子彈將會帶來權力平衡的改變，毫不猶豫加速進軍日本。
儘管邱吉爾與伯恩斯都將原子彈視為戰後世界秩序再平衡的關鍵，然而嚇阻蘇聯卻不是杜魯門使用原子彈的主要考量，雖然，史達林與蘇聯輿論並不這麼認為，莫斯科人人都在議論原子彈，甚至失望的認為對納粹的艱苦作戰最後是一場空，蘇聯人認定，美帝的原子彈完全是衝著蘇聯來的。
托克維爾、希特勒與海德格都曾經預言美國與俄羅斯將是未來主導世界的兩個大國，戰後漫長的二十世紀坐實了他們的預言。對於20世紀冷戰的起始，不同的歷史學者有不同的觀點，1947年3月是一種說法，杜魯門那時決定為希臘與土耳其提供軍事援助，這是他「支持各國自由人民」的承諾，象徵美國理念的擴張；或者是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政變，因為歐洲因此注定分裂。如果認為核對抗是冷戰至少是前期的主軸的話，那麼1945年8月6日作為冷戰的起始可能更有理。
「冷戰」一詞始於歐威爾在1945年十月的一篇文章，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對立僵局，而雙方都有摧毀世界的的能力，而一旦對手掌握原子彈，就將無法征服，這就出現了「像是古代奴隸帝國一樣穩固的時代」，持久的「冷戰」，一種「沒有和平的和平狀態」。
即便後來的解密報告指出，事實上廣島原爆的破壞程度並沒有想像中巨大，廣島的交通與大型軍工廠都一週內就迅速恢復，德國因連續空襲所遭受的毀滅還大過廣島，對於原子彈威力的誇大，與日本逃避戰爭責任以及美國對蘇聯的威嚇的政治需求有關。無論如何，原子彈的出現逆轉了總體戰的邏輯，不再是總體的動員支援戰爭，而是透過直接摧毀對手總體動員的能力終結戰爭，而這必然將戰場的死傷轉嫁到平民身上。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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