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出版《台灣為什麼重要？》一書的美國兩岸研究權威任雪麗（Shelley Rigger），於2021年發行的英文版書籍The Tiger Leading the Dragon: How Taiwan Propelled China's Economic Rise，已於今（2023）年1月繁體中文化，名為《從MIT到中國製造：台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飛》。
本書敘事，是走一個「舊題材、新觀點」的路線。因為過去無論社會學、政治學、兩岸關係、中國大陸研究，乃至經營管理學，其中有關「台商」的研究汗牛充棟；但真正把台商放在全球供應鏈下，將台商視為中國經濟與全球接軌關鍵引路人的觀點，卻是第一次有這種全面性的論述。
甚至，本書又進一步把台商離開台灣、進入中國、離開中國的「無岸旅途」，放在兩岸互動與美中競爭的框架下，以專著進行分析。本書雖然架構明確、推論清晰，只要對近三十年來美中台政經局勢有簡單了解的人，幾乎都可以「理所當然」的「按圖索驥」，輕鬆理解故事的發展。但其中也是有不少分析算是「毀人三觀」。
兩岸共同文化對做生意幫助不大
過去多數認為，台商相較於他國「外商」，之所以於90年代初期快速在中國站穩腳步，是因為台灣人與中國人間共同的語言文化紐帶，使得雙方隔閡較小，台商進入當地市場的門檻就相對較低。但作者就認為，中國的政經制度與台灣截然不同，制度在商場上扮演的角色，其實比文化更吃重。
更重要的是，這些特殊的制度因此促成了中國社會當地的政商關係；而這些關係是在當地的社經脈絡下根深柢固的，就算是台商也打不進去。台商若是真正參與這些關係下的聚會，也會了解雙方文化的相似性沒有我們想像的高。因為在台灣我們通常會認為「能夠利益交換是因為彼此是朋友」；但在中國卻是「彼此結成朋友是因為能夠利益交換」。也就是，送禮不是為了鞏固關係，而是「送禮本身就是關係」，有送禮才有關係。
民進黨不反中、不反商
刻板印象總認為「民進黨反中、反商，國民黨親中、重商」。但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前後，無論是競選政見，或是當選後的政策，其實都比國民黨版本對中國相對友善。當時是由扁政府主動提出與中國互設代表處，簽署《兩岸投資保障協議》，並且取消李登輝時代的「戒急用忍」，將對中政策的教條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除了主觀的善意外，客觀形勢上，兩岸貿易額從2000年到2004年陳水扁的第一任期內，年平均增長是50%。甚至在四年內，中國就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2008年陳水扁卸任時，兩岸貿易規模也已是八年前的九倍，政府所核准的對中直接投資也在八年內，成長了四倍。
陳水扁的對中高度開放，與隨之而來的「脆弱性不對稱依賴」，其中原因或許不脫2000年網路泡沫，以及2001年兩岸同時加入WTO。兩大因素讓台資企業成本壓力急遽提升，造成台商大舉西進；但我們還是應該注意，在政策選擇的主動性上，台灣對中全面經濟開放，其實是始於陳水扁時代而非馬英九時代。所以民進黨既不仇中，也不仇富，更不曾與自由貿易為敵。
甚至馬英九時代的持續開放，相較於陳水扁時代，其實更帶有一點受迫性。因為台灣高度對中直接投資，中國又缺乏法治框架，這使得從台商到整個台灣，對中依賴的經濟曝險程度之高已經無法承受；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海嘯，導致台灣進出口市場大亂。面臨風險與衰退雙重打擊的馬政府，只想透過對中開放與中國建立法治框架，降低台商與台資曝險；並且，吸引陸資來填補金融危機的資金缺口。扁馬二人對中國的相對主動與相對被動，以後見之明來看，應該還他們各自一個公道。
台積電的成功來自卓越的政治判斷能力
我們常說「在商言商」、「商人無祖國」或「只談商業不談政治」。但台灣半導體業的發展，尤其以台積電為例，相對於其他以「晶圓代工」為主業的半導體公司來說，台積電之所以會成功，除了大量工程師的「新鮮肝臟」24小時輪班提高製程良率外；更重要的，其實是台積電高層卓越的「政治判斷」能力。
一方面，台積電看清了高科技製造業的核心利益，其實是「制度安全」比「政策誘因」還要更重要。作為一家最晚進入中國的台灣半導體廠，台積電看清了半導體產業資本密集與知識密集的特色，使中國低廉的工資和寬鬆的法規，都不該作為投資的最重要誘因；反而是安全的司法環境與高度保障智慧財產權，才是半導體產業最需要的。
另一方面，無論是2004年於上海設立八吋晶圓廠，或是2022年對美國的投資，雖然台積電高層名義上都是說要「貼近顧客」，隨時應顧客要求進行產品修改；但實際上，2004年的中國投資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國際客戶對於兩岸政治關係感到焦慮。如果台積電在中國也有產線，那就算台海爆發衝突，晶片供應也不會中斷。同理，2022年台積電宣布的對美投資，也是新一波台海危機下，降低客戶地緣政治焦慮的抉擇。所以台積電的興起、壯大與成功，都是政治判斷上的決策成功，而不是商業判斷上的決策成功。
紅色供應鏈的崛起對台灣禍兮福兮
紅色供應鏈的崛起，中國國內企業逐漸取台商而代之。這產生了兩個對台灣影響至深的結果。一方面，誕生於2015年北京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為了不讓美國在關鍵技術上「卡脖子」的紅色供應鏈，最終遭到川普以降，來自華府的貿易戰與科技戰迎擊。過去，美中台三角貿易是由台灣對中出口電子零組件，再由台資企業組裝零組件為成品，並且將這些電子加工品從中國出口到美國。美國主導的排除紅色供應鏈政策確定後，原來在中國的台商組裝廠，也得跟著美國一起去任何一個他們認證的「友岸」進行生產。這讓原本在數字上看起來，台灣高度依賴對中貿易順差的狀況，大幅下降。證明了「數字上的依賴，不等於產業結構上的依賴」。
另一方面，在中國經歷了20年黃金機遇期的台商，遭到紅色供應鏈替換後，轉移生產基地的同時，也逐步將中國境內累積的巨大財富轉移回到台灣。一下子湧入大量熱錢的小島，最快消化這些台商資金的方式，就是讓這筆錢流入房地產市場。正因為如此，紅色供應鏈崛起導致台商移出中國；台商的生產線與資金都離開中國後，生產線跑到了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但錢卻進入台灣炒房。最後的結果，就是讓台灣房價上漲的速度，遠超過薪水上漲的速度。
統戰沒有你想的這麼神
中共將「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視為奪權的「三大法寶」。其中，統一戰線（統戰）更是頭號法寶。因此對於反共教育、保密防諜下長大的台灣人而言，統戰的威懾如影隨形，卻也讓人矯枉過正的經常過度憂慮，或是過度忽視統戰的影響。但台商作為第一線接受統戰洗禮的台灣人，究竟是否真的有達成產生實質的作用呢？
根據作者的看法，1989年前後台商進入中國初期，是由各地方政府執行吸引外資的任務；到了1994年，北京開始意識到台商作為統戰必須爭取的首要目標，開始鼓勵地方給台資、台企更多優惠；2000年扁政府執政後，北京更加大力道吸收台商成為政治盟友；但2004年陳水扁連任成功後，北京就開始對「爭取台商作為優先統戰對象」的作法逐步放棄，轉而直接與島內最大在野黨國民黨合作，透過各式國共論壇，以及對台商協會的組織性吸納後，對台統戰才真正吸引了代理人與協力者，有了對台灣發揮「中國因素」影響的突破點。
但經歷馬政府八年執政後，政黨輪替再度發生。當初統戰台商推進統一的做法，顯然隨著台商在中國地位的大幅下降，也離現實越來越遠。作者就認為，「從台商促統，到兩岸經貿互賴促統」這個思路本身就有問題。因為如果經貿與投資互賴甚高，就可以促成政治上的合併，那「北美自由貿易區」應該早就合併成一個國家才對。甚至從經驗事實來看，馬政府時代開放陸資、陸客後，反而是造成多數人相信「跨海峽政商聯盟」壟斷了「兩岸和平紅利」；陸資加台資合夥炒房，讓貧富差距拉大，增加了台灣內部的不平等；經濟上的相對剝奪感，以及陸客帶來的文化差異性衝擊，更是讓「經濟關係就是經濟關係」，形成一種兩岸關係上的「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
就算是共同的媽祖信仰，宗教直航，一度炒熱兩岸宗教交流與文化統戰的問題。但當人類學家進入公廟儀典現場，發現湄洲祖廟的神轎被放在地板上的那刻，雙方之間不僅沒有加深文化認同，更是讓台灣人認識到兩岸的文化差異有多大。縱使北京的對台統戰系統，以收買與黑幫暴力的方式進入台灣的各地公廟，但台灣民間宗教傾向以鄉土廟宇為中心的模式，信徒的信仰只能強化地方認同，很難上升到中華文化認同，更難走到政治統戰的層次。
這或可歸功於台人都市現代性生活的除魅特質（遠離宗教或只有浮面的對價性宗教）；或是鄉村前現代生活的去政治化特質（宗教歸宗教，政治歸政治）。但總之無論是哪一種統戰，從貿易互賴、台商開路到宗教連帶，作者認為幾乎沒有一項是成功的。
台灣做為中國人眼中「烏托邦化的中國」
本書除了提及製造業的台商外，也把2000年前後於中國崛起的台資品牌納入討論。根據作者的看法，台資品牌的成功，是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提供了一種平價、舒適、品質、奢華融為一體的「異國風情」。這種「既是中國，又不是中國」的台灣特色，本身就成為了一種品牌。以這種「異國化的中國風情」出發，提到台灣的華語流行音樂領導地位時，作者用了所謂「『安全的』中國性」，來解釋周杰倫〈雙節棍〉一曲在中國的爆紅。因為這首歌也是一種「既是中國，又不是中國」的中國風情。裡面有中國元素，但卻是時尚、全球化又揚眉吐氣的華人形象。
對應作者有關周杰倫的說法，要談這種「『安全的』中國性」時，或許〈龍的傳人〉一曲是個更好的例子。因為從侯德建「想像的中國」開始，再由王力宏包裝成一種「中華化的台灣文化資本」，再在中國兜售一種「烏托邦化的中國：台灣」，看來是「〈龍的傳人〉與『龍的傳人』共同返祖」，或許更為貼切代表作者所謂的「異國化的中國風情」或是「『安全的』中國性」。
只是讓人好奇，藝人一邊用這種「烏托邦化的中國」來販售台灣情懷的同時，卻又一邊用「台灣一點也不能少」的宣言，作為毀壞這個「中國烏托邦」的具體行動。這不僅對販賣台灣情懷的台灣藝人來說，實為荒謬；對於買單台灣情懷的中國群眾來說，就更為荒謬。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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