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刘亚洲最初从事文学创作，在军事文学领域有了一席之地，后转行从政进入空军领导机关，官拜大军区正职，上将军衔。对其升迁路径，广大民众心知肚明。其人自视“高人”，以“大”自誉，自称其思想为“大思路”、“大手笔”、“大启示”、“大格局”、“大气派”、“大战略”，常以其主张为高层指点江山而津津乐道，常常著文为国人“指点迷津”而自视为思维超前的高人，属高官“网红”。如“弃朝认韩”取悦美国之策，向西进军与美国和西方结好之谋，大陆应走台湾民主之路等主张，试图影响国家战略，扭转复兴之路，博世人眼球，获西人欢心。其《战略文集》，自始至终是崇美、媚美之词；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全是糟粕，西方文明、西方制度才是民主自由与光明；共产党一党执政必然导致独裁，西方民主选举才是中国必由之路等等。
随着刘亚洲官越做越大，刘亚洲利用其身份地位在网络上经常发表一些异乎寻常的文章和言论，兜售西方“人道”、“人权”、“人性”、“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私货。由于长期发表这些文章和言论，在一些媒体吹捧下，刘亚洲也被冠以“中国最理智的思想家”、“中国军队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智囊”、“中国最有胆识的鹰派人物”、“一位具有大师气质的战略家”等名号。随着广大民众政治觉悟越来越高，政治辨别力越来越强，刘亚洲的言行和“两面人”的阴谋逐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爱国者，对刘亚洲贩卖的“陈年老货”更是不屑一顾。广大民众对其封有多个头衔，称其为“两面人”、隐藏在军队中的“第五纵队”、普世价值的吹鼓手、中国军队的头号汉奸、带路党的带头人等等。
刘亚洲全然不顾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党性觉悟，甚至没有普通党员的基本党性和觉悟，不顾党和军队的纪律，刻意发表一些违背社会主义价值观，违背新时代党的方针政策，违背人民军队性质宗旨的文章和言论。刘亚洲的文章和言论，有恃无恐为其特长，胆大敢说为其特色，隐晦暗喻为其风格。广大人民群众对其文章和言论，网络上批评之声不绝，但其吹捧者、赞美者也为数不少，其人很是“红了”一个时期。
一、刘亚洲鼓吹西方民主制度，要从根本上动摇颠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为实行多党制打下理论基础
毛泽东主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引领中国及人类社会进步的理论体系。
刘亚洲自称是“思想家”，就是从这两个根本之处下手，长期鼓吹普世价值，以宣扬西方和美式“人道”、“人权”、“人性”、“民主”、“自由”为幌子，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的理论基础。
他在文章中称：“我愿意做思想先锋，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在中国，讲真话真难啊。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刘亚洲是一个什么样的“先锋”？要为谁殉道？刘亚洲不仅是丧失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问题，而是他从始至终根本就没有树立过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刘亚洲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典型的野心家和阴谋家。长期以来，此人公开一套，暗中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嘴上也讲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背地里则贩卖他自己夹带的私货，长期与党中央唱对台戏，试图影响和改变中国的战略方针，影响中央的战略决策和部署。他的文章和言论，不仅在社会上遭到有识者的批判，在军内、尤其在国防大学内部遭到强烈抵制。他与校长王喜斌共同把持国防大学期间，被广大教职员工评价为“国防大学有史以来最差的一届班子”。
刘亚洲的高明之处在于，采取极其隐晦的方式，指桑骂槐，借古喻今，以外讥中，借尸还魂，但基本套路还是美国培养“第五纵队”那些招数。凡是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凡是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凡是美国的都是进步与光明的，凡是中国的都是糟粕腐朽和堕落的；凡是美国制定的政策主张必然是民主自由的，凡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必然是独裁是不民主不自由的。他煽动扩大国内矛盾，挑起社会撕裂。岂不知，现今中国已经不是任人可欺之中国，现今民众也不是可以随意愚弄之愚民，带路党和公知们的招数已经不灵了。
刘亚洲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失败。他称：“昨天，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取代资本主义是不可阻挡的。今天，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被资本主义取代也是不可阻挡的。苏联社会主义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要失败的命运。列宁制造了无产阶级专政，制造了阶级斗争，制造了独裁，制造了接班人制度，也就制造了自己和自己事业的坟墓。这就是规律。”
刘亚洲认定共产党一党执政必然是独裁，必然是不民主不自由，全然不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而刘亚洲则把人民与共产党切割开来，制造人民与共产党的对立，其结论：共产党“制造了自己和自己事业的坟墓”，为其鼓吹多党制和西方（台湾）所谓民主制度奠定理论基础。
刘亚洲言道：“现在是个选票出政权的时代。作为领导人，只能因势利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因此，大陆内部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刘亚洲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协商的民主制度，否定人民代表的民主制度和共产党内的民主制度，暗指政治体制改革要仿照台湾模式，即西方模式，才能处理好两岸关系。他认定“台湾首先是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一次（作者注：指台湾选举）台湾人民应该说在政治上又创造了奇迹。为什么？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老百姓第一次按自己的意愿一票票计选出领导人。这个意义，我们应该从正面的积极方面去理解，这和我们党将来要走的道路也是一样的，民意啊！”
在刘亚洲文章和言论中，处处透露着一股暗喻之风，诡异之气。明明有些事情违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完全不可为之事，在他笔下和言论中，成为可行可议可改之事，以讲述西方政策制定是多么的“民主”，暗喻共产党不讲民主；明明有些事情颠覆了军队原则和纪律是令行禁止的事，在他笔下和言论中，成为可以违背可以突破之事，以编造军队不听指挥如何赢得胜利的故事，暗指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讲自由；明明有些事情不符合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在他笔下和言论中，成为符合人性的正常事和英雄业绩，以西方人权高于一切的普世观点，暗喻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没有“人权”，更没有“人道”和“人性”。
刘亚洲所作这一切的目的，极力鼓吹西方腐朽的“民主”制度，证明共产党一党执政必然导致失败。以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证明共产党一党执政既不民主也不自由，刘亚洲事实上成为西方在党内、军内的代言人和“带路党”的带头人。用网民的话语，这些人不是蠢，而是坏。
二、刘亚洲力主“军队国家化”，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和改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抵制和反对军委主席负责制
“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等观点和论调，早已成为那些试图改变人民军队性质，改变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的陈词滥调。这些言论，试图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党的执政根基，推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刘亚洲自然也不例外。但刘亚洲不会像一般公知那样直接公开讲，那样显得智商太低。刘亚洲不只是提倡传播这些论点，而且更注重身体力行致力推动和实现这一目标。
刘亚洲把持国防大学期间，公开提出，要向中央建议，把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大学”。其掩人耳目的理由，更名后层次更高，既符合国际惯例，也符合培养政府高级领导干部的地位。刘亚洲当然懂得突破一点、动摇全局这个道理，试图从国防大学更名开始，动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体制和制度，逐步实现“军队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
新时代我党提出“两个确立”。一个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一个是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新时代主要体现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军队建设上的指导地位，军委主席负责制则是确立习近平主席在军队中的领导核心。这正是刘亚洲极力抵制和反对的。表面上，国防大学校校园里竖立着“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大幅标语，背地里却干着“砸锅”和“掘墓挖墓”的勾当。
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毛泽东主席（时为委员）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定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著名的“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奠定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基础，实现了旧军队向人民军队的根本转变；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毛主席深刻认识到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作用和意义，在“古田会议”上，提出党对军队的领导，由此确立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正是由于全党共同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我们党纠正了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重兵集团的重重围剿；十四年抗战，领导敌后抗日武装和民众，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主席领导人民军队和全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抗美援越等战争，打败了侵略者，中国人民从此真正的“站起来”了。
改革开放初期，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议大局以及“军队要忍耐”的政策，导致军队建设出现一些严重问题，军队经商和贪污腐败，甚至出现军委副主席级的大贪官，军队战斗力明显下降，人民军队的性质受到严重挑战，严重影响军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并由此严重影响到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习近平主席新时代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共产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清除附着在人民军队身上的腐败现象，人民军队重新恢复生机与活力，战斗力得到明显增强，有效地抵御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滋事和挑衅，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及军委主席负责制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两个确立”以及习近平强军思想和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一支强大人民军队最根本的保障。
刘亚洲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在这一时期，刘亚洲一方面利用改革开放期间，军队建设受到严重影响，贪污腐败严重之机，不断的升官发财，捞取好处，享受着高官厚禄带来的巨大利益；另一方面，则利用改革开放的某些不足和失误，抓住改革中军队出现的各种问题，极力的推动军队国家化，试图推翻和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委主席负责制，因为这才符合他倡导的“自由民主”。
三、刘亚洲试图借史喻今，借西路军历史问题的巨大分歧和争议，从西路军失败中解秘印证中央战略决策指挥错误
西路军问题是党史军史上已经十分明了的问题。1937年3月，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并做出决议，对西路军问题已作出结论。中央决议指出：“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在毛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去世之后，个别人对当年中央决议心有不满，认为这个结论不妥，从而编造谎言，篡改历史，否定中央结论，提出“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在中央军委指挥下行动”的颠覆性说法，试图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给党中央，追责毛主席，从而导致西路军历史问题出现巨大的分歧与争议。
社会上一些人则借机以揭秘西路军历史为西路军“正名”为由，大搞“阴谋论”，诋毁中央领导集体，诋毁毛泽东，为张国焘翻案，在党内、军内和社会上制造和挑起一场翻案“正名”风波。这场风波势力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影响之巨，世所罕见，并且持续至今。
刘亚洲把持国防大学期间，多次提出研究西路军问题，深刻总结西路军失败的历史教训，并且带领国防大学学员到现地进行战场考察，亲自为学员授课。其核心观点，西路军是在中央领导和中央军委指挥下失败的。为翻案者摇旗呐喊，遥相呼应。
西路军主要领导人陈昌浩和徐向前对西路军失败都有深刻的认识。陈昌浩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书中写到：“我们率三个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违反军委意图的。——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三十一军、四军均已渡河。”“当时三个军渡河无疑的是违反宁夏战役计划的，是退却路线支配下之行动”。“国焘同志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是很严重的，反映到红四方面军的各种结构与生活中，而我个人是国焘路线之第一个负责执行者。”
徐向前在1959年3月2日，写给张掖地委的信中讲到：“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反党反中央军阀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西路军确实是一支百炼成钢的部队，他们打过许许多多的胜仗，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为什么在河西遇到‘马家军’就吃了败仗最后只剩下少数人退到新疆呢？从这种惨痛的教训中，所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服从共产党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必须遵从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久经考验的建军路线和指导中国革命战斗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引导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违反了这些原则就必然导致无情的失败。”徐向前认识到，正是由于西路军没有“服从共产党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导致西路军的失败。
西路军问题的实质，是西路军执行张国焘路线还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问题，是听张国焘指挥还是听中央指挥的问题，是服从张国焘领导还是服从党中央领导的问题。
刘亚洲并不在乎西路军历史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要借西路军历史的巨大分歧和争议，以研究历史教训为由，以此印证中央决策指挥错误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根源。刘亚洲借史喻今，质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挥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并由此动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抵制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才是刘亚洲主张研究西路军历史的真实目的。
四、刘亚洲大肆宣扬西方的“人性论”，试图用“人权、人性”等谬论动摇和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
刘亚洲在网络上发表一篇关于“英雄”的文章，（文章《烟坟》）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多次转载，直到2022年1月5日还在网络上重复发表，文章改名为《在死亡面前，性，多么不值一提；在战争面前，性，多么轻》。
刘亚洲在这篇文章里，描述了一名干部子弟在上战场前，与当地一名已婚妇女发生关系，受到降职处分后，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故事。刘亚洲看似为某个人打抱不平，鼓吹那是即使有缺点但根本算不上的错误，即“多么不值一提”，也不能泯灭这名军人面对死亡的精神和高尚情操。刘亚洲以“高尚”的人文情怀，称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毛泽东主席指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名战士面对死亡勇于牺牲与违反军队纪律风马牛不相及。刘亚洲就是要混淆概念，借题发挥，以此大肆宣扬西方的“人性论”，人权人性高于一切，称“在死亡面前，性，多么不值一提；在战争面前，性，多么轻”。在刘亚洲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严明的纪律，看不到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更看不到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价值和意义。看到的是，只要在死亡面前勇于献身，不仅仅是性，一切都不值得一提。
我们不能因为一名战士面对死亡勇于牺牲就可以置党纪军纪于不顾，如果是那样的话，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那些土匪军阀的军队本质上还有什么区别。在我们军队里，上战场面对死亡的战士不计其数，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战士也是成百上千，他们为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利益上战场，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他们个个都是英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以此为由肆意的放纵自我，更没有在“多么不值一提”面前而违反纪律，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刘亚洲以“在死亡面前，性，多么不值一提”，宣扬西方的“人性论”，是对广大战士牺牲精神的极大污蔑，是对无数英勇牺牲的英烈的极大诋毁，是对人民军队宗旨和纪律的极大破坏。虽然刘亚洲描写的这位妇女是自愿行为，丝毫不能掩盖这种行为违反人民军队宗旨和军队纪律的实质。
自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人民军队之日起，我们这支军队就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就坚持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人民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刘亚洲鼓吹这样的事根本“不值得一提”，是何居心？一名战士，不论是上战场之前面对死亡，还是战场上英勇献身勇于牺牲，甚至于下战场之后成为英雄，这些都不能成为违背人民军队宗旨和破坏军队纪律的借口和理由。这是刘亚洲“人权、人性”，大于党纪军纪的自我告白。刘亚洲要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他真正鼓吹的是，不仅性在死亡面前不值得一提，任何约束都不值得一提。正如刘亚洲所称：“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刘亚洲要做的就是那个上战场死都不怕的“自由思想的殉道者”，由此刘亚洲对任何纪律约束都“不值得一提”。
刘亚洲借此把军队中的个别违纪现象，提升到理论层面，成为“普世真理”，试图改造人们的思想，教化人民军队。刘亚洲的所作所为，是非观念颠倒，宣扬“人权人性”高于一切，什么人民军队的宗旨，什么人民军队严明的纪律，在刘亚洲眼里，这些都不能成为满足个人私欲和私利的障碍，都“不值得一提”。刘亚洲宣扬“人性论”，只要敢于面对死亡，就可以蔑视和破坏一切纪律和规矩。这就是刘亚洲宣扬“不值得一提”的实质。
试想，刘亚洲这种思想一旦浸入广大战士的认知之中，一支军队上战场之前，这些行为都“不值得一提”，这支军队还是人民的军队吗？这支军队还能保卫人民吗？这支军队还有战斗力吗？这支军队还能打胜仗吗？我们绝不能低估刘亚洲从思想上瓦解人民军队意志，改造人民军队思想，摧毁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鼓励违反人民军队作风纪律极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刘亚洲的这种思想，毫无人性可言，他称不上思想家，他就是一个教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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