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承思：起起伏伏潘司令

作者：魏承思

       2006年初夏，我去纽约参加一个会议。住进酒店房间时，已经有了一位住客，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举止斯文。他伸出手来自我介绍："我叫潘国平。"这不就是40年前在上海家喻户晓的潘司令吗？在这里遇到他，我有点吃惊。 

       "文革"开始时，潘国平才20岁，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普通工人。在北京红卫兵的鼓动下，1966年11月初，几个工厂的造反派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潘国平是主席团成员。"工总司"正式成立时已有470家工厂的5万多名造反队员，拉成山头不过几天的事。不久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他和"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谈判，后者签字承认了"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于是"潘司令"的大名在上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毛泽东在接见他的时候都当面笑称："潘司令，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在纽约开会期间，潘司令成了"大明星"，被一群学者团团围住听他回忆"造反史"。潘国平的口才也真是了得，吹得天花乱坠。谈到毛泽东钦点王洪文上中央的经过，潘国平说毛曾调阅了上海3个人的档案：王洪文、潘国平与耿金章。耿因为当过国民党的兵而被否定，而王、潘条件差不多，都当过兵、种过田、工人出身，但是"我太年轻了，才二十出头，比王洪文小11岁，这是主要原因"。
学者们投去崇敬的目光，我却在一旁暗自发笑。其实，早在1967年初他已淡出了"工总司"核心，原因是吊儿郎当，成天只是忙于集像章、弄戏票。有时候，他主持会议到一半就会溜出去睡觉；带着十多万人游行，走在路上也会扔下队伍不管，自己跑去谈恋爱了。当时上海街头巷尾风传潘司令恋上了扮演"白毛女"的芭蕾舞演员谭圆圆。到了1968年底，潘司令因为利用职权猥亵、奸污多名女性被"工总司"赶回工厂劳动去了。只是王洪文怕"家丑外扬"才没有宣布原因。到了第二年年底又因变卖抄家物资等经济问题而被隔离审查。1974年10月，张春桥点名安排潘国平为总工会常委。可是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一年后又因流氓和经济罪被第三次审查，撤职下放劳动，此后再没回到权力圈。1977年，潘国平因"文革"初期的罪行被判刑8年。出狱后不久又因"投机倒把罪"再度判刑6年，从此销声匿迹。
      要说潘国平也并非是个草包。上海总工会1975年审查潘的档案显示，他在当时曾私下议论："如果我掌权的话，就要缩小打击面，减少政治犯，做到人民有言论和行动自由，实行真正的民主。"他还认为经济繁荣必须"积极引进外国资本，不搞单方面援外"，还要"缩减军队，减少开支，增加工资，提高人民生活"。这些思想都具有前瞻性，可见人的复杂性。

      我因为时差关系，潘国平则要等中国的长途电话，两人到了夜晚都没法安睡，就聊起天来。他说，1996年出狱后，因他和前妻谭圆圆生的女儿在美国，就申请移民到了纽约。这些年做起了古董生意，在地摊上低价淘来旧钢笔、手表和照相机等，卖到香港去；再从香港收购现代名人字画，卖到美国来。现在巴尔迪摩的家里还有慈禧的画和康有为的字，约我散会后去欣赏他的收藏品。看来他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第三天夜里，他又说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说在提篮桥监狱里和一位同情他的女护士产生了感情，两人偷偷地相爱。但后来被狱方发现了，强迫他们断绝了关系，把女护士调走了。两人分手时曾经山盟海誓，但他获释后就匆匆出国，没能够再找到她。如今回不去了，也不知道这位女护士是否还在痴心等待。我见潘国平说得十分动情，就竭力安慰他，自告奋勇可以在回上海时帮他寻人。潘国平给我留了电话以及那位女护士的姓名。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履行诺言，难免有点内疚，也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
      去年暑假，我和朱学勤一起去东欧旅行。旅途中谈起潘国平，学勤告诉我，几个月前他已在上海一家医院去世。潘国平已经回国3年，二度中风，孤身一人躺在病床上。有朋友去探望时，只见他面色蜡黄，瘦得形销骨立，头发胡子很长，全都白了，整天躺着，表情沮丧，大小便都要靠人搀扶，无人搀扶时就拉在地上。最初他的医疗费和护工费都靠朋友们接济，后来实在不得已家属找到有关部门，才被送进医院，4月18日清晨5时结束了悲剧的一生，时年68岁。（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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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海文革人物潘国平去世

      2013年4月18日凌晨五点，文革人物潘国平于上海新华医院去世，我不由对天长叹"人算不如天算"。本以为清明节过后，阎王老爷不会再向世间索命，挺过清明节潘国平的生命也许还可以延续。然而经过十几天的抢救还是乞天无术，潘国平终于在重症监察室走了享年68岁。

      我与潘国平是在上世纪1965年相识的，那时我与他都是"上海沪东工人文化宫"艺术团成员。我们都好学上进，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在东宫相聚一起。那时的潘国平很活跃，兴趣爱好广泛，欢喜摄影拍照，擅长曲艺与声乐，对唱歌、说唱、评弹组、沪剧越剧都感兴趣。潘国平善于与人交往，对人热情朋友很多。

      1966年8月份四清运动刚刚结束，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沪东工人文化宫也投入到"文革"中去，艺术团领导号召我们投入运动，我们便响应号召，目标对准艺术团的领导。现在回想，我们当时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宁左勿右"，无限上纲，革命的调门越高越好，实际并无实质性的问题。我们以大字报相互声援，我写了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潘国平用美术笔写了一张支持我的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字体当时很引人注目。

      后来我与潘国平"杀向社会"，认识了北京红卫兵，与他们串联，批判本单位四清运动中的遗留问题。1966年11月6日下午，我与潘国平等17个单位的工人造反派，发起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被选为"工总司"筹备组负责人，潘国平被选为成立大会的执行主席。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再以后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安亭事件"。

       在"安亭事件"中，工人们与张春桥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迫使张春桥签订了"五条决议"，以后又作为上海市委文件下发到基层工厂。潘国平在整个谈判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确保了参加"安亭事件"的广大工人群众安全回厂，免受打击迫害。

      在"工总司"的早期建设发展中，潘国平和王洪文都是主要负责人。潘国平表达能力强，对外联络也多，成功处理过许多事情。

       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凭着他在保卫科的一套手段，在静安区工人文化宫(乌鲁木齐北路445号)，搞了场"宫廷政变"，抓了"工总司"的常委范佐栋，调了卢湾区几百人包围了会场。潘国平事先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他想去上厕所，也被拦住。他在会上提出这是谁调的人？连我潘国平也不能随意走动，有人跟踪我，这是怎么回事？这时王洪文才说出是他调动的人马。范佐栋就这样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来潘国平也受到排挤。王洪文当过兵，当过工人，所以被看中。其实潘国平也同样当过兵、做过工人。但潘国平缺乏共产党员身份；而且那时潘国平太年轻，仅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加上潘国平自身也有不注意的地方，自然是被王洪文排挤掉。为此，潘国平曾一度被离开工总司，回厂参加劳动。

       文革结束后，潘国平被判刑。对他的判决书是这样说的：潘国平"因参加1967年的一月六日夺权大会，在人民广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被判8年徒刑。此后，我曾拿着潘国平家的户口本，顶着他的兄弟名义，去提篮桥监狱探望潘国平。潘国平进监狱后，我曾为他代为保管他的一套家具15年。后来潘国平刑满释放，但不久又以"投机倒把"罪名被判六年徒刑，1992年获释。在获他释前有关方面曾发函寻找我，因我在广东的居住不定，所以没有见到他们，他们就把我的老师请去建国西路谈话。我估计是要我专门"联系"潘国平。

       1996年上海人都知道潘国平去了美国，大家说他不会回来了。

      潘国平去美国后，这样那样的消息传来，我也不知真假。近几年间，我曾听几次听说潘国平回来了，但始终只是听说，没见到他人面。我心里是希望潘国平能真的回来，毕竟美国只是他乡，他年纪也渐渐大了，还是叶落归根回来为好。

       直到这次2013年春节，我突然接到远在美国的潘国平前妻、原芭蕾舞演员谭元元来电，告诉我潘国平在上海，身体很不好，要我想方设法找到潘国平，我这才知道潘国平已回国。我通过已退休的上海芭蕾舞团团长朱国良，终于找到了潘国平。屈指算来，我们已经17年没见面了。那天我走进潘国平的家里，只见他面色蜡黄，瘦得形消骨立，头发胡子很长，全都白了，凭我的直觉，潘国平的病得不轻。他只能坐着，不能站立，我估计是心脑系统梗阻，幸好有钟点工为他打扫做饭。平时，他多是吃粥，就点肉松当菜。有时钟点工不在，无人搀扶，大小便就拉在地上；或者将用过的纸尿布就扔在地上，没人收拾。他整天躺着，表情沮丧。

      我将为他买的三盒盒饭，放在他冰箱里。看他病得这样，我倍感凄凉，心里很难受，临走时，我留了500元在他枕边，叫他收下，他苦笑着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看见人民币了。

      在我和潘国平见面之前，是朱国良经常去照顾潘国平的。后来我才知道，去年朱国良为潘国平垫付医药费一万二千元，钟点工的费用也是朱国良给的。但朱国良还要上班，正好我母亲家离潘国平家很近，走走只有五分钟，我经常去母亲家，所以朱国良很希望我来帮忙。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经常去看潘国平。我为他针灸推拿，帮助他练习走路，还请了一位抗美援越的老战士李炳华为潘国平理发修面。朱国良给了我一把房门钥匙，随时可以去潘国平那里帮忙，有时潘国平一个紧急电话，我就立即赶过去。他身体很不好，非常虚弱，我们也无法多谈。我原想叫一些老朋友去看他，但他不愿见人，所以，原来"工总司"的人，只有我去过他家。一次潘国平对我说："现在政策好了，所以我回来了"。他还告诉我：他回国已三年半，两次中风。还有一次，我给他带去一本叶昌明1967年的工作笔记（复旦大学整理出版）；还带去一份《世纪》杂志，上面有一篇红鸥回忆"安亭事件"的文章，里面提到潘国平。我拿给潘国平看，但他不要看，说自己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让我统统拿回去。他的精神已经很虚弱了。

      我感到他的病需要请有经验的西医，我请来一位教授为他看病，教授与潘国平也是有47年交情的老朋友，是潘国平要我请的专家。潘国平15年前在美国做过心脏搭过桥手术，14万美金医疗费是美国的福利，自己不需出钱。搭桥保险期是10年，15年已经过了期限。所以教授建议，马上到瑞金医院或者中山医院做心脏血管造型术检查，以决定是否要重新搭桥或者装支架。他说：现在我还可以帮你住进医院，他要潘国平立即决定。但潘国平似有难言之隐，究竟是什么，他没有对我们具体说。过了两个星期，教授又赶来看潘国平，这时潘国平的脸色泛黄了，教授立即判断：肝复水！他感叹：晚了，肝复水是不能做造型的.

       我每星期去探望潘国平两次，有次我看到潘国平的心情还可以，就告诉他，他女儿玮玮从美国来电话，关心父亲的病情。我还告诉他玮玮来电时说的话："我就一个爸爸，这么优秀，如果不行了，我怎么办? "潘国平听到此话，马上兴奋地"喔"了一声说："她现在想到我了！"我说，你就一个女儿，怎么不叫人惦念？我于是赶快发邮件给在美国的玮玮，要她直接打电话给潘国平。女儿电话打来问候，谭元元也在电话中鼓励潘国平："要有信心战胜疾病"，潘国平听了非常高兴，情绪好多了。谭元元还再来电话给我，要我到超市买好的食品给潘国平送去。

      4月1日下午朱国良来电话，说潘国平昏迷了。我立即赶到潘国平住处。这是潘国平第三次中风，躺在床上，看到我来了，想讲话讲不出。枕边放着近万元钱。朱国良有事没在，他第二天赶来新华医院。我只好打电话给其他朋友，将潘国平直送附近的新华医院。几瓶药水输液下去，潘国平神智清似乎有点清醒，这时，医生站在急诊室门口大声呼唤："潘国平的家属在哪里？"急诊室周围的人听见，就有好几个人过来问：潘国平？是不是"工总司"的潘国平？上海滩60岁的人一般都知道潘国平。

       在以后十多天的日日夜夜里，许多老朋友都在为他祈祷，祈盼潘国平能再一次挺过来。为潘国平治疗抢救的大夫是吴医生，去年潘国平第二次中风，担负45天抢救的正是他，我们感到一些欣慰，因为他了解潘国平的病史，更因为他那时将潘国平抢救了回来，这次也会抢救回来的。潘国平的老朋友们听说潘国平病危，都赶来医院探望，他们都40多年没见小潘了，如今总算都在医院见上小潘最后一面。但潘国平好像总是昏迷不醒，已经不能回答他们了。不过当戴立清在他耳边叫着他的名字时，他眼里淌出了眼泪。

      众人的祈盼，终于没能拉回潘国平的生命。潘国平的病情日趋加重。4月18日清晨5点，潘国平在新华医院去世。
      潘国平走了，是一场如戏人生的解脱。（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