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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6日星期三

伊利夏提:强颜欢笑中的开斋节

伊利夏提 RFA 【聚焦维吾尔】20230426

开斋节早晨醒来,做晨礼;再叫醒小女儿,和她一起开车来到社区的清真寺礼节日拜。

清真寺门前,早已聚集了一大群穿着各自民族盛装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由头饰和穿戴可以判断大多数是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我女儿也是维吾尔特色穿戴,穿着艾德莱斯裙,头戴美丽的朵帕(维吾尔花帽),天真、艳丽。

可以看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欢乐;除我和女儿之外,大多数似乎都是朋友、邻里一起来礼拜,他们各自用自己的语言交谈。我和女儿则稍显孤独,没有亲人在身边,也没有可以同来的邻里可以交流。

我带着女儿快步走进清真寺,找了个角落坐下,等待礼拜的开始;我心不在焉的回答着女儿的提问,思想却似脱缰的野马,驰骋于小时在曲鲁海、哈密,大学时在大连,工作后在石河子等家园土地上,礼开斋节的时刻,沉浸在回忆和亲人、邻里、朋友共庆开斋节的、那一去不复返的酸甜苦辣人生。

记忆中的第一次礼开斋节是在曲鲁海乡;那一次的礼拜,是在爷爷的果园里悄悄进行的。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爷爷的清真寺,早已改成公社的木工房,爷爷也是被监督改造的对象。因而,公开礼拜是不可能的。

果园很大,爷爷留下奶奶和姑姑留在前院放哨,领着前来礼拜的20 – 30位亲戚邻里,来到果园后墙前的果树下,大家铺开几个毛毡坐下;爷爷让叔叔先爬到墙上看看四周是否有人,确认没有打探者之后,爷爷开始压低嗓门讲解《古兰经》、讲解开斋节的意义。然后就是礼拜,礼完拜,大家相互拥抱握手,悄声庆贺开斋节。

对我们小孩子而言,过节,最令我们激动和高兴的部分,是爷爷和其他大人给我们的节日零花钱,多则五毛,少则一毛;当时,那可是一大笔钱。另一个欢乐节目是大哥哥们的碰鸡蛋比赛;鸡蛋尖头对尖头,轮流相互小心翼翼的砰击,看谁的鸡蛋先破,谁的鸡蛋硬;被敲破的鸡蛋归赢者;幸运者,一天下来能赢好多鸡蛋。

碰鸡蛋比赛,乡里民兵抓住了,最多是按赌博没收鸡蛋,开会点名批判;但如果抓住做礼拜的,则判刑入狱。因而,那时候,每次过节,大多数人因恐惧而不敢做礼拜,但碰鸡蛋游戏却可以不声不响地举行;似乎,乡里的维吾尔村官和民兵也都放之任之。

在哈密的第一次开斋节礼拜,是和父亲一起,大早晨骑上自行车来到城郊乡,在一位著名维吾尔伊斯兰学者家的大院里礼拜,人很多,满院子都是男女老少,礼拜基本上是半公开的;礼完拜,回到家等着父亲给零花钱,等着锅里的羊肉熟了吃个过瘾。

那是,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强弩之末,大家都已饿的没有精力相互监视、揭发,相互批斗、批判了。

后来,所谓的'改革开放'了,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混乱,濒临经济崩溃的中共政权,似乎忙于巩固其权利,无暇顾及维吾尔人;借机,维吾尔人开始重建信仰、复兴文化、反思历史。

无论是曲鲁海的清真寺,还是哈密的清真寺,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清真寺,都有维吾尔人自筹资金进行了修缮、装饰,礼拜堂地面铺上了崭新地毯,扩建了清真寺大小净房。但是,开斋节、宰牲节,清真寺仍然是人满为患,很多来晚的人不得不站在清真寺外面做礼拜。

记得上大学离开哈密之前那几年,父亲每次都是早早起来叫醒我,我们天不亮就出发,来到铁路清真寺,坐在第一排。礼拜完毕,大家互相致意,握手、拥抱。走出清真寺;门口早已是人山人海,伴随手鼓、唢呐欢快的旋律,年轻人开始了粗犷豪放的"萨马"舞;父亲高兴了,也会即兴跳几圈。

每到这种时候,令我遗憾的是,我这个被中华'文明'滋润的民考汉,只能羡慕地旁观,而无法如父亲或其他维吾尔人一样,潇洒豪迈地放松自己,加入节日欢乐人群一起伴随鼓点,跳"萨马"舞,享受欢乐的节日气氛。

到了大学,大连只有一个回民清真寺,每次节日,开斋节、宰牲节,我们民族学生,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男女学生都会起大早,坐公共汽车、转有轨电车,到市区内的清真寺礼拜。同学当中有几个来自兵团的,自小到大没有进过清真寺,没有礼过拜,根本不知道伊斯兰信仰;但他们在前后五年和我们共同庆祝节日礼拜中,了解了伊斯兰,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每次礼完拜,大家一起到天津街马家清真饺子馆吃饭,然后回校。我们男生最喜欢到女生宿舍拜年;因为女生宿舍家乡味儿的囊、馓子都不缺,有的还有瓜果、葡萄干儿,特别丰盛;高兴了,我们还会放上家乡音乐跳起舞。那是,尽管我们远离家园,但大家年轻气盛,和父母兄妹书信往来,频繁交流;始终,父母、亲朋在心中,信仰、传统在行动中,民族文化、身份在聚会中,欢乐和理想在歌声中,希望和未来在努力中,从未感到孤独,遑论恐怖与绝望。

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到石河子当老师,有了自己的家;每次开斋节,节日早上起大早,穿戴一新赶往老街清真寺礼拜;和大学时代一样,石河子的清真寺也是维吾尔、哈萨克等信仰伊斯兰兄弟民族一起礼拜。在石河子礼节日拜唯一的缺憾是,礼拜完清真寺没有手鼓和唢呐,也没有粗犷的"萨马"舞。

在石河子工作15年,这15年中,礼拜完回到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学校领导虚心假意慰问拜年之前逃离家。我最讨厌校领导一进家门就先道貌岸然讲党恩、讲民族团结,批判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给我们上完政治大课;然后就是风卷残云般吃喝,把为过年摆到桌子上的馓子、瓜果和肉扫荡一空,还美其名曰维吾尔人煮的羊肉好吃,似乎维吾尔人的羊肉不卖给汉人是的。

后来出国,第一个开斋节礼拜是在马来西亚吉隆玻;尽管马来西亚人的热情和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氛围让我兴奋,但真正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至今还回响在我耳边的、一位维吾尔留学生的哀怨。

那一年,马来西亚政府依据伊斯兰学者的建议,宣布了开斋节日期,那一天早晨我们都起早准备好要去清真寺礼拜,但一位维吾尔留学生说:"伊利夏提大哥,我今天不去礼开斋节拜,我要明天去。"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在家乡,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明天是开斋节,这意味着我父母家人只能在明天庆祝开斋节;大哥,你知道的,我们远离家乡,只有当我们和他们在同一天庆祝节日,心里才能感觉到节日的气氛,不是吗?"这话,不仅使我无语,更使我在开斋节的早晨,陷入到了无边无际的痛苦中。

当时,对我而言,回去和父母家人团聚,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能通电话使我还能和他们保持心灵的沟通,体会父母的关爱;和弟妹交流、分享欢乐与痛苦;至少,可以在开斋节、宰牲节早上,拿起电话对父母、弟妹说声"Essalamu Eleykum (愿你享受和平快乐)!开斋节快乐!"

再后来,到美国和维吾尔社区同胞一起礼开斋节拜;电话那边父母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但至少还能通个话,还能说声开斋节快乐,到2014年大妹妹因我而被抓捕后,只剩父亲接电话,基本上是拿起电话立即打断我的问候,快速告诉我他们都很好,然后就是一句沉重的"保重儿子"挂断电话。但能听到父亲的声音,至少给我些许的心灵安慰。

2016年4月5日,父亲去世,8月份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至今,我不知道母亲和三个妹妹是否活着,2020年由《纽约客》杂志得知,两个妹妹和丈夫、女儿在奎屯集中营,母亲没有任何消息。

和家乡亲人的通讯完全失去之后,已经过了7个开斋节、7个宰牲节, 7个母亲节、7个诺鲁兹节、7个新年;和家人失去联系之后,母亲过了7个生日,三个妹妹也过了7个生日。这7年中,我没有能向他们送去一声祝福。

开斋节、宰牲节,任何的节日,没有父母、弟妹在身边,没有亲朋好友,听不到他们的欢声笑语,没有他们的祝福之声,对我们维吾尔人,对我个人而言,已不再是节庆,只是个宗教义务,是在煎熬中要保持的信仰和传统。

现在,在家乡开斋节礼拜已成了特选人群的表演性任务;普通维吾尔人,现在已经无法复制文化大革命时期,爷爷果园和哈密伊斯兰学者大院里的礼拜;爷爷走了、哈密的伊斯兰学者走了;继承他们的一代维吾尔精英,无论其为宗教学者、还是知识精英,也都被抓走了,他们消失在集中营、监狱;甚至,维吾尔人的家也没有了,遑论果园和大院?就算有个院子,门口也是虎视眈眈的摄像头,哪有人敢私自礼拜?

清真寺唤礼员的唤礼声,中断了我的思绪;很快,礼拜结束了,没有人和我握手致意,也没有人拥抱我;在鱼贯而出的拥挤人群中,我悲哀孤寂地走出清真寺;在清真寺门口,我停下脚步,紧握着女儿的手,强作笑脸向她郑重祝贺开斋节;心里,也默默地为那些不知是否还活着的远方亲人,送去了"开斋节快乐!"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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