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過潛艇副艦長、花生農夫、民權倡議者和諾貝爾獎得主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是美國第39任總統，也是1978年中美關係發生戲劇性地緣政治轉變的關鍵人物，當年的這個轉變將台灣排除在國際主場外。
這個民主黨人和人道主義者現年98歲，已經返家接受臨終安寧照護，進入人生終點。
卡特正式改變美中台關係
卡特在中國共產黨掌權後正式承認中國的協議，加上他隨後在1979年制定《台灣關係法》中扮演的角色，在在影響了生活在這個太平洋小島上所有人至今。
卡特因與花生的關聯而被稱為美國政壇的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 of American politics），他繼承了1970年代初期的乒乓外交，中美和解導致第37任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於1972年訪問中國，並最終建立了卡特領導下的中美外交關係。
在1950-1953朝鮮戰爭期間中國支持朝鮮後，美國一直將其視為挑釁者，更重要的是，美國支持民主而非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國在1955年涉入越南戰爭，也是為了防止共產主義的蔓延。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越戰於1975年結束，幾乎就在這個時候，美國開始尋求與共產中國的關係正常化。
我常想，70年代美中關係的緩和是否是基於美國的一種感覺，就是輸掉越戰的尷尬，讓他們相信外交比戰爭好，用外交來遏制中國是更好的選擇。
的確如此，包括所有軍人和平民的死亡人數，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各造成約200萬人死亡， 除此之外還有更多受傷、害怕和流離失所者。外交的確比戰爭好。
美中同時選擇以外交代替戰爭
中國方面可能也有同樣的感覺，多達180,000名中國步兵被美國大砲擊中，支持北越政權對中國來說幾乎沒有好處，因此也許擁抱世界及其市場，積累財富並改善其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基於對政治制度的信仰而打仗，會更好一些。
以此看來，在兩次主要基於意識形態的代理人戰爭過程中，中美雙方都接受了它的徒勞，並認為外交是更好的選擇。
請記住，二戰後與俄羅斯的冷戰，以及當時幾乎所有以間諜和 007 詹姆斯龐德電影的主題，都是關於意識形態的衝突，共產與民主的對抗，而不是基於領土或是經濟利益。
卡特於1979年1月29日訪華，恰逢鄧小平上台並實施大規模的戰略性市場經濟改革，這使他被譽為現代中國的建築師。2008北京奧運之後我派駐北京擔任路透社北亞總編輯期間，我經常對國外朋友說，我一點也不像是生活在一個極權主義的共產專政國家，而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鄧小平在這方面算是成功了，隨後對共產主義從中國蔓延的恐懼逐漸消失，西方放鬆到足以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讓台灣站在一旁，因為有更大的地緣政治考量，還有當時更重要的經濟問題需要擔心。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發現自己陷入目前這種荒謬的外交僵局。中國堅稱作為協議的一部分，美國與台灣斷絕了外交關係，雙方更感興趣的是在金錢和經濟方面能帶來什麼好處，於是台灣在世界上的地位變成了：「啊，好吧，相信我們以後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也許當時的共和黨人更關注意識形態而不是經濟，因此對這筆美中協議感到憤怒，1979年4月，美國立法通過了《台灣關係法》，這些條文不僅賦予台灣與美國承認的任何其他國家幾乎相同的地位，還保證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政府。
一個名為「美國在台協會」的非官方代表處，取代美國駐台灣大使館，繼續為美國在當地的利益服務。四十多年過去了，情況幾乎沒有改變，但是這個情況的設計者，目前已接近生命的盡頭。
習近平上台後一切都變了
幾十年來這一歷史背景似乎沒有太大變化，我看來唯一發生變化的是中國政府。
我在北京當記者時，經常因為我們寫的新聞受到中國外交部的責難，對外國記者的攻擊和不友善，是一直存在的。我在習近平上台不久前離開中國，很明顯他的政權對外國記者的容忍度比前任者更低，而且政府在廣泛的外交領域中，比以前更加好戰。
這就是台灣的問題。一方面，美國是一個強大的盟友，受法律約束必須提供幫助，這一點沒有改變。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有一個更激進、更民族主義的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最近在1979年台灣法案中增加了其他議題，可以在這個美國政府網站上查看。（需要向下滑才能找到2022年所做的補充）
這個最新法案基本上旨在促進台灣安全，確保地區穩定，並阻止中國對台灣的侵略，表明要嚴厲制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採取的敵對行動。《2022年台灣政策法》還制定了加強台灣的防禦能力的措施，為安全援助提供資金，更重要的是指名台灣是美國「主要的非北約盟友」。
作為一個「主要的非北約盟友」，如果遭受到鄰國入侵，台灣很可能會像烏克蘭一樣得到幫助。 在這裡我刻意使用鄰國而非「超級大國」，因為在烏克蘭的失敗，俄羅斯已經證明它不是。現實與認為是不同的，認為中國是「超級大國」的看法，在現實中也可能是錯誤。
於是我們這些生活在台灣，並享受著陽光燦爛溫暖日子的人，不禁要想像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但是對於可以投票的人來說，如何決定應該是很清楚的。
烏克蘭戰爭讓舉世關切台灣
考慮到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和北約對此的反應，台灣明年初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是一個單一問題的選舉。即使在一些大多數人從未真正聽說過台灣，更不用說弄清楚台灣在哪裡的國家，這個島國已躍居新聞的頭條。
自俄國入侵烏克蘭以來，世界更加了解台灣的困境，從我在國際自由媒體上讀到的內容來看，廣泛的共識是站在台灣一邊。這種能見度使西方能夠更加公開地支持台灣，美國眾議院第52任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去年高調訪問台灣就是最好的證明。
最近台灣外交部長吳釗燮與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造訪美國與美方高層官員閉門會談，則是另一個證明。這是從台灣與美國斷交以來，第一個赴美訪問的外交部長。
目前台灣在全球思維中處於高點，世界對台灣的認識也到達前所未有的境界，外交官普遍認為站在台灣一邊是支持民主反對共產主義，像香港一樣迅速發展成令人絕望的悲慘局面，或許不會發生。
回顧外交動蕩的歷史，以及台灣在過去多年為了抵抗中國霸凌、令人哀傷且孤獨的奮鬥，全因中國戰鬥機入侵領空和所謂的軍事演習威脅台灣邊界，我擔心選民將如何在2024年大選中投票。
2024大選就是台灣告訴世人它與中國什麼關係
台灣的下一次選舉只有一個議題：與中國的關係。
由國民黨執政的政府，無疑將傾向於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這是可想而知的，但隨之而來的後果，所有的選民也都需要了解。
如果這個民主國家投票支持國民黨，我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包括台灣最大盟友國，可能會這麼看待：「台灣以民主選舉決定了執政黨，要和中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或許他們不需要我們的幫助和支持，看起來中國來接管他們，似乎也是OK的。」
當然國際關係還有其他因素，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在美國太平洋防線中的軍事戰略地位，但如果民眾在完全民主的選舉中，表面上投票支持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國際間的外交官們或許會減少推動台灣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努力，並將這種視為失敗而放棄。
畢竟他們可能會說：「台灣以民主方式投票做出決定，那就這樣吧！」
作者在路透社工作超過三十年，從歐洲總部外派亞洲後就不再離開，曾任亞洲金融總編，南太平洋總編，南亞總編，北亞總編。退休後的台灣女婿目前旅居八里左岸，對台灣民主充滿興趣，希望能夠提供旁觀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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